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河南一鎮為何發展成今天的地級市駐地？背后有哪些原因

一九三七年冬天，小黃河、沙河交匯處的周家口霧氣很大，河面上船影來回，岸上挑擔子的腳步聲不斷。有老人指著水面嘟囔了一句：“這地方啊，以后還不一定成啥樣呢?！碑敃r的人大概怎么也想不到，這個在明清只算一個“鎮口子”的地方，幾十年后會成了地級周口市的駐地，蓋過了曾經的陳州府城淮陽。

要理解這個變化，得把時間線拉長。從明清商貿的自然集鎮，到清末成為四省軍務重鎮之一，再到民國時期行政權重超過淮陽，最后新中國成立后在一系列區劃調整中脫穎而出，周口的“上位”，并不是一朝一夕的意外，而是多重因素疊加的結果。

明清時的地圖攤開一看，陳州府大致對應今天的周口一帶。陳州府下轄淮寧、西華、項城、商水、沈丘、太康、扶溝七縣，其中淮寧，也就是今天的淮陽，是府治所在。照理講，后來的地級市駐地，最有資格的應該是老府城淮陽，可是轉了一圈，真正坐上“中心位置”的，卻成了當年商水縣境內的一個集鎮——周家口。這個變化背后，交通格局變了，商業重心移了，政治考慮也在悄悄調整。

有意思的是，今天的周口市，比陳州府的范圍還大了一圈，不但囊括了原陳州府舊地，還把清代歸德府屬下的鹿邑縣，以及由鹿邑析出的鄲城縣收入麾下。可不變的是，這一片在很早的時候，就是河南東部與江淮、山東、安徽之間的聯絡地帶，只不過，中心點從淮陽慢慢挪向了河邊的周口。

一、從小渡口到“大都會”：水路改寫命運

追溯周口的起點，并不算氣派。明朝永樂年間，沙河南岸子午街一帶有個集市，只是附近農人逢單日在此換點鹽米布匹之類的生活必需品，規模非常有限。沙河北岸的永寧集與子午街之間以河相隔，人和貨都過不來，生意自然上不去。

為了過河，河道正對子午街的位置開了一個小渡口，由周姓船戶撐船擺渡，人們順口就叫這里“周家渡口”。時間久了，稱呼簡化，從“周家渡口”變“周家口”，最后干脆叫“周口”，短而好記，一說就懂，這種民間自發的命名方式，很有典型味道。

真正讓周口翻身的，是明成化年間賈魯河的開通。賈魯河一通，正好在周家口與沙河相匯，周口一下就變成沙河、潁水上游支系、賈魯河的匯流處。幾條水路一交叉，地理意義立刻不同了，原本只是村鎮的集會點，搖身一變成了貨物中轉站。

從明中葉往后，附近幾個縣的農產品、土特產，都開始往這里匯。行旅多了，船只多了，岸邊很快堆出街巷。起初只有沙河南岸一條子午街，人家不過數十戶，到清代中期，再看周口，已經是“街道縱橫”的局面，且三面臨河，形成三塊相對獨立又互相呼應的區域，人們依水勢修起寨墻，分成南寨、北寨、西寨三個部分。

西寨在河西，建得最早，是過河最先形成的熱鬧地帶；北寨在沙河北岸，挨著原來的永寧集；南寨在沙河南岸，連著子午街和較早的墟集。三寨對峙，河道像城里街巷一樣縱橫，這種格局，被不少人拿來和武昌、漢口、漢陽三鎮類比，久而久之，“小武漢”的說法也就流行開來。

從水路看，周口占盡便宜。順穎水、賈魯河向東，可走準河，再連到津浦鐵路沿線；逆沙河向西一百四十里水程，可達郾城，靠近京漢鐵路。換句話說，明清時期周口是水路要沖，到了近代，鐵路鋪開之后，又天然成了水路與鐵路的聯通節點。這種格局在河南東部并不多見，客觀上給了周口后來發展的底氣。

二、商貿集散與軍事重鎮：地位一步步抬高

交通帶來人流，人口集聚帶來市場。清代前中期，周口鎮的商業繁華，已經遠遠超過普通縣城。民國《商水縣志》形容周家口時，用了一連串的詞：“人煙業雜，街道縱橫”“舟車輻輳，煙火萬家，檣桅樹密”，再加一句“豫省一大都會也”。這可不是客套話，而是當時商人的親身感受。

外省商賈看得更清楚，兩湖的竹木、兩廣的紙糖、六安一帶的茶麻、江南的絲綢、天津的食鹽、山西的銅鐵，再加上豫西山貨，本地糧油棉花和黃花菜，都在這里交易。各路貨物堆在三寨之中，行市鱗次櫛比，牲畜市尤其熱鬧，從廣東一直牽牛到周口，從邯鄲趕馬下來成交，“南牛北馬”的說法，就是這樣做出來的。

到了清光緒年間，糧食買賣成了主角。地方記載中說，當時大型行莊有二十八處，專門給外地商人采購的糧坊有八十多家。為了方便各地鄉黨，外省商人紛紛在周口修建會館，十四個省份的會館分布三寨，江西、福建、兩湖、兩廣、山陜等會館建得高大齊整，非常顯眼。會館不光是歇腳的地方，更是商人議價、協調貨運、相互擔保的場所，這說明周口已經成了跨區域的貨運中心。

商貿發達，手工業自然跟著發展。周口的鋼鐵加工、熏制茉莉茶葉、竹器、制革、服裝等產業，早在清末就銷往外縣外省，街道名稱本身就是行當的縮影：山貨街、油坊街、人和街、德化街、牲口市……一條街代表一種生意，沿河渡口二十多個，水陸寨門四十余座，人口高峰時達到二十萬人左右，在清代的河南，這樣的鎮子極為少見。

商業繁盛推高了行政地位?？滴蹙拍?，也就是一六七零年，陳州的管糧州判衙門從別處遷到了周家口。這位州通判，品級是正六品，比一般縣令（從六品）要高半級不止。把這樣一個糧務要員的衙署設在鎮上，說明朝廷已經把周口當成區域糧食和稅賦的重要集散點。

有意思的是，明清地圖上，陳州府府城依舊在淮寧（今淮陽），但很多務實的職能，卻開始往周口傾斜。鹽捕、水利等事務，本來設在永寧集，后來因兩河商賈云集，衙署也挪到淮寧境內靠近周口這一帶，這些細節，在舊縣志里的記錄十分清楚。

到了同治年間，周口的地位又多了一層——軍事重鎮。太平軍和捻軍活動波及豫東、皖北后，清廷為了防止幾路起義軍連成一片，在一八六五年前后由兩江總督曾國藩提出，在四省十三府要地設四鎮重兵，作為“互援之據點”。這四鎮是安徽臨淮、山東濟寧、河南周家口、江蘇徐州。曾國藩的意思非常明確，一省有急，另外三鎮可隨時出兵增援。

在這四鎮中，周口的位置略有不同。臨淮偏于淮河中段，濟寧、徐州靠著大運河和鐵路要道，而周口位于河南東緣水陸通衢之地，既能牽制豫東，又可照應皖北、蘇北。因此曾國藩特意強調周口的重要性，要求在此多儲糧草彈藥，駐扎重兵。周口寨垣堅固，護城河環繞，三寨連成一片，成了清王朝在中原東部的一座“樞紐堡壘”。

三、寨墻拆了，地位沒垮：從民國到新中國

周口的三座寨墻修建時間略有差異。西寨最早，南寨、北寨稍晚，但結構相近：外皮用青磚砌，內里為夯土，上面略收坡，頂上能行人。南寨寨墻周長在十里上下，寨門十七處；北寨周長九里多，寨門十六處。寨墻外留有三到五尺寬的道，再外就是護城河，有的地方寬兩丈多，深達一丈五，防守條件相當不錯。

然而這種封閉式寨垣，在近代戰爭和交通變革面前漸漸失去了意義。清末民初，戰事頻仍，三寨的城墻先是被炮火毀傷，后又因地方修路、擴街，拆磚取材，變得殘缺不全?？谷諔馉幤陂g，日本飛機多次轟炸周口，舊有的寨門和城垣又遭破壞。

更為關鍵的是，為了避免周口成為日軍穩固占領的堡壘，當時的舊政府采取了一個極端措施——下令拆毀寨墻。地方百姓也趁機取磚建房，到了解放戰爭初期，周口三寨的城墻幾乎全部拆盡，只有一些土堤和護城河的形態還能讓人想起舊日格局。這種狀況，在一些老人的口述里，多有提及。

從表面看，一個城市失去寨墻和城門，好像元氣大傷，事實上，周口的區位優勢并沒有因此消失。水路仍在，河運依舊，集市照開，貿易在戰亂間歇中時聚時散。短時間內損失不小，但從長期格局看，周口的“樞紐”位置沒有變。周圍縣份的人趕集買賣，還是愿意往這里來，這是硬條件決定的。

到了民國時期，隨著現代交通一點點鋪開，公路修到了周口邊上，東西南北的來往更便利。這時，一個值得留意的變化出現了：周口在區域行政中的實際影響力，已經悄悄超過了淮陽。淮陽依舊以傳統州府舊城自居，但商貿活力不及周口，人口聚集、資金流轉、貨物流通，都向周口傾斜。

當地不少官員和士紳都意識到這個變化。有的在書信中直言不諱地說：“淮陽為舊治，然而市易之盛，遠不如周家口。”一句話點破實情。行政牌子暫時沒變，但事實上的經濟中心、交通中心已經完成了轉移。

一九四九年以后，新中國開始對全國行政區劃進行系統調整。河南東部這一片，面臨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哪里最適合作為地區級行政機構的駐地？考量的標準并不復雜，交通便利程度、輻射能力、經濟基礎，包括戰后重建的條件，都要放到桌面上來。

從這些角度看，周口具備幾項明顯優勢：一是老牌商埠，集市傳統深厚，貨物、資金、人員流動頻繁；二是地處多條河流交匯地帶，又能較便捷地接入鐵路、公路；三是舊有的軍事重鎮基礎，使周口周邊倉儲、營房、交通設施相對集中，可以較快恢復和利用。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九五〇年前后，周口被定為周口專區的駐地。此后經過數次區劃調整，周口專區改為周口地區，到了二十世紀末，設立地級周口市，市政府駐地自然沿用歷史形成的現實中心——也就是原來的周家口所在區域，今天叫川匯區。

對比一下陳州府治舊地淮陽，可以看得更清楚。淮陽是典型的古城格局，歷史文化底蘊豐厚，然而地理上略顯內向，水路不如周口輻射范圍廣，近代公路、鐵路的對接點也不在這里。再加上很長一段時間里，貿易與人口的重心向周口傾斜，淮陽更適合扮演歷史文化名城的角色，而周口則承擔區域行政與經濟中心的職能。這種分工，是地理、經濟、政治多重因素綜合后的結果。

回頭看這條線，從明初一個周姓人家擺渡的小渡口，到明成化以后水路興起形成墟集，再到清代成為河南四大鎮之一、軍務重鎮之一，接著在民國時期經濟影響力超過老府城，最終在新中國成立后順勢成為地區中心，周口的發展軌跡基本沒有跳躍式的“飛升”，而是一段一段接起來的。

這一帶的老人常說一句話：“這地方能走得開路，就能做得起生意?！睆闹芗叶煽诘街芸谑校@句話算是個樸素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