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幾人同住一個屋檐下，年輕人為啥想住“共居社區”？

來源：滾動播報

（來源：上觀新聞）

“哈嘍，你回來了。”穿梭在通往客廳的狹窄走廊上，大力一路上跟好幾個室友打了招呼。

大力是Dweller（棲居者）青年共居社區的創始人之一，一位數字游民，工作時間和地點靈活，輾轉于杭州、麗水、上海、大理、清邁等地。2024年，他在上海長寧創辦dweller，試圖改變當代都市青年獨居或合租的生活狀態，構建一個基于趣緣的新“熟人社區”。

大力與從事建筑業的合伙人一起租下一整層樓四套公寓，重新設計居住空間，并改造出面積更大的客廳和自習室等公用空間，組織各類活動、分享和沙龍，鼓勵棲居者重新回歸日常與附近，面對面建立真實的人與人之間的鏈接。

投入運營后，該社區幾乎一直處于滿房狀態。單人間面積15平米左右，月租金為4000多元，雙人間為2000多元/月。租約最短可簽1個月，而租戶平均居住時長為6-7個月，也有人從社區開放一直住到現在。

都說現在的年輕人邊界感強，為什么又渴望共居生活，回到“熟人社區”？帶著疑問，記者走進Dweller。

dweller青年共居社區部分室友合影。受訪者供圖

18個人共同居住的“家”

“哎好久不見，你回來送封老師嗎？”大力有些驚喜地停住腳步，對面的女生小譚是以前住在社區的老朋友。為了迎接新人或送別老人一起聚餐，是這里不成文的規定。封老師是一名程序員，從世界頭部互聯網公司離職后，開始到世界各地旅居。他在這里住了三個月，即將出發去南美洲。

小譚在室友生活群里得知該消息，特意趕回來送封老師離別禮物。她去年底在這住了20多天，也因此認識了封老師等室友，他們在跨年夜一起出去吃飯、看電影。盡管相處時間短暫，這兒卻成為了她心中像“家”一樣的地方。

同住在一個屋檐下，足以成為鏈接所有室友的紐帶。在這占地600平米的共居空間，人數最多時有18人。他們來自天南海北，從事不同的工作，一半是每天到工位打卡的上班族，剩下的有工作時間和地點靈活的瑜伽老師、心理咨詢師、Web3.0（第三代互聯網）從業者，正在實習或求職的大學生……

大多數時間，他們都喜歡待在公區。位于中央超過100平米的活動客廳是他們的常駐點，充滿了生活氣息——墻上貼滿了不同時期室友們的合照和近期活動海報，書架、長桌、高腳吧臺前，人們或坐著獨自看書或辦公，或躺在懶人沙發上聊天，陽臺上種著郁金香、蕨類植物等花花草草，還有一只溫順的寵物狗坐在地上等人撫摸。

共居社區的大客廳。受訪者供圖

在共居社區大客廳讀書和辦公的人。李昂 攝

“這個社區有一定流動性和不確定性，你不知道一個人會在這里住多久，你會對他們充滿好奇，這就是魅力所在。”被稱為“邱老師”的住客笑著說，40歲的她是“這里最老的人”。她在單人間住了一年，“因為我是個I（內向）人，我需要的是處于安全范圍內的社交生活，我想社交時就可以到客廳，和不同住客聊天，不想社交時就退回我的‘殼’。”

大客廳被大力稱為“城市客廳”，除了供室友活動以外，還會舉辦對外開放的各類活動，以創造一種自由的公共對話和討論環境。“社區的核心模式叫‘1+N’，1是具有開放性的城市客廳，加上N個生活實驗室，指的是一個類似家庭結構的基本單位，比如一套四室一廳的公寓。”居住者還能在另一個小客廳聚會，一起看書、玩桌游或用投影儀看電影，此外還有一個自習室。

共居社區客廳墻上貼滿了合影和活動海報。李昂 攝

重新發現“日常”與“附近”

2020年大力在杭州工作時，住進了“706青年空間”。入住后，大力的空閑時間從手機屏幕中被解放出來，用于在客廳和室友聊八卦，一起吃爆米花看電影，飯后出去散步……

到上海工作后，大力繼續申請入住706社群創辦的生活實驗室。而他漸漸發現，共居生活的氛圍會隨著人數增減而變化，當多數室友要加班或出差時，客廳便少有人光顧，其他人的社交欲望也隨之降低。

大力想起了2021年在云南大理旅居的兩個月，他每日穿梭于咖啡館、民宿和酒吧，與背景各異的人們交談。他發現，人們圍繞著古城和村落，形成了一個基于趣緣的小鎮熟人社區，他們在步行可及范圍內自發地組織和參與不同興趣愛好和議題的討論，從陌生人成為密友。

“我們能否在上海‘再造大理’，復現大理的熟人社區環境？”抱著這樣的想法，大力進行了一場dweller原型實驗。共住4-5人的“生活實驗室”是構成社區的初級單位，而他要做的是“連點成線”，將4個公寓、20位室友匯聚在1公里內。地理距離變短，人口基數增大，社交生活自然涌現了。他們的社交范圍不再局限于一室一廳，而是擴展到附近鄰居與街道。

如果將這些房間真正聯通，讓所有人住在一個屋檐下呢？基于生活實驗室2.0的成功經驗，大力與朋友提出了dweller青年共居社區的新設想，并租下了一層樓的公寓進行改造設計，在投入運營1個月內，5個單人間便被租滿。他們迅速進行擴充，租下隔壁幾套公寓一起打通，形成了今天的共居社區。

共居社區入口處放著dweller的概念設計圖。李昂 攝

人人都是“村長”

Dweller采取申請制，潛在入住者需要接受“面試”篩選。“兩個人可以成為朋友，但不一定能成為一起生活的室友。”周帥是共居社區的運營者，他說室友們可能因為不沖馬桶、沒人倒垃圾、用完杯子不洗等瑣碎小事發生矛盾。

因此，社區創立之初，周帥和大力制定了基本規則。而室友之間的共識建立起來后，公共空間治理權被交還到每個人手中。周帥說，他不是“公寓管理者”，不負責為大家添置家具或補充衛生紙、洗衣液等日用品，而是直接每個月給每人發100元，在周日早午餐會上由大家投票決議開支用處。

“我們就像一個自治的小村莊，所以后來有人提出輪值‘村長’。”周帥說，村長任職兩三周到一個月期間，負責發現并提出目前共居社區中存在的問題，主持議題討論。

做飯、洗碗、洗衣服、打掃衛生、倒垃圾等家務事，在共居生活中容易變成“隱形勞動”，被自動分配給那些愿意做事的人，而他們卻很少收獲認可。為此，周帥提出“小紅花”機制，每做一件家務事，便能得到一朵小紅花。為了量化這一榮譽體系，精通AI的室友搭建了一個網站，用于發布公共任務和送小紅花。“一是讓做事的人得到正反饋，二是將家務活游戲化。”他說，目前三朵小紅花可以兌換一顆荷包蛋，之后還會繼續完善兌換機制。

共居社區小客廳墻上貼著的公共任務。李昂 攝

此外，對外開放報名的各類活動也是構成共居社區公共生活的重要部分。大力說，去年一年社區舉辦了200多場活動，幾乎每周都有好幾場，規模在10-50人不等。以近期活動為例，既有室友分享自己旅居24個國家的人生故事，也有“重拾城市公地”的系列沙龍，還有教大家做包子餃子等接地氣的日常活動。

周帥喜歡做飯，因此經常提出主辦相關活動，他記得有一次活動上，有六七位廚師經朋友介紹來參加。在擁擠的小廚房里，周帥與素不相識的人“接力”做拿手菜。“一起吃過一兩次飯就熟悉了，感覺人與人重新被鏈接起來了。”

還有一次，正巧有來自各個國家的人借住在這里，吃飯時他們夾雜著中文和英語，聊自己的創業經歷。“有一種大家從天南海北匯聚到這里的感覺，好像世界就在我面前展開。”

經過一年多的探索實踐，如今，dweller青年共居社區已經實現了一定程度上的穩定運轉。

“Dweller是個垂直生長的村莊，我們最終目標是達到150人的規模。”大力說，未來他考慮租下一棟樓內的其它公寓，設計成共享工位、活動室、社區食堂、咖啡館等公共空間。“租金有一定溢價，用來覆蓋商業化設計與社區運營的人力成本。”共居社區人口達到一定規模后，便可形成集聚效應，與附近街道的大社區展開良性互動，共同構建一個熟人社區的良好生態。

dweller共居社區的大客廳。受訪者供圖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大力、周帥為化名。）

原標題：《十幾人同住一個屋檐下，年輕人為啥想住“共居社區”？》

欄目主編：周楠

來源：作者：解放日報 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