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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售指的是航司為減少航班座位虛耗、優化運營效率而采取的一種市場化運營策略。盡管超售符合相關法律法規,但在實際操作中,規則執行失衡、補償標準不合理、監管與規則體系不完善等,都是消費者面臨的普遍難題。
機票超售事件多次引發爭議,最新一起是,一名旅客原計劃搭乘早間航班由重慶出發前往上海就醫,但因該航班超售,最終未能按時登機。盡管涉事航司協商一致后當天支付了賠償款、協調改簽公務艙、多次向旅客致歉、提出協助掛號就醫等,但該旅客再次提交和解條件,截至目前尚未達成一致。
是該旅客太貪婪嗎?即便該旅客訴求偏多,但責任完全在涉事航司。因為航司為了讓航班滿座,超過航班實際可用座位數銷售機票,致使旅客無法登機。這不僅侵害了旅客消費、合同權益,而且還給旅客生命健康權益帶來威脅,因為該旅客已經掛號預約了醫生,不能及時登機有可能影響就醫效果。
雖然說機票超售是全球航空業普遍采用的商業慣例?,我國《公共航空運輸旅客服務管理規定》也允許機票超售,但部分航司在實際操作中存在“既要又要”的問題——既想通過超售機票實現利益最大化,又不想承擔超售機票帶來的后果,而是多采取一些低成本的補償方式,去“打發”受損失的旅客。
按理,航司從超售機票中最大化獲利,也應該最大化保障旅客利益。然而,實際情況卻不理想,以上述事件為例,涉事旅客急于登機去看病,但并沒有獲得航司理解;在阻攔涉事旅客登機前,并沒有見到啟動征集自愿者程序;雙方反復溝通間隙,一名晚到的旅客反而完成了登機,讓人懷疑公平性。
其他相關案例還暴露出不少問題,譬如,航司不提前告知超售機票,侵害了旅客知情權、選擇權、公平交易權;有的航司僅提供少量現金補償或等值優惠券,且優惠券使用限制較多,有效期短、適用航線有限,旅客顯然不愿意接受這種“打折的補償”;有的航司超售比例過高,受影響的旅客無疑增多。
航司超售機票行為,旅客可以理解,但不能稀里糊涂購票、登機被阻攔;航司不能既想利益最大化,又想在補償旅客方面投入最小化,這既不合情也不合理。再對比《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和《公共航空運輸旅客服務管理規定》,也與法規明顯不符。即規則執行失衡、補償標準不合理等問題值得審視。
鑒于各航司超售機票及補償標準不一,讓旅客變成受害者,有必要完善相關法規、標準,強化針對性監管。比如,對不同季節、不同航線的超售比例進行統一規定,才能從源頭減少侵權亂象。國外航司超售比例2%左右,無法登機情況很少,而國內航司超售3%-5%甚至更高,受影響旅客無疑更多。
再如,對航司補償標準、補償方式是否有必要統一規范,值得思考。既然超售機票的責任在航司,那么在補償方面要以旅客“滿意”為標準。雖然“滿意”不能是“獅子大開口”,但應該綜合考慮旅客所有損失,作出全面賠償。對此,不妨制定統一指導標準,讓旅客參考索賠,防航司賠償最小化。
另外,所有超售機票都應該在售票前告知旅客購票風險,讓旅客權衡利弊作出選擇。總之,規范機票超售,既要合理限制航司“既要又要”的貪念和權力,也要以切實有效的措施保障旅客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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