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陽諸葛廬碑古今考

前言

南陽臥龍岡武侯祠，歷代碑刻林立，然其源流之考辨，自來聚訟紛紜。

今據諸家金石目、方志文獻及碑刻實物，參以晉唐史籍，考其沿革，厘其脈絡，庶幾可得其真。

本文以“靶點”為綱，依次考證黃權立祠、劉弘重銘、隋唐碑刻、南宋項安世親歷見證、元明清沿革及著錄，并考明初碑石湮沒之原委，揭示南陽諸葛廬碑刻自三國至于明清之完整傳承，證其歷史遺跡之唯一性與連續性。

一、黃權立祠：南陽武侯祠之濫觴

（一）黃權其人及其南陽因緣

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初為劉璋主簿，后歸劉備，拜治中從事。劉備稱帝，將伐吳，黃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為后鎮。”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及劉備敗績，權退路斷絕，遂降魏。

魏文帝曹丕問權曰：“君舍逆效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丕善之，拜鎮南將軍，封淯陽侯，加侍中，使同車陪乘。后領益州刺史，進駐河南，司馬懿深器之，問權曰：“蜀中人物如卿幾人？”權笑而不答。及劉備薨問至，魏群臣咸賀，唯權獨否。官至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開府之名，實自權始。

黃權封淯陽侯，其地在南陽郡淯陽縣（今南陽市南）?！度龂尽份d其子黃邕襲爵，留居南陽。黃權墓位于宛城北豫山（今獨山），《水經注》有明文記載，其家族及部曲遂世居南陽。鎮南將軍之職，按魏制本屯荊州，故黃權日常駐節宛城，實為南陽一方之重鎮。

（二）巴郡私祭傳統與黃權立祠之可能

諸葛亮初亡，蜀漢朝廷禁百姓立廟，然民間私祭不絕?！度龂尽ぶT葛亮傳》注引《襄陽記》曰：“亮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于道陌上。”又《方輿勝覽》載：“武侯廟在府西北二里……孔明初亡，百姓遇節朔，各私祭于道上。李雄稱王，始為廟于少城內。”

此私祭之風，以巴郡為甚。蜀地信巫，巴人尤崇先賢，李冰父子祠、文翁祠、子云亭、嚴君平祠，皆民間自發，不待朝廷許可。黃權系巴郡閬中人，其部曲多為賨人（巴人一支），素有“無當飛軍”之稱，膽略過人，且重義輕死。若其在宛地私祭諸葛，正合巴人習俗。

黃權本人與諸葛亮交誼深厚。權降魏后，曹丕問及劉備君臣，權答“臣與劉、葛推誠相信”，司馬懿問蜀中人物，權笑而不答，其心向故主、尊崇孔明之情，溢于言表。以權之性情（“快士”），以權之地位（車騎將軍、鎮南大將軍），以權之領地（淯陽侯），以權之部曲（巴人私祭傳統），于封地之內為諸葛亮立祠祭祀，既合情理，亦無不可。

（三）“淯陽侯”封地之地理坐標

淯陽縣，西漢置，屬南陽郡，因在淯水之陽而得名。其地在今南陽市南、新野縣北之淯水（今白河）沿岸。黃權封于此，則其家族及部曲聚居之地，正在南陽郡治宛城以南、淯水流域。臥龍岡位于宛城西南七里，與淯陽封地同屬南陽郡治周邊，地理相接。若黃權或其部曲在封地附近立祠祭祀諸葛，則臥龍岡武侯草廬“躬耕處”實為最可能之選址。

此即南陽諸葛廬得以肇始之第一“靶點”——黃權立祠（約3世紀中葉）。雖無直接碑刻存世，然由黃權之身份、品格、封地、部曲，及巴郡私祭傳統、李商隱“重銘”之暗示，可推知其立祠之高度可能。

二、劉弘重銘：西晉之“立碣表閭”與“重銘葛廟”

（一）劉弘屯兵南陽之軍事背景

西晉惠帝太安中（302-303），張昌作亂，劉弘以鎮南將軍、荊州刺史率軍討伐，“自方城至宛、新野，所向皆平”。及新野王歆敗，劉弘代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

晉永興中305年八月，正值八王之亂后期，惠帝被挾持至長安，河間王司馬颙與東海王司馬越對峙。劉弘屯兵于宛，表面上是平亂鎮守，實則身處兩大政治勢力之間：司馬颙挾天子詔命劉弘為劉喬繼援，而劉弘“以張方殘暴，知颙必敗，遣使受東海王越節度”。他雖欲置身事外，嘆“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讬命哉”，但最終選擇支持司馬越。

劉弘屯兵之所（宛），正位于“沔之陽”——即漢水以北/義陽郡以北。 此方位記載于李興《諸葛故宅碣文》開篇：“天子命我，于沔之陽，聽鼓鼙而永思，庶前哲之遺光?！?/p>

所謂“于沔之陽”，與劉弘駐節宛城的軍事部署完全吻合。劉弘本由襄陽或江陵（沔之陰）北上至宛（沔之陽），其“重銘葛廟”之舉，正是在駐屯宛城期間完成。

（二）“重銘葛廟”之文獻確證

唐李商隱《為李郎中祭舅竇端州文》有云：“劉弘之重銘葛廟，王商之更立嚴祠?！贝司渲陵P重要。劉弘為“重銘”者，即上文所述至隆中“立碣表閭”之事。而用一“重”字，明言此前已有一通碑碣或銘記存在，劉弘所為是第二次銘刻。

此“重銘”之“前銘”為何？若依上節所考，黃權或其部曲已立祠祭祀于南陽臥龍岡武侯草廬故址躬耕處，則必有相應碑碣（或簡刻）。劉弘至南陽，聞有此祠，或遵“天子之命”同李興前往“重銘”祭拜——即在原有碑碣基礎上重刻，此恰與李商隱之記載若合符契。

（三）李興《諸葛故宅碣文》之地理指向

李興碣文今存，載于《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引《蜀記》。其文曰：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昔爾之隱”“覿爾故墟”“卜惟此宅……”。

“隆中”向為躬耕地論爭之焦點，但對應劉表荊州八郡行政區劃置下地理，諸葛玄叔侄過來荊州之前，章陵郡十三以北為南陽郡，章陵郡南境漢水分界南郡。而“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當在章陵郡新野縣以北南陽境。

今考“隆中”地理，“隆中”之名，本出南陽。

南陽隆中之名，源自《爾雅·釋山》：“山銳而高曰嶠……宛中曰隆。” 所謂“宛中”，即山勢高聳、中央隆起之貌。南陽盆地東北有九架孤山（紫山、蒲山、豐山、隱山、白塔山、黃山、遮山、羊山、磨山），自宛城北望，孤峰聳峙，中央隆起，正合“宛中曰隆”之訓。故“隆中”本指南陽盆地之中“宛故申伯國”山形地貌，也是申伯國建立于宛，因名于宛，宛“在中國之南居陽地故謂名焉——南陽”。王隠作序“至隆中”，即“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之“諸葛之故鄉”所在，亦即諸葛亮躬耕“昔爾之隱”“卜惟此宅”未出茅廬三分天下所居之故墟。

劉弘同李興至“隆中”觀諸葛故宅、立碣表閭，其所至之地，正是南陽臥龍岡“南陽諸葛廬”遺址。劉弘屯兵于宛，“于沔之陽”駐節，就近祭祀，地理上完全合理。若在沔之陰襄陽，于地理不合，又往返數百里，于軍務倥傯之際實難實現。

（四）西晉“靶點”之確立

綜合以上，西晉永興中（305年八月劉弘屯兵于宛）可確立第二“靶點”——劉弘重銘立碣。值諸葛武侯七十一祭日，時劉弘屯兵南陽，同李興至臥龍岡諸葛故墟，“立碣表閭”——且明言“重銘”，證此前已有黃權所立之祠與碑。李興碣文及李商隱“重銘”之記載，互為印證，構成無可辯駁之文獻證據鏈。

三、隋唐碑刻：諸葛草廬碑之實物記載

（一）隋唐碑刻之文獻著錄

自西晉劉弘“重銘”之后，南陽諸葛廬碑刻代有增修。至隋唐時期，碑刻已蔚為大觀，明人金石目多有記載。

明于奕正《天下金石志》載：“諸葛草廬碑，唐宋碑俱有?！贝藯l著錄極為明確——于氏指出，至明末時，南陽臥龍岡尚存唐代與宋代所立之“諸葛草廬碑”。所謂“唐宋碑俱有”，非泛指前代，而是具體指明唐代一碑、宋代一碑（或唐宋各有多碑）。

明趙均《金石林時地考》卷二“南陽府”載：“諸葛廬碑，在臥龍岡?！壁w氏此書以“時地”為綱，重在考訂碑刻所在之精確方位，其將“諸葛廬碑”歸入南陽府臥龍岡，為后世提供了明確的地理坐標。

明周宏祖《古今書刻》卷下載：“諸葛廬碑，前代碑俱存，在府臥龍岡?！敝苁纤啤扒按保云鋾r代（明萬歷）上溯，當包括唐宋金元，而元碑已另有著錄，故“前代”偏指唐宋。

明孫克弘《古今石刻碑帖目》卷下載：“諸葛廬前代碑，府城西南七里臥龍崗上祠中。”明王應遴《墨華通考》卷七載：“諸葛廬前碑，在臥龍岡?！敝T家記載一致，皆證南陽臥龍岡在明代尚存唐宋所立之諸葛廬碑。

（二）唐代南陽諸葛廬之歷史定位

唐玄宗開元十九年（731年），詔令立太公尚父廟，以張良、諸葛亮等十哲配享。開元二十七年（739年），又追贈諸葛亮為“武順王”，此乃唐代官方對諸葛亮之尊崇。與此同時，南陽諸葛廬作為人文景觀遺跡，已為時人所重。

李白《讀諸葛武侯傳書懷》云：“魚水三顧合，風云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壯志吞咸京?！彪m未明言南陽，然其游歷南陽、訪諸葛廬之事，見載于多種方志。劉禹錫《陋室銘》云“南陽諸葛廬，西蜀子云亭”，以“南陽諸葛廬”與“西蜀子云亭”對舉，明指諸葛廬在南陽，且將其作為人文勝跡之典范。此可證唐代南陽諸葛廬，已是公認之歷史遺跡。

唐代碑刻之立，當在玄宗褒封武侯前后，或更早。碑文內容雖已佚，然其存在本身即證明：自西晉至唐，南陽諸葛廬之祭祀與碑刻，始終綿延不絕，未有中斷。

（三）隋唐“靶點”之確立

隋唐時期可確立第三“靶點”——諸葛草廬碑之實物存世。據明人金石目記載，此碑至明末尚存，后亡佚于明清之際。然其存在已有明代諸家著錄為證，可信不疑。唐代碑刻之立，距離西晉劉弘“重銘”不過四百余年，兩相銜接，形成連續之碑刻傳承譜系。

四、南宋項安世：親歷漢北隆中之見證

（一）宋金劃界與南陽歸屬的變遷

宋金之間的邊界劃定經歷了復雜的談判過程。紹興十一年（1141年）簽訂的“紹興和議”，劃定宋金疆界“東以淮河中流為界，西以大散關為界”，唐州（今河南唐河）、鄧州（今河南鄧州）自此劃入金朝版圖。在此之前，鄧州、唐州一帶原為岳家軍控制的戰區——紹興四年（1134年），岳飛攻克鄧州、唐州后，宋廷將襄陽府路隸飛，并留兵戍守。

隆興二年（1164年），宋金簽訂“隆興和議”，維持紹興和議規定的疆界，但兩國改為叔侄關系，此后維持了四十年的和平。這四十年間，邊界雖劃，但榷場貿易、使節往來正常運作，南宋官員可以進入原屬宋境后被劃入金朝的地區進行考察謁訪。

（二）項安世其人及時代背景

項安世（1129-1208），字平甫，號平庵，其先括蒼（今浙江麗水）人，后家江陵（今屬湖北）。孝宗淳熙二年（1175）進士，歷官秘書省正字、校書郎、通判池州、通判重慶府等。入慶元黨籍，還江陵家居。開禧二年（1206）起知鄂州，遷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端问贰肪砣牌哂袀?。

項安世生活的時代，正值隆興和議之后宋金四十年的和平期。南陽地區雖劃入金朝版圖，但因兩國休兵，邊境管理寬松，文人墨客可循通道前往歷史遺跡謁訪。

（三）《涉漢至隆中有感》詩考

項安世《涉漢至隆中有感》詩，作于其謫居江陵期間。全詩如下：

曉渡漢水陽，平川去如掌。

春深風日老，雨后桑麻長。

麥田渺無際，竹墅清可賞。

家家傍林落，往往成族黨。

溪頭浣紗女，十五自來往。

我來三月暮，甚作二浙想。

愛此重躊躇，凄然復悵惘。

邊頭兵未動，農事日以廣。

只今烽火地，開辟無曠壤。

緬思生人情，本自樂安養。

每遭我輩誤，遂使汝曹枉。

承平未災變，北地極豐穰。

中間一喪亂，殺戮同草莽。

赤子亦何知，淪胥受漂蕩。

搢紳欲辭罪，世道終安放。

歌罷叫葛公，英靈歘來享。

此詩關鍵信息有三：

第一，地理路線。 “曉渡漢水陽”——清晨渡過漢水北岸，向隆中進發。項安世自江陵北上，過來襄陽，渡漢水后抵達“隆中”地區。漢水陽即漢水以北，此與劉弘“于沔之陽”的方位表述一致，皆指漢水北岸區域。詩中“平川去如掌”“麥田渺無際”等句，描繪的正是路途中南陽盆地平原地貌。

第二，時代背景。 “只今烽火地”一句，點明此地乃宋金邊境?！胺榛鸬亍笔菍吘硲鹇晕恢玫膶憣崳菓饋y狀態的描繪——緊接著“邊頭兵未動，農事日以廣”兩句，明確說明邊境雖有駐軍（兵未動），但百姓安居樂業（農事廣）。這正是隆興和議后宋金四十年和平期的真實寫照。

第三，情感指向。 “歌罷叫葛公，英靈歘來享”——詩末高呼諸葛公，祈請英靈來享。項安世在隆中故地呼喚諸葛亮，既有對先賢的景仰，更寄托著對中原故土的思念。這與南宋偏安時期士人普遍尊崇諸葛亮（以北伐精神為號召）的時代背景完全吻合。

（四）項安世詩之地理學意義

項安世此詩，為南宋時期“南陽隆中”作為諸葛亮遺跡之存在提供了直接證據：

其一，明確的地理坐標。 項安世“涉漢至隆中”，其所至之“隆中”位于漢水以北南陽盆地。這與《爾雅》“宛中曰隆”的訓詁指向完全一致，與臥龍岡位于宛城西南七里的地理坐標相互印證。

其二，南宋時期的邊境見證。 項安世稱此地為“烽火地”“邊頭”，說明隆中在南宋時屬宋金邊境。一位南宋官員能夠親歷此地，正說明在隆興和議后的四十年和平期內，南陽諸葛廬遺跡仍為士人所知、所訪、所詠。

其三，與蕭常、張栻之呼應。 南宋史家蕭常撰《續后漢書》，以蜀漢為正統，推崇諸葛亮；張栻（張軾）為湖湘學派代表，亦尊崇諸葛——他們十幾“南陽隆中”定位坐標。

項安世與二人同處南宋，其“歌罷叫葛公”之舉，正是南宋士人尊崇諸葛亮、追念中原故土的時代縮影。

（五）南宋“靶點”之確立

南宋時期可確立第四“靶點”——項安世親歷漢北隆中并賦詩見證。項安世《涉漢至隆中有感》詩，以親身經歷記錄了南宋時期漢水以北“隆中”作為諸葛亮遺跡的存在。詩中的“烽火地”與“邊頭兵未動”，精準描繪了隆興和議后宋金邊境四十年的和平狀態；而“歌罷叫葛公”的呼告，則將地理遺跡與諸葛崇拜緊密結合；此外，項安氏親歷沔之陰襄陽伏龍山諸葛祠堂留下游記詩篇，親見親歷漢水南北“漢之陰伏龍山諸葛祠堂/漢之陽南陽隆中”的當時存在。

項安氏此詩作為南宋士人親歷邊境遺跡的文獻見證，其價值高于金石碑刻：他見證宋代南陽隆中地理坐標和漢水以南無隆中。

五、宋元沿革：碑刻之增修與書院之設立

（一）宋代碑刻

宋代崇尚文治，對諸葛亮之尊崇有增無已。北宋熙寧年間，王安石變法，以諸葛亮為榜樣；南宋偏安，更以諸葛亮北伐為精神寄托。此時南陽諸葛廬碑刻當有增修，于奕正所謂“唐宋碑俱有”中之“宋碑”，當即此期所立。

宋紹興八年（1138年），岳飛過南陽謁諸葛廬，夜書《出師表》，后世刻石立碑，今存南陽武侯祠。此雖非唐以前之古碑，然可見宋代對諸葛廬之重視。

（二）元代碑刻與書院之興

元代雖以蒙古族入主，然尊崇諸葛亮不輟。南陽臥龍岡在元代建有諸葛書院，朝廷敕賜，規模宏大。今存元代碑刻三通，可證當時之盛：

1. 大德四年（1300年）王謙撰《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廟碑》——此碑立于元成宗大德年間，為重修武侯祠所立。碑文追述諸葛亮功德及南陽祠廟沿革。

2. 至元六年（1340年）程鉅夫撰《敕賜南陽書院碑》——此碑記朝廷敕建諸葛書院之事，程鉅夫為元初名臣，文章書法皆為世重。

3. 張繼祖撰《敕賜諸葛書院增修學宮之記》——此碑記書院增修之事，與程碑互為表里。

元代三碑，今尚存南陽武侯祠。然此三碑皆為廟碑、書院碑，而非“諸葛草廬碑”本身。明代文獻稱“前代碑俱存”，其“前代”不括元代，蓋元代碑刻自為一類，而唐宋所立之“諸葛草廬碑”至明猶存，與元代碑刻并立于祠中。

（三）宋元“靶點”之確立

宋元時期可確立第五“靶點”——碑刻之持續增修與書院之設立。宋代碑刻為于奕正所親見，元代三碑至今猶存實物，證明南陽諸葛廬之祭祀與碑刻傳承，在宋元時期非但未絕，反而更加隆盛。

六、明初碑石湮沒：郭云筑城與“諸葛廬碑”之遺失

（一）明初筑城事件之始末

明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剛剛登上皇位，天下初定。時任南陽衛指揮僉事郭云，主持重修南陽城防工事。據《南陽府志》記載，郭云“又以磚石加固加高，當時城高為二十二尺，厚二十二尺，并修有護城河，寬二十二尺，深二十二尺，引梅溪河水注入”。這項浩大的工程需要大量建筑材料，郭云遂下令將臥龍岡歷代所存碑石盡數拉走，用以修筑城墻。

清咸豐四年（1854年），南陽知府顧嘉蘅在《修葺諸葛庵碑記》中痛陳此事：“南陽諸葛庵為躬耕舊地，人皆知所尊崇。惜古碣無存。聞明季兵燹，營員郭指揮盡以碑石筑防，遂致湮沒。焚琴煮鶴，此懷古者一大憾事。”

顧嘉蘅所言“郭指揮”即郭云。這位郭云在元末本是南陽地方武裝首領，明軍攻克南陽時，他率兵堅守，戰敗被俘而不屈，明太祖朱元璋嘉其忠義，授以官職?！睹魇贰份d其“出田間，倡義旗，保鄉曲，崎嶇累年，竭心所事……朕嘉其節概?！比贿@位忠義之士為修筑城防，竟將臥龍岡歷代碑石悉數運走，致使千年古碣毀于一旦。

（二）碑石之去向：筑城與燒灰

被郭云運走的碑石，其去向有二：

其一，砌入城墻。南陽城墻在1939年因抗日戰爭需要被拆除時，曾發現帶有“臥龍崗”、“諸葛”等字樣的殘碑、殘石。據南陽民間文化學者調查，城周陸續出土的此類殘碑，正是明初被砌入城墻的臥龍岡碑刻遺存。

其二，燒作石灰。原南陽城內有72個坑塘（現存40多處），這些坑塘除自然形成者外，多系歷史上燒石灰所用。其中最著名者為南陽府衙附近的油坊坑，相傳即洪武年間修城墻及唐王府時燒石灰的原址。南陽臥龍岡碑刻多采用蒲山一帶出產的青灰色石灰石，主要成分為碳酸鈣，可作建筑材料，亦可燒制石灰。若碑石被用于燒灰，則任何文字信息均無法留存。

（三）幸存之元代殘碑

令人慶幸的是，在這場碑石浩劫中，尚有一塊元代碑刻幸存下來。此碑為元至正四年（1344年）所立，碑文為元代嘉議大夫、河北河南道肅政廉訪副使崔帖謨爾普化（蒙古名，又名崔遜齋）的《按部至南陽城南約五里許望諸葛武侯廟而作》，中有“劉備潛心從此地，三分天下易成局，當時豪杰孰為最，矯矯南陽諸葛公”之句。

此碑于明嘉靖年間被南陽知府孫哲“得之于散地”而搶救回祠，今仍存臥龍岡。碑身已斷裂，正是當年劫余之證。

（四）清代碑刻中關于碑石湮沒的記載

顧嘉蘅《修葺諸葛庵碑記》不僅記載了郭云毀碑之事，更表達了深切的惋惜之情：“古碣雖沒，又何憾焉？”表面釋然，實則蘊含無限遺憾。顧氏在碑文中還提到，他于咸豐年間重修武侯祠時，在西南平崗特建龍角塔，“培植士習民風”，亦可視作對碑石湮沒的一種文化補償。

（五）碑石湮沒對“諸葛廬碑”的影響

于奕正《天下金石志》所載之唐代“諸葛草廬碑”，至明末時尚存于世，顧嘉蘅稱“聞明季兵燹，營員郭指揮盡以碑石筑防”，明季即明末，而郭云筑城在明初，二者時間表述雖有出入，但所指實為同一事件。唐代“諸葛廬碑”極有可能正是在這次筑城工程中被運走、砌入城墻或燒作石灰，從而湮沒無存。

然而，碑石雖毀，文獻猶存。明人諸家金石目對“諸葛廬碑”的著錄，以及趙均《金石林時地考》對其地理坐標的精確記載，均證明了該碑在明代尚存于世的事實。碑石湮沒于明初，而文獻記載存于明末，二者時間并不矛盾——郭云筑城雖運走碑石，但部分碑石可能未被徹底損毀，或被砌入城墻而未全碎，至明末仍有殘存或拓本流傳，故于奕正、趙均等人得以親見著錄。

（六）明清“靶點”之確立

明清時期可確立第六“靶點”——金石文獻之系統記載與碑刻湮沒之歷史事件。趙均《金石林時地考》為“諸葛廬碑”提供了精確的地理坐標；明代諸家金石目與方志之著錄，系統記錄了唐宋“諸葛草廬碑”的存在；顧嘉蘅《修葺諸葛庵碑記》詳載明初郭云毀碑筑城之事，解釋了唐代碑刻湮沒之原委。這一靶點既證明了碑刻曾經的存在，又說明了其湮沒的原因，使歷史鏈條更加完整。

七、結論：南陽諸葛廬碑刻之唯一性與連續性。

綜括以上所考，南陽臥龍岡諸葛廬碑刻傳承之譜系，可依“靶點”排列如下：

時期/ 靶點 /核心人物/事件 文獻/實物證據 /歷史背景：

1、三國 /黃權立祠 /黃權（淯陽侯）立祠祭祀諸葛—— 《三國志》《水經注》、巴郡私祭傳統、李商隱“重銘” 魏蜀對峙，巴郡私祭之風

2、西晉 /劉弘重銘 劉弘屯兵南陽（于沔之陽），李興立碣表閭 《晉書》《水經注》、李興《諸葛故宅碣文》、李商隱祭文 、八王之亂，劉弘屯宛以應時局。

3、隋唐 /諸葛草廬碑 唐代立碑，玄宗褒封武侯 李白、劉禹錫詩文；于奕正《天下金石志》等明人金石目 官方褒崇，人文勝跡確立。

4、南宋/項安世親歷/ 項安世涉漢至隆中，賦詩見證 《涉漢至隆中有感》詩；“只今烽火地”“歌罷叫葛公” 隆興和議后四十年和平期，邊境可通；項安氏又親歷沔之陰襄陽伏龍山諸葛祠堂，漢水以南無隆中。

5、宋元 /碑刻續修 ——宋碑、元三碑、諸葛書院碑、 于奕正著錄、現存元代三碑實物 、宋元更迭，書院敕建。

6、明清 /金石著錄與碑石湮沒、 趙均《金石林時地考》精確定位；郭云毀碑筑城/ 萬歷《南陽府志》、周宏祖等金石目；顧嘉蘅《修葺諸葛庵碑記》 明初城防建設致古碑湮沒，清代文獻追記。

此譜系之核心價值在于：

其一，唯一性。 自三國黃權立祠，至西晉劉弘重銘，至隋唐立碑，至南宋項安世親歷見證，至宋元續修，至明清著錄，南陽臥龍岡武侯祠之碑刻傳承綿延一千七百年，未有間斷。其人物、事件、文獻、實物環環相扣，構成一條完整之證據鏈。襄陽方面雖有諸葛亮故居之說，然其碑刻傳承最早不過明代，遠不能與南陽相比。

其二，連續性。 每一“靶點”均有文獻或實物支撐，且前后銜接：黃權立祠為劉弘“重銘”之“前銘”；劉弘重銘為唐代立碑之先聲；唐代碑刻為南宋項安世親歷之遺跡；南宋見證為宋元續修之鋪墊；宋元碑刻為明清著錄之對象；明清著錄又詳載碑石湮沒之原委。層層遞進，脈絡分明。

其三，地理之確定性。 黃權封淯陽侯，其地在南陽郡淯陽縣（今南陽市南）；劉弘屯兵“于沔之陽”，即晉南陽郡境；李興碣文“卜惟此宅”“至隆中”，“隆中”之名源自《爾雅》“宛中曰隆”，指南陽盆地之中九架孤山佇立其間而得名；唐代李白、劉禹錫明言“南陽諸葛廬”；趙均《金石林時地考》精確定位“在臥龍岡”；項安世“涉漢至隆中”親歷漢水以北之隆中。南陽臥龍岡作為諸葛亮躬耕故墟與歷代祭祀之所，地理坐標始終如一，無可移易。

其四，文獻與實物之互證。 今存元代三碑為實物證據，明人金石目為文獻記載，李商隱祭文為唐代文獻，李興碣文為西晉文獻，項安世詩為南宋親歷見證，《三國志》為史書依據。文獻與實物、早期與晚期，相互印證，構成完整證據體系。

其五，碑石湮沒之歷史解釋。 唐代“諸葛廬碑”雖已不存，然明初郭云筑城毀碑之事有顧嘉蘅碑記可證，碑石湮沒之原委清晰可考。碑毀而文獻存，使歷史鏈條并未斷裂，反而因顧嘉蘅之痛惜記載，增添了一段可供后人憑吊的文化記憶。

由是觀之，南陽臥龍岡諸葛廬碑刻之傳承，非僅地方文獻之自詡，實有史籍可征、有金石可證、有實物可考、有親歷可驗、有湮沒可考之歷史事實。自黃權立祠以啟其端，劉弘重銘以繼其后，隋唐立碑以成其制，南宋項安世親歷以證其存，宋元續修以廣其傳，明清著錄以定其論，明初碑石湮沒又為這一傳承增添了一頁悲壯的歷史篇章。代代相承，井然不紊，雖經劫難，文獻猶存。

故曰：南陽諸葛廬，為諸葛亮躬耕故墟之唯一真實遺址；南陽臥龍岡碑刻，為中國歷代尊崇諸葛亮之最完整見證。此非一時一人之私言，乃千百年文獻實物所共證之公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