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拖美國下水，把戰爭綁上猶太身份，反猶太陰謀論借尸還魂

一場危險的連鎖反應正在發生，而且可能才剛開始。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之后，美國一些官員和評論人士開始暗示，以色列實際上把美國“拖”進了這場沖突。以色列領導人則公開慶祝美國加入這場軍事行動。

要想有效應對當下局勢，必須追問華盛頓與耶路撒冷在決策上究竟協調到什么程度。同樣重要的是厘清：以色列的行動是否影響了這場沖突的走向。在民主制度下，政府決定開戰時，進行這種公開討論是最基本的責任。

但“以色列把美國拉入戰爭”的說法，以及以色列領導人對聯合行動的慶祝，也為一種熟悉的連鎖反應創造了條件。

圍繞以色列對美國政策影響的討論，起初可能是地緣政治分析。可一旦惡意行動者加入，討論的重心與效果就可能迅速變形：美國決策者在戰爭中的決策角色和主導性被淡化，“猶太人”反而成了戰爭與暴力的隱含始作俑者。

歷史早已顯示，這條邏輯會通往何處。“猶太人操縱強國政府，為自身利益推動戰爭”的觀念，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是反猶太主義陰謀論的燃料。

本周出現的一個例子來自喬·肯特，他曾任美國國家反恐中心主任。肯特辭職時寫信聲稱，美國之所以開戰，“是因為以色列及其強大的美國游說團體施壓”。

有記錄顯示，肯特與一些反猶太主義的白人至上主義人物存在關聯。他在信中還拋出夸張的陰謀論式說法，渲染以色列的全球影響力。

其中包括指稱以色列既要為伊拉克戰爭負責，也要為敘利亞內戰負責。辭職后，肯特又登上塔克·卡爾森的節目，暗示以色列可能刺殺了查理·柯克，以此為開戰“鋪路”。

自與伊朗的戰爭開始以來，這類觀點在網絡上迅速擴散，同時反猶太主義言論也整體升溫。

一些帖子與評論人士把戰爭歸咎于“猶太人整體”，而不是以色列或美國的領導人。還有人用非人化的語言，把奔向避難所的以色列人稱為“老鼠”。

另一些言論則聲稱“猶太帝國主義”需要非猶太人去為“猶太利益”的戰爭送死，并使用“外邦人”的俚語說法。這些都不是對政策、政府或領導人的批評。這些是對猶太人的攻擊。

承認關于“以色列影響戰爭”的說法很容易喂養反猶太主義陰謀論，并不意味著戰爭不該被批評與反對。美國決定與以色列一道攻擊伊朗，理應接受嚴肅的公眾審視與辯論。

同樣，這場辯論既不能被反猶太主義“投毒”，也不應被對戰爭批評者“武器化”的、不公正的反猶太主義指控所扭曲。這種扭曲，我們并不陌生。過去30個月里，以色列在加沙的戰爭造成數以萬計平民死亡，其中包括兒童。

這不是神話，而是有記錄可查的事實。美國為這場戰爭提供了重要的軍事與外交支持。如今，在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啟動軍事行動之后，關于重大平民傷亡的證據也已不斷累積。

為哀痛、憤怒、批評與抗議保留空間，不只是正當的，更是必要的。當這些反應被以色列領導人和美國猶太人領袖搶先貼上“反猶太主義”的標簽時，并不能保護任何人。說以色列的軍事行動正在殺死兒童，并不構成反猶太主義。

反對美國對這些行動的支持，并不構成反猶太主義主張美國不應升級與伊朗的戰爭，也不構成反猶太主義。真正的反猶太主義卻在推進，其中包括最惡毒的形式：網絡上流傳的駭人圖像，把以色列領導人及其他猶太人描繪成吞食被肢解嬰兒的怪物。

區分“批評政府行為”和“妖魔化猶太人”，至關重要。前者是政治批評，后者則是披著政治外衣的族群仇恨。

反猶太主義者無論如何都會傳播這些觀念，但當政治人物與評論者在無意間加固它們時，也必須被追責。反對反猶太主義，并不要求為以色列政府的每一個行動辯護。反對戰爭，也不需要復活古老仇恨，更不該擁抱肯特這類陰謀論人物。事實上，情況可能恰恰相反。

當以色列領導人把軍事升級框定為“猶太人生存”的同義詞，又當美國官員暗示美軍動武主要是因為以色列施壓時，猶太身份就會以一種更危險的方式與國家暴力糾纏在一起。這會讓世界各地的猶太社群變得更加脆弱。在這樣的時刻，我們既要點名譴責那些以仇恨與陰謀論針對猶太人的人，也要清楚說明哪些并不構成這種仇恨。

反對戰爭并不等于反猶太；支持戰爭也不意味著誰就是“猶太權力”的代理人。只有做到這一點，才能守住關于戰爭、其成因與后果的公共討論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