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右翼”的興起與撕裂的美國 | 年度好書

劉軍 | 文

一、“反硅谷”的硅谷掌門人

《科技共和國：硬實力、軟信念與西方的未來》是一本結合了企業傳記、哲學批判和社會宣言的“雜糅性”著作，猛烈抨擊了硅谷的“自滿文化”，呼吁重塑“科技共和國”——一個硅谷精英與國家緊密融合的治理模式，以應對AI軍備競賽和地緣政治威脅。該書論點激進，影響深遠，被視為硅谷科技右翼思想的代表作。

《科技共和國：硬實力、軟信仰與西方的未來》

[美] 亞歷山大·卡普 尼古拉斯·扎米斯卡 | 著

崔傳剛 | 譯

方舟工作室 | 中信出版集團

2025年12月

從結構與內容來看，《科技共和國》可以概括為三條相互交織的主線：第一，對冷戰時期美國國家—工程師—工業體系的歷史性回顧；第二，對硅谷消費導向、平臺資本主義模式的系統性批判；第三，對當代人工智能與數據技術時代“國家使命回歸”的規范性主張。

卡普和扎米斯卡對科技的國家使命的強調，并非簡單的政策轉向，而是對二戰后期由范內瓦·布什在《科學：無盡的前沿》中所倡議、在冷戰期間得到強化的自由主義科學—技術政治傳統的再次激活。二戰后期及冷戰時期，美國圍繞“自由世界”與“國家安全”的敘事，將技術進步與文明使命緊密捆綁，使工程與科研不僅具有經濟意義，更被賦予明確的政治與意識形態含義。《科技共和國》試圖將這一被“硅谷平臺資本主義”長期邊緣化的傳統，重新拉回到美國科技精英的思想核心。卡普強調技術不再是“無盡的前沿”，而是“致命的防線”。這種從“基礎研究的線性外溢”到“地緣政治的逆向驅動”的轉變，標志著西方科學體制從“好奇心驅動”轉向“恐懼驅動”。

卡普的身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他不是硅谷傳統意義上的工程師型創業者，也不是典型的風險資本家型科技精英。卡普的最終學位是德國大學的社會理論博士學位，其學術訓練集中于歐洲大陸思想傳統與社會理論，而非計算機科學或工程學。這一學術出身，使卡普在硅谷高管中顯得格外異類。歐美主流媒體將卡普描述為一位“反硅谷的硅谷掌門人”。

2003年，卡普與其同學、硅谷科技右翼的代表人物彼得·蒂爾于2003年共同創立帕蘭提爾公司。該公司以為美國國防部、情報機構及盟國軍隊（如烏克蘭）提供數據分析與情報軟件而著稱，其早期資金來源包括美國中央情報局旗下的風投機構。2025年公司市值超4000億美元，成為全球最貴公司之一。這一“情報安全”相關背景，使帕蘭提爾自創立之初即與美國國家安全體系深度綁定，也塑造了卡普長期以來對“技術—國家—戰爭能力”關系的結構性理解，構成了《科技共和國》中反復強調的“國家使命優先于消費創新”這一論點的重要的經驗基礎。

當然，卡普的“反硅谷”姿態，并不意味著對技術資本本身的否定，而是對技術資本應當如何嵌入國家政治結構的重新定位。卡普的相關論述，并未否認資本與私營部門的重要性，而是試圖通過強調國家使命，重構技術企業在國家權力結構中的規范性角色，使技術資本不再只是市場主體，而成為國家能力體系的一部分。

作者對冷戰時期技術體制的回顧，并非懷舊式的歷史敘述，而是具有明確政治意圖的制度比較。通過反復強調曼哈頓計劃、DARPA（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與阿波羅計劃，卡普和扎米斯卡試圖表明，美國歷史上的技術領先，并非來自分散市場主體之間的自發競爭，而是源于國家權力對工程資源的集中配置與戰略動員。這一敘事邏輯，實際上是對新自由主義技術治理模式的根本挑戰。該著對這一歷史經驗的再闡釋，隱含著技術共和主義（technological republicanism）的規范性立場：技術能力應當被理解為國家公共權力的一部分，而非純粹的私有資本資產。當然，他們并非主張國家對技術企業的全面控制，而是主張通過制度設計，使工程與技術精英重新承擔與“共和國”命運相關的公共責任。

總的來看，該著使讀者直接進入美國科技精英內部關于“技術、國家與文明命運”的核心爭論。卡普與扎米斯卡以其獨特的雙重身份——科技企業創始人與嚴肅的政治思想讀者，直面一個關鍵的問題：當數字技術日益成為國家能力、戰爭形態與社會治理的核心基礎設施，西方國家是否仍具備塑造技術方向的政治意志與制度能力？

二、從“科學共和國”到“科技共和國”：國家能力重構？

從更寬廣的視野來看，《科技共和國》具有明確的現實地緣政治與大國競爭戰略的指向，展現了“國家能力”重構的一個思想演化鏈條：從范內瓦·布什在《科學：無盡的前沿》中倡議的制度化的“科學共和國”，到瑪麗亞娜·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創業型國家》中揭示的功能化的“創業國家”，再到卡普《科技共和國》中文明戰略化的“科技共和國”。這是一個從“科學制度建構”到“創新功能擴展”再到“戰略文明整合”的國家能力重塑的過程。這一演變并非簡單的理論繼承，而是伴隨著國際秩序結構變化而發生的國家能力再定義。

1945年，布什在《科學：無盡的前沿》中，為戰后美國確立了一套科技—國家關系的制度藍圖。

布什報告的核心判斷是：基礎研究是技術進步的源頭；國家必須提供持續、穩定的公共財政支持；科學共同體應保持自治；創新遵循“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產業擴散”的線性模型。這一制度安排催生了戰后美國的科研體系，并奠定了后來國家科技優勢的組織基礎。

在布什報告的框架中，國家能力的來源不是行政命令，而是制度化的科研供給。國家通過支持科學，而非直接干預市場，間接獲得戰略優勢。這種模式之所以成立，有其歷史前提：美國在工業與財政上擁有壓倒性優勢；冷戰初期科技競爭具有高度國家動員的特征；科研共同體與國家目標之間存在高度一致性。可以說，布什報告構想了一個“科學共和國”——一個以科研制度為核心的國家能力結構，奠定了美國國家能力的堅實基礎。

進入二十一世紀，全球化與金融資本主導的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結構，逐漸削弱了國家在科技創新與科技產業層面的“主權存在感”。但是，美籍意大利裔學者馬祖卡托在《創業型國家》（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這部使她一舉成名且不乏批評的著作中，提出了著名的反向命題：國家并非市場失靈的修補者，而是創新的創造者。

馬祖卡托通過對DARPA、互聯網、醫藥研發等案例的分析，強調指出：國家承擔了最早期、最高風險的投資；私人資本在風險降低后進入；創新鏈條本身是國家制度塑造的結果。她從理論上進一步擴展了國家能力的內涵：國家角色從“資助者”轉向“方向設定者”；科技創新結構從“線性模型”轉向“互動網絡”；國家能力不再只是提供科研資源，而是主動塑造技術路徑與產業結構。馬祖卡托提出的這一理論敘事，發生在全球化深化、制造業外移與國家能力被削弱的背景下，是對“去國家化敘事”的理論反擊。但在馬祖卡托那里，國家能力仍主要以經濟增長與產業政策為目標，其問題意識仍然屬于政治經濟范疇。

在《科技共和國》中，卡普和扎米斯卡提出了國家能力建構的新轉向。在他們看來，當今國家能力已經不再只是經濟增長的工具，而是關乎國家競爭與文明存續的核心資源。《科技共和國》中的國家能力呈現出三個新特征：技術能力直接嵌入國家安全框架；創新目標與地緣政治競爭相連；國家使命與社會信念被視為技術優勢的前提。國家能力從“制度—經濟”的層面，躍升到“戰略—文明”的層面：布什報告強調的是國家通過科學制度獲得能力，馬祖卡托強調國家通過創新投資塑造能力，卡普和扎米斯卡則直截了當地召喚國家通過技術主權維系文明生存的能力。

從“科學共和國”到“創業國家”再到“科技共和國”，可以看成是國家能力“理論敘事”的迭代轉型。這一轉型并非純粹理論的自洽推演，實則是國際政治經濟深層結構變化的反映。

當全球供應鏈高度整合時，僅憑制度優勢與創新前沿，即可支撐優勢；但是，當全球供應鏈碎片化、技術競爭政治化時，國家能力必須重新戰略化。而這背后更深層的變化，實則在于“國家—科學關系”的政治化——包括國內政治化與國際政治化——的程度不斷上升：在布什的時代，科學具有高度自治性；在馬祖卡托那里，國家始終在建構、塑造科技創新結構；到了卡普和扎米斯卡這里，國家能力則直接成為國家戰略主權與文明存續的勝負核心。

卡普所追求的“科技共和國”，實質上是試圖通過算法建立一種數字化的“政治決斷權”。帕蘭提爾之類的軍事—情報安全復合體公司的更深刻的意義，不在于數據處理，而在于它賦予了主權者在迷霧中“識別敵我”的決斷能力。“科技共和國”不再是馬祖卡托筆下追求效率的“創業國家”，而是追求“算法主權”的“決斷實體”。這種技術與主權的合體，正在消解傳統國家的科層制官僚體系，形成新的“硅谷式的主權決策論”。

當然，《科技共和國》并非嚴格的學術著作，卡普和扎米斯卡的言辭更像是急切的政治宣言，而非嚴謹的理論建構或切實的政策倡議。該著意在大聲提醒西方社會：技術優勢并非市場自發秩序的副產品，而是制度、投資與文明信念共同構建的結果。在這一點上，它為當代關于國家能力的討論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也為我們理解科技、產業與國家之間的復雜關系，提供了新的啟發。

三、硅谷科技右翼興起與左中右翼撕裂的美國

《科技共和國》于2025年出版后，在歐美左中右翼思想界，引發了高度分化的反應。一方面，該著被視為罕見的來自硅谷內部的系統性自我批判；另一方面，它因對國家安全導向技術發展的公開辯護，而受到自由派、技術倫理與公民自由倡導者的強烈質疑與批判。

歐美左中右翼對于該著的分化評價，再次體現了美國乃至歐洲當代政治經濟結構中的關鍵斷裂：一端是自由主義技術文化與平臺資本主義的制度慣性，另一端是國家安全與地緣政治壓力對技術體系重新政治化的結構性推動；一端是公民的憲法權利、經濟自由、民主保障，另一端是大國地緣政治經濟競爭需要動員的舉國體制建構與國家技術資本主義。美國乃至歐洲內部左中右翼的撕裂性的沖突，愈來愈無法調和：左翼左支右絀，右翼步步緊逼，而一度強大的中間派則左右為難，束手無策。

歐美一些研究者將帕蘭提爾公司視為硅谷“科技右翼”的核心代表：蒂爾是特朗普支持者，推動“有效加速主義”和國防科技融合，強調技術用于維護美國霸權，對抗中國。左翼媒體如《雅各賓》雜志批判帕蘭提爾領導了硅谷從“消費科技”向“致命軍事科技”的轉型，其CEO卡普公開批評硅谷“覺醒病毒”，并推動與五角大樓的深度整合。

《雅各賓》的批判并未“冤枉”卡普和扎米斯卡。兩人在《科技共和國》強化了這一立場：猛烈批評硅谷精英“脫離國家”，專注于“瑣碎消費品”（如社交App），而非國家安全。他們呼吁“新曼哈頓項目”——硅谷與政府合作開發軍事AI，確保美國技術霸權，防范國際“無倫理約束”的競爭。兩人在書中強調“硬實力”（軍事AI）與“軟信念”（西方價值觀）的融合，視硅谷為“科技共和國”的引擎，振臂高呼“重振愛國主義”，保持美國科技產業的絕對威懾優勢，推廣西方價值觀的“精神正義”，以維系西方文明于可見的風雨飄搖之中。

近年來，硅谷從“超自由主義、左傾”轉向右翼，是美國政治經濟極化、左中右翼共識撕裂的縮影。皮尤研究中心等智庫的研究報告指出，美國政治分化自2008年起加劇，硅谷等科技行業放大了這一趨勢：硅谷右翼精英不滿拜登時代的反壟斷、加密管制和AI監管，轉向特朗普的去監管、減稅政策。這一轉向是“科技威權主義”的崛起：科技寡頭（如馬斯克、蒂爾）推動“積累政權變革”，追求數據提取權，削弱民主監管。

硅谷部分精英逐漸轉向右翼，并非出于簡單的政黨偏好，而是“平臺資本主義”向“軍事—情報復合體”的形態躍遷。硅谷極端右翼表現出明顯的“技術波拿巴主義”特征：蔑視平庸的議會民主，渴望通過技術威權來解決文明的遲滯。這不僅是美國內部的撕裂，更是西方自由主義內部關于“民主是否還能駕馭技術”的深刻的自我懷疑。

左翼研究者強烈批評硅谷右翼的“反覺醒主義”——反對DEI（多樣性、公平、包容），支持特朗普的反移民、去監管議程，導致內部撕裂——硅谷領導層右傾（40%支持特朗普），但員工多數左傾（60%），進而引發抗議和辭職潮。中間派警告，AI等科技產業有可能加劇經濟分化：硅谷科技巨頭獲利，普通民眾則擔憂就業崗位流失和能源成本上升；硅谷右翼推動“芯片戰爭”和AI外交，忽略發展中國家需求，將加劇全球的政治經濟分化、極化與撕裂。右翼支持卡普的觀點：硅谷已經失去了愛國主義，需要與國防產業與國家戰略融合。

總結來看，硅谷左中右翼的政治極化，很可能長期、持續固化；而美國左中右翼分化撕裂的現狀，不僅會影響美國，還將影響乃至重塑全球科技競爭與地緣政治生態。

四、他者之鏡：技術競爭與國家能力重構的邏輯與結構

對于中國讀者而言，《科技共和國》的價值在于作為一面 “他者之鏡”，幫助我們理解當代技術競爭的制度邏輯與國家能力重構的深層結構，值得批判性地閱讀，認真地對話。

該著所體現出的思想轉向，表明美國部分政治和科技精英，正試圖從思想與制度層面，為一種更具國家戰略導向的技術治理模式重建合法性。今后中美技術競爭有可能從單純的產業與市場競爭，轉向關于技術與國家關系的制度模型競爭。隨著美國將人工智能、半導體、數據基礎設施與國家安全更緊密地捆綁，中國所面對的國際技術環境將更加政治化、安全化與制度化。

此外，該著將技術競爭明確上升到文明選擇的高度，意味著技術路線之爭被賦予了制度與價值屬性。這一意識形態轉向警示我們，中美未來的技術競爭將越來越深地嵌入關于制度與文明優越性的敘事之中。在構建國家能力的道路上，我們如何能夠既實現技術突破，又避免落入技術威權與文明對立的窠臼，則是《科技共和國》這面“他者之鏡”折射出的富于啟示的光芒。

總的來看，在人工智能、數據平臺與國家安全深度融合、復雜糾纏的時代，《科技共和國》為理解當代大國科技競爭與國家能力重構，提供了一個頗具現實針對性且富于爭議性的文本。該書清晰地顯露了“美利堅科技共和國”的底層思想邏輯，揭示了更為廣闊的左中右翼撕裂的美國政治經濟嬗變的現狀及背景，同時也提出了更為根本和終極的問題：當科學技術被徹底“安全化”和“信仰化”，科學是否還會擁有其公共性？卡普筆下的“科技共和國”宣揚的是西方的自救，但是不是也預示了啟蒙運動以來“科學無國界”理想的最終葬禮？

（作者系社會文化學者）

（作者 劉軍）

劉軍

博士。曾任日本多所大學、研究機構研究員和訪問教授。主要研究領域包括文學與文化研究、社會文化比較研究、政治哲學與思想史等領域，在相關領域著述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