褪去死者為大的濾鏡，我們該如何評價張雪峰？

近日，年僅41歲的教育博主張雪峰因心源性猝死離世。面對一個正值壯年的公眾人物突然離開，輿論場瞬間陷入了中國人習慣的那種“死者為大”模式。一時間，贊美、褒揚甚至過度神化的聲音不絕于耳，仿佛他生前真的是為無數學子指路的“偉大教育家”。

然而，理解生命的脆弱，與客觀評價一個人的社會影響，這兩者并不沖突。當我們撥開情緒的迷霧，重新審視張雪峰留下的商業版圖與言論軌跡時，或許會看到一個不那么浪漫的現實。

褪去那層“教育”的外衣，張雪峰所做的，本質上更接近一種針對焦慮人群的“確定性販賣”——甚至帶有某種“算命式服務”的特征。他曾以極其接地氣甚至粗鄙的語言，打破了“行行出狀元、職業無分貴賤”等假大空的敘事，精準迎合了當今普通家庭對階層滑落的恐懼。

根據公開資料，2024年他曾創下3小時售罄2萬個高考志愿填報服務名額、收入以億元計的商業神話，單條視頻廣告報價25萬起，線下直播更是高達40萬一小時。

但事實上，家長們砸下重金，買到的往往并非真正意義上的職業規劃，而是在面對巨大不確定性時的一劑“情緒安慰劑”。那些武斷的“絕對不報”或“必須去考”，為許多不愿深入思考、不敢承擔試錯責任的家庭，提供了一種看似權威的替代判斷。

這種迎合大眾情緒的預測，往往帶有強烈的短期實用主義色彩，甚至可以說是刻舟求劍。前幾年房地產火熱，他極力推薦建筑設計；如今行業步入低谷，不少相關專業畢業生面臨就業壓力。近年傳統媒體衰落，他便高呼“把學新聞的孩子打暈”。

然而，真正的問題并不在于某個專業“好不好”，而在于是否具備跨周期的能力。以媒體行業為例，即便傳統媒體式微，一個受過新聞訓練的學生，只要具備扎實的邏輯分析、文字表達與跨界溝通能力，完全可以在網絡媒體、公關、自媒體等領域找到位置。

教育的核心，從來不是預測風口，而是培養可遷移能力——讓人能夠在不確定中持續調整與生存。

但在流量邏輯的裹挾之下，這種復雜而長期的能力建設，遠不如“避坑指南”來得直接有效。張雪峰所提供的，恰恰是一種對不確定性的簡化處理：用明確的結論替代復雜的判斷，用情緒確定感替代長期能力積累。

教育的本質，本應是讓人成為一個既能安身立命、又能對社會有貢獻的獨立個體。但張雪峰的言行，在很大程度上偏離了這一方向。為了維持龐大的流量，他不斷輸出更具沖擊力的表達：從早年調侃西南大學，到“文科都是服務業”等爭議言論，再到因直播中長時間使用粗俗語言而被通報停播，他在流量的正反饋中不斷強化極端表達。

更引發爭議的是，他曾高調宣稱要為“軍事攻打臺灣捐資一個億”。這類帶有強烈立場化與情緒動員色彩的言論，已經遠離教育應有的理性邊界，更談不上對社會的建設性引導。

這背后所呈現的，并不是一個教育者的克制與責任，而更像是在流量、商業與現實環境之間不斷試探邊界的表達策略。當“教育”逐漸退居為外殼，真正驅動內容生產的，往往是注意力與轉化率。

在他離世之后，網絡上還出現了一種同樣值得警惕的聲音：不少人把張雪峰的猝死原因歸咎于他的跑步愛好。事實上，壓垮身體的從來不是單一因素。張雪峰生前極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才更值得反思——長期高強度工作、嚴重睡眠不足、直播中持續維持的高亢狀態，以及明顯油鹽偏重的飲食結構，都在不斷透支身體。在這種長期處于高壓與恢復不足的狀態下進行運動，風險自然被放大。問題從來不在于“跑步”，而在于整體生活方式的失衡。把個體悲劇簡單歸因于運動，既是誤讀，也是逃避。

張雪峰走了。客觀來說，他確實是一個極其敏銳的時代捕手，也是一個成功的流量經營者。他精準捕捉了焦慮，并將其轉化為一門高效的生意。但這，并不等同于他具備與當下贊譽相匹配的教育價值。

我們當然可以為一個年輕生命的離去感到惋惜，但沒有必要因此放棄判斷。與其沉浸在“死者為大”的情緒之中，不如借此重新審視我們為何如此渴望“被指引”。當我們不再依賴那些看似權威的“確定性答案”，開始正視不確定本身，并著手培養應對變化的能力，也許才是真正走出焦慮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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