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薩德早就警告：巴勒斯坦才是頭號威脅，內塔尼亞胡卻聽不進去

周日，一名福克斯新聞記者向本雅明·內塔尼亞胡提問：在當前針對伊朗的戰爭中，猶太國家取得勝利的標志是什么？這位總理回答說，以色列的目標是“徹底摧毀他們的核計劃、導彈計劃，以及他們為這兩個計劃生產零部件的能力。”

自戰爭爆發以來，內塔尼亞胡從未接受過任何以色列媒體的采訪。包括上述表態在內，他用英語發表的言論卻讓許多以色列民眾感到困惑。畢竟，在去年夏天“十二日戰爭”結束時，內塔尼亞胡曾驕傲地宣布：“我們已經解除了兩大迫在眉睫的存亡威脅：核彈毀滅的威脅，以及彈道導彈毀滅的威脅。”如今看來，這種夸夸其談的聲明至少是值得懷疑的。如果這兩個“存亡威脅”在不到一年前就已被消除，那么我們現在為何再次陷入戰爭，并且依然聚焦于同樣的兩大目標？

這種困惑以及隨之而來的戰略透支，都可以追溯到內塔尼亞胡話語體系中關于“存亡”威脅的執念。確切地說，內塔尼亞胡不僅夸大了2025年6月戰爭的戰果，還夸大了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所構成威脅的嚴重程度——這一做法雖然讓他撈取了政治資本，卻讓整個猶太國家付出了沉重代價。

毫無疑問，德黑蘭政權過去是、現在依然是以色列的威脅：其領導人公開宣誓要消滅猶太國家，長期資助數十年來不斷殺害以色列平民的恐怖組織，并為發展核武器奠定了基礎。因此，顯而易見的是，伊朗是一個以色列必須嚴陣以待的威脅。但這并不意味著每一個威脅都是“存亡威脅”，也不意味著它理應被置于國家優先事項的絕對頂端，以至于在資源分配和情報投入上完全蓋過其他隱患。

數十年來，將伊朗描繪成一種存亡威脅，一直是內塔尼亞胡政治生涯的核心邏輯。他向以色列選民傳遞的信息非常直白：伊朗威脅著我們國家的生死存亡，而我是唯一能阻止德黑蘭將我們趕盡殺絕的人。他一次又一次地以此為籌碼進行競選。正是憑借這一策略，自2009年以來，除了2021年至2022年間由納夫塔利·貝內特領導的短命“變革政府”短暫執政的18個月外，他一直牢牢把控著權力。

在此期間，以色列的反對派領袖們往往也認同內塔尼亞胡將伊朗視為頭號威脅的論調。盡管他們偶爾會批評內塔尼亞胡在戰術上的某些選擇——例如2015年他在美國國會發表極具爭議的演講，公開抨擊巴拉克·奧巴馬推動的核協議——但在很大程度上，沒有任何一位反對派領袖從根本上質疑過“應當將伊朗置于猶太國家潛在威脅榜首”的這一共識。

罕見的例外出現在2014年夏天。當時，時任以色列情報特務局（摩薩德）局長塔米爾·帕爾多在一場閉門簡報會上直言，與巴勒斯坦人的沖突才是以色列面臨的最大安全威脅，而非伊朗。這番言論被以色列《國土報》曝光后，令內塔尼亞胡勃然大怒。

帕爾多是由內塔尼亞胡親自任命的，但前者的觀點卻與后者的世界觀背道而馳。多年來，內塔尼亞胡在不斷渲染伊朗對以色列威脅的同時，卻將巴勒斯坦問題視為一種微不足道的滋擾，一個可以被無限期“管控”、且絕不應分散對伊朗危機注意力的次要問題。

相比之下，帕爾多則認為，伊朗的威脅是以色列有能力應對和管控的。在他看來，真正可能在未來某一天以危及國家根基的方式爆發的，恰恰是巴勒斯坦問題——即以色列對約旦河西岸的軍事占領，以及哈馬斯在加沙地帶的崛起。“巴勒斯坦問題才是頭號外部威脅，”他當時如此警告。

內塔尼亞胡對此不以為然，這位情報主管的忠告很快便被拋諸腦后。2015年3月，當內塔尼亞胡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講時——對他而言時機恰到好處，因為那距離當月的大選僅剩兩周——以色列政界無一人出面質疑他關于“伊斯蘭共和國是以色列最大威脅”的斷言。

在2015年贏得大選后，內塔尼亞胡做出了兩項重大政策決定。這兩項決定充分暴露了他的戰略傾斜：視伊朗為頭號大患，而將巴勒斯坦問題視為無關痛癢的干擾。

首先，他游說唐納德·特朗普總統撕毀了奧巴馬與伊朗達成的《聯合全面行動計劃》（即伊核協議）。這一舉動引發了一系列連鎖反應，并最終釀成了當前的戰爭。在失去協議約束后，德黑蘭政權加緊了核活動；而作為回應，以色列則不斷加碼對伊戰爭的準備，試圖以此阻止其研制核武器。

內塔尼亞胡默許了卡塔爾向加沙地帶的哈馬斯提供現金援助，以此作為防止加沙局勢失控的維穩機制。多年來，卡塔爾的資金援助累計高達數億美元。事實證明，這是一個極其糟糕的決定：這些資金直接壯大了哈馬斯，讓這個組織得以從一支松散的民兵武裝，蛻變為一支裝備精良的恐怖軍隊。內塔尼亞胡及其在以色列媒體圈的支持者，當時卻將此粉飾為一項絕妙的計策——用金錢換取巴勒斯坦戰線的平靜，從而讓以色列能夠集中精力對付伊朗這個所謂的“存亡威脅”。

平心而論，在奉行這種“伊朗優先、巴勒斯坦墊底”的戰略上，內塔尼亞胡并非孤軍奮戰。他在以色列軍方高層中找到了許多志同道合的盟友。多年來，越來越多的資源被傾注到與未來對伊戰爭相關的領域：戰斗機、導彈防御系統、核潛艇以及隱蔽行動等等，這一現實便是最直接的印證。對于武裝部隊中那些負責應對伊朗威脅的“光鮮”部門來說，預算似乎從來都不是問題。

以色列的“常規”軍隊——那些負責保衛邊境和維持約旦河西岸占領區治安的地面部隊——卻在被逐漸掏空。多年來，一些退役的老將軍不斷對這種危險趨勢發出警告。他們指出，一旦南部的哈馬斯或北部的真主黨發動突襲，軍隊將陷入毫無準備的境地。但這些逆耳忠言大多被忽視或全盤否定。“伊朗是唯一存亡威脅”的學說，已然淪為一種不可動搖的教條。

從這個意義上說，以色列近期針對伊朗取得的驚人戰果——全面掌控伊朗領空、對高級領導層實施斬首行動、摩薩德對德黑蘭政權的深度滲透——不應與10月7日以色列軍方同樣令人震驚的潰敗割裂開來。它們不過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是同一種蓄意戰略的兩個必然結果：即全盤聚焦于伊朗的威脅，同時將巴勒斯坦問題貶低為可以用卡塔爾的加沙援助款，以及約旦河西岸日益腐敗且失去民心的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來無限期拖延的次要矛盾。

回顧過去，再結合如今外界對10月7日襲擊、加沙戰爭以及兩次以伊戰爭的認知，人們至少有理由發出這樣的拷問：內塔尼亞胡設定的戰略優先級，是否從一開始就大錯特錯了？10月7日，哈馬斯殺害了約1200名以色列人，并綁架了250名人質。數以萬計的以色列家庭被迫流離失所，數百名以色列士兵在隨后的加沙戰爭中喪生。

這場戰爭不僅導致數萬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讓加沙地帶大片區域化為廢墟，更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創了以色列的國際聲譽。近期的民調數據便是明證：有史以來第一次，同情巴勒斯坦人的美國民眾數量超過了同情以色列的人數。這本身就構成了以色列的一場重大戰略危機。更嚴峻的是，這種局面在未來只會愈演愈烈，因為幾乎在所有相關民調中，年輕一代受訪者對猶太國家的支持率都出現了斷崖式下跌。

相比之下，以色列與伊朗之間的兩次戰爭，迄今僅造成約60名以色列人死亡——盡管伊朗向以色列發射了近1000枚彈道導彈，其中一些甚至直接命中了醫院、居民樓和能源基礎設施。德黑蘭政權目前正在打一場生存保衛戰，它或許真的能通過封鎖霍爾木茲海峽、扼住全球經濟的咽喉來求得一線生機；但就對以色列造成的直接破壞而言，伊朗的破壞力遠不及哈馬斯或真主黨。

這一切并不意味著以色列應當對伊朗的威脅視而不見，也不意味著以色列在2025年6月及2026年2月對德黑蘭采取軍事行動是錯誤的。那些成功穿透以色列防空系統的彈道導彈，確實給以色列城市造成了廣泛的破壞。同樣無可否認的是，核威脅是以色列絕對不能掉以輕心的隱患，尤其是當這種威脅來自一個在意識形態上誓言要消滅以色列的國家。人們依然有必要反思：長年累月地將目光死死盯在伊朗身上，而將巴勒斯坦問題視為無足輕重的插曲，是否最終釀成了一場災難性的戰略失誤？

厘清這個問題，不僅有助于我們審視過去，在當下更具有迫切的現實意義。眼下，哈馬斯正在加強對戰后加沙的控制，而以色列極右翼極端分子則企圖通過夜間襲擊巴勒斯坦社區，在約旦河西岸點燃戰火。目前控制著約旦河西岸約40%地區、并與以色列聯手挫敗當地恐怖陰謀的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正處于崩潰的邊緣。其安全部隊中數以萬計的人員可能很快就會面臨停薪的窘境，但他們手中依然握有武器——對于猶太國家而言，這無疑是一個潛在的夢魘。

一旦第二次以伊戰爭落下帷幕，無論地面上的實際戰果如何，也無論未來是否還需要與伊朗打第三場戰爭，內塔尼亞胡很可能又會大肆吹噓，聲稱一個“存亡威脅”已被徹底消除。他會將以色列描繪成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大的國家——用他的話來說，是一個“地區超級大國”。這個大國能夠每天轟炸數千英里外的目標，同時依靠其先進的防空系統，將國內的損失控制在雖然痛苦但尚可承受的范圍內。

或許，這種描述中的某些部分確實符合事實。但對于以色列人以及海外的猶太國家支持者來說，銘記10月7日的血淚教訓才是明智之舉。我們必須捫心自問：以色列真正的存亡威脅，究竟是深埋在伊朗某處的黃沙之下，還是潛藏在我們這種習慣性把頭埋進沙子里、對身邊迫在眉睫的危險視而不見的逃避心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