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失八十余年的《圖南集》，見證柳亞子香港流亡

柳亞子（（1887—1958）是知名愛國主義者、詩人、南社發起人。 其一生寫有詩詞7000余首，大多為詠懷感憤之作。《圖南集》稿本是柳亞子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流亡香港時期的詩集，是其已知的唯一完整稿本，然而《圖南集》歷來被認為已毀于戰火，是柳亞子的佚著 。澎湃新聞獲悉，《圖南集》其實并未佚失，而是存于其友人處，這一詩集手稿經宋浩、宋其鮫校訂后，近日由嶺南古籍出版社出版，作為抗戰時期流亡香港文化人的重要史料，該詩集的出版無疑有著特別的意義。

柳亞子（（1887—1958）

柳亞子《圖南集》稿本，甲輯四卷四冊，乙、丙、丁集各一卷合一冊，陳君葆舊藏，是柳亞子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流亡香港時期的詩集，起于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七日，終于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共收詩三百五十一題五百三十八首。這是《圖南集》已知的唯一完整稿本，可訂正《磨劍室詩詞集》（以下簡稱《詩詞集》）、《磨劍室文錄》（以下簡稱《文錄》）大量的疏漏，增補佚詩九十九題一百七十三首，其甲、乙、丙、丁四輯的形態，也是之前不為人知的。抗戰時期，流亡香港的內地文人極多，轉道香港的更是不計其數，但所留存的文字史料卻不算多。柳亞子流亡香港的時間雖不長，卻是他人生的重要轉折點，至一九四一年九月完全轉向中共，近半年的時間里幾乎每日有詩，酬答題贈，幾無間斷，《圖南集》正是這一轉折最真實的見證。柳亞子和南社研究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都是熱點，史料幾乎已經挖掘殆盡，如今又出現如此之多的佚詩，是個了不起的大發現。而今年是抗戰勝利八十周年，《圖南集》作為抗戰時期流亡香港文化人的重要史料，也是迄今所知最完整的第一手材料之一，其出版更有特別的意義。

柳亞子《圖南集》稿本

《圖南集》歷來被認為已毀于戰火，是柳亞子的佚著。這個說法來自柳亞子自己。他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晨從九龍渡海有作》詩后所附的跋文中說：

客香港經歲，得詩數百首，最后疊嘩字韻、匡字韻均至數十首而未已。此為港戰初起時所作，厥后九龍淪陷，心緒日劣，遂無復事吟詠矣。秦人一炬，編簡成灰，記憶所及，默寫存此云爾。

在一九四二年除夕《驂鸞集》自序中也說：

留香港經年，所作不下四五百首，其刊播于《國民》《星島》《華商》《光明》諸報，以及《時代文學》者，蓋百不獲什也。江陵一炬，文武道盡。

柳亞子一生兩次流寓香港，都是為了避難。而兩次離港又都是倉促逃離，秘密而行。第一次因上海淪陷于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七日抵港，到一九四一年底日軍進攻九龍，于十二月九日全家“連東西都不帶，匆匆上船渡海而去。我（柳亞子）的南明史料和一切撰述，從此都不堪聞訊了”。第二次于一九四七年十月十八日用假名購機票來港，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八日“離港時，喬木（喬冠華）管制得特別厲害，片紙只字不許帶，你（柳無忌）的地址，也在炎官處”。兩次離港后，柳亞子一直都沒有停止對《圖南集》的尋找和抄錄。

1940年12月18日《華字日報》報道柳亞子抵港

1940年12月21日《華字日報》報道南社同人公宴柳亞子

1941年1月5日《大公報》報道文協香港分會招待柳亞子

1941年4月4日《大公報》報道柳亞子被開除黨籍

一九四四年，南明史料社同人在桂林編刊《柳亞子先生五十晉八壽典紀念冊》，其中朱蔭龍的《柳亞子先生編著書目》著錄《圖南集》時說：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撰，分載香港《國民日報》《星島晚報》《光明報》《華商報》《時代文學》《宇宙風》諸期刊，未全，稿本已毀。

同書還收入了朱蔭龍編《柳亞子先生年表》，一九四一年亦載：

是年所為詩，有《圖南集》數百首，與藏輯南明史料千百卷，同成灰燼。

柳亞子的長子柳無忌認為：“朱蔭龍撰的《柳亞子先生年表》，作于一九四四年桂林，系根據柳亞子自述及‘時賢著作，經先生（柳亞子）認為可據者’而編寫，雖然他沒有看到柳亞子的《（自撰）年譜》，亦頗為可靠。… …在桂林的最后二年，他們二人為南明史事過從甚密，有關柳亞子的生活情況，朱蔭龍知道的最為清楚。”

此后關于《圖南集》都是沿襲朱蔭龍的說法。一九八一年，柳亞子的外甥徐文烈撰《柳亞子先生年譜》“一九四一年”：“是年所作有《圖南集》與藏輯《南明史料》千百卷及手抄之足本《南疆逸史》五十六卷，戰起，同成灰燼。”一九八三年柳無忌《柳亞子年譜》“一九四一年”：“是年所作詩，有《圖南集》數百首，原稿在香港遺失。”

柳無忌的《柳亞子年譜》出版后，關于《圖南集》的內容引起了香港學者的特別關注。一九八五年四月，《明報月刊》第四期刊發了楊玉峰的《柳亞子佚著〈圖南集〉及其它》，第五期刊發了盧瑋鑾的《四十年代初柳亞子在香港活動補遺》，都對《年譜》進行了修正和補充。此外，楊文更直指之前出版的柳亞子兩種詩選和柳無忌的年譜“對柳亞子在四十年代初居住香港時撰寫的詩歌《圖南集》似乎所知不多”。

楊文根據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所藏相關報刊，梳理出“《圖南集》最初發表在《國民日報》副刊《新壘》版，自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五日連載，共刊登了三十七次，計有詩作一百九十七題二百余首”。時間跨度從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七日柳亞子抵港至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其后《圖南集》又登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出版的《時代文學》一卷五、六期，標題為《圖南集丙輯》，收有作品九題十一首。”楊文同時推斷：

一、《圖南集》至少應該還有“乙輯”；

二、《圖南集乙輯》有可能刊載在《星島晚報》上。可惜馮平山圖書館沒有《星島晚報》，無從查證；

三、《圖南集》肯定不包括一九四一年九月或以后的著作；

四、《圖南集丙輯》并不是集子的完結；

五、《圖南集》有部分作品并未刊登過。

現在，經過這個稿本的驗證，楊文的這些推斷都是正確的。

楊文是針對柳無忌的《柳亞子年譜》而作，其實，一九八五年一月，《詩詞集》已經出版，除了增加《乙輯》的內容，楊文提到的問題仍沒有解決，還存在漏收和系年錯亂的問題，楊文撰寫時還沒看到出版的《詩詞集》，所以又寫了《〈磨劍室詩詞集·圖南集〉補正》一文，并無更多資料，但點出了：“《圖南集》中四一年三月到八月的詩篇現在已經全部散佚。”非常重要。

柳無忌對楊、盧的兩篇文章非常重視，專門撰寫《〈柳亞子年譜〉與〈圖南集〉》予以答復，刊于《明報月刊》一九八五年七月號。在復文中，柳無忌透露《詩詞集》中的《圖南集》是根據朱蔭龍《年表》中提到的“港友”的抄本、北京革命博物館所藏《圖南集詩八首》手稿及《圖南集詩稿》卷五輯入的，共收入詩一百六十七題二百三十二首，較楊玉峰所見，缺失尚多。文末附記：

楊玉峰先生已把在他那里的《圖南集》佚詩全部給我，并由我轉去《柳亞子文集》的出版社了（一九八六年二月）。

此后柳無忌再提到《圖南集》，都是謹慎地說：“原稿因戰事遺失，此處為后來補編，當時所撰詩尚不止此數。”也在多處文章提到楊玉峰以致感謝。

一九九三年《文錄》出版，楊玉峰輯補的部分，以《〈圖南集〉詩一組》為題被刊入《補遺》，但所補僅為甲輯的部分，柳無忌在腳注中寫道：

磨劍室詩詞，絶大部分有手訂稿本，獨《圖南集》只有零星剪報，蓋《圖南集》稿本在倉卒離港時未及攜出。其后，羿樓部分史稿雖有山東王念忱（瑞豐）仗義取歸，仍自港攜返，失而復得，但《圖南集》稿本仍無著落。《磨劍室詩詞集》出版后，又得《圖南集》剪報，可與原編一九四〇年尾與一九四一年初湊合。但一九四一年二月起，缺稿仍多，尚待覓補。

《詩詞集》和《文錄》的補遺兩部分合起來，《圖南集》仍非完璧，這對柳無忌來說是個莫大的遺憾。其實《圖南集》的完整原稿一直就在香港，由柳亞子的好友陳君葆妥善珍藏。柳無忌曾經差點找到，可惜失之交臂。柳無忌說：“我曾撰一短文《尋書，柳亞子舊藏南明史料》，刊于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一日香港《大公報》副刊上，但未得到一點反應。”陳君葆逝世于同年六月二十五日，應該沒有看到柳無忌的這篇文章。

陳君葆去世后，羅孚曾提到《圖南集》藏于陳君葆處，但語焉不詳。直到二〇〇八年，陳君葆的女婿謝榮滾先生影印出版了《陳君葆書信集》，其中有柳亞子致陳君葆信多通，由此《圖南集》的流傳過程才得以厘清。《圖南集》原稿原來是柳亞子在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九日請葉啟芳轉交給陳君葆的，并非一九四九年離港前夕。柳亞子當日給陳君葆的信言：

昨又托啟芳兄帶上《圖南集》一包，因紙式大小參差，殊不稱意，擬乞兄重覓大紙，設法將“甲輯”各卷另抄一過，與乙、丙、丁各輯配合，未知事實上可能辦到否？抄費若干，乞示我，他日奉趙不誤。

信中對《圖南集》的描述，與現存原稿一致。此外還有兩信涉及柳亞子對《圖南集》原稿的處置：

拙著《圖南集》是否尚在尊處？前托錄副，已否辦妥為念！最好請兄設法覓人寫就兩份，一份留兄處，一份托便人帶平，則感謝不盡矣！

平，即北平。此信寫于七月三日，當系于一九五〇年。信中請陳君葆把一份抄稿托便人帶到北平來，而未要求把原稿寄來。另外一通：

弟自去年七月初起，即患腦疾，不與任何人通信，迄今已逾一周歲矣！近日始稍痊可，適從北京飯店移居北長街八十九號… …弟有第一次到港詩稿數帙，寄存兄處，托代覓人錄副，未知已妥辦否？如有兩份，則請以副本設法寄京，原稿仍存兄處，為名山之藏，可否？如何之處，尚希示覆，千萬感激之至！

柳亞子移居北長街八十九號在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一日，此信寫于九月二十五日。信中明確《圖南集》“原稿仍存兄（陳君葆）處，為名山之藏”，“請以副本設法寄京”。柳亞子為何要將原稿留在香港不得而知，但他急切地尋回抄稿，和他要出版全集有關，他在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八日給柳無忌的信中說：

詩文全集，也正想編定。政務院答應替我請一個秘書，先抄起來再講。講印行，還是將來的事情吧！（他們想替我出詩集，但要出選集，不要出全集。我想，選集也好，但須抄全后始可以選，故第一步工作是抄，抄完詩集以后，再抄詞集和文集好了。）

說明當時就有為柳亞子編輯全集的計劃。其實，此前陳君葆曾將《圖南集》抄竣并寄給柳亞子，且為此賦詩二首。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八日，陳君葆日記有《校讀南史〈圖南集〉逸稿補鈔若干篇，題二絶其后》：

索居無意更搜奇，吟罷君詩讀杜詩。且喜書來征逸稿，蠹魚閑篋未充饑。

小胥鈔罷北征詩，言辠時憐杜牧之。奚事薄游歸去后，置身尤隔鳳凰池。

一月二十九日：“《圖南集》逸稿今日寄與云玉轉南史。”在現存柳亞子致陳君葆的書札中，并無收到抄本的回信。但從時間來看，朱蔭龍《年表》中所說抄詩的“港友”應該就是陳君葆。

陳君葆所藏《圖南集》為柳亞子手訂原稿，封面皆為柳亞子親筆題寫，內文眉批的訂正也都是親筆。甲輯四卷每卷一冊為小本，乙、丙、丁三輯合一冊為大本。通過考查這個稿本，可以解決前面楊玉峰提出的問題。

甲輯自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七日柳亞子抵港至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共一百九十四題二百八十三首（含詞三題三首）。其中甲一，共五十七題八十二首；甲二，四十一題六十三首；甲三，四十八題六十五首；甲四，四十八題七十三首（含詞三首）。先據“港友”的抄本刊入《詩詞集》，后據楊玉峰從《國民日報》副刊《新壘》輯出者，補入《文録》。《文錄》本中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廿五日賦贈月笙先生》和二十八日《樂斯之夕曾晤?藩，補贈一律》兩首為稿本所無。

《圖南集》甲集卷二稿

《圖南集》甲集卷四稿

乙輯自一九四一年二月一日至二月十日，共四十七題五十九首。正如楊氏判斷，當時的確是計劃刊入《星島晚報》的。柳亞子一九四一年二月十八日致柳非杞信：“我的《圖南集》乙輯，要在胡文虎辦的《星島晚報》發表，我認識晚報的主任，更和總編輯商量，他們都答應我，但搞了半個月，還未搞好，可見事情不容易了。我現在香港，已成為某派的敵人。”本書丙輯的《十六日，步陶、茝樓伉儷過訪，劇談有紀，疊陽字韻》：“江湖小集勞傳播，百首新詩淚萬行。”下注：“君主《星島晚報》，將以《圖南集》乙輯乞為刊播。”所以，乙輯本擬請郭步陶發表在《星島晚報》的。一九四一年二月二日《鐘蘭仙女士偕其弱弟仲先、中表黃舜昌從文烈來詣，賦贈二律》及二月五日《客有談瓊崖慘案者，感賦一律》二題三首未刊。

丙輯自二月十一日至二十日，共五十一題八十九首。《詩詞集》輯入的基本是端木蕻良選刊于《時代文學》的部分，已刊有十一題二十四首，其余四十題六十五首未刊。

丁輯自二月二十一日至五月二十八日（五月二十八日是柳亞子五十五歲生日），共五十九題一百零七首，除含已刊詞兩首，其余五十七題一百零五首，全部未刊。與前幾輯不同，柳亞子自抵港第一日起，每日有詩，且一日數首，可作日記看。但到了丁輯，從三月開始，則頗有間斷。三月九日至十一日、三月十四至三十日、整個四月份，無詩。五月份，僅二十六日兩首、二十八日三首。此后，直到九月份完全停止了創作。

《圖南集》丁集《寄李芳遠永春兼念弘一大師》稿

由此可知《圖南集》截止于五月二十八日，楊玉峰推斷的“肯定不包括一九四一年九月或以后的著作”確為卓識。而丙輯的大部分與丁輯的全部沒有刊發過，也印證了楊玉峰的推斷。同時，解答了柳無忌“二月起，缺稿仍多，尚待覓補”的疑惑。這是創作的空白期，并不是如楊玉峰推斷的“已經全部散佚”，無由覓補。

這半年多的空白，有著深層的原因，也是柳亞子政治轉向的一個關鍵節點，更是他個人的一個人生轉折點。所以從這個角度可以說，《圖南集》是柳亞子前半生的絶唱，此后真正開始了新我的生活。

按柳亞子自己的說法，這半年的空白是因為他“腦疾”發作，每發作，他的創作靈感就會枯竭。柳無忌曾經如此描述乃翁之疾：

作為詩人的柳亞子，在活埋庵里的創作特別少，那是因為當時他情緒不佳，靈感枯涸——他自己說是“腦病”—使他缺乏賦詩的興趣。我們知道，當時他著有二部詩集：《鴻毛集》（一九三七—一九三九）詩三十六首；《墨馨集》（一九四〇）詩七十三首。四年內共得詩一百零九首，比起下一年在香港居住時的《圖南集》（一九四〇—一九四一），有詩二百二十余首，顯得十分貧乏。

一九四五年九月，柳亞子在關于抗戰時期的《八年回憶》中稱香港這一年多的生活是“啞鈴式的香港”：“我初到香港的時候，精神很興奮，到了明年三月，衰弱起來，而下半年一交九月，則又轉變為興奮。”“兩頭熱烘烘，中間冷清清。”“從三月初起，我的神經衰弱癥又發，到了啞鈴式的中間一段，倒是非常痛苦的。好像直到九月中旬，才又恢復過來，重理筆墨。”十一月十五日，他給老友胡樸安的信中也說：“弟病腦半年，百事俱廢。頃興趣略佳，而精神仍不夠。”

而更深層的原因則是柳亞子以左派的形象在香港異常活躍，引起了重慶方面的關注，也引起了各方面的爭奪。從《圖南集》的詩作可以看出，柳亞子的周圍新舊左右，人頭涌動，頗為熱鬧。而觸發點則是“皖南事變”前后，柳亞子與宋慶齡、何香凝、彭澤民聯署的《撤銷剿共部署，解決聯共方案，發展抗日實力》宣言，以及他獨立草擬的《為“皖南事變”發往重慶的親筆代電》。從而導致了四月二日國民黨五屆八中全會，將柳亞子開除黨籍。共產黨人吳玉章等十六日即致電慰問。

這期間各方的游說可想而知，柳亞子在《八年回憶》中有比較詳細的描述。本書二月二十八日的一首詩非常重要，乃一首表明心跡的佚作：

寄李芳遠永春兼念弘一大師，二十疊音字韻

浪向神交覓賞音，訝君端不畏狂吟。（芳遠為弘一門下士，曾以弘一六十歲造像索題。余成五絶二首云：“君禮釋迦佛，我拜馬克思。大雄大無畏，救世心無歧。”“閉關謝世事，我意嫌消極。愿持鐵禪杖，打煞賣國賊。”見者咋舌，芳遠獨不以為介也。）歧途孔佛疇傳莂，浮世文章豈睹心。遠跡北閩愁道阻，狂游南社忍盟尋（弘一為南社舊人）。韜精已辦逃詩債，一簡還憐意郁深。（友朋勸戒詩者麇至，不忍遽絶，擬自三月一日起日課一詩而止，不復決藩杝以為之矣。）

所以說柳亞子這半年的空白雖為“腦疾”導致，但更是一種政治上的蟄伏。到九月份柳亞子重開筆墨，他的身邊左派以外的人物幾乎都不見了。十一月十八日他寫了《寄毛潤之延安，兼柬林伯渠、吳玉章、徐特立、董必武、張曙時諸公》一詩，響應他們七個月前的慰問。

《圖南集》稿本有四種字跡，甲一為一種，筆劃稚拙。甲二、甲三楷法謹嚴，為第二種筆跡。甲四筆劃及字形結構與柳亞子基本一致。乙、丙、丁乃相同的另一種字跡。因為四輯都有柳亞子的親筆校改，所以一定是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九日前所抄。甲二以后，落水文人如柳雨生等，名字都變成了「××」，故甲輯亦當是柳亞子光復后第二次到港時所抄，具體是誰抄的已難考察。但這個時段為柳亞子抄寫文稿的人，柳亞子詩文書信中每每提到，頗值得記録。

柳亞子字跡極難辨認，他自己也說“太息吾書鬼畫符”。林北麗在回憶柳亞子的文章里也提到過為他抄稿的不易。在香港最早為柳亞子抄詩的是與他同居羿樓的毛嘯岑、沈華昪夫婦與毛嘯岑的表妹沈墨櫻。柳亞子在一九四三年致書毛嘯岑：

弟字愈來愈草，寫詩甚多，但無人能鈔。有一曹美成（湖北人，前在香港常來羿樓者，度兄或尚憶其人）替我油印，但不佳。此人太笨，教詩太不夠格。每憶兄與昪姊、月妹為我抄稿事，輒不能去懷，覺甚凄惻也。

同年致毛嘯岑的另一封信提到他的外甥徐孝穆：

孝穆只言弟稿有一種為渠手抄，未指明《后妃傳》，今兄言無此書，則或為《圖南集》之一部分，亦未可知，因弟曾以此一部分要渠抄寫也。… …恨君葆膽小如鼠，弟去信均不復，無從覓其鈔寄耳。

此外，《甲四》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有詩《陳誦芬為余任〈南明史稿〉鈔胥，感謝靡涯，奉贈紅豆一雙并媵此律》，不知是否有抄詩。

一九四一年底離開香港后，為其抄詩的有前面提到的曹美成以及柳非杞：

《致曹美成》（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日）：“《圖南集》補詩如未鈔，不必鈔了，請你來時把原詩兩本帶下為感。”

《致曹美成》（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前托代鈔《圖南集》，希望即日交來，愈快愈妙。”

《致柳非杞》（一九四五年二月十四日）：“要你找香港出版的《國民日報》（廿九年十二月下半月起至三十年二月為止）、《星島報》（三十年二月至四月）、《華商報》（三十年下半年）、《光明報》（同上）各種，把我的詩文抄出寄來。”

一九四七年再來香港，除前文提到的曾請托陳君葆，代抄的還有胡守愚。十二月十九日有詩《胡守愚先為我抄詩寄南島，會畢復以車送我上山，賦贈兩絶》，詩中提到，除胡守愚外，當時為柳亞子抄稿的還有林北麗、王浣霞和“劉郎”。

《圖南集》 嶺南古籍出版社出版

（本文發表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