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過5旬的陸小曼生活窘迫，陳毅給她安排工作：她算我的半個師母

1956年初夏的一個上午，上海福州路一帶還帶著點潮乎乎的海風味道。美術家協會舉辦的畫展在一棟舊樓里展開，進門的人不算多，卻都看得很細。就在那一次展覽上，一位頭發已經花白的女畫家，引起了時任上海市長陳毅的注意。她的名字，很多人只在舊上海的緋聞和詩集里見過——陸小曼。

那一年，她已經五十多歲，身材略顯臃腫，眼神卻還帶著一點年輕時留下來的神采。畫展會場里，有人低聲議論：“這是徐志摩的夫人。”也有人壓低聲音感慨：“當年多么風光的人物，現在居然連正式工作都沒有。”有意思的是，聽到這話的人里，就包括了陳毅。

距離徐志摩的墜機身亡，已經過去二十五年。一個舊時代早已沉入水底，新的政權在上海站穩了腳跟，城市生活的節奏完全換了樣子，唯有一些人的命運，還在舊傷里打轉。陸小曼就是典型例子。

一、從墜機噩耗到生活失序

回到1931年，11月19日那天的天氣，并沒有什么特別。清華講席教授、詩人徐志摩登上由南京飛往北平的郵政專機，途經山東濟南上空時，飛機不幸撞山，機毀人亡。那一年，他才34歲。

噩耗傳到上海時，陸小曼剛剛過完32歲生日不久。婚后，她和徐志摩的生活本就拮據，丈夫旅居各地講學，稿費也不算穩定，日常支出卻不少。徐志摩驟然離世，家里立刻失去了支柱。精神打擊在前，經濟困境在后，兩股力量一起壓了下來。

早些年，她曾是滬上社交場上的風云人物，衣著華貴，出入舞會、茶會，身邊總不缺追捧者。到了三十年代中期，時局漸緊，出版業、文藝界都不景氣，她和徐志摩留下的積蓄很快消耗殆盡。為了維持生活，只能變賣首飾、典當字畫，后來甚至拿出徐志摩的遺稿、手跡出手，這種選擇，外人難免議論，她自己也清楚是“飲鴆止渴”。

更麻煩的是，她染上鴉片已有多年。原本在舊式上層社交圈中，這種惡習并不稀罕，但丈夫去世后，她對鴉片的依賴日益嚴重。一旦成癮，日常花銷里最沉重的一項，就是煙槍所需的費用。生活愈發拮據，身體也被慢慢拖空，雙重消耗，讓她在上海的老房子里越過越窄。

抗戰爆發后，上海局勢變化頻繁，文藝界人士或南下香港，或西遷內地，能走的都走了。陸小曼卻因為身體和生活狀態，多半蜷縮在租界的一角。對外界來說，那個曾與當紅詩人、學者交往頻繁的“交際花”，仿佛淡出了公眾視線，只留下幾句閑話流傳。

直到四十年代后期，鴉片已被視為嚴重毒害社會的痼疾，相關治理日趨嚴格。1948年前后，在反復折騰、幾度病危之后，她才真正下決心戒掉鴉片。這個過程非常痛苦，戒斷反應一陣一陣襲來，有時她整晚掙扎不睡。有朋友后來回憶，那段時間，她“像換了一個人”，整個人清瘦得幾乎變形，但神志慢慢清醒起來。

二次大戰結束不久，中國政局再次進入天翻地覆的階段。很多舊上海名流在這個過程中被沖得七零八落，或遠走他鄉，或悄然退隱。陸小曼沒有離開，仍留在這座城市里，靠零散的題字、畫稿和舊物變賣勉強維持，生活狀態說好聽一點是“清寒”，直白說就是“窘迫”。

二、上海易幟與陳毅的文化視野

1949年5月，解放軍進入上海，城市易幟。這一次變革，對文化、教育界的影響極其深遠。新政權接管城市時，經濟重建是一塊大石頭，文化、教育卻被擺在了相當靠前的位置。陳毅受命擔任上海市長，很快又兼任文教接管委員會主任，負責整頓、恢復上海的文化教育事業。

那時，上海的高校、出版社、劇團、報社林立，舊制度留下的問題不少，但人才資源極為豐富。如何對待這些文化人，是擺在新政府面前的現實考題。不得不說，陳毅在這方面有自己的判斷。

他本人出身知識分子家庭，早年在法國勤工儉學期間，讀過大量詩歌、政治理論著作。抗戰時期，他在華中、新四軍根據地領導軍事斗爭的同時，還關注著大后方和淪陷區的文化動向，多次指示部屬：“要爭取知識分子來解放區工作。”在他的觀念里，打天下需要戰士，治天下則離不開文化和科技人才。

上海解放不到一個月，6月5日，陳毅主持召開了一個規模不小的文化界座談會。地點在市內一處禮堂，來的人包括茅以升、巴金、梅蘭芳在內，共一百六十多人，涵蓋文學、戲劇、科學、教育等多個領域。會上，他用略帶幽默的語氣說：“我也算半個知識分子，喜歡寫詩，也愛讀詩。”一句話拉近了和在座人士的距離。

那次講話持續了四個多小時，他談到新政府對文化工作的態度，提到知識分子在新社會中的作用，也坦誠地說明今后雙方磨合中可能出現的誤會。一位與會者后來回憶：“他不像傳統意義上的軍政首長，倒像一位熟悉時事的老教師。”陳毅強調，黨和政府歡迎有真才實學的人參與新社會建設，政治信仰可以慢慢溝通，關鍵是立場是否愿意向人民靠攏。

會后，他并沒有停留在“大座談”這個形式上，而是抽空登門拜訪多位文化名流。商務印書館的元老張元濟那時已中風癱瘓在床，行動不便。陳毅帶著隨行醫生前去探望，坐在床邊安慰說：“現在醫療條件會越來越好，老先生還可以繼續整理書稿。”在他的協調下，上海衛生部門為張元濟制定了較為系統的治療方案。過了一段時間，老先生果然恢復了一部分活動能力，重新拿起文稿。

進入五十年代初，國家開始逐步建立新的工資制度。如何給知識分子定待遇，又是一道很現實的題。陳毅在相關會議上明確表態，對于文化、教育、科技等關鍵崗位上的專業人才，尤其是一級教授這類頂尖學者，工資標準可以適當高一些。在實際執行中，上海部分一級教授的待遇甚至略高于當地部分高級干部。這種安排，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中，確實需要眼光和魄力。

值得一提的是，1962年，由于一些政治運動的影響，不少知識分子受到錯誤批評，工作、生活都受到很大沖擊。周恩來和陳毅對此十分憂慮，專門在廣州組織召開科學文化界座談會，試圖扭轉不良傾向。會上，陳毅開門見山：“大家是革命的知識分子，不是什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那個帽子要摘掉。”這句話，道出了當時不少科技、文化工作者的心聲，也體現出他一貫主張“團結知識分子”的態度。

三、“半個師母”的緣分

再回到1956年的那次畫展。

陳毅與夫人張茜到場時，展廳里已經有不少觀眾。他在畫作前一幅幅停步，看到署名“陸小曼”的幾張山水、花卉時，駐足時間明顯更長一些。畫面線條簡潔，卻不單薄，用色不艷，卻有層次。風格既不同于傳統文人畫的疏淡，也區別于學院派的規整，多少帶著一點個人情緒在里面。

他問身邊的工作人員：“這幾幅是誰的？”得到答案后，輕輕“哦”了一聲。對陸小曼其人，他并不陌生。早在二十年代，徐志摩及其朋友的詩文就引起不少討論。陳毅當年在南方、在海外的時候，讀過一些新月派的作品，對于其中過于強調個人情緒、忽略社會現實的傾向，是有批評的。在他眼里，徐志摩屬于“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浪漫有余，與當時的工農群眾生活距離太遠。

然而，政治立場和藝術評價是一回事，人和人之間的具體遭遇又是另一回事。得知陸小曼多年沒有正式工作，生活來源主要依靠零散畫稿時，他顯然動了惻隱之心。有人悄聲問：“首長，您是老相識？”陳毅笑著回了一句：“她也算我的半個師母吧。”這話固然帶著一點玩笑味道，畢竟他并非徐志摩的學生，但其中隱含的意思并不復雜——過去的分歧可以放下，眼前看到的是一位有才華、又身處困頓的老一輩文化人。

當天回去不久，他就提議有關部門考慮為陸小曼安排一份合適的工作。上海文史研究館當時剛剛組建不久，主要匯集一些有學識、有經歷的老先生、老女士，讓他們從事文史資料整理、史料征集等工作。既可以發揮他們的專長，又能給與相對穩定的生活保障。對于一個年過五旬、又有藝術特長的舊派才女來說，這無疑是相對合適的去處。

關于他推薦陸小曼到文史館任職的消息，很快傳出上海，甚至遠到臺灣島內。當時身在臺北的胡適聽聞此事，據同時代人的回憶，他對友人說了一句：“陳毅這個共產黨人，很有人情味。”用詞不算激烈，卻道出一個關鍵——在政治立場尖銳對立的年代，知識分子對“人情味”的感受，往往比空洞的口號更直觀。

四、重新拿起畫筆的晚年

進入文史館工作后，陸小曼的生活節奏逐漸穩定下來。每月有固定津貼，日常起居有人照應，精神上也有一個可以寄托的場所。她開始恢復規律作息，晨起練字，中午前后畫畫，下午參加必要的會議或文史資料整理。那些曾經讓她沉淪的舊習慣，基本都與她告別。

早年，她并非毫無藝術基礎。出身良好家庭，自小接受中西合璧的教育，工筆、素描都學過一些。只是二三十年代，社交生活占據太多時間，繪畫未能系統發展。現在條件反過來了，交往大幅縮減，反而有余裕沉下心來。

在上海，她拜賀天健為師，補了很多技法上的課。賀天健是山水畫名家，講解筆墨時極其嚴格，據說他曾在畫稿旁寫過“再來”兩個字，意思是整張重畫。陸小曼雖然年紀不小，卻還能耐下心，從透視、構圖，一點點琢磨。有時她自嘲：“年輕時只顧愛熱鬧，現在才知道畫畫最清凈。”這種近乎“回爐重造”的學習，在她五十多歲的年紀開始，不得不說需要決心。

1958年，她正式成為上海美術家協會會員，這標志著她在專業圈子內開始獲得承認。那之后幾年的創作量明顯增加，山水、花卉、人物都有涉及，但最見功力的，還是山水。山石皴法介于工寫之間，水氣氤氳，云霧留白處理得很講究，有時一角淡墨便能帶出遠山的氣息。陳年閱畫的老行家評價，她的畫“靈氣尚存”。

1964年，她的四幅山水畫被選送成都參展。從時間上推算，那時她已過六十歲，這個年紀還能有作品入選外地展覽，在女畫家中并不多見。對于外界的評價，她態度很平靜，只在與熟人談起時輕聲說：“沒想到這把年紀還能干點像樣的事情。”這種淡然，或許是經歷過大起大落后自然生出的態度。

值得一提的是，陸小曼在晚年并不只滿足于繪畫。出于對新社會的認同和感念，她利用自己熟悉英文的優勢，翻譯過幾部外國著作，希望能夠供出版社參考。因為題材、計劃等原因，這些譯稿最終并未出版，但從中可以看出，她并非只想安穩領一份工資，而是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做點事情。

有一次，她被通知前往上海市人民委員會大禮堂開會。大廳里燈光明亮，她坐在靠后的位置。會后，陳毅特意走到她身邊，語氣平和地問：“身體怎么樣？工作還習慣嗎？”陸小曼略有些緊張，起身回答。陳毅聽她提到最近創作不多，隨口建議：“找個時間辦個畫展，讓大家看看你的新作品。”一句話不長，卻透露出一種鼓勵意味。

在黨和政府的安排下，陸小曼后來還擔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這個身份既是一種信任，也是一種責任。因為工作認真，表現積極，她被評為“三八紅旗手”。對于曾經沉迷鴉片、備受非議的舊上海名媛來說，這樣的榮譽具有頗強的象征意義——說明在新社會中，只要肯改過、肯貢獻，出身與過去的生活方式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礙。

遺憾的是，身體損耗終究難以完全彌補。長期鴉片濫用留下的暗傷，加之中年以后營養不足，陸小曼的健康狀況一直不算好。進入六十年代中期，她的病情加重，時常需要住院治療。1965年，她因病情惡化在上海去世，享年62歲。

臨終前，她對前來探望的舊友說起這幾年的經歷，用詞非常樸素，卻帶著真誠。她提到自己“無兒無女，是個孤獨老人”，但又反復表示感激政府、感激陳毅，認為沒有當年那次推薦，晚年的生活很可能完全是另一番景象。這番話，不是什么精心修飾的辭藻，只是一個走到人生盡頭的人，對外界援手的樸素回應。

從陸小曼的轉變，可以看到舊式才女在新社會中另一個層面的命運：不是被完全否定，也不是原封不動保留，而是在新的制度、環境中，漸漸找到一個讓自身能力發揮出來的位置。對個體來說，這種安排緩解了生計之憂；對城市和國家而言，多了一位在文化領域能夠貢獻力量的工作人員。

陳毅當年那句“算我的半個師母”，聽來輕松，卻包含了時代的某種意味。舊式文人、浪漫詩人、曾經的“交際花”，以及來自紅軍、新四軍傳統的開國將領，看似屬于完全不同的世界，但在新中國成立后的歷史語境中，卻通過一份工作、一紙任命，難得地交集在一起。正是這種交集，讓很多原本游離于主流政治之外的文化人，有機會在新的制度之下重新展開自己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