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振江：學術人生路漫漫

一、走向夢寐以求的學術殿堂

1937年2月1日，我出生在河南睢縣陳崗村一個世代耕讀之家。這里沒有青山綠水，卻有一望無際的農田、原野和通向遠方的公路和鐵路，其生態環境宜人而富有大平原的渾然清靜之本色。雖然顯得單調，但也算不上偏僻和閉塞。我的童年時代雖在學校讀新書，卻在家中接受傳統家法的說教，不知不覺地接受了“以讀書為高”的舊觀念。我在家父的開導和督促下，尚知刻苦讀書，以自淬礪，漸漸堅定了讀書成才的信心。不幸的是，家父英年早逝，家道中落，加上戰爭連年，社會動蕩，攻讀難以為繼。然而我的慈母、外祖母、兩位姑母和姐姐，力排萬難，含辛茹苦，供養我繼續讀書。1949年8月我考取了遠近聞名的睢縣第一完全小學校的五年級下期插班生。1950年春季，又不負眾望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豫東著名的睢縣中學，并以五年半的時間讀完初中和高中。在中學讀書期間，得到助學金和本家叔父的幫助與訓導，學習成績頗佳。1955年8月，考取南開大學歷史系讀本科，1959年7月畢業留校任教。從此，我開始一步步地走向夢寐以求的學術殿堂，在茫茫學海里泛舟倘佯，在曲折而漫長的人生道路上拼搏。轉眼之間，我在南開大學已經度過了四十四個春秋!

在四十余年的教學與學術研究生涯中，前十多年間從事于中國古代史的教學與研究，后三十余年間從事中國近代史的教學與研究。這是因為“文革”后期，大學復課，工農兵學員入學“上大學，管大學”,當時特別強調要大力加強近代史教學，我奉派負責組織和擔當中國近代史的教學工作，一干就是兩三年。

我曾幾度請求回古代史教研室重操舊業，恩師楊翼驤先生也曾兩次枉駕光臨敝舍，勸我趕快返回自己已有功底的古代史教學崗位上來。但因近代史教學師資缺乏，當軸不允我“復古”的請求，于是只好隨遇而安，努力開辟近代史教學與研究的新門徑。從1971年起，我致力于中國近代史的教學與研究，隨后花費了五六年的時間與華北六院校的幾位同仁聯合撰寫了《中國近代史新編》等專著兼教材，以適應教學的需要。經過十余年的精心探索，我在近代史教學與研究的領域里開辟了“近代社會思潮與文化”和“通商口岸與社會文明轉型”的研究方向，并對義和團運動的研究傾注精力，開設了相關的課程，發表了一些有影響的論文與著作。1985年晉升教授，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1—1995年任歷史系主任、校務委員會委員、校學位委員會委員。這期間還兼任《南開史學》主編十年之久。主要社會學術兼職有：中國義和團研究會會長、天津市歷史學會理事長、天津市高等院校高級職稱評審委員會委員、天津市社會科學研究高級職稱評審委員會委員、中國歷史大辭典編纂委員會編委等。1999年應聘為美國圣地亞哥州立大學客座教授，同年應邀為哈佛大學燕京學社高級訪問學者。曾多次到日本、德國、韓國、加拿大、美國等國參加國際學術會議、講學和合作研究。1986—1990年參加中日學者合作進行的“華北農村社會調查研究”國際合作項目，并在日本出版了《近代中國社會與民眾文化》(合著)等四部著作和調查資料集。先后主持天津市“七五”、“八五”、“九五”和“十五”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重點項目共五項，并參與國家項目和國際合作項目。這點作為雖然微不足道，但在學術人生的道路上披荊斬棘、開拓新領域、研究新問題和創立新觀點的種種努力，確實增強了我的學術功力，豐富了人生。這在下面將要表述的“古史覓蹤”和“近代史發微”的論說中，當是一目了然、進止可觀的。

二、古史覓蹤十年跋涉

我在南開大學歷史系讀本科期間，有幸親受名師鄭天挺、雷海宗、吳廷璆等十位教授授業，受益良多，并引導我對中國古代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促使我走向研習中國古代史的門徑。畢業留校任教后，在楊翼驤教授門下任助教，指導我研習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兼涉中國史學史。那時，歷史系嚴格規定，凡是剛畢業任教的青年教師，必須在老教師指導下系統閱讀基礎課的基本史料，打好基本功，兩年之內不得上講臺授課。恩師翼驤先生治學嚴謹，要求也嚴，但誨人不倦、和藹可親。先生為我制定讀書計劃，指定二十四史中的十三部和《資治通鑒》與《文史通義》等名著為基本史料，并指出精讀和瀏覽的各卷篇目，限兩年之內讀完，并希望我撰寫讀書心得和學術論文。我趁年輕精力充沛之時，發奮攻讀，于兩年之內略得治史之門徑，寫出《論曹魏屯田客的徭役和兵役負擔》等論文和讀書心得。這篇論文在1963年5月《天津日報·學術版》發表后，受到北京和山東等地學者的著文贊賞和商榷，產生一定的積極影響而使我嶄露頭角。

1964年，我有幸進入北京大學進修深造，師從汪篯教授學習隋唐史。汪先生教我從讀陳寅恪大賢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入門徑，讀《唐六典》以奠根基。汪先生釋解精博，指導有方，使我受益良多。特別令我終身難忘的是，有幸多次拜見和問學于翦伯贊、向達諸前輩大師，面聆教益，受益匪淺!諸師博大精深的學問、嚴謹治學與務實求真的科學精神，成為我終身追求的目標和力量的源泉。南開、北大諸前輩的教誨和指導，給我打下了治學的根基。我在南開大學研習魏晉南北朝史的時候，深感這段歷史時期正是佛教擴張運動的高潮期，有著深遠的社會影響，很值得深入研究。于是我不揣冒昧，閱讀了《高僧傳初集》、《佛祖統記》、《弘明集》和《魏書·釋老志》等一些記述佛教活動和高僧的事跡及其理念的著作，開始對佛教運動及其發展以達盛期的歷史狀況略有片斷的了解。后在北大圖書館看到數百部佛經，我很興奮，很想潛心研習一番。可是，眾所周知，佛經以其語言文字艱澀難懂而著稱，甚至就連句逗也難斷定；如果沒有法師或專家指教和訓練，是難以讀懂佛經的經義及其深邃的理念的。然而，在“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里，我沒有條件更不可能去拜謁法師學佛經，只好知難而退，僅對佛教的傳播及其社會影響等淺層次的范圍作些研習罷了。我花了近兩年的工夫寫成《漢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的發展與階級斗爭的關系》一文，著重探討南北朝時期佛教大發展的擴張運動及其對社會政治、經濟生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影響，進而探討在政治文化領域里，佛教上層僧侶集團與南北朝時期各王朝的統治者醞釀“政教聯合”的趨向、佛教教義與儒家《五經》相融合的社會潮流及其政治、文化現象的實質和社會影響。這是一個具有極高研究價值的歷史課題，但在20世紀60年代是很少有人問津的。1965年11月《歷史教學》刊登了我這篇習作的一部分(因全文太長而節錄),我也停止了有關佛教史事的研究，轉而繼續修訂《魏蜀吳三國與少數民族的關系》等文章。

然而，當我正在興致勃勃地研究學術問題的時候，一篇波瀾不驚的爭鳴的短論，卻引來了一場禍端。時值“文化大革命”爆發前夕，“以階級斗爭為綱”和“橫掃一切”的氣氛漸露端倪。可惜我的“政治嗅覺不靈”,把當時報刊上正在爭鳴的“讓步政策”問題，不加思索地一概當作正常的學術論爭，而踴躍參與了這場爭鳴。于是我和恩師王玉哲教授合寫的《如何正確地理解“讓步政策”》,在1965年11月5日的《光明日報》上發表了。我們認為歷史上是存在讓步政策的，大多是在農民戰爭之后出現的，大規模的農民戰爭沉重地打擊了封建統治者，新王朝的統治者為了鞏固其統治，往往采取“輕徭薄賦”和“與民休息”之類的措施以緩和階級矛盾，恢復社會秩序，這種歷史現象是有積極意義的，不宜全然否定。這種觀點得到廣大讀者的贊同和支持。豈料僅僅一個多月的光景，政治風云突變。1965年12月，毛澤東主席在杭州會議期間嚴厲地批判了讓步政策，消息靈通者立即隨聲附和；著文批判讓步政策；不知內情的普通學人依然維護學術尊嚴，著文爭辯。然而，明明是一場政治斗爭的前奏曲，哪能容許“不識時務”的學者以學術對抗政治運動?于是批判讓步政策的言論便一浪高過一浪。數月后，所謂“文化大革命”爆發，其來勢之兇猛、打擊面之廣泛，是難以想象的，就連這篇短小的學術論文也遭到了“橫掃”!指斥我們宣揚修正主義的“讓步論”而為封建統治者的亡靈揚幡招魂。好心的頂頭上司出于對我的關愛和保護，嚴厲批評我“只顧低頭拉車，不知抬頭看路，結果迷失了政治方向”。但又同情我年輕，涉世不深，遂令我“認真檢討以求‘自新’”,并特意安排我在全校“批判海瑞罷官”的大會上發言，重點批判《海瑞罷官》,附帶自我批判“受封資修的毒害太深，而幾乎滑向修正主義的邊緣”。這是我第一次經歷的“陰謀政治”的驚濤駭浪的“洗禮”,雖然心里不服氣，但不得不依樣畫葫蘆，違心地發表了一通自我批判，才得以“蒙混過了關”。事后數年笑談往昔，方悟所謂“文化大革命”,真乃自毀長城、扼殺人性和政治殘殺的代名詞，可悲、可鄙!值得敬重和欽佩的是，玉哲先生在黑云壓城城欲摧的逆境之中，依然堅持讓步政策是學術問題，認為讓步政策確有史實為證，言者何罪之有?他為此遭受了身心折磨。誠然，在“階級斗爭一抓就靈”的反常時期，人格、人心和人性也處于被扭曲的反常狀態，許多人迫于政治壓力而違心地批判了別人，也無緣無故地受到了別人的批判，而且“上綱上線”毫不客氣。細想起來，反常時期所造成的一切恩恩怨怨，其根源不在人民群眾，因此，一切都是可以諒解而一笑了之的。但是有些人明明是在大批判中充當錯誤地批判別人的“英雄”,而在今天卻又處處宣揚自己一貫是“從不整人”的善心菩薩!如此翻手為云覆手雨的“兩面君子”便難以令人原諒了。事實上，歷史的見證猶如明鏡高懸，是非曲直令人一目了然，不管魚龍多么混雜，眾人明察秋毫，當是最好的裁判。而在我心目中，玉哲前輩，才真正是堂堂君子!

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文革”接近尾聲。大學已經復課，數年不得搞業務的知識分子再也不堪忍受荒廢業務、虛度時光和斗來斗去的損人害己的政治運動了。他們強烈地要求恢復正常的業務工作，并沖破層層阻力而投身于科研、著述和編輯等學術工作。中華書局一馬當先，迅速恢復征稿、編輯和出版等業務，并立即派編輯到高等院校征求意見和選題。他們第一站便到南開大學歷史系征稿，當我向他們提供“絲綢之路”和“中國古代的針灸”兩項選題的時候，他們非常高興，當即約我撰稿。我只答應撰寫《絲綢之路》,而建議把“中國古代的針灸”選題請中醫史學家和針灸專家撰稿為佳。我懇請恩師鄭天挺老前輩指導和分工合作撰稿，鄭老欣然同意，并撰寫蠶絲的發現和絲綢之路的形成與變遷。我負責撰寫中西文化與生產技術的交流、中西商旅和使節往來及其貢獻與影響，并繪制出絲綢之路及其變遷的示意草圖。我們合作默契，不數月即脫稿。但是，編輯審稿后認為該稿學術性過強，語言文字不通俗，而要求寫成工農兵所喜愛的通俗讀物，以適合歷史小叢書的體裁為宜，并把字數限定在兩萬字以內，而且要求另行擬訂通俗明快的提綱，盡快重寫。鄭老再三表示“無暇重寫”,“也難以再通俗了”。我也深感好不容易收集了那么多豐富多彩的可貴史料，而且精心撰稿，新意迭出，特別是鄭老考證精詳，釋解精當，頗有學術價值，卻斷然要求重寫，竟要把這部有功力的著作寫成通俗性的小冊子，且與當初洽談的口頭協議有出入，實在難以接受。因此，我也想就此作罷。后來幾經商討，仍不可推脫，雙方各有讓步，我只好勉力從事，重新撰寫。稿成，請鄭老指教。老人家獎掖后學不遺余力，對拙稿大加贊許，并實心實意地再三謝絕署其芳名。拙稿出版后頗得好評，稱譽該書是一本文字流暢、言簡意賅，“看似通俗讀物，實為學術研究的精品”。事后，我在原有資料的基礎上撰就一篇題為《溝通中西古代文明的絲綢之路》的論文，作為探索“中國古代文明吸收域外文明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軌跡”的嘗試，從而開闊了我研究古代史的新領域。在十多年的研究古代史的學術歷程中，我寫了10多篇論文和短篇學術文章(其中一篇論文未發表，另一篇《傅玄思想研究》在“文革”中被焚燒)。但是，每一項研究和撰稿都難以擺脫極左思潮和政治環境的干擾、制約和影響，直到改革開放和清理極左思潮之后，才得到寬松的治學環境而心境大為瀟灑。不過，彼時我已告別古代史的研究領域多年了!

三、近代史發微三十年縱橫

從1971年起，我開始集中精力從事中國近代史的教學與研究，至今賡續不輟。我力主教學與科研并重，而以教學優先，且力主把科研成果融入教材和課堂教學，以真正做到教學與科研兩者互相補充、互相促進和協調發展，并不斷摸索中國近代史教學與研究的新路徑。三十多年來，我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出版著作、教材、辭典與史料書26種(包括自著、主編與合著),另有一部由我主編的新著正在出版過程中；發表論文和學術文章百余篇。其中，我最大的體會是：著作與文章“重在質量而不求多”,哪怕是一篇短文也要力求務實、有新意，而不作無病呻吟和空洞無物之作品，并把“務實求新”作為座右銘。

我在多年來的近代史教學與研究中深切地領悟到：著作與文章是學術人生的載體、道德文章的明鏡，最能深刻地反映出作者的學識涵養、思想境界、學術研究的造詣和人生的志趣與追求。值得自我欣慰的著作有《簡明中國近代史》、《新編中國通史》第三冊《晚清史》、《義和團文獻輯注與研究》、《中國近代史研究述要》和《發微集》等。另有主編的《中國歷史大辭典·晚清卷》和《二十六史典故辭典》以及《百年風云》(合著)等。科研與寫作使我感悟到學術人生的苦樂酸甜。茲將幾部著作略作介紹，以便讀者了解我的學術人生之梗概。

《簡明中國近代史》是我獨自撰寫的一部具有“教材形態”的專著,1983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第二次印刷，1991年出版增訂版，先后共發行12萬多冊。《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6種報刊，先后發表書評和介紹文章予以贊揚和鼓勵。《人民日報》發表書評，稱道此書在眾多的同類讀本中“是較有特色的一種”。全國不少高等院校、黨校和軍校將該書作為指定教材，通稱為“南開本近代史”。一些院校還將此書作為報考研究生的主要參考書之一，而且持續多年。在1984年度全國開展讀書活動中，此書被列為向全國推薦的圖書之一。1986年榮獲天津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作品一等獎，1991年榮獲全國優秀圖書“光明杯”獎。

在多年近代史教學與科研中，我越來越感到“三大革命高潮”的框架難以反映近代歷史發展的主題和脈絡，于是，撰寫的《簡明中國近代史》力求突破舊框架，而以社會變化的程度或重大歷史事件劃分章節，努力構建一個簡潔明快、醒目生動的新體例。在內容上做到充實而新穎，既揭示了一些鮮為人知的史實和歷史人物的事跡，以增強論證的力度和形象感；又在增訂版中以較大篇幅增加了文化史、社會史和文學藝術史，以及科學技術發展史等內容，充分體現了學術專著的思想性、理論性、科學性與完整性的特色。增訂版還增加了“近代通商口岸與近代文明的傳播”等重要章節的內容，這是其他同類著作和教材所沒有的。著名歷史學家林增平教授贊揚此書(初版)“確實簡明、精當、清新、生動，有異軍突起之勢”。值得欣慰的是，多年來讀者對這本書給予了極大的支持和關注，讀者不斷來信交流學術心得，且以書會友，使我結交了不少有志于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青年朋友和志同道合的中外學人。

1991年，臺灣學者吳圳義先生對本書發表長篇書評，刊登在臺北“國史館”編印發行的《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第六輯。吳先生對拙著的每一章的內容都作了簡明扼要的概述，重點突出，客觀公允，尤其是對拙著引用文獻資料予以了充分的肯定。雖然由于海峽兩岸的意識形態大相徑庭，而對拙著的觀點和理論不以為然，且多有批評和否定，但他仍然肯定拙著的學術價值和貢獻。

《新編中國通史》(共四冊),由我和邱樹森先生任主編，其中的第三冊《晚清史》由我獨自撰寫。這部通史是著名史學家周一良教授主編的大學叢書的一種，也是國家教委“七五”重點規劃項目和高等院校文科推薦教材，1990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1萬冊；2001年出版增訂版，又發行1萬冊，為全國許多高等院校的文科院系所采用，并被指定為報考博士生和碩士生的參考書。第三冊《晚清史》,充分發揚了《簡明中國近代史》的優勢，構架新體例，擴展新內容，發掘新資料，以加強分析和論證的深度與力度，提出了較多的新觀點。

本書首先是力求進一步擺脫“以階級斗爭為主線、三大革命高潮為主體”的老框架，而以標志晚清社會重大轉折的事變和社會文明與社會性質發展變化的程度劃分章節，形成內容豐富而重點突出的新體例。二是擴展新領域、充實新內容，以揭示中國近代社會現象和人民群眾的生活與社會變遷的情況，真實地描述近代社會的全景，擺脫以往把中國近代史寫成政治史、反侵略斗爭史等偏狹的模式。三是力求觀點新穎，將我較為成熟的最新思考和最新心得呈現出來，真正做到教學科研融為一體、科研成果融入教材和課堂。特別是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天津與湖南變法運動的比較、清末新政，以及重新評價歷史人物和傳教士的活動等章節里，推陳出新，用功最力。四是盡量使用新史料，本書發掘和引用的各種史料近千種。事實證明，一分耕耘一分收獲，艱辛的努力換來的則是學人們的認同和鼓勵。這部通史著作被評價為“具有較高的學術水平和很強的教材適應性。可以說是近年推出的質量最好的一部大學通史教材”。

《義和團文獻輯注與研究》,是我和程款教授在我的初稿上擴充而成書的，1985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書從國內外眾多的著述和文檔中廣泛搜羅鉤稽義和團揭帖等文獻，進而認真鑒別，去偽存真，詳加闡釋和考辨，使艱澀難懂的古怪文句成為易讀易懂而便于使用的文獻；進而分設章節進行全面的辨析和論證，使全書既有較完整的義和團文獻的原文，又有全面深入地論證與義和團文獻相關的史事和典故的研究。《光明日報》和《歷史教學》等報刊相繼發表評介文章，認為此書是迄今國內外采擷較為完備的義和團文獻集結，又是論證充分、釋解得當而有見地的著作，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和史料價值。美國哈佛大學的著名史學家科恩教授、澳大利亞專門研究義和團問題的歷史學者真愛了博士，都曾不遠萬里而為此書專來天津與我交流學術和查閱原有的調查資料，終成至友。1988年該書榮獲天津市第三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

《發微集》,是我從四十余年間發表的文章中選編而成的文集，收入《南開史學家論叢》第二輯，2003年由中華書局出版。本集大體以選編論文為主，輔以散論及序言等短篇。自古以來，自選文集者喜選得意之作，我也如是也。但是，拙集既選得意之作，也錄敗筆之文，必要之處則以感言或“說明”之形式略作簡介或檢討，以期文集真實地反映時代的印跡、學風、政情、社會風貌和學人不同時期的不同的追求。為彰顯拙集之內容與特點，則以我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重點為中心，聊將所選文章分成五編，每編冠以提要性的標題，以期能將自己的治學心境、理念和觀點宣泄無遺。第一編：傳統文化與文明轉型的歷史軌跡。旨在探討傳統文化與文明向近代轉型的模式、內容、路徑、價值及其影響。第二編：從洋務新政到立憲政體改革的歷程。此為研究中國傳統社會向近代轉型的重點，著重闡述中國早期近代化的路徑、理念和方式、方法及其社會影響與價值。第三編：義和團運動與近代中國社會變遷。旨在深入探討傳統社會轉型時期的農民與農村社會走向近代的曲折而復雜的艱難歷程，解讀早期近代化最根本的難題——農民改造和農村社會改革的路徑及其演變的歷史軌跡。第四編：古代文明覓蹤。此編所選的文章，是我早年留校任教之初的習作，也是我學術生涯中難忘的一段有益的學步路程。第五編：散論與序言——治學心影錄。此編所選文章雖無明確的主題，卻將治學之心影一展無余。總之，拙集足以反映出我務實求新而不片面追求時髦的學術思想、研究方向、學術水平、學風與品格等學術人生的方方面面。

《百年風云》是我與青年學者江沛教授和夏俊霞副教授合著的成果，1994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于1995年榮獲“精神文明五個一工程”大獎，這是天津市和我校第一次獲得的學術著作的“五個一”大獎。次年，榮獲全國優秀圖書“金鑰匙”獎。

研究和編纂辭典，是一項費力不討好的工作，雖然費時費力，卻不算學術著作，對于晉升職稱也無任何幫助。盡管如此，我還是樂此不疲，和眾多的同道一樣，不計個人的得失與困難，以敬業和奉獻的精神參與這類文化建設工作。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二十多年間，我先后參與和主編了幾部歷史辭典，其中有兩部值得一提：一是《中國歷史大辭典·清史下卷》,這是國家級重點項目《中國歷史大辭典》的斷代史分卷之一，編纂工作持續十多年之久，是調動全國多所高校和研究機構合作完成的。1992年由上海辭典出版社出版。本卷編纂工作剛剛開始不久，主編榮孟源老前輩即過早謝世。該卷主編的實際工作由我代為承擔，在所有參與者嚴謹撰寫、精誠合作下，終于圓滿完成，出版后得到廣大讀者的好評。參加這項宏偉的學術文化建設工程，使我受益良多，深感榮幸和自豪!二是我主編的《二十六史典故辭典》,是天津人民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的。該書被專家和讀者譽為“高品位的辭典”,1995年榮獲北方十五省市自治區哲學社會科學優秀圖書獎。總之，我在編纂歷史辭典過程中受到了學術研究的鍛煉，

結交了許多名師和學者，開擴了眼界和知識面，提高了考證與鑒別的能力，也是我學術人生道路上走過的一條“志成大道”!

學術著作之外，尚有幾篇論文不妨略說一二，聊作茶余飯后采葑菲：

《近代經世思潮的演變》,發表于《歷史研究》1991年第1期。原在廣州召開的“紀念中國近代史開端15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論述傳統的經世思潮向西學思潮演變的過程及其影響，重點論述道光時期復興的經世思潮是一種進步的社會思潮，成為傳統文化和社會向近代轉型與變革的先導，標志著中國早期近代性的社會輿論實為啟蒙運動的先聲。并對經世致用的內涵作了釋解與分析。

《通商口岸與近代文明的傳播》,發表于1991年《近代史研究》第1期，《南開譯叢》(英譯版)第3期譯載。先在199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舉辦的近代史所建所40周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引起與會者極大的興趣；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將這篇論文選定為研究生主要參考文獻之一。該文提出并深刻論證了一些新觀點和新理論，頗有前沿性和開拓性。例如，拙文認為，通商口岸既是西方資本主義侵略掠奪中國的據點和跳板，也是傳播和建立西方近代文明的窗口，構成通商口岸“一身二任”的顯著特點；“盡管近代文明的輸入不是為了給中國人民造福，但在客觀上打破了中國社會長期封閉的狀態，加強了同世界的交往，并刺激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近代文明的傳播”。此文首創系統研究“通商口岸與近代文明傳播”的新領域，富有開拓性。《歷史研究》發表城市史研究評述的文章中，評論《通商口岸與近代文明的傳播》一文說，該文別開蹊徑，從近代文明傳播的新視角系統研究通商口岸及其社會變遷，“成一家言”。

《論中國傳統文化的轉型》,發表在《南開學報》2002年第3期。這是我在美國哈佛大學訪問期間，與哈佛大學終身教授、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杜維明教授的對談錄，實際上是以對話的新形式論證傳統文化轉型這一重大命題。我們兩人以極大的熱情真誠合作，多次深入探討這一課題的關鍵性問題。我以提問的形式發表己見，與維明先生論學和請教。杜先生學識淵博，悟性驚人，以言簡意賅之語言闡釋高見，廣征博引而出口成章，釋解精當而新意迭出。我回國后，把錄音整理成篇，為學術而爭鳴之激情、為學術而得一知己之喜悅，躍然紙上。整理的文稿請維明先生過目后發表。我們談論的問題很多，涉及的內容廣泛，但我們集中論述了五個論題：一、乾嘉學術是傳統文化發展的峰巔與全面總結，并折射出傳統文化向近代轉型的征兆。二、宋明理學有沒有現代性?表現在哪些方面?三、解讀傳統文化轉型中的文化類型與文化現象。四、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的文化現象及其現代性之比較。五、傳統文化的轉型和時代潮流的趨勢相輔相成。我提出的論點和辨析，往往得到杜先生的贊同和更深刻的釋解，啟發性強，耐人尋味。例如，我提出并論證乾嘉學術從產生到興盛，直到其衰落，幾乎調動了全社會好幾代文化精英投身于這場傳統文化的運動，并竭其畢生之功力創造出時人所能發達的學術輝煌。實際上這是對傳統文化進行全面而深入的總結運動。因此，不可簡單地把乾嘉學術現象視為僅僅是“文字獄”高壓政策的反響結果，而應當視為盛世社會文化發展進步的歷史必然。乾嘉學術最驚人的成就就是經學家戴震明確地提出人性解放和個性解放之類的現代性的學術文化命題，旗幟鮮明地反對宋儒把性和情欲視為邪惡而千方百計地絕情欲、滅人性的虛偽言行。這種超時代的言論和主張，被后人譽為中國“文藝復興”的時代思潮。因此，我們可以把乾嘉學術作為傳統文化向近代轉型的開端。杜先生從哲學和文化歷史學的角度深刻論證了乾嘉學術的本質和歷代對這一學派的不同看法，進而充分肯定乾嘉學術的內容有很多前現代性的東西，也肯定乾嘉學術對性和情欲的確有獨到見解，進而認為“他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具有早期現代性的學術特色。因此你說它是傳統文化的全面總結，又是向近代轉型的征兆，都是可取的好見解”。此外，他對宋明理學現代性這一艱深復雜命題的論述極為深刻，創意精深，使我大受教益。此文發表后，一些網站相繼全文轉載，引起廣泛的關注。

《義和團幾個問題辨析》,原載于《歷史研究》1981年第3期。發表前，先在南開大學舉辦的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上發表，引起強烈的反響。所論證的主要內容與主要觀點是：一、義和團運動主要是反對外國侵略，反封建居于次要地位。二、義和團砍電線桿和毀鐵路不是反對資本主義新生產方式，而是為了破壞和阻止侵略者的通訊和交通。八國聯軍大舉入侵時，清軍也奉命和義和團一起拆毀鐵路，這是抵抗侵略、保衛家園的斗爭手段和需要，而不是“消滅先進的新事物”。三、“扶清滅洋”的口號是爭取清朝統治者共同打擊侵略者的斗爭手段，起到了“策略”的作用，但也有消極的影響。此文發掘和引用了大量鮮為人知的新資料，澄清了以往研究中的許多錯誤和曲解，得到國內外學人的好評。

《華北游民社會與義和團運動》,載于《歷史教學》1991年第6期。先在1990年10月山東濟南召開的“義和團運動與中國近代社會國際學術討論會”上發表，并收入該討論會論文集。本文以少有人問津的“游民社會”為考察對象，引用了大量的新資料深入論證華北游民的成因、流落趨向、社會心態及其在歷次反洋教斗爭與義和團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出版后被美國權威期刊《歷史文摘》1993年摘要轉載。

《庚子國難九十周年祭》,是應《光明日報》特約而撰寫的，1990年8月15日在該報發表。《新華文摘》1990年第10期將其作為重點文章全文轉載。此文不過4000字，首次提出抗擊八國聯軍戰爭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軍民合作抗戰最有效的一次”;“主要戰場上大都是義和團配合愛國清軍作戰，愛國清軍充當狙擊戰和保衛戰的主力，并充分發揮了正規軍的戰斗力”;進而提出“義和團運動促使舊式農民運動迅速向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同盟會對下層社會進行'去舊注新’的改造，引導舊式農民逐漸成為民主革命的追隨者”的新論點。這些新觀點的提出和論證，贏得同人的贊賞。

《直東武術文化與社會心態的趨向》,原載于《南開史學》1990年第1期，同年又載于路遙、佐佐木衛主編的《中國的家·村·神神》(日文版),日本東方書店出版。該文主要探討了直隸和山東區域性社會心態的趨向與武術發展的關系，得出“民眾嚴重的危機感和習武自衛的強烈追求，構成了清末社會心態一種趨向”的結論。美國研究義和團運動史的專家周錫瑞教授評論說：此文“是義和團研究重點轉向的代表作”,“其論點極有說服力”。

《曾李郭左張的洋務觀》,原載于《南開史學》1985年第2期，后被國外權威檢索刊物收錄。在《洋務運動與國家權力》、《天津與湖南維新運動的比較與反思》等論文的寫作中，我都力求挖掘新史料，探討新問題，得出新觀點和實事求是的新結論，都算得上是有創意的力作。

梳理自己數十年間的學術研究，值得一提之處約略有三：

一、開拓了近代社會思潮與文化、通商口岸與近代社會文明史研究的新領域，拓寬了傳統文化向近代轉型研究的新渠道，深化了義和團運動研究的新方向與新內容；

二、一貫堅持教學與科研并重，成功地做到了把自己的科研成果融入教材和課堂，顯著地提高了教學與科研的質量；

三、我先后獨自系統研究和精心撰寫，并多次出版的三種中國近代通史(含晚清史)被許多高等院校選用為教材，有兩種為教育部推薦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二十多年來多次再版或重印，至今賡續不輟，繼續承蒙讀者們的厚愛與支持。

悠悠四十余載，彈指一揮間。縱覽學術文章，回首治學歷程，總結成敗得失，暢談經驗教訓，以展不同時期之心境、理念，深思學術成就之短長，不悔往事之可諫與否，唯盼暮年仍有所作為而已矣。因此，不避孤芳自賞之嫌，翻撿四十余年之學術著述，選介以上數種著作和論文以供智者葑菲之采，鄙人則聊作敝帚自珍而已也。

四、暮年猶抱九天攬月之概

四十多年的學術人生路，亦直亦曲，亦簡亦繁。但就學術環境與路徑而言，幸運時多，背時者鮮。青壯年時代意氣風發，致力于中國史的教學與科研，略有所得。論學與為人，我欽佩嚴謹治學、立品自愛者，而深惡曲學阿世、逢迎干進之徒，尤為痛絕嫉能妒賢、誣謗構陷成癖，且以遇事生風、挑撥離間為能之幺么卑陋者。若與此類伍，深以為恥!實在不值一哂。我愿終身以道德文章自律，并與同道君子者共勉。及至暮年降臨之際，有幸為哈佛大學的高級訪問學者，承蒙哲人大賢杜維明教授的厚愛與精誠合作，而頓覺思路大開，深感大有可為之事者頗多。我雖年逾花甲，猶覺童心未泯，學無所成，猶當全力奮進，攀登學術之高峰，可謂亡羊補牢猶未晚也。頃聞退休令下，恍然大夢方覺：噫!談笑間已入老驥之列矣。然伏櫪之力未減，千里之志沛然如故，雖至暮年黃昏，尚有清風明月笑迎，真乃大千世界，可作可為之事粲然在目，只是為與不為耳。憑欄遐想古今，恒知蹉跎歲月中，不乏事業之有心人，雖為垂暮耄耋之年者，猶有九天攬月之概，長歌當嘯之懷!狂言乎?乃志氣、信念使然也。即曹孟德所吟“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者是也。志者，精神也，有志者青春常在，自強不息!是以英華俊杰者大可盡情施展宏圖，揮斥方遒；垂暮耆宿者亦有用武之地，可謂各盡所能，各有貢獻者也。我愿恭履清蹈，進退有道，而史海覓蹤不減當年，不亦樂乎!

2004年5月31日定稿

來源：《南開學人自述》第2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