繆斌入獄稱自己很快出去，獲釋當天典獄長祝賀高升！

一九四六年春天，南京城的天色陰沉得很，寧海路看守所里卻有點熱鬧。新押進來一位“大人物”，穿得還算體面，手里死死拎著個公文包。有人認出他，小聲嘀咕：“那不是當年在南京風光得很的繆副院長嗎？”有人試探著問：“繆先生，也到這兒來了？”這位“大人物”嘴角一翹，淡淡回了一句：“我和你們不一樣，我很快就會出去的。”

有意思的是，從這句看似輕描淡寫的話往前倒二十多年，就能看清他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鐵窗之內，又如何被推上槍口之下。

一、從黃埔教官到漢奸骨干：路是自己選的

繆斌，一九〇二年生于江蘇無錫一個讀書人家庭。少年時讀的是傳統私塾，后來趕上新學興起，改上新式學堂，算是沾上了時代的光。二十年代初，中國局勢亂成一鍋粥，軍閥混戰，政局飄搖，他卻在亂局中找到了自己認定的“出路”。

一九二四年，他加入國民黨，很快又進入黃埔軍校任教官。那會兒的黃埔，在青年心里有點“神圣地標”的意味，孫中山、蔣介石、周恩來等人都曾在那兒活動，能在黃埔教書，臉上是很有光的。繆斌不算前臺風云人物，但也算“革命元老”一層的資格。

一九二六年北伐軍出師，他被何應欽看中，調任東路軍政治部主任，屬于何應欽的嫡系。在國民黨內部，站到哪一排隊伍，很大程度決定一輩子的命運。繆斌眼光挺準，抱住了何應欽的大腿，北伐節節順利，他順勢水漲船高。

北伐成功后，他被派任江蘇省民政廳廳長，實實在在的一方顯官。這時候，人性的弱點就冒頭了。有權就有錢的誘惑，他沒扛住。貪污受賄的事越搞越明目張膽，風聲傳得很快，江蘇老百姓怨氣很大，連上頭都看不下去。一九三〇年，他被撤職查辦。

按理說，這種情況要是普通官僚，多半是牢獄之災少不了。可他后臺硬。處理結果很“溫柔”——既沒有真正追究刑責，反而讓他拿著早年撈的錢，搖身一變出國“留學”。這一手，把不少人都看愣了：有人被查是進去蹲，他倒好，是出國鍍金。

一年多后，他從美國回國，自稱學了“新思想”，打算經商辦實業，搞一番“經濟建設”。說出口話挺好聽，骨子里想的還是“發大財”三個字。

就在這時候，老上司何應欽又伸來一只手，邀請他回到政治圈里來。原因也不復雜：一方面，繆斌懂日語；另一方面，他在南京政府中沒有公開職務，身份方便隱蔽活動。何應欽要他干的，是在南京和東京之間搭些“看不見的橋”，尋求對日妥協的道路。

從這一刻起，繆斌的人生，已經悄悄偏向另一條軌道。

他開始頻繁接觸日本特務人員，表面上是周旋、斡旋，實際上是一次次試探自己的底線。一個人若是心里沒根，很容易在一次次妥協中把自己賠進去。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后，全面抗戰爆發，日本軍隊大舉南侵，不久攻占南京。這一年，對繆斌來說，是個分水嶺。他在日本特務頭子吉野弘實、吉村虎雄的游說、收買之下，徹底投降了自己的底線。同年十二月，公開出任“偽新民會”中央指導部長，正式站到侵略者那一邊。

這所謂的“新民會”，打著“民間團體”“中日親善”的旗號，實際上是日本特務機關操縱的漢奸組織，和偽滿的“協和會”性質差不多。表面唱的是和平合作，干的卻是配合侵略、麻醉民眾的勾當。

從黃埔教官、北伐政工干部，到漢奸組織骨干，中間只有一步路，可這一腳跨出去，就再難回頭。

二、腳踏幾條船：聰明反被聰明誤

投日以后，繆斌的“官癮”迅速膨脹。日本為了包裝所謂“共榮”，在亞洲搞“東亞聯盟”，又在中國設“東亞聯盟中國總會”。一九三九年，他擠進該組織，成了里頭的活躍人物。同年六月，他從北平赴東京，參加日方牽頭的“南北漢奸組織改組會議”。

那次會議，本質很簡單：日本想整合在華的各路漢奸勢力，以汪精衛集團為核心，建立統一的傀儡政權，把原先各自為政的偽組織收編起來。繆斌去東京，不外乎就是跟汪精衛那邊討價還價——能當什么官、權力有多大，這些才是他關心的。

談來談去，結果自然是“達成共識”。一九四〇年六月，繆斌正式投靠汪偽政權。第二年，他坐上了偽“立法院副院長”的位置。這個位子，在東京早已經給他寫進賬本里了。

不過，這個人從來不是老老實實的“忠心漢奸”。若說他有什么“原則”，那就是哪一邊對他有利，他就往哪一邊靠。日本勢力強時，他貼在日本人身邊；風向一變，他立刻開始琢磨退路。

抗戰形勢發展到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日本在正面戰場和太平洋戰場接連吃敗仗，氣數已見衰。繆斌嗅覺很靈，心里盤算得清楚：汪偽是日本扶起來的，若日本戰敗，汪偽就是一紙空殼，弄不好還要被清算。他不愿做陪葬品，于是開始暗中同重慶方面接觸。

他有老關系在那邊——何應欽時任軍政部長，戴笠掌控軍統，有這兩個人做窗口，聯絡并不困難。一段時間里，他在表面繼續為汪偽賣命，私下卻通過各種渠道往重慶傳遞消息，希望給自己留下“功勞簿”。

日方也不是吃素的。一九四四年夏天，他寫給何應欽的一封信，被汪偽“七十六號”特務組織截獲。這封信里摻雜著對戰局的判斷，對重慶的態度表達，一旦曝光，對汪偽來說就是赤裸裸的“吃里扒外”。

汪精衛震怒，下令逮捕繆斌，將其軟禁。事情鬧得不小，一時間，上海、南京各路漢奸圈里都在看這出戲。可是，日本方面衡量后認為：這個人懂日語，又有和重慶方面的線索，還有利用價值。日特機關出面斡旋，汪偽一再權衡，最后只好把他放了。

放是放了，但不敢再讓他坐太高位子，只給了個偽“考試院副院長”的位置。名義上還是“院級大員”，實權已經縮水。但在另一條線上，日本人卻對他另眼相看了。

日特機關覺得，這個人既能和重慶聯系，又愿意為日方效勞，正好可以“將計就計”，利用他打通對蔣介石方面的情報渠道。為此，日本人默許他使用日方無線電臺。駐滬日本記者田村，又把他介紹給日本內閣情報局總裁緒方竹虎。緒方再往上牽線，他還被介紹給日本首相小磯國昭。

到了一九四五年上半年，繆斌既是汪偽的高官，又跟日本高層有往來，還暗通重慶，在他自己看來，這叫“一人三吃”。他也確實自以為聰明，覺得不管哪一方最后贏，他都能說得過去。

但有時候，所謂左右逢源，離“里外不是人”只差半步。戰爭已經接近尾聲，日本全面潰敗，他在日本那邊奔走的一場“和平行動”，把他徹底送上了政治漩渦的中心。

三、秘密和談與“替罪羊”的命運

一九四五年二月，美英蘇三國在克里米亞半島的雅爾塔開會，討論戰后世界格局，其中就包括如何處理這個已經搖搖欲墜的日本。會議規格很高，丘吉爾、羅斯福、斯大林都在場，單單沒有蔣介石的位子。

這件事，在重慶高層內部引起不小的焦慮。很多信息蔣介石拿不到，尤其對兩個問題十分擔心：一是日本是不是還有可能利用汪偽政權搞什么“和稀泥”，保留一部分傀儡結構；二是東北、華北等地的投降區，由誰去接收，如果被共產黨一口氣拿下大片區域，對國民黨將非常不利。

戰爭接近尾聲，對局勢缺乏掌控感，這種時候，很容易生出各種打算。有資料顯示，重慶方面在考慮是否繞過盟國，單獨跟日本打“私下和談”的算盤。表面上，美國、英國、蘇聯等盟國與日本的對日政策是統一的，但各方各有心思，蔣介石擔心自己被牽著鼻子走，于是萌生出一條“另開一條線”的想法。

談判需要有人去跑腿，需要有人如今常說的“出面溝通”。戴笠在軍統系統里物色人選時，盯上了繆斌。這個人身在汪偽高層，又同日本高層有聯系，最關鍵的是，和重慶那邊一直有暗線，很適合在幾方之間周旋。

繆斌當然明白，這是一件極危險、又極可能帶來“奇功”的事。他提出，要有明確授權，不能日后背不上號。于是，戴笠給他提供了一個身份：重慶方面秘密“和談代表”，并給出了手令性質的文本。

就這樣，一九四五年上半年，繆斌以“秘密代表”的身份赴日，見到了當時的日本首相小磯國昭。談話的核心內容，大致可以概括成幾個要點：日本軍隊全部撤出中國領土；南京的汪偽政權和東北的偽滿洲國一律解散；在此基礎上，中日雙方締結和平條約。

站在當時日本的角度，這個條件很誘人。太平洋戰場大勢已去，本土遭到空襲，國內民心渙散，戰爭能否堅持下去，已經是問題。能在保住天皇體制的情況下，與中國單獨和解，對他們而言不失為一條出路。

不過，各路勢力對這份“和平草案”的看法不一致。

日本首相及其周圍的一部分人，對這一方案頗有興趣，認為如果能迅速與中國達成和平，有利于騰出手來應對美國。外務省內部一些人卻反對解散汪偽政權，覺得這塊招牌還能利用。還有一股聲音，干脆認為繆斌是在“吹牛”，懷疑他根本無法真正代表重慶方面。另有以外相重光葵為代表的一派，則忙于嘗試與蘇聯接觸，希望通過莫斯科在對日問題上打開局面，對蔣介石繞過盟國的做法并不買賬。

幾股力量糾纏不清，結果是：日本高層在內部會議上決定，將繆斌“遣送回國”。他在日本短暫躲藏了一陣，隨后回到上海。沒過多久，重慶方面也讓他停止所謂“全面和平方案”的活動。

到了這一年的八月，日本在原子彈轟炸和蘇軍出兵的沖擊下宣布無條件投降。《波茨坦公告》生效，汪偽政權土崩瓦解。各路漢奸惶惶不安，有的準備逃亡海外，有的暗中投奔各地國民黨軍隊，希望“戴罪立功”。

在這片慌亂里，繆斌顯得格外“鎮定”。一九四六年二月，他居然得到重慶政府的一紙嘉獎令，還拿到八萬元獎金，上面署名是蔣介石。理由是：他曾經以“和談代表”身份，奔走于日本高層之間，為“爭取有利條件”作出貢獻。

這份嘉獎，讓他更加飄飄然。他以為，這就是一張護身符。有這東西在手，他相信自己不可能被簡單歸入“漢奸”一類。

偏偏命運轉折也來得很快。當年三月，軍統頭子戴笠乘機從南京飛重慶途中，飛機在山中失事，機毀人亡。繆斌在日本活動時所有關鍵交接，幾乎都通過戴笠。戴笠一死，很多事情就成了“死無對證”，而那份嘉獎令也變成一張極其尷尬的紙。

更要命的是，美國駐日盟軍在接收日本戰時內閣檔案時，發現了《繆斌與東久邇宮和平會談記錄》之類的文件，其內容顯示，在盟國毫不知情的情況下，重慶方面有人同日本戰時高層秘密接觸。蘇聯方面公開譴責重慶，美國方面也通過麥克阿瑟電詢蔣介石，要求解釋。

身處這種局面，對蔣來說，承認這種“私下和談”，無異于承認自己違背盟約。他干脆一口咬死：絕對沒有這種命令，也絕對沒有授權任何人代表重慶同日本秘密談判。既然否認，那就需要有人出來扛這個責任。

這個人，很快就鎖定為“繆斌”。

四、監牢里的最后一程：一句“高升”，一條人命

蔣介石的密令下去不久，繆斌被捕，押入南京寧海路看守所。進入監獄的那天，他還認為這只是“演一出戲”，做給外人看的。他提著那個裝滿文件的公文包，對獄友說自己“很快會出去”，靠的就是包里的東西——嘉獎令和相關證明。

看守所里的人原本不信，可第二天發生的事讓人有點發愣。他被安排住進所長辦公室改成的房間，床鋪干凈，飯菜豐盛，據說是何應欽司令部指定的南京某酒菜館送來。外人看不見的地方，他照樣享受著特殊待遇。

沒過幾天，何應欽親自來探視。兩人談了許久，具體內容不得而知，但有一個動作極關鍵——何應欽臨走時，把繆斌視作“保命符”的公文包帶走了。“現在局勢復雜，東西放你這里不安全，我替你保管。”理由冠冕堂皇。

繆斌聽了，不但沒警覺，還覺得更加放心。對他來說，何應欽是老上司，資歷深、位置高，又是蔣的心腹之一，有這樣的“靠山”保管證據，豈不更穩？

誰料，公文包一出去，他的命也就等于交代出去了。

第二天，他被押往蘇州候審。一九四六年四月三日，江蘇省高等法院公開開庭審判他。庭長石美瑜、推事盧家瑞等人，書記官朱鳴球，檢察官李曙東一齊到場。繆斌的夫人項秀錦忙著請來三名律師：解樹強、張竺、季福生，一字排開，陣勢看上去不小。

開庭之初，他還是抱著僥幸心理，以為審判過程就像入獄時的“走程序”，走一圈，再由上頭打個招呼，事情就過去了。但很快，他發現這次完全不一樣。庭長按照《懲治漢奸條例》第二條第一款以及第十三款，對他提出公訴。條文說得很清楚：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情節重大者，可處死刑。

公訴方開始一條條宣讀他的罪狀：投日任偽職、參加偽組織、鼓吹“中日合作”、配合日本侵略宣傳……這些都在預料之中。真正讓他心里一沉的，是“赴日和談”被拿到臺面上來。他連忙辯解，說那是奉重慶命令行事，有手令、有嘉獎令，不應認定為“通敵”，而是“為國奔走”。

庭審現場，檢察官問他：“有何證據證明是奉命行動？”繆斌下意識地想起那個公文包，卻只能苦笑。他這才反應過來，所謂“證據”，已經被何應欽拿走，再也回不到自己手里。沒有文字，沒有手令，沒有嘉獎令，一切說辭就成了“空口白話”。

政治斗爭的殘酷，一下子顯出本色。他這才明白，原來自己從一開始，就只是一個準備隨時丟出去的棋子。戰時需要他，他就是“和談代表”；戰后需要甩鍋，他就成了“通敵漢奸”。

庭審持續數日，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下午，法院宣判：“繆斌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處以死刑。”宣判書念完，法警高聲：“退庭。”木槌一落，這位曾在南京呼風喚雨的“偽副院長”，人生只剩下最后幾十天。

他不甘心，要求妻子和律師提起上訴。說穿了，他仍舊抱著一線希望，覺得“上頭”會在關鍵時刻出手。項秀錦確實跑前跑后，又送錢又找關系，尤其拼命往何應欽那邊“送禮”，據說連汽車都送了幾輛，希望能換回一條命。

但這一次，不管送多少東西，都像扔進深井，沒有聲音。因為要他死的，是蔣介石本人。在國民黨掌控的地盤上，沒有人敢真的頂著蔣的意志來“救人”。

五月二十一日清晨，蘇州監獄的鐵門輕輕響了一下。典獄長推門而入，看著他，半開玩笑地說了一句：“恭喜老繆，今天高升了。”這一句“高升”，在監獄這種地方，是一種常見的冷幽默，指的是從牢房“升”到刑場。

繆斌愣了半晌，看著對方的臉色，終于徹底明白過來。什么走過場，什么上訴，什么“老上司保重”，通通都是自己的一廂情愿。從被捕那天起，命運就已經寫好了結局。

沉默了很久，他只說了一句：“請照應一點兒。”意思很簡單——行刑的時候，動作干凈利落，少受些皮肉之苦。

臨刑前，檢察官李曙東按程序問他，有沒有遺書要寫。他提筆寫下四句話：“浩氣歸太真，丹心照萬民。平生慕孔孟，死作和平神。”這四句，字面上極其自我拔高，把自己包裝成“為和平奔走、以死明志”的人物。

對了解他一生所作所為的人來說，這幾句不啻為一種諷刺。曾經做過什么，檔案擺在那里；曾經站在哪一邊，民眾心里有數。寫幾句自抬身價的臨終詩，改變不了任何事實。

槍聲響起這一天，是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一日。至此，他成了抗戰勝利后被處決的第一批漢奸之一，名字被牢牢釘在那份“名單”上。

回過頭看，他的一生并不復雜。年輕時站過革命隊伍，也算有過“正面履歷”；中年貪腐，被撤職免刑，靠關系起死回生；后來在民族生死關頭，投靠侵略者，又在戰爭后期腳踩幾條船，自以為聰明，結果成了各方都嫌棄的棄子。最后，既沒能洗掉漢奸的罪名，也沒換來真正的“功勞簿”，只在歷史上留下一個頗為尷尬的注腳。

不得不說，像他這樣的人，在民國政壇并不是孤例。政治立場隨風搖擺，把國家民族的安危當成個人仕途的籌碼。短時間看，似乎左右逢源，時間一長，反而是最危險的一類。戰場上的對手有時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這類人心中的那桿秤：永遠只稱自己的得失，從不稱是非。

從他在牢里那句“我很快會出去”，到刑場前典獄長一句“今天高升”，前后不過幾個月，卻像把他一生的心態濃縮成了兩個瞬間。前一句，是對“后臺”的迷信；后一句，則是這場政治游戲給出的冷峻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