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科進士要等七年才能實授知縣？吏部排隊時間令人感嘆

乾隆三十年前后，北京城里每逢放榜的日子，貢院外總是擠得水泄不通。新科進士們興奮得睡不著覺，親友在茶館里端著蓋碗茶，嘴上掛著一句話：“中了進士，這下可有出息了。”可要是把這話搬到吏部文選司的書吏跟前，往往換來的卻是一句冷冰冰的提醒：“中進士啊，還得排隊呢，沒七八年，別想有實缺。”

聽著刺耳，卻一點不夸張。清代中后期，新科進士想實授一個小小的七品知縣，平均下來，起碼要在吏部的隊伍里耗上七年光景。所謂“七品芝麻官”，在老百姓茶余飯后似乎不值一提，真落到清朝的制度里，這一職卻成了許多進士一輩子都擠不上去的窄門。

有意思的是，知縣這個看似“品級不高”的官職，恰恰是清代整個官僚體系最關(guān)鍵的一環(huán)。而進士，作為當時讀書人眼中最高的功名，也未必就有資格輕輕松松坐上這個位子。

一、從殿試金榜到吏部冷板凳

科舉時代，進士是無數(shù)士子夢寐以求的終點。清代沿明制，殿試定甲第，一甲三人，分別為狀元、榜眼、探花，例授翰林院修撰、編修等職，從京官做起。二甲、三甲的進士，則先要參加一次“朝考”。

朝考并非走形式，關(guān)系到能不能進入庶常館，成為庶吉士。庶吉士是重點培養(yǎng)對象，將來多半要入翰林、進六部，可謂天子“內(nèi)廷儲備干部”。問題在于，朝考的取中率大致只有三成左右，大批二甲三甲進士，會被擋在庶吉士門外。

這部分人怎么辦？吏部要為他們登記造冊，列入候補官員名單。形式上看，已經(jīng)算“出身清貴”，畢竟頂著“進士出身”的名頭；現(xiàn)實中，這只是踏進官場的第一步，離有實權(quán)實職的“知縣”之路，還遠得很。

清初局勢未穩(wěn)，戰(zhàn)事頻仍，地方官員缺口很大。那時的新科進士很受歡迎，不少人當年就能放缺，有的授主事，有的直接外放知縣。順治、康熙前期，不少進士還真趕上了“上車就有座”的好時代。

局面在康熙中期開始發(fā)生變化。隨著統(tǒng)一過程基本結(jié)束，地方秩序逐漸穩(wěn)固，各級官職慢慢趨于飽和，“僧多粥少”的問題凸顯。到了雍正、乾隆年間，候補進士排隊等實缺，成了再正常不過的景象。

史料中有過統(tǒng)計：康熙、雍正兩朝，進士從候補到實授的時間，短的也要四年，長的則拖到九年。自乾隆至道光，平均時間穩(wěn)定在七年上下。這還只是算運氣不算太差的情況。那些沒有門路、家境清貧的讀書人，很可能一輩子就在“候補”的名冊上耗掉了黃金歲月。

二、“香餑餑”的知縣，為何輪不到新科進士？

知縣是七品官，放在文武百官序列里不顯眼，可在實際運行中，卻是實打?qū)嵉囊环礁改腹佟h就是國家統(tǒng)治的最基層單位。賦稅征收、徭役差發(fā)、治安民事、禮俗教化，最后都要落實到知縣身上。

清代全國州縣一千三百余處，看起來數(shù)量不算少，可真正輪到新科進士頭上時，問題來了。

一是官缺本就有限。縣官一任三年，能在任上善終的，往往會升任府州佐貳，空出一個缺；有病故、有罷黜、有調(diào)任的，也會形成崗位空缺。但一年算下來，一個省可能只有寥寥幾個知縣職缺。吏部選官，依靠的就是“出缺”二字，沒有缺位，一切免談。

一旦地方有缺，督撫必須立即上報吏部，這道程序叫“截缺”。如果拖延不報，督撫本人還要吃處分，嚴重的降級使用。可見，從地方到中央，對“空缺”這件事是非常看重的。

吏部接到截缺文書，才會把這個縣的職位納入銓選程序。聽上去，似乎機會來了，實際上，真正攔在進士前面的，是候補體系中復(fù)雜的“班制”。

吏部文選司，把所有候補人員分作六個“班”，大略有除班、補班、轉(zhuǎn)班、改班、升班、調(diào)班等名目。新科進士屬于“除班”，也就是首次入仕者，這一組里還包括舉人、貢生以及捐納出身的候補官，來源非常混雜。

問題在于，除班在六班之中排序靠后，前頭壓著是已經(jīng)有資歷、只等待補缺或升遷的那批人。像升班，是已經(jīng)議定要升官的；補班，是因為守孝、疾病暫時離崗、如今恢復(fù)候選資格的。這些人排隊在前，新進來的進士，只能站在隊伍后面慢慢熬。

試想一下，一個知縣缺出來，吏部先看升班，再看補班，再看其他有年資、有資考的老候補。輪到除班時，往往已經(jīng)沒有什么合適的職位了。只有在特別湊巧、多缺齊發(fā)，又恰好前面的人不符合條件的時候，新科進士才有機會被吏部提拔上來。

有時候，就算輪到了除班，進士也不一定占優(yōu)勢。同屬除班的舉人、捐納出身，有些在地方已經(jīng)辦過事，或在大員門下服役多年，被視作“老成練達”，吏部在權(quán)衡人選時，反而更傾向這些“有經(jīng)驗”的候補。

這樣一來，知縣這個“香餑餑”，對于剛剛走出貢院的進士來說，幾乎成了浮在眼前卻夠不到的果子。

三、月選、回避與“事故”：一道道隱形門檻

候補隊伍一旦拉長，吏部的“月選”就成了進士們每個月最關(guān)注的日子。所謂月選，就是吏部按照當月全國各地截報的缺額，召集符合條件的候補人選，進行銓選分發(fā)。

但能不能走到這道程序，中間還有幾重門檻。

進入月選前，吏部要發(fā)文通知相關(guān)候補官員，要求他們“投供”。投供，類似遞交履歷表，詳細填寫籍貫、出身、年庚、科名、既往履歷等。新科進士剛?cè)胧藭r，多半是滿懷期待地去投供，生怕錯過一次機會。

投供之后，吏部要進行“審事故”。這里的“事故”，指的不是一般小差錯，而是關(guān)系品行、資格的大問題，例如父母是否近年去世、守孝期是否已滿；祖上有無拖欠賦稅之類的案底；本人有無受過朝廷處分，有沒有案牘未了等等。

在清代禮法觀念下，父母喪事尤其敏感。三年丁憂，理論上必須回籍守制，不能在外為官。如果查出有未滿孝期者，哪怕進士功名再好，也得暫時退出銓選。這樣的規(guī)定放在當時，既是禮制要求，也是政治上的“硬杠杠”。

此外，還有“回避”制度的限制。吏部明文規(guī)定，本籍人不能在本籍與寄籍地為官。比如江蘇金壇縣知縣出缺，凡籍貫屬江蘇，尤其是蘇南一帶的進士，就一律不得參加這一個缺的銓選，稱之為“密其回避”。回避不僅是為防地方勢力膨脹，也是擔心“人情糾葛”影響公事。

更棘手的是“論資排輩”的規(guī)則。吏部選人時要看“資考”——也就是入仕時間、歷次考核、在冊年限等等。這一點，對剛剛?cè)胧说男驴七M士非常不利。按制度，資歷深的候補者優(yōu)先考慮，新人即便才華橫溢，也必須站在隊伍后面慢慢磨。

在吏部文選司的官員看來，“新進士”這四個字頂多算是個好聽的頭銜。沒有年資、沒有歷次政績考核記錄，就意味著在銓選時幾乎沒有籌碼。除非某一輪知縣出缺特別集中，前面諸班、諸人都不合適，新科進士才有可能被翻到案頭。

從制度上看，這些規(guī)定都能找到理由：禮法要守，避嫌要做，資歷要考慮。可一條條合在一起，疊加到新科進士身上，就變成了實打?qū)嵉母唛T檻。很多進士熬了幾年，才慢慢明白：“中了進士”只是起點，要想真坐到縣衙的大堂之上，光靠卷子考得好，遠遠不夠。

四、潛規(guī)則、銀子與被拉長的七年候補期

制度之上，還有人情。清中期以后，吏部文選司日益變成權(quán)力與銀子的交匯處。誰有資格先上岸，已經(jīng)不僅僅取決于科名和資歷。

不得不說，關(guān)于吏部官員受賄、書吏橫行的記載，在乾隆以后并不罕見。文選司掌管天下銓選，人事權(quán)集中，難免成為各路關(guān)系運作的焦點。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書吏，被許多同時代人稱作“難纏小鬼”。理由很簡單：候選者的材料在他們手里傳遞，進退次序、案卷輕重，他們說了算的不少。

有條件的候補官員，會通過各種方式打點關(guān)系：有人托親朋向文選司官員游說，有人直接用銀子疏通書吏，希望自己的名字能在月選中被“往上挪一挪”。這種操作在當時被冠以“人情世故”的說法，但從制度來說，已經(jīng)偏離了本該有的公正。

對于出身名門或官宦家庭的進士來說，家族人脈在這時候便成了重要資源。有的進士到了京城，先不是急著等吏部的通知，而是去拜訪父輩同鄉(xiāng)的舊友、師長，敲門寒暄，其實都是為將來的銓選鋪路。

相反，那些貧寒出身、背后沒有靠山的進士，就苦得多了。他們既付不起長年在京居住的費用，又沒有銀子四處“打點”。很多人只好在候補登記后，回鄉(xiāng)暫住，靠在家鄉(xiāng)教書、幫親戚管賬勉強糊口，一邊等吏部發(fā)文，一邊盼著哪天突然有自己的名字被叫到。

一位候補進士在信中嘆息：“京師日費百金，不敢久居。歸里待命，恐誤銓期。”這種尷尬再典型不過。留在京城，日子難以為繼；回到鄉(xiāng)里，又擔心錯失機會。候補隊伍越拖越長，這種“進退失據(jù)”的焦慮感，就越明顯。

從統(tǒng)計看，這樣的貧寒進士比例并不低，至少占到了新科進士中的大多數(shù)。有研究推算，清中期以后，約有七成進士不得不回籍待選，他們在吏部候補冊上的時間，大多超過六年，有的甚至十年以上。

在這漫長的等待中，知縣依舊是人人想要爭取的好缺。別看只是七品，實權(quán)實責都在地方，既能積累政績，也被視作仕途的起步關(guān)鍵。也正因為如此，哪怕是這樣一個“芝麻官”的位置，新科進士也只能在長隊中慢慢挨到機會。

回頭看清代中后期的選官制度，新科進士要想從貢院的金榜走到縣衙公堂，中間隔著的，絕不是一道簡單的手續(xù)，而是一層層制度門檻、時間消磨與現(xiàn)實算計。知縣一職，不但不“芝麻”，反而成了無數(shù)讀書人心中最難撈到的一塊實在“香餑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