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5歲的我參軍，8年后以指揮排長身份入選軍校，后留校

1978年9月，鄭州東郊的一處軍校操場上，晨霧剛散，一隊學員正在隊列中口令整齊，帽檐下全是年輕卻略顯老成的面孔。隊伍里，有人悄聲說了一句：“聽說新來的那個，是從指揮排長直接考上來的，才二十出頭。”旁邊的學員笑著接話：“八成又是一個在部隊里摸爬滾打出來的‘老兵’。”他們不知道，這個被議論的年輕人，八年前進部隊時，褲腿還得高高挽起，腳上都是裂口。

時間往前推回去，故事要從1969年末說起。那時，全國還在特殊時期的尾聲，很多十五六歲的青年離開家鄉、碼頭、工廠、學校，踏進軍營。在那批人當中，有一位剛滿十五歲、個頭單薄的少年，因為年齡偏小、身量又瘦，在當地人武部領發軍裝時鬧出過不大不小的一出笑話：最小號的棉軍裝穿在身上，像掛了個布袋，只能不斷卷褲腿、疊袖口。

那一年，他第一次穿上軍裝，第一次在夜里聽見軍號，第一次意識到，昨天還在樹上掏鳥窩的孩子，一夜之間就被放在了隊列里，肩上壓著軍人的責任。

有意思的是，這個看上去“半大孩子”的新兵，在連隊很快就成了別人眼里“外形單薄、骨頭卻硬”的那類人。

一、少年入伍：疼痛里練出來的“狠勁兒”

剛入伍的那一年，部隊的條件很一般。冬天冷，水井里打上來的水像刀子，喝下去直往肚里鉆。營房里沒有熱水龍頭，也沒有取暖器，連腳都泡不上一次熱水。對于習慣了跟著空軍父親到處轉的孩子來說，環境并不陌生，但輪到自己真刀真槍地適應，還是另一回事。

他的腳是典型的“干腳”，不容易出汗，可一到冬天，腳后跟就開始裂口子。開始只是一點干，一絲疼，接下來就變成一道一道的裂縫。走路時，鞋后跟與地面一磕，痛得他直咬牙。營里沒有潤膚油，也沒有專門的藥膏，戰士們大多就是硬扛，最多用溫一點的水洗洗。

有天晚上，他看見老班長在床邊借著昏黃的燈光縫補軍衣，一針一線密密扎著，忽然就冒出一個主意。回到自己的床鋪，他干脆把鞋襪一脫，拿出針線包，把裂開的腳后跟放到另一條腿上，心一橫，像縫布一樣，從裂口兩邊的老皮一點點往里“趕”。

左一針，右一針，針尖扎進去的時候，腳脖子一麻，鉆心的痛直接往上涌，裂口里滲出一圈細細的血絲。他皺了皺眉，還是咬著牙把兩只腳后跟都“縫”完。穿上襪子，在地上小心走了幾個來回，居然真有點穩當了。他忍不住對身邊的戰友打趣，說：“這手，要是讓衛生員看見，非說是當外科醫生的料。”

沒想到，這件事被老班長看在眼里，又被當成“敢吃苦、想辦法”的典型，在一次新兵連的小會上被連長點名夸獎了一番。不得不說，在那個講究能扛事、少叫苦的年代，這樣的“土辦法”，很容易被視作一種可塑的品質。

也是從那以后，老班長開始格外留意這個十五歲的新兵，主動給營里推薦，讓他進入營部標圖班。標圖班隸屬營部，營長本人就是出身于指揮排，既要懂戰術，又要勤快細致。對于這個新來的小兵，他看了看檔案，又問了幾句訓練情況，就簡單說了一句：“人小點不要緊，只要能吃苦。”

入夏以后，營里訓練強度一上來，問題就慢慢冒出來。那年夏天，他在山溝里行軍、拉練、涉水，有一次在河里來回折騰，回來只覺得腳底奇癢，起初沒有在意，還一邊撓一邊笑話別人“嬌氣”。幾天后，腳趾縫全部破皮，紅腫流膿，走路每一步都像踩在火上，連被窩里不小心蹭到一點都痛得直吸冷氣。

腳氣拖成這樣，又引發了甲溝炎，只能抬到床上，交給衛生員處理。每天換藥的時候，藥棉一按上去，他嘴唇發白，手指扣緊被單，卻愣是沒叫出聲。這段時間，是老班長天天過來盯著換藥、消毒，有時還親自動手幫忙。他嘴上念叨：“小小年紀，受這罪，以后記著，能防就早點防。”

腳上的問題剛剛好轉，另一件事不期而至。有人因為水土不服，得了所謂的“爛襠”。他一開始也在旁邊偷笑，覺得不過是皮膚病，注意衛生就過去了。誰想到沒幾天，輪到自己出問題，而且還更嚴重。

行軍時，兩腿根本并不攏，只能細細往前挪，那種疼法，說出來都讓人發怵。衛生員給藥不夠，藥棉也有限，只能自己想辦法。有戰士半開玩笑地說：“要是有女同志的那種帶子就好了，敷上就不磨了。”大家哈哈一笑，誰也沒當真，因為根本弄不到。

他只能自己動手。買幾塊干凈的小手絹，用鞋帶系住四角，搭在腰間，讓手絹垂在兩腿之間，減少皮膚摩擦。說粗糙點，這就是用最簡單的辦法，在身體和痛苦之間隔了一層布。白天訓練時，這一小塊布讓他緩口氣，走路沒有那么難捱。只是每到解手的時候，取掛、系帶特別麻煩，他也只能苦笑著習慣。

即便如此，每天清晨號音一響，他照樣跟著戰士們排隊出早操，從不在隊伍里落后一步。身體的疼痛反而成了他對自己的一個隱秘要求：既然來了，就得挺過去。

十個月的新兵集訓結束，考核結果揭曉，他在報務員收報、發報兩項基本功上都拿到了第一，在同批新兵中，這已經是一個不小的亮點。一個年紀最小、來時連軍裝都不合身的人，就這樣，在傷口和訓練里，慢慢站穩了腳跟。

二、打山洞的歲月：危險和責任一起壓上來

時間來到1977年，這一年對他來說，是一個新的轉折。那年，部隊抽調兵力前往吉林安圖縣，參加國防施工，在大山深處開挖山洞，建設防御工程。工程地點偏遠，山高林密，晝夜溫差大，條件艱苦，可在當時的背景下，這類國防工程的重要性無需多言。

此時的他，已經不再是當年那個新兵，而是一個帶兵的指揮排長。接到任務后，他比戰士更早出發，先到施工地點參加專門的施工隊長集訓。組織這次集訓的干部開門見山就強調：“掘進可以慢，安全必須在前頭。炸藥打得再快，只要傷了人，就是零分。”

課表排得很密。白天是理論，晚上還要復習和討論。內容集中在雷管、導火索、TNT炸藥的規格、性能和使用方法上。對于一個從通信、標圖崗位轉到國防施工的基層干部來說，這些東西既新鮮，又不能有一點麻痹。

第一次拿到金屬雷管時，他盯著手里七號電池大小的東西，心里其實并不輕松。講解員強調過很多遍：雷管本身就是一個小型爆炸裝置，單個爆炸就能毀掉一只手。如果導火索與雷管連接不當，輕則不爆，重則當場炸裂，后果不堪設想。

訓練中，每個人都要反復練習插接、壓緊、裁剪導火索。手一抖，多壓一點，雷管可能瞬間爆炸；少壓一點，火焰無法傳遞進去，炸藥就成了啞彈。也就是在這樣的反復操作中，他慢慢摸到要領：手要穩，心要靜，動作不能快，也不能拖泥帶水。

集訓結束后，各施工隊正式進場開工。施工安排得極為緊湊，一個工作隊連續作業八小時，就要撤出休整十六小時；夜班之后，再多休八小時，晝夜輪班，山洞里的燈火幾乎不滅。

作為施工隊長，他的壓力不小。安全員負責日常檢查，但真正擔責的，是帶隊的干部。從選點打眼、裝填炸藥，到測量導火索長度、安排起爆順序，每個環節都有一套程序，看似重復，實則容不得一點滑頭。

開工不久，就有人悄悄問他：“這么危險的活兒，要不要把具體操作往下面壓一壓？”他只是搖頭，說了一句：“有些事，不能只讓戰士冒頭。”于是，每當需要連接雷管、裝填炸藥、計算點火時間，他都會和安全員一起進洞，親手過一遍。這既是對技術細節的把關，更是對戰士們的一種交代：危險面前，帶頭的必須站在前面。

炸完一次藥，洞口煙塵還沒散盡，他就帶著人第二次進洞，先檢查頂板、兩側巖石，尋找可能掉落的險石，再用鐵鉤排查有沒有啞炮或者未爆炸藥。確認無誤后，才命令后面的清渣班推車進洞，把碎石一車車往外運。

不得不說，在那樣的環境里，戰士們的形象確實談不上體面。工作棉衣褲長時間在洞里磨擦，蹭得東一塊西一塊發白，膝蓋處破了再縫，縫了再破，只好用繩子在腰間一勒，整個人看上去像一群要飯的小叫花子。可到了作業面，每個人又都神情專注，動作麻利。

長達數月的施工，難度一點點加大。山體結構復雜，有些地方巖質松散，打眼時稍微偏一點，就可能挖出一片空洞，增加塌方風險。安全員不止一次提醒：“隊長，進度可不可以稍微放一放？”他心里也清楚風險，只能一邊調整節奏，一邊堅持程序不能亂。

1978年5月底，整個工程階段性結束。師里召開施工總結表彰大會，幾支隊伍的數據擺在臺上：掘進長度、施工進度、安全事故情況，各項指標一目了然。他帶的施工隊，在全師所有隊伍中，是唯一一個沒有發生人員傷亡的，也是掘進進度位列前列的一支。會上，施工隊被授予“標兵施工隊”稱號，他個人則榮立三等功。

從山洞撤出那天，他站在洞口，看著戰士們背著行李排隊離開。有人一邊走一邊回頭喊：“隊長，以后再干這種活兒，記得還叫上我們。”他揮了揮手，沒有多說，只是心里清楚，這隊人在生死邊上磨過一圈，彼此之間的那點信任，已經跟剛當兵時完全不同。

三、走進軍校：從指揮排長到“全優學員”

1978年下半年，對整個部隊來說，是一個不太一樣的時間節點。那年，軍隊院校全面恢復招生，百余所軍校同時復課，面向全軍選拔學員。對于很多基層干部來說，這是一條難得的上升通道，也是補上系統學習的一次機會。

消息傳到師里，不少排長、連隊骨干都動了心思。報名條件定得很明確：文化程度要過關，年齡要偏年輕些，還要在原部隊立過功。這三條看上去苛刻，實際上就是篩選標準。他因早年就讀過初中，加上在通信、施工崗位上都有實踐，文化基礎不算差；年齡又只有二十三歲，加上剛剛立下三等功，自然進入了推薦名單。

師部組織統一考試和政審，最后確定了一批學員。離開原來的連隊那天，有戰士半開玩笑地對他說：“排長，上了軍校，可別忘了咱這些在山洞里挖過石頭的人。”他笑著回答：“你們要是來考，我在學校給你們帶路。”簡短幾句，既是玩笑，也是實心話。

他被分配到解放軍鄭州高炮學校。這所學校后來先后更名為“解放軍鄭州高炮學院”“解放軍鄭州防空兵指揮學院”，在防空兵系統里名頭不小，培養了大量基層和中級指揮人才。這個學校的特點，很明顯：不是從零開始教人打仗，而是在已有基礎上，拉高一大截。

進入校門就能看出來氣氛不一樣。穿著學員軍裝的人，大都在原部隊表現優異，很多人以前就是骨干。有的當過偵察排長，有的干過炮長，還有不少人已經在營、團里擔任過重要崗位。這樣一群人坐在一間教室里，課堂上的問題自然不會太簡單。

他的專業是高炮指揮。乍一聽這個名字，很多新學員覺得神秘，涉及火力配置、空情判斷、射擊諸元計算等一整套體系，需要兼顧技術、戰術和組織指揮。對他來說，指揮排長的經歷讓許多概念不再陌生，真正讓他犯難的，是背后的數學和物理基礎——那些密密麻麻的公式、彈道計算、風速修正，遠不是初中文化就能輕松吃透的。

課堂上，教員講射擊計算，黑板刷刷寫滿三角函數、彈道曲線。有人看一圈就頭大，他也不例外。一度他只能在筆記本上用最樸素的方法，把教員寫的每一道公式抄下來，再用自己的話拆開，分成幾步，標上“先算這個，再算那個”，像拆零件一樣一點點捋順。

為了把這些算式啃下來，他幾乎養成一個固定習慣：晚自習一結束，別人收拾書本回宿舍，他還留在教室，再推演幾道例題。燈光暗一點，他就把本子搬到窗邊。時間長了，連隊管學習的干部走夜查，幾乎每次都會在自習室里看見他。久而久之，“挑燈夜戰”不再是一句口號，而變成別人提到他時脫口而出的印象。

值得一提的是，高炮學校不僅要求學員掌握技術指揮，還把基層帶兵管理單列出來，專設課程和實踐環節。每到野外綜合演練，學校就會搭建模擬陣地，劃分連、排架構，讓學員輪流擔任連長、營長、參謀等角色。

輪到他上陣的時候，任務通常并不簡單。有一次演練，設定為夜間防空作戰，他臨時擔任一個連的指揮員。空情通報不斷更新，教員故意頻繁變換“敵機”方向和高度，壓縮他的反應時間。他在圖板上快速標圖，分配火力，對接通信口令，嘴里幾乎沒有停過。演練結束，評估小組逐項打分，給出一個評價：“動作簡潔，指揮思路清晰。”

幾輪實踐下來，教員開始發現，這個學員有一個明顯特點：在臨場情況下，不容易亂。有教研室主任專門找他談話，說：“你在部隊待過十八年，將來教書，比那些‘一條道考上來的’學員更有說服力。”

除了教學與指揮相關的課程，學校還特別重視文化體育活動。他在連隊時就愛運動，曾當過武裝泅渡訓練的骨干教練。到了軍校，每逢上體育課，尤其是需要示范難度動作的時候，教員常讓他站到隊伍前面，給大家做分解動作。不管是障礙跑、匍匐前進，還是持槍越野，他都能做出比較標準的示范，這在無形中又加重了他在同學中的號召力。

幾年系統學習下來，他在軍事素養、指揮能力、理論水平上的差距被迅速拉平甚至反超，畢業考核時，各科成績整齊劃一，全優通過，學院授予他“優秀學員”的榮譽。

也正是這一階段，幾個教研室向校領導遞交了同樣的意見：建議將其留校任教。從一名基層指揮排長，到軍校教員，這本身就是一段不算普通的路徑。

四、留校任教與轉業：軍旅十八年沉淀下來的東西

留校任教以后，他的身份悄然發生變化。從學員到教員，最大的不同在于：講臺這一邊，需要把過去那些只可意會的經驗，轉化成可復制、可傳授的知識體系。課前備課，不再只是記住內容，而要琢磨“別人聽不聽得懂、能不能用得上”。

在教案上，他常常會寫下一句簡單的提醒：“講這個例子時，記得說明風險點。”這句話背后，往往對應著他在山洞施工、夜間行軍、寒冬拉練中遇到過的真實場景。對年輕學員而言，這些例子不只是故事，而是未來某一天在前線、在陣地、在施工現場里避免錯誤的參照。

教學之余，他也沒有遠離基層。每次部隊組織大演習、高炮實彈射擊訓練，軍校都會派出教員帶隊參與。他站在實彈射擊陣地，聽著一門門高炮開火，心里清楚，那些課本上的計算公式、標圖符號，一旦少算一個數字，可能就會在空中多一次偏差。在這種場景里，理論與實踐不再是兩條分開的線，而是緊緊絞在一起。

隨著年齡漸長，部隊的節奏、崗位的要求也在變化。后來，他按組織安排辦理了轉業，去了中國石化集團公司安慶分公司。在完全不同的系統里重新適應，對很多退役軍人來說都不算輕松。好在多年軍旅磨出來的習慣——守紀律、講程序、遇事先穩住再想辦法——在企業里同樣派得上用場。

從十五歲穿上那套肥大的軍裝，到在講臺上給一茬又一茬年輕學員講解高炮指揮，再到地方企業的崗位上退居幕后，這一整段歷程橫跨了十八年軍旅生涯和漫長的工作歲月。那些看似細枝末節的經歷——冬天裂開的腳后跟、自制的“手絹帶”、山洞里的炸藥、簡陋的工作棉衣、晚自習里反復推演的公式——像一串串節點，把他的路連在了一起。

如果把這段經歷抽絲剝繭，會發現并不神秘。一名少年在十五歲時被選入部隊，在班長的看護和嚴格的訓練中學會吃苦；又在危險的施工任務中接觸到爆破、施工組織和安全責任；再在軍校系統學習，打磨成為一名既懂理論又有實戰經驗的軍政人才，最后留校任教，把自己走過的路講給后來者聽。

這樣的軌跡，也許并不耀眼，但在那個年代，卻具有很強的代表性。許多同齡人，都是從青澀的新兵一路走到成熟的干部，有人留在了戰位，有人轉業到地方，各自承擔起屬于自己的那部分責任。對他們來說，軍裝穿在身上時是職責，脫下來的那一刻，留下的則是一種在任何環境里都不會輕易丟掉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