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統少將晚年托人帶話長春市委，希望能夠回家鄉看看嗎？

1948年深秋，長春城里風聲越來越緊。城外炮聲若隱若現，城內卻有一支特務小隊悄悄往城門摸去，領頭的人戴著呢帽，腳步急促，一邊走一邊壓低聲音對身后人說：“再晚就出不去了。”

這個人，就是后來在臺灣病逝的軍統少將項乃光。誰能想到，多年前，他在另一條戰線上，曾經是中共中原局的“自己人”。

有意思的是，他身上這兩段截然相反的經歷，竟然恰好把抗戰到解放這一段復雜的黨派斗爭、情報角力，還有人心的搖擺，全部串了起來。

一、從“進步青年”到叛徒：一條路走偏了

1915年，項乃光出生在遼寧開原。東三省的少年，在那個年代，基本都逃不過“亡國感”這四個字。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時，他才十六歲，在北平讀書，后來考入東北大學。當時東北大學學生運動氣氛濃，反日、救亡、讀馬列，那是一整套的。

在這樣的環境里，項乃光很快就走上了進步道路，加入中國共產黨，還被黨組織挑選出來做骨干。

不久，他先后擔任中共北平南區區委書記、中共東北軍工作委員會書記，這些職務在當時都不算小角色，尤其在軍隊里做工作，接觸的人多，掌握的情況也多。

抗戰全面爆發后，國共合作抗日成為大局。蔣介石將全國劃分為多個戰區，其中第五戰區負責華中、華東部分地區的抗戰，由李宗仁擔任司令長官。

就在這個階段，項乃光被調往中共中原局，出任友軍工作部部長，專門負責第五戰區內的國民黨軍聯絡工作，表面身份則是第三十三集團軍第七十七軍一七九師的中校參謀主任。

看上去，他是國民黨軍里的一個中層軍官。實際上，他掌握著的是第五戰區范圍內，中共在國民黨軍內部的絕大部分秘密組織情況。

這種雙重身份，既是優勢，也是危險。只要態度不堅定，一旦出問題，破壞力會很大。

1939年秋，他到湖北老河口，住進鄂光旅社。對外，他是來公干；對內，他正在執行秘密任務。

然而，就是在這家旅社里，他做出了此生最關鍵的一步——轉身投敵。

二、“小項叛變”：一封信掀開的風波

1939年秋的一天，國民黨第五戰區政治部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人自稱“中共華中局友軍工作部部長項乃光”，要求與第五戰區高層見面談話。

這封信一看就“蹊蹺”。

當時第五戰區政治部主任韋永成的第一反應，就是懷疑這是軍統設的局。因為鄂光旅社本身就是軍統在老河口的據點，旅社經理是軍統駐當地的工作組長，來頭不小。

不過，戰時做情報工作的人，本身也習慣多走一步再做判斷。韋永成沒有貿然出面，而是先派人秘密接觸，把人從旅社悄悄接出來，轉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再逐步核實身份。

后來調查確認，信確實是項乃光寫的，他也確實是那個早年入黨的地下工作負責人。

接觸之后，項乃光表現得非常“積極”。

他不等第五戰區的人多問，就主動連日寫下大量供詞，把自己知道的中共組織、聯絡線索、人員情況，全都一股腦寫了出來。

“我是中共中原局友軍工作部部長，手中掌握著第五戰區統轄部隊內中共全部活動情況。”

這句話一說出來，所有人都明白，這一次“投誠”，是個不小的炸雷。

后來根據中共方面的回憶與檔案印證，項乃光在供詞里幾乎是“知無不言”，把他能想到的、接觸過的、聽說過的組織關系統統寫了進去。

湯恩伯得到這些材料后，甚至將其印成小冊子，作為內部資料傳閱，里面連“四望山游擊根據地”的情況都說得很細。

不過也因為他不清楚全部布局，有些關鍵內容反而沒有出賣。比如，川軍四十五軍副軍長兼一二七師師長陳離在大洪山的秘密部署、電臺和軍用地圖的提供等，他就一字未提。

這從側面也能看出，當時中共對情報工作實行分級、分線保密制，某種程度上還是起了點作用的。

那么，一個曾經的中共“骨干”，為什么會突然叛變？

三、內部說辭與真實動機：一樁婚事掩不住的貪念

關于項乃光叛變的原因，國民黨方面和他本人都給出過一些說法。

李宗仁當時也多少有些納悶。

他很清楚這個人出身何處，也知道中共對他不薄，就讓秘書尹冰彥找機會問了一句：“你入黨多年，又握著這么重要的職位，怎么忽然跑到國民黨這邊來了？”

項乃光的回答，聽上去挺“高大上”：“共產黨的紀律太嚴，個人沒有一點自由。我為了追求個性發展和自由，才投到國民黨的世界來。”

這種說法，后來多次被他拿出來講，好像自己是為了什么“人格解放”才叛變。

但了解內情的人都明白，僅靠這么一句“追求自由”，不足以解釋他這種徹底倒戈。

多年后，原第五戰區情報特工系統負責人龐盛文在老河口撰寫地方文史資料時，提到過一種說法。

當年他奉命與項乃光接觸，將其轉移到老河口武昌館后院居住。兩人住在對門，有一次，項乃光睡到半夜突然嚎啕大哭，哭得撕心裂肺。

龐盛文出去敲門，問他怎么回事。項乃光抹著眼淚，說了一段話，大意是：

“我在延安有個未婚妻，被人占有了。我實在太痛苦，才想到老河口來找李長官和韋主任，我想脫離中共。”

按照這種說法，他是因為感情問題心懷怨氣，才徹底倒向國民黨。

這段故事聽起來戲劇味很濃，細節也難以完全核實。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自己不斷往外說這些話，是有用意的。

另一方面，從更具體的經濟動機來看，他叛變時身上確實帶著一筆巨款。

這筆錢是七十七軍一七九師師長何基灃通過他，秘密轉給新四軍李先念部隊的軍餉。這類錢款轉運，本來就很隱蔽，既不能報賬，也不能公開。一旦被占為己有，紙面上很難查出。

項乃光當時顯然起了貪念。他既想把這筆軍費吞下去，又怕事情敗露，不敢回到組織那里交代。

在權衡利弊后，他選擇直接投向第五戰區政治部，把身份亮出來。

換句話說，這實際上是為了給自己“洗白”，避免日后被追究責任。

從后來的發展看，他投敵之后，對中共組織的破壞積極得很，根本不是一時沖動。

很多人也因此判斷，他所謂的“追求自由”“未婚妻事件”，更多是他在國民黨內部塑造的“故事版本”，方便別人接受他的轉變。真正關鍵的，是個人貪欲和對紀律的不耐煩。

四、一次叛變，連鎖牽出多少人

項乃光叛變，對中原局和第五戰區的中共地下工作，打擊是非常沉重的。

當時，鄂西北區委友軍工作部部長劉放正與他同行，一路來到老河口。兩人同住在旅館里。

某晚，項乃光以“外出辦事”為由離開，一去不回。劉放等到天亮，隱約覺得事情不對，立刻撤離旅社，到對面暗中觀察。

但他在對面守了整整一天，也沒見有什么異常動靜。考慮再三，他不敢久留，只能獨自返回鄂西北區委報告情況。

那時還沒有確切證據證明項乃光已叛變，但鄂西北區委當機立斷，下令迅速轉移。

正是這道指令，讓不少重要干部、骨干力量躲過了一場更大的清洗，雖有損失，卻沒有被一網打盡。

相比之下，損失最重的，是多年來在國民黨軍隊中苦心經營的一大批地下關系。

項乃光曾長期負責東北軍工作，他對東北軍內部不少中共黨員情況十分熟悉。

他叛變后，東北軍中一些隱蔽戰線不得不全部中斷。像解方等潛伏干部，只能緊急轉移，撤出原有崗位。

川軍四十五軍的副軍長陳離，原本是堅定支持中共的愛國將領，長期給地下黨以掩護。

因為他的部隊里有很多中共黨員，聯絡頻繁，項乃光在供詞中對其多有牽連，導致陳離所部的黨員迅速撤離，他本人也被免職。

后來，陳離曾在回憶中提到，他親眼見過湯恩伯印發的小冊子，里面許多細節都出自項乃光之口。

孫連仲部第二集團軍中的中共組織，也在1940年前后遭到嚴重破壞。原本在部隊里擔任團長的杜新民等多名黨員被捕，一度生死未卜。

牽連最深的，要數何基灃。

這位一七九師的師長，是中共秘密黨員，他不僅暗中為新四軍輸送物資，還通過項乃光轉交軍費。

項乃光叛變的時候，身上就帶著何基灃托付的那筆錢。

結果可想而知，事情遲早會暴露。何基灃不久就被撤掉師長職務，調往重慶“候差”，實際上被變相軟禁了一年多。

后來，在黨組織的多方營救下，他才被迫釋放。

再往后到了淮海戰役，何基灃和張克俠率部起義，這才重新回到人民軍隊一側。

如果細細梳理，可以看到一條清晰的鏈條：

一名關鍵情報干部的叛變，往往不是簡單“損失一個人”，而是成片網絡的崩塌。

在那樣的年代，信任一旦出問題，很多年經營的布局，都可能一夜間化為烏有。

五、軍統少將：甘當鷹犬，越走越遠

從第五戰區政治部“供出一切”之后，項乃光的身份，算是徹底公開了。

不過，李宗仁本人對這種人，并沒有太高評價。

一方面，他手上需要這些情報；另一方面，他也明白，這樣的人既然能出賣曾經的同志，將來也未必可靠。

接觸的日子里，龐盛文注意到一個細節：

項乃光寫交代材料時，經常管要錢，而且花銷巨大。

幾次三番之后，韋永成也忍不住問：“怎么用得這么快？”

龐盛文只好如實匯報：“他有嫖宿的習慣。”

這個回答，讓人無奈。

因為對他來說，投靠國民黨，只是換到一個更寬松、更能滿足物質欲望的環境。

一旦享樂受限，他馬上就想用“立功”來換更多好處。

有一次，他提議抓捕一名他“掌握線索”的中共地下黨員，還主動要求親自外出查證。

回來以后，他向李宗仁報告，說陜西白河的獨立炮兵營里有中共組織，還宣稱中共想把這個營拖到武當山搞根據地。

李宗仁聽完冷著臉回了一句：“這絕不可能。”

顯然，他不是全盤相信。

另一回，他竟然指著老搭檔龐盛文，對李宗仁說：“他在山東參加過中共，還當過中心縣委書記。”

李宗仁笑笑，說：“是啊，你看我們還這么信任他。”

堂堂一個戰區司令，用的是反諷。

項乃光聽出來，尷尬得說不出話。

1940年春末，他離開第五戰區，理由是“蔣委員長從重慶來電，要面談”。

到重慶后，蔣介石對他頗為欣賞，稱他是“繼張國燾之后的第二個黨國忠臣”。

戴笠更是視若至寶，給了他一個軍統少將頭銜，還配了汽車。

戴笠的話說得很直白：“對付共產黨，最有效的辦法，是叫共產黨出身的人去對付共產黨。”

就這樣，項乃光被編入了軍統系統，先安排在張國燾掛名主持的“特種政治研究室”。

這個機構專門集結中共叛徒，分析對付中共的辦法，也對他們進行監控。

為了掩人耳目，他改名叫“金釗夫”，據說這個化名還是龐盛文替他想的。

1941年前后，他被派往鄂北，名義上是做“聯絡工作”，實際上是招降納叛。

國民黨方面一邊給他權力，一邊又不敢完全放心，還另外派人暗中監視他的動向。

不過，從表現來看，他完全不需要別人“刺激”，自己就干得很賣力。

他在安徽界首一帶開設特務訓練班，專門培訓滲透中共根據地的細胞。

平時，他重點摸排哪些青年思想進步、誰同情共產黨、誰有過接觸，一旦摸清底細，就用利誘，利誘不成，就抓捕、暗殺。

這套手法，對當時的一些地方組織造成了不少破壞。

抗戰勝利之后，他被派到徐州，從事清剿和監視任務。

何基灃的七十七軍也駐在那一帶，項乃光自然不會放過這個“老熟人”。

他的情報不斷送到上面，何基灃最終在1946年春被“明升暗降”，從軍長變為第三綏靖區副司令員，實權大為削弱。

可以看出，項乃光一旦站到對立面，做事沒有任何猶豫，完全稱得上“甘為鷹犬”。

六、長春城里的血債：特務頭子的最后瘋狂

1947年8月，他被調往東北，擔任保密局長春站少將處長。

那時，東北局勢已經朝著有利于解放軍的方向發展，國民黨在城市中加強特務統治，試圖通過“強化控制”挽回敗勢。

在長春，項乃光的工作重點，是鎮壓中共地下組織和進步力量，同時搞滲透破壞。

他與同樣叛變的袁曉軒、馬紹周勾連，從各地收攏逃亡土匪和地主武裝，拼湊出一個所謂“吉黑義勇總隊”，對解放區進行襲擾，做的是典型的“后方破壞”勾當。

形勢越緊，他越兇。

1948年春天，長春被解放軍外圍包圍，城市逐漸陷入困境。

就在這段時間，他指揮特務機關大肆搜捕“可疑分子”。僅1948年4月14日一天，被抓的人就有四千多人。

許多地下黨員、進步人士和普通革命群眾被他關押、審訊、殺害，據統計，前后被殺害的人員兩百余人。

這筆帳，后來在長春的許多資料里都有記載。

他在長春的那一年多時間，幾乎把所學的全部特務手段都用在了老同胞身上。

到了1948年秋，遼沈戰役打響，東北野戰軍步步推進。

長春解放在即，守軍上下人心浮動，許多將領已經萌生退意。

項乃光心里非常清楚，自己在長春干過些什么；如果被解放軍抓住，是死路一條。

于是他一開始試圖與新七軍、吉林師管區等部隊聯絡，希望跟著他們一起突圍。

1948年10月17日，六十軍在曾澤生率領下起義。當天，新七軍高層召開軍事會議，討論突圍問題。

副軍長史說在會上直言：“現在突圍是突圍不出去，只是徒增幾萬人的傷亡罷了。”

項乃光火冒三丈，當場指著史說的鼻子破口大罵。史說大怒，拂袖而去。

這場爭吵，某種意義上，把雙方的立場撕得徹底。

見新七軍靠不上，他又去找吉林師管區司令李寓春，提出小股突圍計劃：

他的手槍隊五六十人，加上袁曉軒的五六十人，再加上師管區警衛連百余人，不和大部隊混在一起，單獨出城，趁亂突破。

李寓春被說得有些心動，三方開始準備行動。

然而，解放軍的包圍圈早已部署完整，他們剛出城不久，就與外線部隊遭遇，被迫退回。

這時項乃光顯出他一貫的“狡猾本性”：

他在城里預先準備好了便裝和偽裝材料，見大股人馬突圍不成，立刻甩下手下，換上普通行頭，只帶少數隨從，悄然逃離。

長春城解放后，接收工作總體順利，但也留下了一個明顯遺憾：

東北局在總結中寫道：“此次受降，本可令敵交出特務頭子……因事先未注意，致使長春重要特務頭子項乃光、袁曉軒等均未捕獲。”

特務頭子就這么漏了網。

七、逃到臺灣的余生：一封托人帶的話

長春一出城，他就像喪家之犬一樣，不斷輾轉。

北平解放時，袁曉軒落網，項乃光又僥幸逃脫。

隨著全國解放大勢已成，他跟隨國民黨殘余力量逃往臺灣。

在臺灣，他繼續做特務系統的事，當過保密局臺南站站長，也被派去香港，搞對大陸的滲透和情報，后期則主要在高校、研究機構里，從事所謂“中共問題研究”。

因為早年確實在中共內部工作過，他掌握一些內部運作的細節，說起話來有板有眼，在臺灣的一些圈子里，被當成“中共問題專家”。

國民黨當局還把他請去給在押“政治犯”上課，說是做“感化教育”。

有在場的人后來回憶，對他這種身份，心里其實非常不服氣。

縱觀他的一生，可以發現一個明顯的變化：

早年的他，哪怕有私心，也還算是一個有政治理想的青年；到了中原局工作時，手握重權，開始經受住不了紀律與利益的雙重考驗；

一旦脫離，他就順著個人欲望一路滑坡，從泄密走向出賣，從出賣走向迫害，最后完全站在人民的對立面。

到了晚年，人老了，身體也不行了，情感上多少會有一些波動。

1992年前后，原國民黨長春市市長尚傳道受邀回長春，參加民革活動。

項乃光托他向長春市委領導帶話，希望能獲準回長春“看一看”。

這句話，聽起來有一點復雜滋味。

長春，是他當年的作案地之一，也是他倉皇逃跑的地方。

幾十年后，他突然想回來，看一眼這座城市，多少還是牽掛故土，只是這份牽掛，和他在那座城市留下的血債，始終沒法分開。

長春方面得知后，給出的答復很干脆：“歡迎來做客。”

一句話，既有原則，也留有余地。

不過，項乃光已經沒有多少時間了。

1993年，他在臺灣病逝，終究沒能踏上那片他曾經親手攪亂過的土地。

從1930年代的北平學潮，到1940年代的中原暗戰，再到長春圍城、臺灣余生，一個人的軌跡，就是一段歷史的縮影。

項乃光走錯了路，也走到底了，這種選擇一旦做出，就再也沒有回頭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