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君柱：與浙江心血管介入醫學共同成長的歲月 | 心血管醫學博物館·老專家口述歷史

心血管醫學博物館·老專家口述歷史

“心血管醫學博物館·老專家口述歷史”是由蘇州工業園區東方華夏心血管健康研究院、心血管醫學博物館精心打造的特別欄目，心血管醫學博物館位于蘇州金雞湖畔，本欄目誠邀百位心血管領域資深老專家進行歷史口述采訪，以完整稿件形式發表出版，讓這些珍貴的歷史見證和醫學智慧得以廣泛傳播，為行業發展提供寶貴參考。

本文根據既往資料和采訪內容整理而成

全文共約 9200 字，閱讀約需要20分鐘

編者按：2026年3月，我們在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再次見到了陳君柱教授。這已經是我們與陳教授的第二次見面，第一次，是在去年的CTOCC二十周年學術會議上，他以CTOCC首屆成員的身份出席。

再次相見，陳教授的精神面貌依然令人印象深刻——如果不是事先知道，很難將眼前這位步履輕快、談吐清晰的學者與83歲的年齡聯系在一起。如今的他依舊保持著忙碌的工作節奏：每周堅持出三天門診，參與科室的病例討論與疑難會診。

作為我國心血管介入領域的重要見證者與推動者之一，陳君柱教授的職業生涯跨越了中國現代心血管醫學發展的多個關鍵階段。從知青下鄉做全科醫生，到阜外醫院進修，再到在浙江省率先開展多項心血管介入技術，他的人生軌跡，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心血管介入醫學發展的一個縮影。

采訪者：很多人熟悉的是您后來在心血管介入領域的成就，如果回頭看，少年時期的成長經歷，對您后來選擇醫學有沒有產生過一些影響？

陳君柱：我是1943年出生在浙江諸暨。家里條件比較普通，父母都是做體力苦活兒的，生活比較艱苦。后來大概六七歲的時候到了杭州讀書，小學是在一所私人辦的小學里讀的，校舍比較簡陋。那個年代條件都很有限，但大家讀書都很認真。

我是從中學開始，對醫學慢慢產生了一點興趣。當時不像現在信息這么發達，我們接觸知識的渠道很少，主要就是報紙。有時候報紙上會刊登一些醫學衛生方面的文章，比如講怎樣預防疾病、介紹人體的一些基本知識，我看了以后就覺得很有意思，也慢慢對醫學產生了興趣。

后來這種興趣就越來越明確，高中畢業也就決定要去學醫。

那時候能考上大學非常不容易的，我是在1962年考入浙江醫科大學1的。正好是國家經歷了三年困難時期之后不久，大學高等教育的招生規模收得比較緊的。我記得很清楚，我們上一屆大概招了五百多人，而到我們這一屆，大概只招了兩百多人左右。當時有一句話叫“寧缺毋濫”，意思是說招生寧可少一點，也要保證質量。

采訪者：大學畢業以后，您是直接來到浙醫一院工作的嗎？

陳君柱：不是的，我大學畢業以后，并不是馬上就到浙醫一院2工作，中間其實有一段比較長的基層工作經歷。

我是1967年從浙江醫科大學畢業的，那時候毛主席提出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3”的號召，我們這幾屆畢業生大多被分配到基層工作，我被分配到了浙江省臺州地區三門縣的一個衛生院。

那個衛生院規模很小，大概只有七八個人，一個內科醫生、一個婦產科醫生，一個護士、中藥房有兩三個人等。條件也比較簡陋，那時候在農村做醫生，其實就是什么病都要看，可以說就是全科醫生。小兒科、內科、感染、寄生蟲病4等都要處理，尤其是寄生蟲病當時很常見，有時候還要到村里出診。

和現在不同的是，當時農村很多病人經濟條件不好，看病常常拿不出錢來。盡管藥費并不貴，但他們還是會用一些東西來抵，比如拿雞蛋來換藥費。我記得很清楚，當時雞蛋大概六毛多錢一斤，有的病人拿幾個雞蛋來，說“醫生，我沒錢，就拿這個給你”。

這種情況在當時其實挺常見的。

哦，還有不一樣的。當時可用的藥品也不多，有些中草藥需要自己去找，所以我們還要上山采草藥。什么這個花、那個草，一些常用的草藥，我們都需要認識，采回來再給病人用。

我在這個衛生院工作了大概六年，從1968年一直到1974年。后來有機會到浙醫二院5進修了一年。再之后，因為建設寧波港，當時成立了一個臨時的職工醫院，我又被調到那里工作了一段時間。

一直到1978年改革開放初期，情況開始發生變化，我才調回到杭州，來到浙大一院工作至今，現在回頭看，那段經歷雖然條件艱苦，但對我后來做醫生其實是很重要的鍛煉。

采訪者：您剛來到浙醫一院的時候，心內科其實還沒有獨立。當時做心臟病的醫生，是一種怎樣的工作模式？

陳君柱：你說的沒錯，我們醫院“心內科”是在1991年才正式獨立出來，早期就是大內科模式，幾個醫護人員組成一些疾病分組。當時的老樓一共三層，一樓是傳染科，二樓三樓就是內外科，我們醫院傳染科的水平在全國層面都是這個（陳教授豎起了大拇指）。

圖1 1996年傳染內科、內科、外科大樓

在大內科里面按專業方向分成幾個小組，比如有心血管組、消化組、血液組、內分泌組等等。我剛來的時候，心血管這一塊人數也不多，大概十來個人，當時的一些老前輩，比如金干主任、黃元偉6教授、陳恭森教授，他們都是這一領域的重要帶頭人。

年輕醫生就跟著這些老師一起工作、學習，不過當時沒有那么多專門的設備，也沒有像現在這么細的亞專業，所以醫生要做的事情很多。我們既要管病房，也要做門診，還要做一些基本檢查的判斷，比如心電圖分析、X光片判斷等等。當時的診斷手段其實比較有限，更多是靠醫生的臨床經驗和基礎知識。

采訪者：后來您有機會到阜外醫院7進修。這個機會當時是怎么來的？聽說這個名額其實來得并不容易。

陳君柱：這個事情說起來，其實還有點不好意思。前面說過，因為我在來到浙醫一院之前，一直是在基層衛生院和職工醫院工作，那些地方條件很有限，像現在很常見的心電圖設備當時都沒有。所以我剛回到浙醫一院的時候，很多東西其實是跟不上的，連心電圖都看得不是很熟練。

有一次金干主任找我，他問我：“你想不想去阜外醫院進修？

阜外醫院當時是全國心血管領域水平最高的醫院之一，我當然很想去。

但問題是，當時的進修名額很少。那一年阜外醫院的進修考試，全國各地競爭都很激烈。我們浙江這邊浙一、浙二各只有一個名額，而且參加考試的人選基本上已經定下來了。

金干主任當時對我說了一句話，我一直記得很清楚。他說：“如果你真的想去，我可以再去幫你爭取一個考試的名額。但是能不能被錄取，要看你自己的考試成績。”

后來他真的去幫我爭取到了一個額外的考試機會，通知我準備考試。那是一個冬天，冷的要死。考什么呢？不知道，參考書也沒有，就只能看各種心臟病學的書籍，最后我考了第二名，按照成績被擇優錄取了。

采訪者：80年代國內心血管技術還處在起步階段，當時您在阜外醫院看到的醫療水平和工作氛圍，大概是什么樣的？

陳君柱：在阜外進修，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次機會，也可以說是一個轉折點。

1981年我來到阜外醫院，剛到那里的時候，對我來說最大的感受就是——專業分得比較細，而且基礎非常扎實。比如他們已經有比較明確的分科，像冠心病、高血壓、心肌病、肺心病等都有專門的病區，每個病區都有自己的研究重點。我們那時候在地方醫院還沒有這樣的分工。

我記得很清楚幾個分區的老師，冠心病分區是陳在嘉8老師負責，高血壓是劉力生9老師，肺心病是程顯聲10老師，心電生理是陳新11和孫瑞龍12老師教授，他們在國內心血管領域都非常有影響力。

另外一個印象很深的，就是他們對臨床基本功要求非常嚴格。查房的時候，老師會從病史、體征、心電圖、病理生理這些方面一點一點分析。那時候診斷手段不像現在這么多，很多判斷主要靠醫生的臨床思維。

陶壽淇13老師的查房我印象深刻，他話不多，但只要他和藹的說一句“這份病歷誰寫的啊？”哈哈，大家就都知道，這份病歷肯定是哪里有問題了。其實也是在提醒大家，寫病歷一定要嚴謹。

圖2 陶壽淇（前排右一）教授查房，高潤霖院士（前排左一），蔡如升教授（前排左二），陳在嘉教授（二排左一），孫瑞龍教授（二排左二）

在技術層面，當時阜外已經開展了一些在國內比較先進的技術，比如右心導管檢查、心臟電生理、冠狀動脈造影、單腔起搏器植入等。這些在當時已經算是比較前沿的技術了。不過盡管如此，像起搏器植入，有時候一臺手術仍要做五個小時左右。

那一年我就沒有舍得回家，不是不想回，而是覺得這個學習機會太寶貴了，如果回去幾次，學習時間就少了。那時候，我白天要完成正常的工作，晚上經常跑到各個病區去看病歷、看手術、學習導管室的操作。有時候查房結束以后，我還會去別的病區聽他們討論病例。

可以說是盡量多看、多學、多問。

不夸張的說，在阜外進修的那一年我追回了至少5-10年的時間。

采訪者：從阜外學習回來以后，您開始嘗試在浙醫一院開展一些新的心血管技術。當時設備和經驗都比較有限，最困難的是什么？

陳君柱：從阜外回來后，其實我已經感覺到，心血管介入技術將來一定會越來越重要。所以回到浙醫一院以后，我就一直在考慮，怎么把這些技術逐步開展起來。

但說實話，當時最大的困難其實是設備條件非常有限，最初沒有影像技術支持的時候，我們只能分析心電圖，有時對著心電圖可以討論一兩個小時，從病理解剖、生理機制到診斷鑒別，都要講清楚。

現在做介入手術，大家都在DSA導管室里完成，影像非常清楚，但當時我們醫院還沒有這些設備。最開始的時候，我們甚至是用胃腸機來做起搏器植入。影像很模糊，電極的位置都不太容易看清楚，醫生在臺上站很久，還要不斷去適應光線變化，可以說是非常辛苦。

圖3 陳君柱教授在儀器前

采訪者：浙江省最早的一些心血管介入技術，都是在那個階段逐漸開展起來的。從嘗試到逐漸成熟，這個過程是怎樣一步一步走過來的？

陳君柱：剛才其實也說到了，設備問題還是非常重要的，我們醫院是1985年引進了第一臺DSA血管造影機，同樣也是浙江省第一臺，這個設備對我們來說非常關鍵。

有了這個設備以后，我們才真正開始嘗試冠狀動脈造影。當時我和方強醫生一起，做了浙江省最早的在DSA下的冠狀動脈造影檢查。剛開始做的時候，大家其實都很緊張，因為經驗很少，每一步都要非常小心。

后來我有機會到美國波士頓麻省總醫院學習三個月。在那里看到國外導管室的工作情況，對我觸動很大。回來以后，我們就開始更系統地準備開展介入治療。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我們完成了浙江省第一例冠狀動脈球囊擴張術，那在當時算是一個比較大的突破。

再往后，我們又開始做電生理檢查和消融治療。1991年，全國剛剛開展消融治療室上性心動過速，我同年到阜外心血管醫院觀看美國醫生做室上性心動過速消融術，一例要做七八個小時，并且術后復發率高。那一年，陳新教授來杭州，我們向他請教做電生理的意義。

他跟我說：“怎么沒有意義？過去只是個檢查，現在變成治療手段，可以通過介入手術達到根治的效果。”這話對我啟發極大，我們就努力做相關準備工作，缺設備就聯系北京有關單位借用，同時請專家來指導。1992年，我們在浙江省內首先開展了這項技術，我與張芙榮醫生做了28例患者，獲得了浙江省科學技術進步獎三等獎。我科還在全國率先開展室性早搏消融手術，也獲得了浙江省科學技術進步獎三等獎。因此，個人認為年輕人包括我自己一定要克服困難，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要有排除萬難奮發的精神。

圖4 2008年陳君柱教授作為浙江省心血管病學分會主委組織舉辦錢江國際心血管病學會議

采訪者：早期做一臺介入手術居然需要這么久，那當時的防護條件如何呢？醫生面對射線暴露的情況是怎樣的？

陳君柱：那時候的設備、防護條件都很有限。現在導管室里有完善的鉛衣、鉛屏、各種防護裝置，從頭到腳，影像也很清楚。但在早期，我們的鉛衣就一個“背心”，有時候影像不夠清晰，還要不斷調整角度去看血管位置，所以醫生基本上要一直站在X線下面操作。

而且當時也不在乎這個，不會有太多顧慮。因為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把技術開展起來，把病人救下來。

采訪者：您上面有提到曾前往美國波士頓麻省總醫院學習，第一次走進國外導管室，當時給您留下了哪些印象？

陳君柱：那是1986年，在HOPE基金會的資助下，我們醫院派了幾個人一起去美國波士頓麻省總醫院（MGH）參觀學習。一起去的還有外科、麻醉科的醫生。

圖5 陳君柱教授在美國進修期間的胸卡

第一次到國外醫院，最大的感受就是當時他們的醫療體系和工作方式和我們很不一樣。

首先是分工非常細，比如一臺心臟手術或者介入操作，誰負責穿刺、誰負責導管操作、誰負責影像判斷，都很明確。每個人都把自己的那一部分做到非常熟練，所以整體效率很高。

當然，當時的設備肯定是遠遠領先于我們的，我們在國內很多時候要想辦法解決器械各種問題，但在那里基本上需要什么器械都有。

但同時我也發現，其實他們的醫生工作也是非常辛苦，很多醫生一天要做很多臺手術。不過他們的工作氛圍倒是非常隨意，上下級關系界限不明顯，彼此關系和諧融洽。

圖6 美國進修期間，陳君柱教授參與查房工作

采訪者：在臨床工作非常繁忙的情況下，您和團隊仍然堅持開展科研。當時最早是從哪些研究方向開始探索的？

陳君柱：那時對科研工作沒有像現在這樣高度的認識，我印象比較深的是，2000年前后我們開始做一些動物實驗。當時的研究生和年輕醫生都很有干勁，比如王興祥、王利宏、曾春來、張芙榮等人。我們在華家池校區的動物房里養豬、養狗，建立心肌梗死的動物模型，然后在導管室里做相關實驗。那時候條件比較簡陋，但大家都很認真，有時候實驗要做到凌晨兩三點甚至三四點。

后來我們又開展了一項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內皮祖細胞治療原發性肺動脈高壓。這項研究需要對患者進行多次右心導管檢查，過程也比較復雜，但大家還是堅持把這項研究做了下來。最后相關成果發表在JACC（美國心臟病學會雜志）上，在當時國內能在這樣的期刊發表論文的團隊并不多，所以對我們來說也是一種鼓勵。

圖7 2007年陳君柱教授團隊發表在JACC上關于肺動脈高壓的文章

采訪者：您曾經擔任過多年的心內科主任，在科室管理上有什么感悟呢？

陳君柱：我是1993年到2006年這期間擔任心內科的主要負責人，我覺得在科室管理上有兩點特別重要：一是人才梯隊建設，二是醫院領導的支持。

一個學科要發展，不能靠一個人，而是要靠一批人。我們當時在開展介入技術的時候，科室里逐漸形成了一批骨干力量，比如方強、朱建華、張芙榮、鄭良榮、陶謙民、胡申江等等。剛開始的時候，其實大家的水平都差不多，雖然我年紀稍微大一點，但我們在工作中基本是平等合作、互相學習。早上進導管室，晚上干完出來，大家都開開心心的。在這個集體里工作，雖然很辛勞，但很快樂。

后來隨著技術的發展，我們也慢慢做了一些分工。陶謙民、鄭良榮主攻電生理起搏介入治療，朱建華、張芙榮主攻冠心病介入治療，包括肥厚性梗阻型心肌病化學消融術、冠狀動脈支架術、冠狀動脈旋磨術和冠狀CTO。我與張芙榮又開展了還開展了先天性心臟病封堵、二尖瓣球囊擴張等介入治療。

在這里，我感謝團隊同事們的辛勤付出，特別要感謝張芙榮副主任，很多最早期的介入手術都是我們兩個人一起完成的，他非常吃苦耐勞，也從不計較個人得失。

第二個很重要的因素是醫院領導的支持。一個科室的發展，如果沒有醫院層面的支持，很多事情是很難做成的。比如2000年醫院購置了第一臺菲利普DSA血管造影機，后來2005年又購置了第二臺。

而且，當時我與院領導提出申請建立由心內科主管的導管室，也得到了批準，并為我們配備了專門的心臟超聲設備和技師。在當時，這樣的管理模式其實是比較新的，這些設備和條件為我們開展介入治療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基礎。

還有，在90年代初開展風濕性心臟病二尖瓣球囊擴張術時，因為出現過一些并發癥，這項技術一度需要暫停。當時黃元偉教授專門向醫院領導溝通，并親自參與指導。后來通過不斷總結經驗，我們逐漸克服了技術困難，幾年內完成了上千例手術，在全國也處于比較領先的位置。

2006年后，在朱建華主任的帶領下，心內科的心臟介入領域變得更加成熟完善，科室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也為現在的持續進步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目前，心內科在郭曉綱主任的帶領下繼續勇攀高峰。他的團隊已經常規開展經皮主動脈瓣置換術等新技術，并在省內率先開展了肥厚梗阻性心肌病的射頻消融治療，病例數居全國第二位。

看到這些變化，我自己也感到很欣慰。因為學科的發展，本來就是一代一代人接著往前走的過程。

圖8 2023年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心內科全體同仁合影，陳君柱教授（一排左十二）

采訪者：這些年CTO介入技術發展非常快，您也是這一領域發展的見證者之一。從您的觀察來看，這項技術經歷了哪些重要變化？

圖9 2005年CTOCC首屆成員合影，陳君柱教授（一排右二）

圖10 2024年CTOCC20周年，首屆成員重聚合影，陳君柱教授（一排右一）

陳君柱：CTO介入技術這些年的發展，是非常快的。從最初的技術探索到現在逐漸成熟，可以說經歷了幾個不同的階段。

最早的時候，CTO介入主要面對的問題其實是“能不能開通”。因為慢性完全閉塞的血管時間很長，病變比較復雜，導絲很難通過，所以成功率并不高。那時候器械也比較有限，技術經驗也少，一臺手術往往要做很長時間。

后來隨著器械、導絲、影像技術的不斷進步，再加上醫生經驗的積累，CTO介入的成功率明顯提高了，而且日本專家團隊在這個領隊我們的幫助很大。現在很多中心已經能夠達到比較高的成功率，這對冠心病患者來說是很大的進步。

不過在我看來，現在CTO技術發展到這個階段，有一個問題需要特別注意，就是不能只追求技術上的成功率，還要更多考慮患者整體的獲益。

我一直提倡極簡式的治療理念，也就是說，在保證安全的前提下，盡量用最簡單、最有效的方法解決核心問題，而不是一味追求復雜操作。有些CTO手術如果做得過于復雜、時間過長，射線暴露和并發癥的風險都會增加。

另外，CTO介入術后并發癥也需要高度重視。有些時候血管雖然開通了，但如果患者出現嚴重并發癥，整體獲益反而會受到影響。所以在決定是否做CTO介入之前，一定要綜合評估患者的情況。我遇到過一個92歲的患者因為術后的并發癥去世，因此對于類似患者手術本身的風險、術后恢復情況、生活質量等，都要一起考慮。

歸根結底，醫學的目標還是讓病人真正獲益。技術只是手段，最終還是要回到患者本身。

圖11 陳君柱教授依舊活躍在各學術會議上

采訪者：現在器械和技術越來越成熟，在臨床診斷和治療中，您覺得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陳君柱：現在的醫生條件比我們當年要好得多，設備先進、技術成熟、學習機會也多，這是很好的事情。但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有一點反而更需要注意，就是臨床思維的全面性。

現在醫學分科越來越細，比如心血管、消化、腎臟、神經，各個專科都很專業。這當然是醫學發展的必然趨勢，但我有時候也會提醒年輕醫生，不能只盯著自己這一小塊領域，還是要有一種“大內科”的思維方式。

比如說現在很多病人因為胸痛來就診，大家很自然就想到冠心病。但實際上，胸痛也可能是消化系統、肺部、甚至肌肉骨骼的問題。如果只從一個專科角度去看，有時候就容易出現誤判。

另外，現在醫生工作壓力很大，很多人很早就進入某一個專業方向，雖然也會有院內輪轉，但總的來說時間短、內容淺，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影響整體診斷能力與醫療質量。

所以我常跟年輕醫生講，技術當然要學好，比如介入技術、影像技術，這些都很重要。但在臨床上，更重要的是診斷思維要全面。醫生面對的是一個整體的人，而不是某一個器官。

圖12 陳君柱教授與邱春光教授合影

采訪者：如果今天有一位年輕醫生正站在人生選擇的路口，您最想告訴他什么？

陳君柱：吃苦，要能吃苦！

醫學這個行業，從來就不是一條輕松的路。無論是學習、臨床工作還是科研，都需要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有時候你要長時間在病房、手術室里工作，還要不斷學習新的知識。沒有一種肯吃苦、肯鉆研的精神，是很難真正把事情做好的。

我常常會舉一些身邊的例子，像我們浙江的王建安、傅國勝，他們都是能吃苦的，從做科室小醫生的時候就是這樣，才把很多事情做起來。

另外我覺得，年輕人在成長過程中也要順應時代的發展。現在醫學技術發展很快，新的設備、新的治療方法不斷出現，要主動去學習、跟上時代的步伐。同時也要把工作、家庭等各方面關系處理好，這樣才能有更多精力投入到醫學事業中。

我相信年輕一代一定會比我們這一代做得更好。

圖13 王建安院士（左二）、郭曉綱教授（右一）、劉先寶教授（左一）看望陳君柱教授

結語

在陳教授的采訪回憶中，他很少強調個人的成績，更多的是當年一起探索的團隊，以及醫院和科室給予的支持。他也一再提到，許多工作的推進離不開領導的信任與支持。“很多事情不是一個人能完成的”，他說。正是這樣的合作與積累，才讓困難重重的嘗試最終成為現實。

圖14 陳君柱教授在“愛浙一生”前留影

回望自己的從醫生涯，他說自己是“幸運”的——幸運地趕上醫學發展的時代，也幸運地能夠參與其中。但在這份幸運背后，是幾十年如一日的學習實踐。正如那句常被提起的話：機遇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83歲的陳君柱教授依然出現在門診和病例討論的現場。時間在流逝，醫學在進步，而一位醫生對醫學的熱愛與責任，卻始終未曾改變。

圖15 館藏A0116號文物：陳君柱教授編著《心肌病》

專家簡介

陳君柱教授

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

陳君柱，1943年8月出生于浙江省諸暨市，心內科專家；教授，主任醫師，博士生導師；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終身教授。1967年畢業于浙江醫科大學。曾任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心內科主任，浙江大學心血管疾病研究所所長，中華醫學會心血管病分會委員，浙江省醫學會心血管病分會第四屆主任委員，是浙江省心血管介入的開拓者。在國內外著名學術刊物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發表論文120余篇。曾多次獲浙江省科學技術進步獎。

注釋

1浙江醫科大學 現浙江大學醫學院，前身是1912年創辦的浙江醫學專門學校。

2浙醫一院 即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1947年由竺可楨教授創建，是浙江大學創建的首家附屬醫院，首任院長是傳染病學專家王季午教授。

3知識青年到農村去 即知青上山下鄉運動，一般指60-80年代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下放到農村工作。

4寄生蟲病 是上世紀非常猖獗的疾病，上世紀我國曾是全球寄生蟲病流行最嚴重的國家之一，曾組織多次寄生蟲疾病的衛生運動，包括50年的的血吸蟲病防治工作等。

5浙醫二院 即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1869年由梅藤更醫生創建，是中國西醫發源地之一。

6黃元偉（1930-2019） 著名心血管病學專家，長期致力于高血壓、冠心病、心力衰竭等疾病的治療和研究，長期擔任浙江省醫學會心血管病分會副主任委員。

7阜外醫院 即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前身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胸科醫院，由吳英愷院士1956年創建。

8陳在嘉（1928-）心內科冠心病學專家，1985年，在全國率先開展了急性心肌梗死冠狀動脈內溶栓治療。

9劉力生（1928-）河北宛平人，國內外知名心血管病內科專家，中國高血壓研究領域的學術帶頭人。

10程顯聲（1933-2026）遼寧大連人，中國肺血管病學科開創者和奠基人，創建了中國第一個肺血管病診治中心，在國內率先開展急性肺栓塞尿激酶溶栓治療的多中心研究。

11陳新（1929-2012）上海人，我國現代心電生理和起搏學科奠基人之一，1994年，陳新教授擔任中華醫學會心電生理與起搏分會首屆委員。

12孫瑞龍（1927-2011）上海人，我國心臟電生理奠基人之一，1965年完成國內首例永久性心臟起搏器植入手術，1973年成功記錄國內首例希氏束電圖，《起搏與心臟》期刊首任主編。

13陶壽淇（1918-2000）浙江紹興人，我國心血管內科學家，曾任中華醫學會心血管病學會主任委員，與董承瑯教授合作主編中國首部《實用心臟病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