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人的“自救”

在過去的一周，歐洲政壇猶如驚雷：

英國魯珀特·洛領導的“復興英國黨”正式獲得選舉委員會批準，成為注冊政黨，黨員人數迅猛增長至超過12萬人；

法國瑪麗娜·勒龐的國民聯盟在地方選舉中一舉拿下64個城市；

德國選擇黨在州選舉中得票率翻倍，創下歷史最佳成績；

斯洛文尼亞右翼社會民主黨在議會選舉中斬獲5%的支持率。

長期以來被“政治正確”敘事壓制的歐洲大陸，正在涌動著一股覺醒浪潮。歐洲民眾對外來移民、邊境安全、文化認同和社會治安的關切，正在沖破全球主義和包容文化的政治枷鎖。

二戰后的歐洲，經濟發展迅速，其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和福利政策可謂是引領全球，歐洲一體化逐漸成為歐洲的主流，應運而生的歐盟成為主導歐洲人政治和經濟的跨國家組織。開放邊境、多元化、綠色環保運動等，這些全球主義思潮被包裝成“進步”與“包容”的政策，實質上卻在悄然侵蝕歐洲人的根本利益和文化根基。

歐洲政客和精英階層高高在上，在“政治正確”的意識形態主導下他們享受著全球化帶來的短期紅利。而普通民眾卻承受著移民潮帶來的社會壓力、犯罪危機和通脹膨脹，以及傳統文化的斷裂。

2016年英國人的脫歐公投，是第一次大規模覺醒的預演，但英國保守主義在戰后洗腦多年的全球主義下也只是曇花一現。就在3月，斯塔默的工黨甚至完成了立法程序，終結了英國延續700多年的政治傳統，正式取消上議院中剩余世襲貴族的自動席位和投票權，斯塔默將英國上層最后的保守主義親手扼殺。

如今，“復興英國黨”的異軍突起，正是英國普通民眾對工黨的失望轉化為實際行動的明證。魯珀特·洛作為保守派政治人物，他以務實姿態組建新黨，成立僅1個月零10天的復興英國黨吸引了超過12萬黨員，這是英國民眾對保守黨與工黨極度失望的集體回應。

唐寧街的的“政治正確”，潮水般的非法移民與國民醫療服務體系的崩潰，歐盟殘留規則對英國農民的掣肘，失控的社會治安等等，已經讓普通的英國人無法忍受。

而“復興英國黨”的核心訴求如嚴格控制邊境、恢復主權、振興本土產業等政策直擊當下的痛點。復興英國黨的快速崛起這不是極右翼民粹的狂熱，而是對現實不滿的集中爆發。也許英國人終于意識到，只有把“英國優先”寫在旗幟上，才能重拾昔日榮光。

而在英吉利海峽另一邊的法國，也在上演同樣的戲碼。

自2011年勒龐領導國民聯盟以來，歐洲主流媒體便將“極右”“排外”“民粹”等妖魔化標簽貼在國民聯盟身上。

2025年3月，馬克龍政府甚至以挪用歐盟公款罪判處她4年監禁，禁止參選公職5年，這直接導致她無法參加2027年法國總統選舉。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就是赤裸裸的政治報復。

但就算被馬克龍政府和主流媒體極力打壓，國民聯盟在本周法國的地方選舉中，贏得64個城市執政權，這意味著從南部地中海沿岸到北部工業區，越來越多的法國市鎮將由主張本土優先的國民聯盟掌舵。

勒龐領導下的國民聯盟政治主張幾乎跟復興英國黨如出一轍，例如停止大規模移民、恢復法國傳統文化、退出歐元區部分機制、打擊伊斯蘭激進主義等等。

在馬克龍的領導下，法國社會長期積累的矛盾已到臨界點：巴黎郊區騷亂頻發，犯罪率居高不下；農民因嚴苛的環保法規而瀕臨破產；綠色能源政策導致能源價格飆升，中產階級不堪重負。馬克龍為贏得大選，不惜與極左翼政黨結盟，讓法國雪上加霜。國民聯盟的勝利，是法國人用選票告訴歐盟：法國不是歐盟全球難民的收容所，也不是再是歐盟官僚機構的附庸。

作為歐盟經濟引擎的德國，魏德爾領導的選擇黨（AfD）在3月22日的萊茵蘭-普法爾茨州議會選舉中，以約20%的得票率位居第三，成為該州第三大黨，創造了AfD在德國西部聯邦州有史以來最好的選舉成績。在這之前，3月8日的巴登-符騰堡州選舉中，AfD也幾乎翻倍至18.8%，位列第三。

選擇黨（AfD）的這一成績的背后，是德國民眾對“默克爾時代遺產”的不滿。2015年的難民危機，德國開放邊境接收數百萬移民，在主流媒體描繪的“人道主義”光環下，卻隱藏著社會撕裂的現實。

外來中東移民人口的暴增，讓漢堡與法蘭克福的街頭暴力頻發，德國政府福利體系面臨崩潰，極端環保能源轉型導致能源價格飆升，德國曾經引以為傲的制造業不得不選擇外流。

魏德爾直言不諱地評判，這些問題根源在于“無限制移民+綠色意識形態”的雙重枷鎖。德國主流政黨推進“氣候政策”與“多元包容”，卻讓普通德國人付出代價：電費全球最高，制造業崗位流失。

本次AfD在州選舉中翻倍得票，說明德國人已逐漸從“政治正確”的敘事中掙脫，嚴控移民、退出激進氣候政策、恢復核電與傳統能源，才是拯救德國的現實路徑。

英﹑法﹑德作為歐洲的心臟，它們意識形態的變革將帶動整個歐洲大陸的右轉浪潮。

近十幾年來，歐盟強推的移民配額、LGBT議程與綠色環保限制，逐漸引發本土反彈。保守派政黨以“回歸常識、家庭價值、基督教文化”為旗幟，精準捕捉了選民對“歐盟”的不滿，它打破了極左翼的長期壟斷，歐盟民眾也逐步看清“歐洲一體化”的代價。

2015年，歐盟開放邊境導致數百萬穆斯林與非洲移民涌入，文化沖突、犯罪激增、社會福利透支已成為歐洲普遍面臨的問題，“多元化”成為歐洲傳統文化斷裂的導火索。

在經濟上，歐盟力推的綠色新政、碳稅、核能禁止等政策，讓歐洲工業競爭力下滑。德國核電站全部拆除，大量制造業關閉或者流失，如化工巨頭巴斯夫關閉本土工廠外遷，法國、英國制造業也面臨同樣的空心化。

在文化上，LGBTQ課程進入各級校園、歷史教科書“原罪化”、基督教傳統文化被邊緣化，政治精英與民眾的脫節，主流媒體、非政府組織、大學、歐盟官員長期壟斷話語權，將質疑者貼上“極右翼”標簽，這些“進步主義價值觀”已讓歐洲人陷入自我閹割的狀態。

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曾被歐洲政治精英嘲笑，而如今歐洲本土版“特朗普主義”正在上演，意大利梅洛尼政府已經打響了第一槍，本周英法德保守的崛起，正是來自歐洲最底層民眾的呼聲。

如果歐洲再不改變，也許會兌現萬斯的預言：英國或許會成為全世界第一個掌握核武器的穆斯林國家。而這，并非危言聳聽。

所以，歐洲的右轉并非歷史倒退，而是文明的自救。不是為了仇恨，而是為了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