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剛調到省女子監獄做心理咨詢師,頭一天進監區,心里頭也是七上八下的。外頭的人一聽說“女子監獄”這四個字,腦子里浮現的全是電視劇里那種陰森森、冷冰冰的調調——鐵窗、高墻、一張張面無表情的臉。可真正在那兒待了六年,我才咂摸出味兒來:里頭那些女人,跟咱們外頭的女人,骨子里真沒什么兩樣。她們也想家,也掉眼淚,也在深更半夜翻來覆去地烙大餅,就是睡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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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頭一回做心理普查,碰上個剛進來的小姑娘,才二十二,白白凈凈的,看著就像鄰家剛畢業的大學生。她低著頭,倆手絞在一起,憋了半天,眼淚“啪嗒啪嗒”往下砸,聲音小得跟蚊子哼似的:“姐,我晚上睡不著……我老想我男朋友,越想越難受,有時候渾身發燙,又不知道咋整,就只能咬著被角哭……”說到這兒,她整個人抖得像篩糠。我沒急著說教,就聽她說。后來這樣的場景我見多了——有三十多歲剛離了婚的,有四十多歲孩子都上高中的,還有五十多歲當奶奶的。她們進來以后,最難熬的其實不是干活累,也不是伙食差,而是那種從骨頭縫里滲出來的、無處安放的孤獨。
有人可能要問了,那里頭到底有沒有那些亂七八糟的事兒?我實話實說,有,但絕沒有外頭傳的那么邪乎。監獄里管理嚴得跟鐵桶似的,白天出工,晚上點名,連上個廁所都得打報告。兩個人想單獨待會兒?掰著手指頭都能算出來幾分鐘。可話說回來,人的身體需求是客觀存在的,不管你承不承認,它就在那兒杵著。尤其是生理期前后,激素一上來,那股子躁動勁兒跟坐過山車似的,忽一下就竄到頂。外頭的人想發泄了,可以找對象、可以看片、可以干的事兒多了去了。可里頭的人呢?四面白墻,一張硬板床,連個能關上門喘口氣的地兒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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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她們到底咋辦?說出來你可能不信,最管用的招兒,偏偏是最簡單的——干活。不是跟你逗悶子,監獄里每天都有勞動任務,疊紙盒、縫衣服、做手工。我剛去那會兒也不理解,心說這不就是變相剝削嗎?后來待久了才明白,這些活兒,其實是給她們找了個出口。我記得有個大姐,進來之前是做銷售的,嘴皮子利索,人也長得漂亮,因為經濟犯罪判了七年。頭兩年她整個人跟丟了魂似的,瘦得跟竹竿一樣。她私下跟我說:“李老師,我有時候半夜醒來,渾身跟火燒似的,腦子里全是以前跟老公在一塊兒的畫面,那種感覺就像有螞蟻在身上爬,抓又抓不著,撓又撓不到。”我問她咋熬過來的,她說:“后來我發現,只要把手里的活兒干得特別快、特別認真,腦子里就不想那些了。尤其是那種精細活兒,一專心,啥都忘了。干完一身汗,倒頭就睡,啥夢都不做。”你看,就是這么樸素的法子。人身上那股勁兒,你越往下壓,它越往上頂,可你要給它找個別的出口,讓它變成汗水流出來,它自己就消停了。
除了干活,還有一個特別管用的招——聊天。不是正兒八經的心理咨詢,就是女人們湊一塊兒,東拉西扯地嘮嗑。我觀察過,女監里的聊天內容和男監完全不一樣。男的湊一堆,聊的是案子、是刑期、是出去以后怎么混;女的湊一堆,聊的是孩子、是老公、是以前做過的飯、是逛過的街。有個服刑人員跟我說:“李老師,我們晚上躺在鋪上,聊得最多的就是吃。誰以前做的紅燒肉最好吃,哪條街的燒烤最正宗,我媽包的餃子是什么餡兒的……聊著聊著,就忘了別的了。”她說這話的時候,眼睛亮亮的,嘴角帶著笑,好像不是在監獄里,而是在大學宿舍跟閨蜜夜談。女人就是這樣,身體的欲望有時候并不是真的想要那個,而是渴望被觸碰、被關注、被需要。當她們在聊天里找到了陪伴感,那股躁動自然而然就淡了。
當然,我也見過實在管不住自己的。有個年輕的姑娘,跟同監舍的另一個姑娘好上了,倆人偷偷摸摸傳紙條、使眼色,趁著洗澡的時候多磨蹭一會兒。后來被管教發現了,兩個人都受了處分,一個調了監區,一個加了三個月的嚴管期。那姑娘后來找我哭,說:“李老師,我不是同性戀,我就是太孤單了。在外面的時候,我從來沒有喜歡過女生。可在這兒,有個人對你好一點,你就覺得抓住了救命稻草……”我聽完心里特別不是滋味。你說她們錯了嗎?從規定上講,確實錯了。但從人性上講,那種渴望被愛、被觸碰的感覺,誰又能說這是罪過呢?可監獄就是監獄,它有它的規矩,破了規矩就得受罰,這一點誰也改變不了。
在監獄待了六年,我最大的體會是——那些能扛過來的人,不是身體有多強,而是心里有念想。俗話說得好,“人有奔頭,才有活頭”。我見過一個五十多歲的大姐,判了無期,剛來的時候整個人跟行尸走肉一樣,眼睛都是灰的。后來她開始學畫畫,監獄里有興趣班,她就跟著老師學工筆畫。一開始畫得歪歪扭扭的,但她特別認真,一筆一筆地描。三年后,她的畫居然在全省監獄系統得了獎。她跟我說:“李老師,我現在每天晚上畫兩筆,心里就特別靜。那些亂七八糟的想法,全都沒了。我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這一筆一劃上,感覺時間過得也快了,日子也有盼頭了。”還有一個年輕的媽媽,孩子才三歲就進來了,她剛來那會兒天天想孩子想得發瘋,整宿整宿地哭。后來她開始給孩子寫信,一天一封,攢了厚厚一摞。她說:“我每次想孩子想得受不了的時候,就寫信。寫著寫著,就覺得孩子在我身邊一樣。那些難受的感覺,就慢慢散了。”后來她表現好,減了刑,出去的時候孩子剛好上小學。她拿著那幾百封信去找孩子,孩子雖然一開始不認識她,但看著那些信,聽著信里的故事,慢慢地就親近了。
這些事兒讓我明白一個道理——人這輩子,不管在哪兒,最難熬的從來不是身體的饑渴,而是心里的空洞。你把那個空洞填上了,身體自然就安穩了。外頭的人總覺得監獄神秘,覺得里頭一定藏著不少見不得人的勾當。其實真不是。里頭的人,比外頭的人更懂得克制,更懂得忍耐。因為她們知道,不克制、不忍耐,代價太大了。她們用干活來扛,用聊天來扛,用畫畫、寫信、做手工來扛,把那股子躁動變成汗水、變成筆畫、變成一個個工工整整的紙盒子。這世上很多事兒,說白了,都是這么扛過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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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咱們在外頭的人,遇到那些翻來覆去睡不著、渾身燥熱又無處安放的夜晚,不也是這么過來的嗎?找點事兒干,找個人聊聊,找個念想撐著。日子嘛,不管是在高墻里頭還是外頭,不都是這么一天天過的嗎?說到底,人活著,誰還沒個難熬的時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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