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創投“退出難” 上海率先探路：加速組建500億并購基金矩陣

財聯社3月26日訊 （記者 王彥琳） 萬億級國家并購基金釋放信號后，地方層面迅速響應，上海率先給出“樣本”。財聯社記者獲悉，日前，交大高金上海國際并購研究中心正式揭牌，旨在為上海并購市場提供研究支撐、經驗總結與趨勢研判。

近期上海市委金融辦披露的數據顯示，上海正在加速組建總規模500億元的市場化并購基金矩陣。截至目前，上海已累計集聚283只并購基金，實繳規模位居全國首位。

除了并購基金，以基石投資為代表的工具也在快速興起。近期，由上實集團與國泰海通共同發起設立的滬港新興產業基石基金正式進入實質投資階段。該基金由上實集團與國泰海通共同發起設立，目標總規模為30億港元，專項支持集成電路、生物醫藥、人工智能三大先導產業的優質企業赴港上市。

隨著“十五五”規劃藍圖展開，如何以更具耐心與靈活的方式參與資本運作、服務產業升級，成為擺在國資面前的一道關鍵命題。

半個月，部委領導兩次發聲

圍繞國家級并購基金的推進，部委領導在短時間內連續釋放明確信號。3月6日，在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經濟主題記者會上，國家發展改革委主任鄭柵潔表示，今年將會同財政部、人民銀行等部門設立國家級并購基金，預計引導撬動各類資金規模超1萬億元。

3月20日，在一場民營企業座談會上，鄭柵潔再次強調，將加快設立國家級并購基金，推動解決創業投資“退出難”問題，提高創投資本周轉效率。

有業內人士分析，當前市場上有一批基金集中誕生于2015年至2016年，如今進入退出高峰期。在退出需求集中釋放的同時，優質資產供給增加，疊加IPO節奏階段性波動，導致退出通道擁擠。長期以來過度依賴IPO的單一路徑，逐漸演變為“堰塞湖”問題。

在此背景下，并購退出重回優先級。自2023年以來，監管層已多次表態支持上市公司開展高質量產業并購，為“存量退出”提供疏解通道。2024年4月，資本市場新“國九條”發布，提出要綜合運用并購重組等方式提高發展質量。同年6月，國務院辦公廳出臺《促進創業投資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創投十七條”），進一步提出支持發展并購基金，從拓寬退出渠道、優化政策環境等多個維度作出系統部署。

2025年5月，《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正式落地，從規則層面對并購重組給予更為明確、實質性的支持。

283只并購基金齊聚上海

國家級并購基金蓄勢待發的同時，地方層面的先行探索已率先展開。

近日，交大高金上海國際并購研究中心正式揭牌，旨在為上海并購市場提供研究支撐、經驗總結與趨勢研判。這一動作背后，是上海加快構建并購生態體系的縮影。

近期上海市委金融辦披露的數據顯示，上海正在加速組建總規模500億元的市場化并購基金矩陣，靜安、虹口、虹橋三大并購集聚區相繼落地運營。截至目前，上海已累計集聚283只并購基金，實繳規模位居全國首位。

從交易層面看，上海并購市場持續升溫。2024年至2025年兩年間，上海累計完成并購交易31單，其中6單為重大資產重組，交易總金額達2207億元。

2025年11月，上海生物醫藥產業并購基金完成首單控股型收購，以18.51億元正式取得康華生物控制權。今年1月，上述并購基金協助康華生物戰略投資上海創新科技企業納美信生物，系統構建了“上海研發+成都產業+全國商業”協同發展模式。這不僅是新“國九條”發布后，上海國資推動并購重組的首批標志性案例之一，也被視為并購基金深度參與上市公司控制權交易的重要信號，帶動A股并購重組進入新一輪活躍周期。

業內人士分析，從結構上看，這筆交易具有典型意義：以上海生物醫藥產業并購基金為資金來源，由市場化主體萬可欣生物作為執行平臺，通過“國資主導+市場化運作”的方式完成控股。一方面，地方國資提供長期穩定的資本支持與產業導向；另一方面，專業機構負責具體運作與整合，確保效率與靈活性。

國資主動補位 破解創投“退出難”

從退出結構看，盡管并購與S基金交易有所發展，但整體仍處于早期階段，IPO依然是私募股權與創投基金最核心的退出渠道。一旦IPO節奏波動，資本循環便容易受阻，“退出難”問題隨之凸顯。

在這一背景下，地方國資主動向退出端延伸，發揮補位作用，探索更靈活的參與方式。其中，以基石投資為代表的工具正在快速興起。

記者了解到，近期，由上實集團與國泰海通共同發起設立的滬港新興產業基石基金正式進入實質投資階段。這一基金的設立，不僅進一步完善了地方國資基金矩陣，補齊其在港股IPO及二級市場配置方面的布局，還為企業邁向資本市場提供關鍵融資支持。

近年來，地方國資頻頻出現在優質港股IPO的基石投資者名單中。例如，無錫、青島等地國資背景基金相繼參與相關企業上市，不僅提供資金“托舉”，更向市場釋放出明確的價值背書信號。這種參與，并非簡單的財務投資，而是帶有明顯的區域產業支持導向。過去一年，壁仞科技、天數智芯、MiniMax等一批明星項目集中涌現，而其背后，上海及長三角地區已成為核心供給地。

分析人士指出，當前，地方國資的角色正從分散、項目制的“單點支持”，走向以基金為載體的“系統化參與”。一方面，基石基金著眼于“增量疏通”，緩解階段性、結構性的流動性壓力；另一方面，并購基金著眼于“存量盤活”，形成規模化承接能力，打通存量資產的退出通道。只有當兩類工具形成分工協同，資本在不同階段實現有序接續，一個更加完整、順暢的“募投管退”循環體系，才有可能真正建立起來。因此，加快推進國家級并購基金的意義不僅是新增一類資金工具，而是在更高層面補齊退出體系短板，重塑創投運行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