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猝死的對抗

猝死只是結果，但無從改變成因，人們只能對抗結果。

本文首發于 2021 年 05 月 24 日

文丨姚胤米

采訪丨姚胤米 時嫻

編輯丨黃俊杰

每一代人對于疾病的恐懼，都是時代焦慮本身的體現。猝死也是如此。這種致命的突發心臟疾病，是 “996” 工作文化所包裹的一代人，所能找到的最具體的恐懼形象。

瀕臨死亡的那一刻發生在 2021 年 2 月的一個凌晨，接近三點鐘。23 歲的郁辰在家加班。已經連續近 20 天，他每天都熬到這個時間，工作日睡上不到 5 小時，就得起來準備打卡上班。熬夜時，一打瞌睡，他就把煙點上，意識在一根接一根的煙中延續，支撐著他把項目再往前多推進一點。

只是那個早上，心臟拒絕跟著郁辰繼續在電腦前多熬一分鐘。他感覺很不舒服，趕緊躺下來休息，但思緒還在流動，熬夜熬得太久，交感神經持續亢奮，變得不再敏感。接著，心臟抗議了。郁辰明顯地感覺到心跳的節律：一會兒很快，一會兒很慢。不一會兒，他開始喘不上氣，眼前發黑，胸口悶得不行，意識也變得模糊，“腦子里天旋地轉的”。他害怕了，趕緊坐起來。“深呼吸” 他告訴自己。幾分鐘過去，他再次試著躺下，那種窒息感又堵住了胸口。

折騰了幾次，狀況毫無改變。一個念頭突然閃過：是不是下一秒，我就會心臟驟停了？

他在網上看到過很多年輕人猝死的新聞。叫救護車吧，“倒在醫院門口，還能有人發現我。” 他想。但又不能驚動家里人，“要是知道我又熬夜趕項目，父母肯定會罵死我。”

最終，他帶上外套，拿起車鑰匙，開車到最近的醫院掛急診。郁辰在南京工作和生活，冬天的凌晨又靜又冷。開車的時候，他想，要是這么就死了也真是可惜，攢了那么多錢，還沒好好花呢。

急診科醫生給他做了心電圖，量了血壓，抽血測了肌酐。幸虧癥狀持續得還不算久，他最終被診斷為心悸，并得到醫生 “以后少熬夜少喝咖啡少抽煙” 的警告。

很多人沒這么幸運。2020 年 12 月 3 日，國美電器福州分公司一名 27 歲的員工在年終誓師大會上猝死；6 天后，商湯科技上海公司一名 47 歲的員工在公司健身房外的沙發上猝死。月底，22 歲的拼多多社區團購員工 “潤肺” 凌晨一點多在烏魯木齊街頭猝死。

悲劇就發生在我們身邊。

北京地鐵霍營站、 昌平東站、呼家樓站都曾發生過備受關注的猝死事件。阿里巴巴、字節跳動、京東、美團等互聯網大廠近五年內都有員工猝死的新聞被曝光。

場景多變。有的生命結束在工位上；有的結束在出差時所住酒店的衛生間；有的在下班后打球的球場；有的是和家人在小區散步途中；也有的在凌晨兩點搖醒妻子求助說胸口好疼，幾分鐘后就口吐白沫；還有的在電腦前，心臟已經停止跳動，但微信還在不斷彈出新消息。

更多的死亡不被人知道。他們死得悄無聲息，和他們的生一樣不為大眾感知。

知乎上有人匿名回答：“在一個以猝死率居高不下的非互聯網公司工作 8 年，績效優秀。一直以來猝死的同僚對我而言是個新聞中的事件和江湖傳說，直到目睹同辦公樓一個剛畢業的同事猝死，從辦公樓抬走。” 并沒有那起死亡的新聞報道留存至今。

2020 年 9 月，一位公關公司職員加班到凌晨兩點多猝死。她獨居在北京，90 后，是團隊里晉升最快也最年輕的 leader。直至第二天上班時不見人影，同事們才意識到也許出事了。同樣沒有媒體報道，如果不是有一位共同的朋友，我也不會知道。

從前，因心梗而猝死是 “老年病”。現在，它正一年一年地突破年齡的下限。在上海新華醫院當了 40 多年醫生的李月華告訴我，1980 年代，她在急診科救治的心梗患者都是 60 歲、70 歲以上的老年人。后來，有了 40 歲、 50 歲 的人。再后來，26 歲的患者她也收治過。

“在中國，每年有 54.4 萬人猝死。”——這是一個經常被反復引用的數據，從科普報道，到公交車上的公益廣告。醫生們往往會選擇 另一個更為直觀、也更有威懾感的數據： 在中國，每一分鐘就有一個人猝死。

但這個數字既不準確，也有點老舊。“54.4 萬” 源自 2006 年中國醫科學院阜外醫院的一次醫學跟蹤觀察統計。

當時，阜外醫院的專家對中國四個城市超過 67 萬人隨訪一年，統計到 2983 例死亡中，心源性猝死為 284 例，由此推斷中國心源性猝死的發生率為 41.8/10 萬，進而推算出中國一年猝死 54.4 萬人。沒有新研究給出準確的猝死人數，直至 2020 年，國家心血管病中心發布的《中國心血管病》報告，依然在用這個 14 年前的推算結果。

2006 年，QQ 可以離線，還沒有微信、釘釘這樣永不離線的溝通工具，和智能手機一起讓人與公司 24 小時相連接。今天年輕人面對的是更大的壓力，更無孔不入的猝死的威脅。臨床一線醫生明顯感覺到猝死的發生率比之前更高。一位醫療器械創業者估計，近幾年 每年 的猝死總量 “100 萬肯定有了”。

這也只能是估計。許多時候，猝死根本來不及讓醫生確診原因，無法計入統計數字。

吸煙、飲酒、熬夜、長時間工作、精神持 續緊張和高壓……它們都可能引發一場悲劇。 深談過后，你無法輕易勸這些年輕人 “放松一點”，他們擔心健康，但也清楚不拼的代價。

郁辰原本是國企職員，每月到手工資 6000 元。人生第一份工作，他做不到勸自己每天和近 40 歲的同事們聊房子孩子車子票子，聽 “小伙子要腳踏實地，早點找個老實姑娘結婚” 的人生哲理。

業余時間，郁辰自學了 3D 動畫制作，接零活，下午四點下班后畫圖，直到凌晨兩三點，睡幾個小時，八點鐘到單位打卡。一天打兩份工的狀態經過了幾個月，郁辰離開國企，開了自己的工作室。

在采訪時，電話那端的背景音是鼠標按鍵的點擊聲。雖然現在只有一份工作，但他的工作節奏、生活方式與上次出事時相比，沒太大變化。有時，連續加過幾個班，工作室合伙人認真問他：你說，我要是猝死了怎么辦。郁辰聽完就笑：那就把你的股份都給我。

意外猝死確實很可怕，但他已經躲過了一次。難道要因為那樣的 “小概率” 而回到他好不容易逃出來的枯燥里去嗎？而現在，如果不拼一點，個人價值感和更好的生活又能從何而來呢？

我勸他：“還是得多注意身體。”

他聽了聽：“我這個年紀，二十來歲都抗不下的話，以后更抗不下。我就想，我要是活不到 30 歲，那就拉倒吧。”

降低猝死的風險很簡單：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更低的情緒壓力就行。但人們做不到。這種無奈不同程度地存在在每個人的生活中，“996” 已經成為流行文化，人沒得選。只能借助于外力。

展開人類和猝死對抗的故事，那些醫學論文、調研結果、訪談文字，組成了一條 “道阻且艱” 的來路。現代醫學從臨床上給了人類抵抗的利器，只是，生活方式的變化讓猝死的手伸得更遠更長。

于是這場對峙變得復雜了，猝死變成了結果，而那種快要把人壓成真空狀態的生活才成了流行性現代病。

所有的意外都蓄謀已久

猝死一般由突發的心臟疾病，比如心臟驟停和心梗帶來。心梗會引發心室顫動，可以簡單粗暴地理解為：心臟抽筋。正常人心跳時，波形狹長得如同一條鋒利的直線，發生室顫時，波幅變小，夾角變大，看上去像是舉著一只小旗。

這時候心臟無法將血液送入大腦。幾分鐘時間，人腦開始死亡。

第一個使用心臟除顫技術成功救活猝死病人的外科醫生克勞德·貝克（Claude Beck）曾總結到：心室顫動通常發生在本質 “健全” 的心臟中。他有一句名言 “心臟好得不至于死（hearts too good to die）”。臨床上，和很多疑難的心臟疾病不同，發生心室顫動的心臟既沒有破裂，也沒有到 “爛得像一塊抹布” 的境地。

如果在微博上搜索 “猝死”，能看到非常多的擔心和恐懼。

“晚上焦慮睡不著，一直想著白天要趕進度。整晚感覺心臟有點刺痛，怕猝死。”

“頻繁的朝九晚九的會議，本職工作就堆到加班做。做活動策劃，物料設計，采購，廣告投放，寫推文，做 H5，展會跟進，各種報表……快到猝死的臨界點了。”

“連續幾天加班到凌晨兩三點，惡心嘔吐，持續早搏，兩眼昏花 ...... 感覺自己就是下一個登上新聞的某事業單位猝死員工。”

丁香醫生《2021 年國民健康洞察報告》中有一項數據：52% 的受訪人擔心自己會猝死。

恐懼下，有的人已經停下無休止的熬夜加班，但依然沒能逃脫猝死的魔咒。

2021 年 1 月 5 日晚，時尚博主小雅在北京飛往上海的深夜航班上因為心臟驟停去世。小雅生前是較為知名的穿搭博主，微博賬號 “雅魯藏布江女人” 有 141 萬粉絲。

知名博主的工作時間和地點都不固定，頻繁換城市，工作到凌晨三四點。小雅曾經也是。她生前和好友陳歡的聊天很少在白天，經常是凌晨兩三點。

消息剛出來時，朋友們都不相信，畢竟小雅從小就是體育特長生，常年保持規律的跑步習慣。而且，為了健康著想，小雅現在連作息都調整得正常了：十二點睡，早八點起。但直到看到小雅的幾個社交賬號發布了同樣內容的訃聞，大家才在心里 “慢慢接受了這個事實”。

作為好朋友，陳歡見證小雅從零開始一步步積累名氣，她知道小雅從小就好強，“不僅體育好，成績也絕不落下” 那種。時尚博主之間競爭非常激烈，各種品牌活動、時尚盛典、宣傳代言，每個星期好幾場，還不能拒絕， “如果你拒絕了一個機會，人家下次可能找的就不是你了。”

生活節奏可以強行調整，但精神壓力放不下來。有時小雅實在太累了，會特地飛回老家重慶和朋友們聚一聚，只是幾個小時后又匆匆離開，趕回去繼續工作。

從 1950 年代末開始，歐美就有醫學論文研究精神壓力與猝死之間的關聯。美國德雷塞爾 （ Dr exel ） 大學醫學院神經病學系一篇 2006 年的學術文章中，建議將抑郁、焦慮作為可能影響心臟異常的已知重要因素。另一篇歐洲學術期刊上的論文顯示：事件發生前一個月內的心理情緒壓力是心源性猝死的中度有力觸發因素。

只可惜，猝死并不能有效預防。即便每年定期體檢時多加一項心臟檢查，也無法幫助一個人預測他是否有猝死風險——只有經歷過心梗的人，心電圖才會發生明顯變化。

有人隨身攜帶硝酸甘油，但心內科醫生的告誡是：這樣的處方藥決不能隨便亂吃，一不小心，反倒能把自己吃死。速效救心丸從成分上看，就更沒用了。

一些心腦血管疾病的高危因素被視為可能引發猝死的危險因素。比如：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癥。對應到人們的日常生活方式中，體現為，日常運動量、是否有抽煙、飲酒習慣、飲食結構是否平衡、高強度工作時間是否過長。

吸煙是危害最大的。醫學參考書全球標準的《默沙東診療手冊》記載：每日吸煙 20 支或以上的吸煙者與不吸煙者相比，男性心臟病發作的風險增加 3 倍，女性增加 6 倍。而戒煙后，風險會降低到一半。

北京安貞醫院心內科的王蘇醫生是個 85 后，也是丁香醫生上活躍的醫學作者，擅長用通俗易懂的語言給公眾做醫學科普。他說煙草最大的危害在于燃燒時會產生 “一大堆草字頭” 的化學成分，而人類的肺在進行氣體交換時，“會把你吸進來的所有氣體照單全收”，“草字頭” 成分們因為是有機元素，可溶于血液，跟著心臟的泵血功能 “到處跑”，對血管細胞造成不可逆的損傷，時間一長，形成斑塊，風險很大。

戒煙的益處可以即刻顯現，“今天戒煙，今天受益。” 王蘇說。霧化電子煙彈和 IQOS 那種充分加熱的電子煙，也不建議使用。

身體的一些提醒的信號往往會被忽視。比如，總是胸口疼可能就不太好。但大多數人都不會馬上去醫院，“只有疼了半小時、一小時，才會想到這么久不見好，還是去醫院看看吧。” 有十年從醫經驗的清華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急診科醫生徐海軍說。

還有一些更隱蔽的癥狀，當事人自己不知道是大問題，只有經驗豐富的急診科醫生才能預判。

2021 年春節期間，一名 27 歲的男生在同學聚會上喝酒喝到嘔吐，被 120 急救車送到徐海軍所在的急診科。給病人用完止吐藥后，對方提出胸口不太舒服。一般來說，酒后嘔吐會讓胸口產生燒灼感，但徐海軍聽病人的描述，覺得比較怪，便主動給他做了一個心電圖，判斷患者心臟可能有一根血管堵了。徐海軍和同事剛把病人推進搶救室，病人就發生了呼吸心跳驟停。經過 “電視上演的那種” 緊急心臟按壓和電擊，最終把人救了過來，沒有留下后遺癥。

“才 27 歲的人，心臟血管會有那么嚴重的問題。” 徐海軍感慨。這位患者也是搞 IT 的，剛從國外留學畢業歸來，是某單位的科員，身體稍微有點胖，但不是肥胖，血壓或血糖也不是特別高，平時抽煙。“沒有無緣無故的猝死，所有的意外都是蓄謀已久的。” 他說。

通過病人所表現出來的癥狀，可以倒推他們在那一刻所經歷的痛苦。

心源性猝死的人，會突然意識喪失、呼吸不規律、身體抽搐。70% 心梗的病人會感到胸悶、胸痛、大汗淋漓。30% 會經歷光是聽描述就很恐怖的 “瀕死感”——心臟劇烈的、持續的、壓榨性的疼痛。王蘇把它形容成 “像一塊幾百斤的大石板壓在胸上”。

心源性猝死只要幾分鐘就會讓大腦供血不足， “一旦腦不聽使喚了，膀胱、括約肌這些都瘋了。” 王蘇說。

他曾經出過急診，見到過心源性猝死的病人的狼狽。人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渾身抽搐、身體是軟的，一看下半身，一灘——大小便失禁，屎尿臟了一褲子。

“救命神器” 的有效與無效

前北京急救中心資深急救醫生張元春曾在健康脫口秀欄目《健談》中說，自己從事急救工作 10 年，只救活過一個心源性猝死患者。

猝死時，阻塞發生在纖細的心血管里，只有借助心臟造影技術才能看到阻塞位置。 從小臂上開一個口，將用來傳導造影劑的鞘管內徑只有 2 毫米。 鞘管從小臂上的血管進入，走過大臂、經過鎖骨，一路伸進心臟。 這條游走于人體內的血管之路，能有 1.5 到 1.8 米長，如果病人身高很高，也會超過 2 米。

借助造影劑，醫生們看到病人心血管的圖像。血管從主動脈延伸出去，分叉，越來越細，越來越多，像大樹的根。枝杈停住的地方，就是血管阻塞的地方。心臟是供血器官，任何一處阻塞，都有可能在幾分鐘內使人喪命。

時間向人類苛刻且嚴厲的要求，搶救心源性猝死病人的成功率以每分鐘計算。

武漢大學中南醫院急診科的一篇學術論文中提到：突發心臟驟停 3 分鐘內得到治療的人，生存率可達 70% 以上；超過 4 分鐘，患者大腦細胞將因供血不足逐漸死去；5 分鐘內，患者生存率變成 60%；超過十分鐘，生存率降到幾乎為 0。

而目前在中國，救護車從出診到抵達現場的平均需要 15 分鐘。指望急救車及時趕到并不現實。中國科學院院士葛均波 2016 年在《柳葉刀》雜志上說，中國每年發生心源性猝死的人中，只有不足 1% 成功獲救。

現場的人可以提供一些更及時的幫助。比如心臟按壓（但把人救活的概率很小）。 電擊是唯一有效的方法。 以前，只有醫院里有這樣的電機設備。 1950 年代起，歐美各國的醫生們經過各種試驗，迭代掉一批批產品，有了今天廣為人知的 AED。

AED 的全名叫自動體外除顫儀。心臟驟停會讓原本有節律的心電信號傳導路徑改變，幾個信號雜亂無章地疊在一起，心肌 “不知該聽誰的”，每一縷心肌都在按照各自的節奏去跳，結果整個心臟都在抽搐。AED 的原理是施加一個強電流，就像在嘈雜的市場里有人敲了一下鑼，把所有的雜音都壓下去，告訴心肌 “聽我的”。 按照這個節拍跳動，心臟恢復應有的節律。

這個強鑼般的瞬時電流電量在 120 到 200 焦耳之間，瞬時電壓可以升到 2500-2700 伏，是家用電 220 伏的 10 幾倍。如果在實驗室里將 AED 的兩個電極片靠近并放電，可看到一個很強的電弧，電火花 “啪” 地一聲就打過去了。

克勞德·貝克是最早成功使用電擊除顫的人。1947 年，他給一個 14 歲少年做開胸手術時，病人突發猝死。 貝克 將自己設計的除顫儀直接接到心臟上，救活了病人。

70 多年的改進，除顫設備有了長足的進步。AED 不需要開胸、不用接電源，甚至也不需要專業醫師。

AED 相當于 “傻瓜相機”。啟動 AED 的一刻起，就有語音全程指引使用者按步驟操作，機器可以自主判斷是否需要電擊除顫。只不過在實際使用時，還是免不了人的判斷。比如要是碰到胸毛特別茂密的人，得先把胸毛剃掉，才能保證電極片貼得夠嚴密。

因為使用簡便、效果好，AED 被譽為 “救命神器”。AED 在發達國家推廣已有多年。1999 年，美國食品和藥品管理局批準 AED 裝置用于臨床。2000 年，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就 AED 產品向全美人民進行電臺演講。2004 年起，日本皇室面向公眾推廣 AED。

然而，它在國內的普及度和覆蓋率還遠遠不夠。發布于 2020 年 8 月的《中華急診醫學雜志》上的《中國 AED 布局與投放專家共識》指出，根據目前的文獻數據，平均每十萬人中擁有 AED 的這一數據：美國是 700 臺，日本是 276 臺，中國城市中排第一的是深圳，17.5 臺。

不會有人比 AED 科普人更了解推廣它有多困難。

楊光是一個專門在北方地區做急救培訓的講師，同時代理 AED 的銷售。他的觀察是：沒有那么多公司有主動為員工們采購 AED 的覺悟。“現在很多單位采購 AED 還是有一點流于形式” 他說。

因為在管理流程上需要滿足安全認證資質，主管單位強制要求配備 AED。畢竟是面子上的事兒。有的公司裝完 AED 后，會用鎖把門鎖起來，鑰匙交給特定的工人保管。一臺國產 AED 的市場價格在 2-3 萬元，成本不低。還有的裝了設備，但不組織員工接受急救培訓和每年的復訓，AED 成了裝飾品。

落到公共場景的 AED 就更少了。

小雅出事時乘坐的是東方航空的航班，2021 年 4 月底，我們采訪了東航的空中乘務員，對方回答，一些時間更長的國際航班上 AED 配得比較多，但目前國內短途飛行還沒有配備。

盡管現在北京市部分地鐵線路配有 AED，但人們很難在匆匆出行時注意到它們的存在。而在面積更大、路線更復雜的換乘站，人流密集時，取送 AED 的時間也充滿不確定性。

“說實話，假設我現在突然倒在這兒了，方圓一公里或兩公里能有個急救員找到 AED 并且把我救了？我不太敢確定能有這樣幸運的事情發生。” 楊光說。

我們談話的地點在團結湖地鐵站附近，靠近北京最知名的商圈之一，三里屯。我打開地圖搜索該點附近的 AED，最近的一個在 6.7 公里之外。那一刻，我感受到一個城市的繁華與落后。

以生命的代價換來進步

人與猝死的搏斗充分體現了 “黑天鵝效應”：人們認為自己極不可能經歷它，因此不愿花時間和資金提前做準備。只有猝死反復發生后，才愿意為此投資 。

2016 年，天涯社區副主編金波在北京地鐵 6 號線呼家樓站猝死，在國內第一次引發對 AED 設備缺乏的大規模公共討論。

《北京商報》一篇相關報道提到，北京朝陽醫院心臟中心副主任醫師田穎曾聯合 AED 生產商，提出捐贈一批 AED 給北京地鐵，但未能成行。田醫生當時得到的反饋是：“地鐵方面表示沒有政策、沒有許可、沒有地方放。” 再有類似事情發生時，急救專家們便 “默契” 地在社交媒體上公開支持家屬告地鐵公司。

頻繁發生類似事件，推動著公司做出改變。2018 年 6 月，字節跳動行政部一位負責安保的員工在工作中猝死，消息曾短暫地在網絡上被討論成開發，很快，字節跳動行政經理回應稱，去世的是行政部門的同事，他們正全力協助家屬處理此事。

2019 年 5 月，35 臺美國卓爾牌 AED 在字節跳動北京總部安裝完成。近幾年，國內不少一線互聯網公司都配備了 AED 和急救包，比如阿里巴巴、騰訊、華為、聯想。

但是沒有哪家公司、哪個單位或學校愿意宣傳自己裝了 AED。“說白了，大肆宣揚之后，萬一后來出事了沒救過來怎么辦？” 楊光理解公司的心態。

這不是中國特色。如今 AED 在海外更普及的結果，也是以生命為代價得到的。

2009 年，《華爾街日報》一篇報道稱，美國四大高端連鎖酒店集團中，最普及的一個也只有 20% 酒店配備了 AED。企業這樣做的原因很清楚：有設備沒救好，有法律風險；沒設備沒法救，就沒法律責任。此時，已經是克林頓公開推廣 AED 近十年之后。

現在，這些跨國集團會按照各國法律規定，在各個地區的酒店內安裝 AED，但在中國內地，它們一般不會被擺放在大堂、餐廳等顯眼位置，而是放在保安室、監控室等。

一個顧慮是，中國將 AED 歸類為三類醫療器械，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業醫師法》，只有經注冊取得醫師執業證書的醫師才有資質對患者進行診斷治療。也就是說，從法律上講，普通人并不具備隨意使用 AED 救人的資質。

十年前國外經歷過的，十年后在中國要重新經歷一遍。

2020 年 12 月 18 日上午，人大附中豐臺學校一名 10 歲的小學生在跑步期間猝死后，周邊初高中也開始裝 AED。

類似的事后補救，楊光見過許多次。

2019 年 11 月 27 日，臺灣藝人高以翔在寧波錄制綜藝節目期間意外猝死，當天上午，消息開始在媒體上被大規模討論。那天，楊光正在參加海淀區的一場急救技能大賽。下臺時，他發現手機的各種信息、電話快要爆掉了——都是來買 AED 的。

每一次熱點事件都會一個短暫的 AED 購買小高峰，但也很快就過去了，直到下次熱點事件再發生，再警醒。他是那種看上去孔武有力、精干健壯的類型，對現狀的滿意和不滿都表達得直接。

“這樣的故事太多了。” 楊光的話里有一些復雜的感慨。

急救普及，把人往安全區再推一步

有 AED 之后，還需要猝死發生的現場，有人能用它急救。一些人致力于急救科普，讓更多普通人有能力在關鍵時提供幫助。

靠近北京市東五環的高碑店東區因為地租便宜，聚集了許多家具制造公司、家居設計公司和小型影視工作室，園區的雙層建筑有著相同的外觀，按照數字編號，沿著通惠河依次排開。在這些長相一致的小門里，我敲開了 “中國醫師協會健康傳播工作委員會急救科普學組” 的門。

三位工作人員坐在地下一層，他們的負責人賈大成先生在一層接受采訪。

賈大成今年 72 歲，是北京市急救中心的退休醫生，做急救科普至今快 40 年，被譽為 “中國急救第一人”。最近，他忙著成立一個 “生命救援聯盟”，就是為了推動急救科普以及推廣 AED 的工作更好地發展，琢磨搞個正式的啟動儀式。說起來興致勃勃。

1980 年代中期，賈大成第一次給別人講急救科普課。授課對象是化工二廠這樣的單位。當時的教具樸實極了，只有一塊大黑板，各種演示圖都要自己畫。賈大成專門買了加大加厚的工程師繪圖用大白紙，單價 “很是昂貴”。

賈大成是國內首個推廣 AED 的醫生。1996 年，美國一家醫療器械生產商送給北京急救中心一臺 AED。那時，別說是普通民眾，醫生們也沒聽說過 AED。賈大成研究了一會兒，意識到 “這個東西太適合老百姓了”。一點醫學知識都不懂，教幾分鐘也能學會。

他對急救科普興趣濃厚，堅持了許多年。朋友們幫他開通了新浪微博，社交網絡成了他隨時隨地開課的地方。去任何一個城市講課，他都提前在微博公布行蹤，這樣還可以順路給更多人講一講急救。

給人講課沒少遭遇白眼。有一回去某單位講課，賈大成在前面走，身后兩個員工毫不顧忌主辦方和主講人地大聲議論：“什么科普啊，純騙錢的玩意。” 急救培訓師們都有過類似經歷。比如，上課時被放鴿子、到場人數少得可憐、聽課時溜號……還有的直接說：“干嘛叫我學這個，你是來咒我的嗎？”

流行的互聯網平臺也干擾了科普信息的傳遞。王蘇寫了幾年的科普文章，現在感到科普越來越難。

他試過很多方法，讓文章被更廣泛的人群讀到，比如去給一些泛領域的媒體平臺投稿，還專門在老年讀者為主的公眾號上寫文章，并配上 “那種老年人會感興趣的彩色的插圖”，但效果就是不好。而那些在抖音、快手上講 “偽科學” 的內容，傳播速度快多了，因為說的東西受眾更愿意聽——畢竟 AED 的使用再怎么簡化，也不如 “喝茶抗新冠” 喜聞樂見。王蘇很是無奈。

急救行業估算，目前，中國公眾的急救普及率不及 1%。就連醫護人員也并不都掌握急救知識。民營急救培訓機構嘉高喜和的總經理陳佳吉說，來考取急救證書的人中，有不少是在職醫護工作者。

急救科普既刻不容緩，又需要一點長期主義的耐心。急救改變了這些人的生活方式，他們幾乎都不吸煙，很少喝酒，保持每天早睡的習慣。當然，還包括讓家人每年 “強制” 接受自己的急救培訓。

何況，很多人就算聽過急救課、考過證書，到時候一樣不會救人。為了讓學員真正掌握急救方法，2013 年，全民互助平臺第一反應的創始人陸樂專門改良了急救教材，參照了美國西點軍校的壓力訓練法設計課程。

他要求每一個學員用假人體驗。開始操作時，其他老師在旁邊 “扮演路人”，有沖上去攔著的，有假裝家屬上來吵架的，也有在旁邊瞎指揮的——很接近現實搶救中可能碰到的各種狀況。陸樂相信，在充滿壓力的混亂環境下，學員如果能做到冷靜地控場、操作，也就更能掌握急救方法。

為了讓普通人更 “放心” 地幫助別人，而不用擔心法律風險。像第一反應這樣的民間組織、邁瑞醫療這樣的民營企業，以及醫學專家等，共同參與了 “中國好人法” 的推動，呼吁法律對救助者免責。

2017 年 3 月 15 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民法》修訂案，在第 184 條中規定：“因自愿實施緊急救助行為造成受助人損害的，救助人不承擔民事責任。”

2020 年 1 月 1 日，北京市人大代表孟令悅建議將 AED 的使用方法納入義務教育體系，同時建議讓警察、消防員、保潔員、保安等學習心肺復蘇和 AED 使用。

部分路線的北京公交車上，也會插播 AED 的宣傳片。之前專家們一直推不動的 AED 進地鐵，在 2020 年終于有了進展。

2020 年 10 月 27 日，北京市交通委和北京市衛健委公告稱，北京市正式啟動軌道交通車站配置 AED 工作，計劃在 2022 年底前實現 AED 設備全覆蓋，一線站務人員獲得培訓證率超過 80%。

用新技術對抗伴隨技術而來的疾病

技術被用于在中國快速彌補基礎設施的不足。急救也不例外。

曾經發生過心臟驟停的人，三個月內再次發生心梗的概率較大。這樣的患者需要使用 WCD（可穿戴的自動除顫設備）。它的技術要求更高，進口產品單月使用費用 3 萬元左右，還沒有國產替代品。

鄭杰是蘇州維偉思醫療科技的創始人，在幾家最知名的醫療器械跨國公司工作了 20 年，是中國最早一批引進 AED 的人之一。那時，AED 主要在公立醫院急診或急救系統使用。鄭杰為此把一線城市的公立醫院都 “跑遍了”，對病人們急迫的需求印象深刻。

“在醫院再怎么配備，也解決不了院外猝死的問題。” 鄭杰在外企就職時，也曾建議總部重點考慮中國市場，但醫療公司相對比較傳統，且中國區決定不了太多事，最終沒有下文。鄭杰多次考慮后，決定自己創業。

4 月底的一天，我在蘇州工業園區，維偉思醫療科技的辦公室見到了鄭杰。他們不僅生產 AED，也在研發 WCD。

在研發區，鄭杰驕傲地展示 WCD 樣品。它長得有點像一件背心，因為要貼身實時監測使用者的心電信號，“背心” 含有導電的柔性織布電極。纖細的金屬絲織進柔軟的布料中，導線規整地埋在內側，連接一個對講機大小的監測設備，在腰部形成一塊凸起。當病人發生心臟驟停時，數個膠囊大小的動力設備會在幾秒內噴出導電膠，在一分鐘內完成對病人的心臟除顫。

創業一年半，鄭杰覺得自己做的事比過去 10 年加起來都多。

AED 屬于第三類醫療器械，從研發到上市有一系列測試。開發工程樣機就需要一年左右，然后是 4 到 6 個月的各種性能測試。之后還有動物實驗、類似論文答辯的報告送審，等待國家食藥監局的器審中心受理通過。

整個過程里出了任何問題，都要打回去重頭來過。就像好不容易六樓爬到五樓半了，也要回到一樓重爬。現在維偉思的 AED 終于進入了報告審核期，如果一切順利，今年下半年就可以上市。而 WCD 還需要更長時間。

蘇州心擎科技醫療公司的創始人徐博翎則專注于人工心臟的研發。心梗過的人，心臟細胞會受到損傷。體外人工心臟可以較好地提供幫助。

人工心臟的發展就像登月計劃一樣備受矚目，它的發明經歷了一代代的進步。第一代人工心臟是仿形的。到了第二代，人們放棄形似，還原心臟的機械動力原理結構，用一個旋轉式的離心泵去推進液體，臨床效果不錯，就是并發癥多。到了第三代，機械軸承被懸浮設計替代，計算機技術還可以做到實時監測血液相容性，很多并發癥也被解決了。

不過這些技術都需要隨身帶著不小的東西。只有經歷過猝死，并且僥幸生還的人需要用。

第一反應研發了一套緊急救助應急管理系統，如果有人在公司里突然暈倒，通過掃描墻上的二維碼，就可以觸發應急響應機制，系統將在掃碼開始的 8 秒鐘內，通知離出事地點最近的急救員帶著 AED 前來提供幫助。目前，騰訊、中海地產都采購了這套技術解決方案。

但一旦脫離公司的特定環境，來到公共空間，狀況又變得不樂觀。

在高德地圖中搜索 “AED”、在微信小程序中搜索 “救命地圖”，都可以看到最近的 AED 位置，數據由第一反應提供。但數據來自于志愿者們實地走訪記錄，如果一臺 AED 換了位置或過了有效期，數據也很難及時更新。

而且不同地點選用的 AED 品牌不同，品牌方之間數據不互通，各品牌方與 120、999 急救系統也不打通，導致現在仍無法用一套技術實現對城市所有 AED 的統一管理。

第一反應還試過與豐巢科技合作，那是 2017 年，陸樂當時設想，通過眾籌或機構捐款，讓落在社區里的每個快遞柜都有一個專門的格子存放 AED。并計劃三年內在 80 個城市里，讓 6 萬臺 AED 進小區，還要為每一個豐巢快遞柜落地的小區配備 500 人的急救培訓，并建立一支社區急救隊。只可惜最后募到的錢很少，項目推進艱難。

鄭杰認為未來 AED 能夠高效使用到大眾場所，應該讓設備能 “移動” 起來，他計算過，移動 AED 的覆蓋面積會 比固定位置的 AED 大 6-7 倍。把它們放到京東的無人機配貨點，哪里需要，3-4 分鐘內即可完成 AED 投送；其他的移動場景以及交通工具如出租車，社區安全巡查人員以及網約車的后備箱、外賣小哥的電瓶車里配上。鄭杰覺得，以物聯網技術的發展，移動分布的 AED 能確保猝死者在 4 分鐘黃金救援時間內得到急救。

只是公司又能有多大意愿支持外賣騎手、司機、快遞員學習急救、并且保管如此昂貴的一個設備？缺乏足夠的商業激勵，公共急救領域，并沒有出現一家像阿里改造零售生意、滴滴顛覆出行市場那樣的公司。

猝死只是結果，但無從改變成因，人們只能對抗結果。

最近一年，急救講師楊光見到了更多人，為了保護身邊人而主動購買 AED、學習急救。

2020 年，一對上了年紀的夫婦通過朋友介紹，找到他，提出購買一臺 AED。他們的兒子在一家未上市的互聯網大公司上班，一次因為連續的高強度加班，深夜昏倒在辦公室。他所在的辦公室沒有配備 AED，也沒有組織過急救培訓。

夫妻倆囑咐兒子，這臺 AED 要放在他工位。他能用，同事也能用。

文章中楊光、陳歡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