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大學教師臨終時的心聲：在這里工作真的太辛苦了

2011年4月19日凌晨，上海瑞金醫院的走廊燈光刺眼，值夜的護士推開搶救室旁的小門，輕聲對守在外面的男人說：“家屬，準備……見最后一面吧。”那一年，趙斌元37歲，他愣了幾秒，才反應過來，護士口中的“家屬”，指的是他；“最后一面”，指的是那個躺在病床上，只活了三十二年的女人——復旦大學青年教師，于娟。

有意思的是，在很多人眼里，大學老師是體面、穩定、令人羨慕的職業。上課，做課題，帶學生，偶爾出國訪學，看上去遠離“生死”這種字眼。但于娟離開的這一刻，她留給世界的一句話卻是：“這里太累了。”這一句“累”，并不只指病床上的折磨，也包含著她一路從小城女孩走到名校講臺，再跌入病房深淵的全部重量。

這是一段很短的人生，卻像被人用力快進過，一路加速，又戛然而止。

一、從小城到名校：被“用力的人生”推著往前走

時間往回撥到1979年，那一年改革開放剛剛邁開步子，山東濟寧的街頭仍舊樸素。就在這樣一個普通工薪家庭里，于娟出生了。家境算不上拮據，卻遠談不上富裕，只是因為她是家里唯一的孩子，父母把全部心血都壓在這個女兒身上。

小小的女孩，記憶里最清晰的一幕，是冬天屋里昏黃的燈光和母親盤腿坐在炕邊一句一句教她認字。她學什么都快，算數比同齡人反應更快，作文也寫得順溜，老師時常當著全班的面夸她“聰明”，這種鼓勵很快轉化成一種“不能掉隊”的壓力。

初中、高中階段，于娟成績一直靠前，卷子發下來，她要么是第一，要么在奔著第一的路上。她自己也逐漸形成一種認知：不管在哪個環境，只能往上走，不能往下掉。

有一天，老師在班里念學校表彰優秀教師的名單，底下的學生鼓掌熱烈。回家路上，于娟對母親說了一句：“等我長大，也要當老師。”這句話聽起來稚氣，卻在此后幾十年不知不覺把她的人生路徑鎖死了——她的所有努力，幾乎都圍繞“讀書”“高校”“講臺”三個關鍵詞展開。

高考那一年，她考入上海交通大學。對一個山東小城姑娘來說，這不只是“考上大學”，更像是一腳跨進了另一重世界。陌生的大城市，陌生的口音，陌生的節奏，一切都新鮮，卻也都在暗暗提醒她：想留下，就得繼續拼。

進入大學之后，于娟并沒有“松一口氣”的心態，相反，她很快給自己定了新的目標：考研、讀博，去更高的平臺站一站，做真正的大學老師。她不止一次在心里對自己說：“不能只滿足于一個本科文憑。”

就在這段時間，她遇見了比自己大六歲的趙斌元。對方是正兒八經的博士，學術路上走得比她快一步，站得也更高。于娟心里一邊被這個沉穩又略帶幽默的男人吸引，一邊也產生了一種不服輸的勁兒——要么就追上他，要么就站在他身邊不顯得“低一截”。

趙斌元有時候開玩笑：“你是不是更愛書本？”于娟笑著回懟：“等我也念到博士，你就知道了。”兩個人一來一回，日子就這么在圖書館、自習室和簡陋的小食堂里悄悄往前挪。

到了2001年，于娟如愿考入復旦大學攻讀研究生。身邊的人都覺得，這姑娘已經算“逆襲成功”：從山東小城到上海名校，從本科到研究生，再往下走就是博士、教師、學者。

但在于娟心里，這一切還只是“起步”。

二、“海歸老師”的光環：榮光背后的壓力與透支

研究生期間，于娟和趙斌元的感情逐漸穩定，兩個人商量著結婚。那時的上海房價已不算便宜，兩人咬牙付了首付，再向銀行貸款，終于在這座擁擠的城市里，擁有了一套屬于自己的小家。

新婚生活不算奢侈，卻很實在。白天，兩人各忙各的研究課題，晚上回家分工做飯，洗碗、收拾屋子、討論論文，日子看上去一切順遂。對旁人來說，這樣已經是“人生贏家”的節奏。

真正改變軌跡的，是2004年的那次留學機會。復旦每年提供少量公派名額，競爭激烈，于娟猶豫過：出國意味著離開丈夫一段時間，家庭和事業要同時兼顧。但她嘴上說“考慮考慮”，心里其實非常清楚，這一次如果退縮，之后的學術路，很可能就會短一截。

“你去吧，家里有我。”趙斌元那句看似簡單的話，給了她最后一把推動力。于娟開始準備材料、考核、面試，一關關通過，最終拿到了赴挪威奧斯陸大學的機會。

挪威的生活節奏比上海慢得多，空氣清新，森林成片。于娟后來回憶說，自己很喜歡那里的樹林，“安靜得不像人間”。白天做研究，晚上一個人走在林子邊的小路上，她會想，等回國之后，要在學術上扎下根，要把老師這份工作做得扎實又體面。

幾年之后，她學成歸來。趙斌元在國內已升任副教授，教學評價很高，事業往上走得也很快。兩個人在上海的小家依舊整潔溫暖，看上去像一本教科書式的“高知家庭”樣本。

不久，于娟也順利通過層層考核，留在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任教，正式成為一名青年教師。她講課認真，備課筆記記得密密麻麻，學生評價她“不高冷，很有意思”。從簡歷看，這幾乎是一個教科書般的成功路徑：名校、本碩博、海歸、講師，未來可期。

不過，站在講臺上的光鮮背后，有一些細節往往被忽略。青年教師剛入職，課要上，項目要申，論文要發，各種考核指標一條接一條。于娟心氣高，凡事不肯落在別人后面，一有空就對著電腦碼字，參與課題、申請項目、修改論文，時間被她擠得密不透風。

回家之后，她還要操心家務，照顧雙方父母情緒，兼顧妻子的角色。可以說，在單位，她要做合格的老師、研究者；在家里，她要做合格的妻子、兒媳、女兒。每個角色都需要時間和精力，每個角色背后都有看不見的壓力。

2009年初，于娟懷孕。這本是喜事，兩口子商量著把孩子生下來，接下來再規劃申請海外訪學、進一步提升學術水平。她給孩子起了個乳名叫“小土豆”，逗趣又親切，仿佛昭示著接下來的日子會一片溫暖而踏實。

生產過程還算順利，一個健康的男孩來到這個世界。月子里，于娟仍舊放心不下手上的課題，躺在床上時也會拿出筆記看一看。表面看，是一個把時間用到極致的“女強人”，但身體被一次次透支，暗地里留下了痕跡，只是那時誰都沒當回事。

孩子斷奶之后，她又急著回到工作崗位，自覺不能在教學和科研上“落后”。熬夜備課、寫文章，白天忙，夜里也忙，這種生活狀態延續了好一陣。直到同一年11月，一個很普通的腰痛，打斷了她原本安排得滿滿當當的人生節奏。

三、“這里太累了”：從病床上的反思到生命日記

2009年11月，于娟腰部開始隱隱作痛。一開始，她以為只是抱孩子抱多了，或者最近太累，扭了筋骨。她在家簡單休息一下，貼貼膏藥，咬咬牙就忍過去。

不過疼痛并沒有減輕，反而越來越重。她去了幾家醫院，醫生看完片子，給出的診斷都是“腰肌勞損”。一個普普通通的說法，讓她暫時松了口氣，也讓她誤判了局勢。

在民間偏方的暗示下，她開始用一些活血化瘀的藥物，結果“活血”的后果，是隱在骨頭里的病灶被點燃一樣，疼痛指數飆升。從微微酸痛，發展到徹夜睡不著，再到翻身都像被刀剮，時間不過短短半個月。

到了2009年12月底，阿拉伯數字即將翻到新的一年，別人忙著準備跨年，她卻被抬進了上海瑞金醫院。躺在病床上的于娟忍著疼，壓低聲音問趙斌元：“我是不是不只是腰肌勞損？到底啥病啊？”

趙斌元捏著檢查報告，喉嚨發緊，憋了半天，才擠出一句：“可能……是腫瘤。”那一瞬間，“癌癥”兩個字像一把沉重的錘子，狠狠砸在一家人頭頂。

接下來是CT、穿刺、復查，一輪又一輪。最終給出確診結果的是“乳腺癌”，而且是晚期，已經發生了骨轉移——肋骨、脊椎、肩胛骨上，都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異常陰影。

醫生把片子放在燈箱上，黑白對比格外刺目。對一個非專業的家屬來說，看到幾乎“全黑”的骨架，心里那種無力感，很難用語言形容。醫生的判定很冷靜：“按照現在的情況，預后不樂觀，能活多久不好說，但一般不會超過兩年。”

31歲，剛做了不到一年的母親，剛站穩講臺不久，就被告知人生剩余的時間，是以“年”為上限來計算。這種落差，對很多人來說難以想象。

有意思的是，聽到“乳腺癌”三個字時，于娟第一反應竟然是松了一口氣。她對趙斌元說：“還好不是肺癌和骨癌，人可以沒有乳房，不能沒有肺和骨頭。”這句帶著自嘲的話，在當時的氣氛里顯得格外刺耳，也顯得格外倔強。

然而，她不知道，自己的病情已到不能手術的階段。不只是“乳房”的問題，而是癌細胞已經在身體里跑開了。對于這樣一個病人，醫療手段能做的，更多只是延長時間、盡量減輕疼痛。

2009年最后一周，她住進了瑞金醫院的搶救室。主治醫生金曉龍后來回憶，說她到那會兒，“疼痛本身就足夠要命”。連續三天兩夜，于娟的世界幾乎只有兩件事：疼，和在疼痛間隙短暫昏迷。她時而疼得喊出聲，時而又連喊的力氣都沒有。

搶救穩定之后，化療提上日程。每支藥上萬，周期一個接一個，家里的積蓄很快用光。趙斌元四處借錢，向同事、朋友開口，用他自己的話說，是“能借的地方都借遍了”。對習慣體面過日子的知識分子來說，這種求人的感覺很難受，但他沒有第二種選擇。

化療帶來的副作用不輕，頭發一縷縷掉，體重從一百二十斤往下掉，皮膚發黑，嘴里都是金屬味。她自己拿這個狀態打趣，說“像烏骨雞”。旁人聽著不知該笑還是該嘆。

值得一提的是，在連軸轉的治療當中，于娟做了一個對很多人來說有點反常的選擇——她決定記錄下這條生命被病魔追著跑的路。2010年左右，她在網絡上用“于娟：活著就是王道”這樣的署名，開始寫所謂的“生命日記”。

“我是一名大學教師，一位母親，一位妻子，一位女兒。”她在開篇這樣寫，“除此之外，我還是一個年紀輕輕的癌癥晚期病人。”文字看起來輕松、甚至還有點調侃，背后卻藏著難以言說的無奈。

她一邊化療，一邊敲字。有時候一篇一兩千字，有時候身體不行，只能寫幾百字。她講病房里的趣事，講別的病友，講自己的疼痛，也講自己對過去那種“拼命活法”的反思。

她說，曾經把“評職稱”“發論文”“出國訪學”看得很重，覺得那是一個大學老師該有的“追求”；可當身體一旦被病痛控制，原來的那些目標，瞬間變得很遠。“當一個人到了生死的邊界，買房買車的愿望都成了浮云。”這句話后來被很多人當成“雞湯”轉發，但對她本人來說，是鉆著骨頭疼過去之后的真切感受。

她也并非一直云淡風輕。有兩次，她在病床上哭得厲害。

一次是想到年邁的父母。她是家中獨女，如果真的走了，那兩位老人接下來的人生要怎么過？她對身邊人說：“他們把所有希望都放我身上，我如果先走一步，他們剩下的幾十年怎么辦？”

另一次，是化療后極度虛弱時，“小土豆”趴在她膝蓋上，用奶聲奶氣的童音唱“世上只有媽媽好”。那一刻，她幾乎想把所有治療的痛都咬牙扛下來，只因為舍不得這個剛剛學會唱歌、卻不懂“死亡”含義的孩子。

她曾經在日記中寫道：“我一路走到今天，靠的是自己的努力，我什么都不怕，難道還怕癌癥？”有人說她“很硬氣”，但細看文字，里面其實有一絲隱隱的悲涼——這種硬氣，更像是在給自己打氣。

她的“生命日記”引發了大量關注。短短幾個月，訪問量就超過百萬，后來數據更是突破三百萬。很多陌生人給她留言，給她寄小禮物，甚至捐錢。各種善意從全國各地匯聚到她所在的病房，給這位年輕的女教師多撐了一點時間。

在外界看來，她是樂觀堅強的抗癌患者，是用文字撐起精神世界的人。但在她自己心里，很清楚身體每天都在往下滑。化療做到第十四次，癌癥指標開始反彈，各種指標不再好看，醫生的表情也變得嚴肅。

拖到2011年春天，她已經明顯感到自己快撐不住了。那時候，“累”這個字，不只是身體的酸痛，更是一種深入骨髓的疲憊——活得這么拼，到頭來卻躺在病床上，隨時可能閉上眼不再醒來。

也就是在生命最后的階段，她說出了那句“這里太累了。”這個“這里”，有病房的含義，也有更大層面的指向：她身處的那條被期待、被競爭、被指標包圍的路，走到最后，竟然是以這樣的方式結束。

四、時間停在三十二歲：遺言、森林和未完成的人生

2011年4月，于娟的生命像一盞油燈，火苗越燒越小。她清楚自己可能熬不過這個春天，便開始安排身后之事。

她對母親說了一句后來廣為流傳的話：“媽媽，我太累了。如果撐不過去，就把我火化，把骨灰帶回山東，灑在一片樹林里。”母親想起她從挪威回來時曾說“那邊的森林最好”，眼圈一下紅了：“那我們就把森林搬回去。”

一句半真半假的承諾，卻被老人記在心里。于娟離世之后，老家那片原本光禿禿的石頭山上，種下了一棵又一棵樹。這些樹沒有名字，只是靜靜站在那里，慢慢長高。

2011年4月19日凌晨，于娟在瑞金醫院的病床上停止了呼吸。她和乳腺癌抗爭的時間，不到兩年。對一個三十二歲的女人來說，這兩年幾乎濃縮了恐懼、疼痛、希望與失望的所有層次。

那天早上，“小土豆”看著已經沒有呼吸的媽媽，天真地問趙斌元：“爸爸，媽媽什么時候跟我們回家？”這個問題，任何成年人都難以回答。對孩子來說，睡著的媽媽和死亡的媽媽，看起來并沒太大差別；對大人來說，這一問卻像一把刀。

于娟的賬號最終由趙斌元更新，他在上面寫下她離世的消息。那條消息下，堆滿了網友的留言，有惋惜，有祝福，有沉默。她生前寫下的文字被整理成一本書，書名就叫《此生未完成》。2011年5月1日，這本書由湖南科技出版社正式出版，首發簽售的一小時內，五百本全部售罄。

很多人翻開這本書時，看到的是一個與病魔抗爭的故事，看到的是一位母親對孩子的牽掛，一位妻子對丈夫的不舍，一位女兒對父母的愧疚。但如果把這些情感剝離，還能看到另一層東西——一個知識分子，在生命盡頭對自己所處環境的一點點反思。

于娟在文字里提到，自認年輕、生活規律，不抽煙、不酗酒，也沒有明顯家族遺傳史，卻仍然在31歲就患上乳腺癌晚期。她不敢亂下結論，只是不斷追問：自己一路以來的“用力”和“爭取”，是不是把身體壓得太狠了？

這些問題，并沒有標準答案。醫學上對癌癥的成因，至今也有很多未解之處。但可以肯定的是，她那種長期高壓、高強度工作與生活狀態，對健康的消耗是實實在在的。尤其是女性，在生產、哺乳之后，身體尚未完全恢復，就立刻投入高負荷的工作，這種情況在不少職業女性身上存在。

于娟沒有用“控訴”這樣沉重的詞，她只是在日記里一再提醒那些還在奔忙的人：如果有機會，還是多陪陪家人，別總把“成功”這件事壓得太死。她說這些話時，不帶說教，只是從自己的經歷出發，略帶遺憾，略帶無奈。

她走后，時間并沒有停下。趙斌元一個人承擔起父親、母親兩種角色，沒有再婚。他在《此生未完成》后面的序言中寫道：“你走了11年，我就想念了你11年。”這句話不算華麗，卻足夠沉重。對他來說，于娟并不只是一位“因病早逝的大學老師”，而是陪他走過求學、打拼、成家的那個人。

“小土豆”漸漸長大，進入初中，成績優異，被老師稱為“學霸”，多少繼承了父母的聰明與勤奮。別人寫作文《我的爸爸媽媽》時，他寫的只是爸爸，因為媽媽已在另一側。但他在采訪中坦然說：“我知道，媽媽一直在我心里，從沒離開過。”這番話，看似簡單，卻透露出一種早熟的堅定。

更遠處，于娟母親每年都會去那片“森林”。原來的石頭山，如今被樹覆蓋，綠意一層壓著一層。老人站在山坡上，望著那些樹冠，會輕聲說：“如果你還在，就能看見，這些樹已經長成亭亭如蓋。”這不是詩句，也不是煽情，只是一個母親對女兒的念叨。

于娟短暫的一生，濃縮了一個時代知識女性的典型軌跡：從普通家庭出發，憑借學習一路往上走，抓住每次機會，拼到高校講臺，然后在最忙、最累、最有希望的時候，突然被疾病按下了停鍵。她的臨終遺言“這里太累了”，既是對病榻的感受，也是對前半生那種被無形力量推著往前跑的生活的一種概括。

她留給世界的東西，并不只是一本暢銷的《此生未完成》，也不只是幾句被反復引用的“生命感悟”，還有她用自己的經歷敲出的一個冷靜事實：知識、頭銜、光環，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命運，卻無法保證命運一定溫柔。人生走到盡頭的時候，再美的履歷，也只能安靜躺在紙上。

剩下的，是那些被人記住的名字，被讀過的文字，還有山坡上一片越長越密的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