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用花榮李逵陪宋江殉葬隱藏玄機，誰真不愿死？誰卻一心求死

嘉祐七年，北宋神宗即位前夕，開封的夜色依舊燈火輝煌。酒樓里說書人拍著醒木，照例開講《水滸》里的好漢恩仇。臺下有個老客忽然插了一句：“梁山好漢就算死，也死得不明不白。”說書人一愣，順勢把話頭一拐，講起了宋江和吳用、花榮、李逵的結局。臺下的人聽得心里發悶——這些人打了一輩子仗，最后居然是這么個收場。

要說宋江之死，很多人都聽過一個流行版本：蔡京、高俅一伙設計毒死宋江，把他當成眼中釘。問題在于，翻開原著細看，會發現這話并不嚴謹。書里安排的真正主謀，其實是高俅和楊戩，兩人合謀設套，連蔡京都蒙在鼓里。楊戩還特意吩咐：“只瞞著蔡太師。”這就有點意思了。

宋江中毒，是權臣集團內部的一次暗中清算，與其說是朝廷整體意志，不如說是幾個奸臣的自保手段。宋江被處理掉，算是大局了結。按理說，朝廷要解決的是“梁山系”中的帶頭大哥，其他人只要按規矩辦事，照樣做官吃俸祿。可是偏偏在這個節骨眼上，吳用、花榮、李逵三個人，一個接一個跟著去了陰曹地府，看上去像忠心殉主，細琢磨卻處處透著別扭。

回顧他們的出身和際遇，就會發現，這三個人走到最后一步，絕不是簡單的“為宋江而死”四個字就能說清的。

一、出身卑微與“偏門出頭”：三人的原始命運

單看功名官職，后來的吳用、花榮、李逵，都是全副甲胄、腰懸虎符的人物。可往前倒一倒，每個人出場時的底子，都薄得很。

吳用一開始不過是個鄉村教書匠，說好聽點叫“學究”，難聽點就是考不上舉人的半吊子秀才。年紀不算小了，還混在村里教童生識字，窮酸出名，自己的前程早就看不清。按照常規路走下去，這輩子能混個小吏都難。

花榮出身要光彩一些，算是將門之后，有幾分世家門第的影子。但家道早已中落，只在清河縣當個小小鎮關軍官，領著十來個人，看著幾座關卡，說白了就是邊緣崗位。按宋代軍制，他這種地方上“鎮砦頭目”，升遷慢得像蝸牛，除非遇上大變局，否則很難熬出頭。

李逵就更不用說了。原著交代得很清楚，他是個沂水縣的小牢子，會使板斧，會打架，沒文化，沒家底，吃了上頓沒有下頓。牢營這種地方，油水不多，危險不少，說是朝廷公務人員，實際地位不如稍微體面點的小商販。這種出身，不靠歪門邪道，很難翻身。

這三個人在社會結構中，本來都不屬于有機會往上爬的那一層。一個是科場失敗者，一個是被邊緣化的地方軍人，一個是最底層的武力打手。按宋代的制度，他們想入仕為官，要么靠科舉，要么靠關系、軍功。現實是，三條路都走不通。

直到宋江出現。

宋江之于他們，不僅是“兄長”“頭領”，更像是一把打開“偏門”的鑰匙。從“殺人放火上梁山”，到“聚眾起事受招安”，宋江給他們安排了一條在常規秩序之外“躍遷”的路線。

梁山軍馬南征北戰，血流成河，最后換來的是一紙招安詔書。朝廷封官那一段，水滸寫得很明確：

吳用被授武勝軍承宣使。

花榮被授應天府兵馬都統制。

李逵被授鎮江、潤州都統制。

這幾個名頭，放在北宋軍制體系里，等級不低。承宣使、都統制，都類似一地軍區主官，手里有兵，有地盤，有軍功升遷的空間。南宋時，岳飛、韓世忠、張俊等人，也都曾以宣撫、都統制一類名號統兵作戰。

從社會地位來看，他們一腳就跨進了原本不可能到達的位置。這種“跨越階層”的機會，如果沒有梁山那番腥風血雨，是完全想都不敢想的事。

也正因為如此，他們三個人對宋江的感情，絕不是普通的“同袍”“哥們”那種簡單關系。是恩也是債，是依靠也是枷鎖。這一點，要放在他們死前后的行為里去看，才更清楚。

二、官帽戴上以后：三個“升官不快樂”的怪現象

按常人的想法，出身卑微，拼了命打仗，終于做了官，應當是松一口氣的時候。可吳用、花榮、李逵三人赴任后，水滸卻用了同一種筆法：悶。一個比一個心里不痛快。

李逵到潤州上任，名義上是“都統制”，手握軍權，位高權重。但書里寫他“終日悶倦，與眾飲酒，只愛貪杯”。他不理政務，不管軍紀，就一個字：喝。并不是豪爽樂觀地喝，而是借酒澆愁。

李逵是什么人？粗野，橫沖直撞，飯桌禮數一個不懂。梁山上的“兄弟局”，他還能混個熱鬧；到了潤州這樣的繁華地帶，跟文官武將打交道，就有點格格不入了。沒了宋江罩著，他去外面赴宴，吃相粗魯，動不動就動手，在精致的官場圈子里，遲早要闖禍。

從這一點看，李逵的“不適應”，完全可以理解。權力有了，地位有了，他卻無法融入那套文化體系。梁山的江湖規矩他熟，京官的客套他不懂，在座位上坐得越久，越覺得拘束。說句實在話，他這種人，拿到官位，是被硬塞進一副不合身的盔甲里，護得住身，卻勒得慌。

吳用則是另一種悶。書里說他“常常心中不樂，每每思念宋公明相愛之心”。這個“相愛之心”，說白了，是主從關系里的互相依賴。他在梁山，是軍師，是謀主，宋江幾乎事事問計。到了朝廷體系，吳用成了單線官員，表面有名號，實際上沒有自己的“系統”，也沒有自己的班底。

更要命的是，他在梁山獻過很多毒辣的計策。這些計策針對的是朝廷官軍、地方勢力，其中不乏狠手段。招安之后，這一筆筆血賬，遲早有人翻出來。吳用自己也明白這一層，所以才會對未來憂心忡忡，擔心“誤受刑戮”。

花榮的情況，又和前兩個不同。他是三人之中最有“正常家庭生活”的一個，有年輕的妻子，有寡居的妹妹，還有家業。按理說，做到應天府兵馬都統制，地位穩定，俸祿豐厚，日子應該最好過。

偏偏原著說他“無日身心得安，常想念眾兄之情”。這已經不是簡單的懷舊，而有點近乎“脫離現實”。家在身邊，官在身上，心卻飄在梁山和宋江身上。這樣的心理狀態，決定了他即便日子過得再體面，也不會把自己當成“朝廷正規軍”。

這就形成了一個有意思的局面：

李逵不懂官場，只覺得別扭。

吳用懂太多，知道自己危險。

花榮有退路，卻偏偏不愿退回正常生活。

三種“升官不快樂”的狀態，背后共同的影子，就是他們對宋江、對梁山、對那條“偏門”的依賴。離開了那一套，他們突然發現，身上的官服只是外殼，骨子里仍舊是“梁山人”。這種身份錯位，是后來悲劇的伏筆。

三、生死抉擇：誰真不想死，誰默認了結局

宋江被毒，是高俅、楊戩設計的局。酒中下藥，表面是為防止“造反”，實際是在消除一個“曾經把刀架到朝廷脖子上”的隱患。宋江自己已預感到不妙，但為了所謂“忠義名聲”，接受了這杯毒酒。

關鍵在于：宋江死，朝廷并沒有明說要趕盡殺絕。活下來的梁山舊部，只要老老實實為朝廷效力，不再鬧事，理論上是可以繼續活下去的。吳用、花榮、李逵的死，是主動的選擇，不是皇詔逼著他們自盡。

這幾個人的選擇里，最反常的，是李逵。

原著寫他得知宋江已飲毒酒，自己也被灌了毒酒之后，并沒有留在楚州陪著等死，而是“灑淚拜別了宋江，下船回潤州”。回潤州做什么？沒有家小，沒有親戚，也沒什么放不下的責任，偏偏要拖著中毒的身子趕回去。

如果真是“殉主”，那當場在楚州等死就完了，既省力，也顯得“忠心耿耿”。非要折騰回潤州，有兩個可能。一個是形式上的“死在任所”，好歹算是“因公殉職”，尸體也好處理。另一種可能，更符合人情：他想回到自己掌握資源的地方，找人想辦法救命。

李逵這種人，粗歸粗，求生本能絕對強。他年輕，剛剛當上都統制，正是能吃能喝能打的時候。試想一下，一個從牢營混上去的人，好不容易嘗到權力滋味，會不會心里還有點念頭：“說不準還能活下來”？他回到潤州，很可能想的是催吐、求醫、找藥，打一場“反毒”之仗。只可惜毒性兇猛，他還沒等到轉機，就撐不住了。

也就是說，在這三人中，真正“心有不甘、不想死”的，其實是李逵。他不是為殉情回潤州，而是帶著一絲求生僥幸，退回自己的地盤。但結果很殘酷，他倒在了自己剛站穩的崗位上，連翻盤的機會都沒有。

吳用的選擇，就冷靜得多。他在楚州見到宋江，將毒酒的來龍去脈一聽，基本就明白了局勢。宋江死，招安集團的旗幟倒下，朝廷對梁山舊部的信任會急劇滑坡。那些曾經在戰場上橫沖直撞的“好漢”，很容易被視作“不安定因素”。

吳用在梁山時是出主意的，算得清利害。他清楚，一旦朝廷要追究責任，策劃者、謀主，往往是壓力最大的一批人。何況梁山后期一些極端做法，他都參與謀劃過，真要查“風流罪過”，難免被揪出來祭旗。

于是他對花榮說了那段很重要的話：“朝廷既已生疑，必然來尋風流罪過。倘若被他奸謀所施，誤受刑戮，那時悔之無及。”他用的是“奸謀所施”四個字，說明他并不相信朝廷會給一個光明磊落的審判，而是擔心再被高俅、楊戩一類人拿來做局。他選擇自盡，一方面是追隨宋江，另一方面也是避免落入對手之手，死得難看。

吳用還提了一句自己“已單身，又無家眷”。這句很刺耳。說明在走上梁山之前，他是有家的，只是不知因何失去。到了結局這一步，親情已無牽掛，他把自己的死，看作是一種“干凈利落”的收尾。對他來說，活下去要面對的，是隨時可能來到的清算；死，是一種主動選擇。

花榮的決定，最讓人想不通。照常理，他有妻子，有寡妹，有家庭，有將門背景，又在一線城市應天府做兵馬都統制，日子雖不豪奢，卻絕對體面。他既沒有吳用那樣的血債，也不像李逵那樣粗暴難以適應官場。即使仕途從此不再上升，守住現有職位，也不失為一個穩妥的結局。

偏偏他在宋江死后，選擇和吳用一起自縊，而且臨死前，吳用還勸過他：“你今見有幼子嬌妻，使其何依？”這說明在吳用眼里，花榮完全可以不死，至少比自己更有活下去的理由。

為什么花榮偏不回頭？

四、花榮的詭異“忠心”：兄弟情義之外的東西

要看懂花榮這一點，得從他第一次出場說起。

花榮在清風寨做鎮關軍官的時候，地位在地方不算低，屬下對他很敬重。他認識宋江時，不過十五六歲少年，之后又有五六年沒見。按常理，兩人再會時，頂多是“老友重逢”，禮數周到一些就到頭了。

水滸寫重逢那一幕，卻很耐人尋味。花榮在得知“黑宋江”到了城里之后，激動得不行，一見面就磕頭行禮。宋江讓他“賜座”，他也不敢端端正正坐，只“斜坐著”回話。要知道，此時宋江是什么身份？不過是個殺人通緝犯，原來只是小小押司，論官職根本不配讓一個鎮關軍官這樣低聲下氣。

花榮不僅自己對宋江畢恭畢敬，還把妻子和妹妹叫出來拜見，讓她們和宋江行禮。后面安排沐浴、更衣、換鞋襪、設宴款待，幾乎到了“伺候主上”的程度。夫妻兩口子“朝暮殷勤獻酒供食”，完全不像普通朋友的待客之道，更像下屬面對主人的謹慎周到。

從社會倫理角度看，這種態度已經超出了“朋友”“兄弟”的范疇。天下士大夫，對父母要孝，對妻子要愛，對兄弟要護。花榮卻在宋江面前，顯得格外謙卑，甚至將家中男女都置于“客人之下”，這很難用一般“投緣”“敬仰”來解釋。

后來梁山征戰時，花榮對宋江的追隨，也是毫無保留。宋江招安，他沒有猶豫；宋江受命征方臘，他全程在側。宋江的每一次重大選擇，花榮都站在支持一邊，很少提出異議。

換句話說，花榮對宋江，既不是平等的兄弟情，也不是純粹的同事關系，而是一種近乎“認主”的態度。他把自己的前程、家庭、乃至生死，都捆在宋江身上。一旦這根繩斷了，他整個人就像失去了支點。宋江一死，他腦子里閃出的第一反應，不是妻子、妹妹、子嗣，而是“追隨地下”。

從情理上看，這當然很“不合常理”。如果套用三國時的一個評語，張魯的謀士對馬超說過：“有人若此不愛其親，焉能愛人？”花榮舍妻棄妹，追宋江而死，從傳統倫理目光來看，很難算“高明”。

但從心理角度看，他的選擇又有一種悲涼的一致性。花榮這一生，真正認定的“主心骨”，只有宋江一個。一旦這個人被抽掉，他面對的是一個陌生的官場，一個隨時可能變臉的朝廷，一個自己本來就不太適應的社會結構。與其在這種環境里慢慢變成“只會回家養老的老軍官”，他寧可選擇在宋江身后畫上句號。

值得一提的是，花榮并不是完全沒有懷疑、猶豫。他也知道宋江的很多做法，未必是最佳選擇。但在“情”和“理”的拉扯中，他最終站在“情”的一邊。這種用命去兌現的忠心，在現在看來很偏執，在當時的江湖語境下，卻有其自己的邏輯。

從結果看，吳用是為了避免被清算，給自己留一個“干凈”的結局；花榮則是把命賠給情義，把家庭丟在身后；李逵原本最想活，卻活不下來。三個人的死，看上去是在“陪宋江殉葬”，實際上隱藏著各自不同的恐懼、依賴與困局。

所以，吳用花榮李逵為宋江殉葬，看著像同一件事，翻開細節，是三種截然不同的心態：一個心知難逃，選擇掌握死法；一個死心塌地，把主人的命看得比家人重；一個粗中有細，還抱著一線生機往回跑。水滸沒明說的地方，恰恰是最耐琢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