飾演觀音的左大玢，16歲當主席舞伴，能演86版西游還多虧了毛主席

1963年的一個秋夜，長沙橘子洲頭江風很大，岸邊卻格外熱鬧。毛主席回到家鄉小住，湖南湘劇院臨時加演一場折子戲，后臺燈光昏黃，一群年輕演員正忙著補妝、吊嗓。有人悄聲提醒：“今天主席在臺下。”一個身材瘦小的女演員下意識摸了摸嗓子，心里直跳，這個人便是后來家喻戶曉的“觀音菩薩”——左大玢。

很多觀眾知道她，是通過1986年版電視劇《西游記》里那個莊嚴溫和、幾乎挑不出毛病的觀音形象。卻很少有人清楚，她和毛主席之間維系了十余年的“忘年之交”，而她能站上《西游記》的舞臺，也確實與這段特殊緣分有關。

有意思的是，這位觀眾眼中的“菩薩”，其實出身并不普通，小時候也并非一帆風順。她的命運轉折點，多半發生在新中國成立之后的那些關鍵年份里，從童年的執拗，到少年在舞臺上的綻放，再到中年在屏幕上“封神”，時間一條線拉下來，很清晰。

一、書香與梨園：一個小姑娘的倔勁

1943年，左大玢出生在長沙。那一年中國正處在抗日戰爭后期，局勢緊張，長沙多次成戰場，但左家這個小院子里，卻照樣有書聲，也有戲曲的唱腔。

父親左宗濂出身名門，是左宗棠一支后裔，青年時在湖南大學讀書，后來在河南任縣長，又在程潛、李默庵麾下做秘書，官至少將。這個經歷擺在那里，算得上是標準的書香世家、軍政世家。

母親鄭福秋卻是另一條路。她是上世紀三十年代湘劇界有名的“四大名旦”之一，主攻花旦，臺上眼波流轉，臺下又特別嚴謹。一個屋檐下，一邊是公文電報，一邊是水袖胡琴，小孩耳朵一熏，自然就有了取舍的傾向。

左大玢從懂事起，就跟著母親在戲院里跑。別的小孩看戲圖個熱鬧，她卻喜歡蹲在角落里看演員練功，看老師傅壓腿、翻跟頭，看花臉開嗓。十歲那年，她跟母親去湘劇院辦事，正好碰到木楠園（當時的湘劇科班）招生，小院里一群孩子穿著練功服，吊嗓、踢腿、下腰，汗珠順著下巴往下滴。

那一幕，對小女孩刺激很大。她站在門口看了半天，回家的路上憋了很久，才冒出一句話：“我也想進木楠園，將來唱湘劇。”

母親聽完，第一反應不是高興，而是搖頭。她太清楚這一行的辛苦：半夜起、冬天練、夏天跑，外面的人還不一定看得起，一句“戲子”，能讓人心里很不是滋味。她更希望女兒讀書、畢業、找個安穩工作，不要再走自己的老路。

不過，左大玢這個孩子有點倔。她很認真地跟母親說，唱戲吃苦不怕，只要能站在舞臺上就值。母親拗不過她，只好定了個“門檻”：“那就去考。如果真考得上，娘就不攔你，還要幫你。”

1954年夏天，年僅十歲的左大玢一個人去了木楠園。考核組有十來位湘劇名家，母親刻意沒有參加，免得被人說偏袒。小姑娘唱、念、做、打一套下來，嗓子雖不算洪亮，但節奏感好、眼神靈，身段干凈，幾位老師相互看了看，都點頭。

她順利入學，真正開始了“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的日子。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壓腿、下腰、劈叉，練完身段再練嗓子。老師指出的毛病，她一句都不敢漏記。但問題也慢慢顯露出來：嗓音偏細，音域窄，按照行當的要求，說得嚴重點，是先天條件不夠理想。

有一次老師把她叫過去，話說得很直：“小左，你條件不算好，將來要吃大虧的，考慮要不要改行？”這在一般孩子心里，可能就是句判決書了。

左大玢愣了一會，紅著眼睛說：“再給一次機會吧，我可以多練嗓子。”她回去以后，幾乎逮著空就練，拉長音、吊高調，一遍遍沖，嗓子練到嘶啞，喝水都疼。過了段時間，老師再讓她試唱，雖然聲音還談不上渾厚，但已打開不少，音域也寬了，終于被留下來。

這一段聽上去只是一個小姑娘的倔勁，可不得不說，如果沒有那幾年木楠園苦練打下的基礎，后面她在中南海的亮相，在湘劇舞臺上的冒頭，都無從談起。

1956年，13歲的左大玢隨劇團，第一次去北京中南海演出。那一次，她人到了，卻沒有輪到登臺，只能躲在后臺的門簾后面，從縫隙里遠遠看著臺下的領袖們，其中自然包括毛主席。她后來回憶，那一眼時間不長，卻記得對方身姿高大，坐在中間，氣度沉穩，那種“遙遠”感很強，壓根想不到幾年后會成日常談笑的對象。

二、從臺前到舞會：毛主席眼中的“小娃娃”

真正的交集發生在1958年。那一年，左大玢已經從木楠園畢業，在湖南湘劇院正式演出一年多，成了小有名氣的新生代演員。恰逢毛主席回到湖南，安排在長沙視察工作，省里自然要組織一臺像樣的文藝演出，湘劇院被點了名。

那天演出結束后，毛主席點名讓幾個演員上前說話，其中就有左大玢。他看著這個小演員，笑著問：“年紀不大，唱得有板有眼，是下了苦功吧？師傅是誰？”左大玢一聽，立刻挺直了腰板：“湘劇大師彭俐儂是我師傅。”毛主席哈哈一笑：“師傅好，學生也好，以后有出息。”

這一番話，讓這個十幾歲的姑娘心里熱了很久。毛主席的記人本就厲害，更何況西裝戲服、燈光舞臺，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次年，兩人的緣分又到了新的階段。

1959年，新中國成立十周年，全國上下都在忙慶典，各地也都有慶祝活動。16歲的左大玢，已經是湖南湘劇院的青年臺柱之一。這年，劇院接到通知，要去省交際處演出《生死牌》，觀眾都是重要領導。直到進場前，她才知道毛主席也在席間，心里一下子繃得更緊，臺上每一句唱詞、每一個身段，都不敢含糊。

演出結束，有攝影記者到后臺找她。那人是候波，后來拍下大量毛主席生活照的著名攝影師。他笑著說：“主席看你表演很出色，一會兒舞會時，你去給主席當舞伴。”左大玢一聽，頓時又驚又喜。驚的是自己根本沒學過舞蹈，喜的是還能近距離見主席。

候波看她發愣，趕緊找來一位警衛員現教幾個簡單步伐。舞步的難度不高，很快就記住了，可當真正站到主席面前，燈光、樂聲、人群一圍上來，她這小姑娘一下又緊張，腳底像釘在地上，半天邁不出去一步。

毛主席低頭一看，笑著打趣：“你這娃娃，跳舞要動起來，怎么站著不動了，成‘泰山’了？”周圍人都笑了，氣氛一下子緩和下來。左大玢也跟著笑，腳下慢慢跟上節奏，心里的那股緊繃算是松開了。

有意思的是，毛主席一邊跳，一邊隨口和她聊天，問得也很細。“你姓左，不姓右？”“因為我爸爸姓左。”這類輕松的話題連續幾句，等到問到名字時，出現了一個小插曲。毛主席順口把“玢”念成了“fen”，她立刻糾正：“是‘bin’。”毛主席也不惱，反倒笑著說：“回去查查字典，它有兩個讀音。”

這段對話，被許多人后來提起。表面看是一場舞會中的小趣事，實際上，從這時起，毛主席已經把這個聰明伶俐的小演員記在心里。

舞會散后，左大玢注意到主席茶杯里泡的是一縷縷直立的茶芽，好奇地問那是什么茶。毛主席解釋，是洞庭湖君山島的銀針。她看著那杯茶，嘴巴動了動，小聲說：“能嘗一口嗎？”對方很爽快：“當然可以。”這一來一回，在旁人眼中無非小事，卻能看出一種長輩對晚輩的自然親近。

之后幾年，每當毛主席回到湖南，或者在長沙、韶山一帶活動，有時候會點名要看湘劇，也會特別提到“請左大玢來唱幾段”。周圍工作人員慢慢心里有數：這位小演員，在主席心中有點像“半個女兒”。

1963年毛主席再次回湘，住在橘子洲一帶的時候，就專門讓人把正在外地演出的左大玢叫回來。那幾天，臨時排節目，一會兒是傳統折子戲，一會兒是根據現實題材改編的新戲，忙得團團轉。演出間隙，她有時會被叫到主席身邊，說說戲、聊聊家鄉，甚至會扯到字詞典故，氣氛輕松，不似一般上下級關系，更像晚輩和長輩的閑談。

期間有兩件小事，流傳得比較廣。一件是勸煙。毛主席喜好抽煙是眾所周知的，身邊工作人員勸也勸過不少次。那次休息時，他點上煙，左大玢看在眼里，一把就上去把煙奪了下來：“您別抽了，對身體不好。”換成別人，可能早就被提醒注意分寸，但毛主席只是笑笑，說自己“就好這一口，戒不掉”，倒沒怪她。那截被她掐斷的煙，后來被左大玢一直收藏，當成紀念。

另一件是勸吃藥。一次毛主席感冒，醫生開了藥，他卻遲遲不肯吃。身邊人拿他沒法，只好想起這個跟他關系親近的小演員，把她“請”來出主意。左大玢見面先故意咳了幾聲：“您老不吃藥，把病傳給演員可不得了，嗓子壞了，戲就唱不成了。”毛主席聽懂她的意思，笑著擺手：“我就知道你來干什么。行，那就一人一粒，一塊吃。”這才把藥咽下去。

這些細節，在時間線上并不長，卻構成了兩人十余年交往的底色。對毛主席來說，這是他工作之余的一個熟悉面孔；對左大玢來說，這是極為特殊的“長輩”。這樣的關系，也為她后來的人生道路，帶來了不一樣的機會。

三、一盤錄像帶，繞出一條“觀音之路”

1976年，是一個帶著沉重氣息的年份。當天安門廣場的旗幟慢慢降半時，全國人心里都明白發生了什么。那一年，毛主席多次病重住院，在病榻上提出一個心愿：想再看看左大玢唱戲的樣子。

這個請求很快傳到湖南湘劇院。院里領導立刻安排，把劇目確定下來，再調人、調景、調樂隊。和往常不同，此次不是現場演出，而是要錄成影像，送到北京。對技術條件并不發達的當時來說，這可不算簡單。

左大玢得知這個消息，心里五味雜陳。既有感激，也有壓在肩上的責任感。她清楚，這是對方在生命后期提出的要求，不能有絲毫馬虎。那幾天，她反復對著鏡子推敲每個表情，對著錄音機聽自己的唱腔，一遍遍糾正氣口、轉音，只為讓這部分錄影盡量完美。遺憾的是，毛主席身體狀況下滑極快，這份影像究竟看到多少，很難有確切說法。

不過，正是這盤錄像帶，又悄然為她打開一條全新的道路。幾年后，中央電視臺籌備拍攝電視劇《西游記》，導演楊潔在挑選演員時，看到了這段湘劇錄像。

當時的電視劇制作條件有限，《西游記》這樣的大型神話題材更是頭一回嘗試，演員從哪里找、什么氣質才適合，是擺在導演面前的一道難題。觀音菩薩這個角色，在全劇中出場次數不算最多，但地位極為關鍵，形象要莊重、要慈和，還要有一股不動聲色的威嚴。普通的俊俏演員，很難同時兼備這些特質。

楊潔看錄像時，被左大玢的臺風吸引。她的唱腔柔中帶剛，眼神平視時不卑不亢，舉手投足間有戲曲演員特有的節奏感，不是簡單的“漂亮”，而是有氣度、有分寸。楊潔很快想到：如果讓這樣一位湘劇演員來演觀音，會不會更貼近很多人心中那種“莊而不僵”的形象？

于是，劇組聯系到了左大玢，邀請她進組試裝。那時已經是八十年代初，距離她第一次隨團進中南海表演已過去二十多年，國家經歷了相當大的變化，而她本人也從當年的“小娃娃”，變成了經驗豐富的中年演員。

試妝那天，造型師按照傳統佛教造像和戲曲審美，給她梳高髻、戴鳳冠，披白紗，再配上素雅法衣。燈光一打，楊潔站在監視器后，沉默了一會兒，慢慢點頭。這種感覺很微妙，并不是說像什么人，而是眼前人一站在那里，整個人就靜下來，戲曲磨煉出的臺風和神話角色的距離，自然被拉近了。

當年拍攝條件艱苦，外景多、道具簡陋，演員的片酬也遠達不到后來的數字。左大玢卻很清楚，這個機會等于是從戲臺走到千家萬戶電視機前的一次“再登場”。她把戲曲中的手眼身法步融入觀音的動作里，手一抬、一轉，都有板有眼；說話時不急不緩，既有“菩薩”的慈悲，又有“神仙”的威嚴，難怪許多觀眾后來都說，“她一亮相，就覺得觀音該是這個樣子”。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觀眾常說她是“沾了毛主席的光”才得到機會，仔細想想，這話只對了一半。是那盤為毛主席錄制的湘劇影像，引起了楊潔的注意，這是外因；但如果影像里的人功底不扎實、氣質不合適，再大的推薦也沒用。真正讓觀音形象深入人心的，還是她多年苦功沉淀出來的舞臺感和對角色的拿捏。

1986年，《西游記》在中央電視臺首播，當時國內電視機普及率還不高，很多地方是整個村、整個單位湊在一臺機器前看。每當觀音出場，不論是降伏妖怪，還是指點取經人，都成為不少觀眾記憶里最寧靜的片刻。零零后、九零后再往后，很多人直到成年，才知道這位觀音扮演者的名字叫左大玢。

四、從湘劇到熒屏：一個時代的影子

回頭看左大玢這一生，與其說是在講一個演員的成名史，不如說是在看一段時代的折射。她1943年出生在戰火未熄的長沙，從小在書香與梨園之間長大；新中國成立后，湖南地方戲曲得以重新整理、扶持，木楠園這樣的科班給了她系統訓練的機會；五十年代中后期，毛主席回鄉視察，特別重視地方文藝，這才有了她在主席面前一唱成名的機緣。

1956年她初見毛主席時只有13歲，躲在門簾后偷看；1958年在視察演出中被叫上前談話；1959年在省交際處做主席舞伴時年僅16歲。那幾個時間節點，既是她個人記憶里難忘的瞬間，也是那個年代文藝工作者與國家領導人互動的一種真實圖景。

到了六十年代初，她頻繁為毛主席演出、聊天、勸煙、勸吃藥，無形中成了對方放松心情的一抹輕松色彩。可以設想一下，當國家正面對各種復雜局面，全國上下都在加緊建設，這邊一個來自湖南的青年演員，卻能在閑暇時，讓最高領導人聽一出鄉音濃重的湘劇，這種畫面本身就帶著某種象征意義。

再往后，1976年應毛主席“再看一場戲”的愿望錄制影像，結果陰差陽錯，讓她的表演被電視劇導演看到，從而跨界走上熒屏。這條鏈條并不復雜，卻很完整：如果沒有早年的毅力和科班訓練，她進不了湘劇院；沒有湘劇院的演出，她不會在主席面前亮相；沒有那盤珍貴影像，她也很難進入《西游記》劇組。

從這個角度看，說她“受了毛主席的提攜”并不為過，但說她完全依附于某種“特殊關系”就失之偏頗。更接近事實的說法是：時代給了她舞臺，她靠實力把握住了位子。

湘劇出身的演員，走到電視機前塑造觀音形象，這條路看似偶然，實則也有傳統戲曲對人物塑造的深厚影響。戲曲講究“人物一出，神似先行”，要在幾個動作之內，讓觀眾知道你是誰、是什么性格。觀音這個角色，如果沒有戲曲磨出來的手眼身法，很容易演成單一的“好人”，而非有高度的神靈形象。

86版《西游記》播出后，左大玢的名字慢慢被觀眾記住，卻沒有因此刻意“拋頭露面”。她仍然回到自己的戲曲陣地，堅持排戲、教戲。對她來說，觀音只是她藝術生涯中的一個重要角色，而不是全部。舞臺上的湘劇，才是她真正扎根的地方。

從1943到1986，從長沙小巷到中南海舞會，又從地方戲臺到全國熒屏，左大玢的軌跡，與共和國的成長幾乎是同步推進。一個人的命運當然離不開自己的性格和努力，但當她站在不同歷史節點上回望，能看到的，大概是一個又一個清晰的時間標記：1954年考入木楠園，1956年初見毛主席，1958年在視察中得到肯定，1959年在舞會上成為“主席的舞伴”，1963年前后多次為主席演出，1976年為重病中的主席錄制影像，1986年以觀音的形象走入千家萬戶。

這些節點串聯起來，看似是個人經歷，背后卻有一個大背景托著：新中國對文藝的重視、對地方戲曲的保護、對群眾文化生活的關注，以及電視媒介在八十年代帶來的巨大傳播力。左大玢正是站在這個背景下，被一一推向更大舞臺的。

很多人說她“演活了觀音”，也有人覺得她是“從戲臺上走下來的菩薩”。用更平實的話來說，她是一個在時代浪潮中，始終緊緊抓住戲曲這根繩子的人。她的“幸運”，有環境塑造的一面，也有早年在木楠園練嗓練到流淚、練身段練到抽筋的那一份硬底子。

16歲當毛主席的舞伴，幾十年后成為一代觀眾心中的觀音形象，這樣的經歷聽上去好像帶著戲劇性，其實每一步都有跡可循。那一代文藝工作者的道路，大都如此：起步時艱難、成長中坎坷，但只要咬住專業不松手，總會在某個歷史時刻，與更大的舞臺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