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福祥部將“朱亂子”，北京街頭怒殺日本使館書記官杉山彬

“朱亂子”的傳奇生涯

圖文｜韓志剛

　　朱邦科，又名朱仝，漢族，祖籍甘肅固原州環縣，定居寧夏金積堡，生于清同治年間，卒于民國二十四年（1935）。長于亂世，不事農桑，性尚武、善騎射，有膽重義，輕財善交。初為董福祥親兵，后晉為甘軍騎兵營隊長，隨董參加了平定河湟事變和抗擊八國聯軍戰事。

庚子事變（1900）時，在北京永定門外與營官安灃率眾甘軍殺死日本駐華使館書記官杉山彬，成為庚子國變導火索，震驚中外。甘軍統帥董福祥激于愛國民族義憤，對涉事部下極力袒護，對清廷推諉說兇手“下落不明”，恐為亂軍所為，暗中卻把朱邦科找去，給足銀兩，讓他連夜逃離京城，匿跡家鄉。

直至清室鼎革，朱才道出庚子年殺洋人惹大禍事情真相，引為自豪。1911年，參加同盟會，成為辛亥革命金靈地區領導人之一。1931年，在中共寧夏地下黨組織領導下奔走寧夏、甘肅等地開展兵運暴動，先后任抗日救國西北軍旅長、甘肅第一游擊隊司令，為我黨在寧夏、甘肅發展革命武裝，反對軍閥統治作出了積極貢獻，晚年退居金積堡朱府，不久病卒于家，享年65歲左右。

　　因金積方言土語把惹禍叫“闖亂子”，由此人們給他起了個諢名（外號）“朱亂子”，而本名則漸漸鮮為人知了。朱邦科以諢名行于世，是清末民初金靈地區家喻戶曉的人物。

怒殺日本使館書記官杉山彬

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是中國歷史庚子年，義和團風起云涌，甘軍入衛京師，慈禧向列國宣戰，清廷土崩瓦解，史稱“庚子國變”。而庚子事變的導火索卻是甘軍董福祥部下安灃、朱邦科點燃的，《清史稿·董福祥傳》載：“拳亂起，日本書記杉山彬出永定門，福祥兵殺之。”

　　1900年6月10日，英國西摩爾中將率八國聯軍先遣隊440人（日軍24人）由天津強行登上火車向北京進發。消息傳來，董福祥甘軍迅速控制了車站，準備迎頭痛擊侵略者。這時，駐兵北京城南永定門火車站防區的是甘軍騎兵第一營，全營兵馬300人，250人配250匹戰馬，另有運夫50人，這支鐵血部隊是董福祥甘軍賴以起家的“董字三營”老底子，“董字三營”實為四營，單配騎兵一營，歷經戰火磨礪，仍沿襲左宗棠所賜“武威忠勇”番號，騎一營即武威騎兵左營，首任長官由張俊兼任，駐軍吳忠時留下地名左營。該營營官管帶安灃（正五品同知銜）出身定西安氏名門望族，文武兼備，字豈瞻，廩生，性孝友，光緒二十一年（1895）募數十騎在家鄉投董福祥軍，從征河湟，積功保知縣，庚子變起，隨董入京。時年37歲正值壯年，級別不低。安之騎營下轄若干哨隊，其中一名隊長（哨官）朱邦科，初入伍時為董大帥貼身親兵，因善騎射晉職到騎兵營，二人不久前才從河湟戰場上下來，隨董宮保入衛京城，是隴中老鄉加共浴戰火的過命兄弟，都是董公頗為信任的愛將和部下。受董福祥影響，甘軍普遍以殺洋人為己任，皆忠勇效死之士，軍中彌漫著濃厚而樸素的愛國民族主義情緒。

　　6月11日中午，安灃管帶率朱邦科馬隊去永定門巡防，手下報告附近有兩個日本浪人趁亂對一名抱有嬰兒的中國貴婦非禮糾纏，意欲奸淫，婦人不從嬰孩被害，眾甘軍聞之義憤填膺，安灃下令追擊緝拿兇手。據端王載漪曾孫愛新覺羅·恒懿著《我的皇室家族》（安徽人民出版社）中記述這一天：“日本使館四周殺機四伏，出現了許多化裝成老百姓的清兵，他們個個怒目圓睜，望著使館上空飄揚的日本膏藥旗，那種神情就像恨不能將旗子扯下來撕成碎片，方解心頭之恨。見使館有馬車駛出，幾名清兵立刻尾隨而去。”此恨何來？顯然是甘軍將士對日本人殘害中國婦孺引起的民族之恨，這些喬裝成百姓的監視人員應是安灃派出搜尋日本兇手的甘軍兵勇，真兇逃逸，倒霉蛋杉山彬撞到了槍口上。恰逢駐京日本大使館書記官杉山彬乘坐馬拉東洋轎車去永定門車站迎接援軍未果，在返回途中與安灃、朱邦科所率甘軍騎兵馬隊相遇，董軍攔車進行盤查，營官安灃管帶厲聲問：“何人？”杉山彬會說漢語，自覺是外交官乃據實已告，一聽是日本人，朱邦科等眾甘軍嘩然，既是書記生官階藐小而可知，怎敢乘坐紅帷拖車，即提其耳下車。杉山彬見事不好，乃婉言相告曰：“僭越之罪誠不敢辭，愿見大帥以謝。”眾甘軍又大嘩曰：“吾大帥乃天上人，豈汝倭子所能見？”杉山彬又曰:“請大帥至敝署，由敝署公使謝罪如何？”安灃不允，杉山彬無法脫身便惱羞成怒，突然掏槍射擊打傷安灃左臂，安灃頓時憤怒，抽刀直刺其腹。朱邦科見長官受傷并動手，大喝一聲撲向前，手起刀落，杉山彬身首異處，眾甘軍一擁而上將其肢解，棄之于道。同時，沒收了日本使館的馬拉東洋轎車。很快甘軍殺死杉山彬事件傳遍京城，一時成為中外關注的焦點。自甘軍入衛京師，已多次與洋人發生打架斗毆沖突，加之當時京城軍民反洋情緒普遍高漲，所以殺了杉山彬后，安灃、朱邦科及眾甘軍將士并不以為然，可董福祥清楚斬殺外交人員性質不同于一般仇洋斗毆事件。立即采取果斷措施保護涉事部下，對內嚴眀軍紀，堅決否認；對外董帥出頭，以死相抗，與甘軍兄弟同生死共患難，丟官解甲亦在所不惜。針對二人不同身份情況，董福祥命安灃改名安涇，對外稱“已戰死”，暫在軍中帶兵，調至馬福祥簡練軍負責皇宮警衛，大隱隱于朝，一直隨董護駕兩宮西幸回鑾結束時，才悄然隱退定西鄉間，深居簡出，頤養天年，民國十一年（1922），病卒于家。歸籍后的安灃與董福祥互有往來，董府庭院曾懸掛安涇、安澄贈匾“威震華夷”。安灃生前曾向兒孫講述庚子年手刃杉山彬事件真相，甘肅清末、民國地方志書中均有傳略，今定西十八里鋪安灃故居猶存，生平事績書屏示人:”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豈瞻公因抗敵，左肩受傷，曾手刃日本書記杉山彬”。朱邦科官階雖低，大約相當于營連級，但在甘軍兵勇中有膽重義結交廣，知名度較高，董福祥專門找來談話安頓：“你這下闖了天大的亂子，殺外國使館官員，腦袋恐怕是長不住了，連皇上也無法給外國人交代。”朱邦科硬挺著腔板子說：“好漢做事好漢當，把我交給洋人要殺要剮隨便，不要讓皇上為難。”董福祥斥道：“現在殺你十個也不頂用，快逃命去吧。”叮囑朱守口如瓶，給足銀兩，連夜出城，匿跡家鄉，以“下落不明”推諉掩過。直至多年后改朝換代，朱才在酒后失言道出殺日使闖亂子事。

　　慈禧太后聞訊慌了手腳，一方面派榮祿親往日本使館道歉善后，息事寧人；一方面急傳董福祥詢問此事，面對太后董福祥一概否認，并信誓旦旦以頭顱擔保，并要挾道：“甘軍無之，即果有之，斬奴才無妨，如殺甘軍一人，定然生變。”太后“默然良久”，值此大廈將傾，董手握重兵內保宮廷，外御洋敵，慈禧不愿處置也殺不動董福祥了。不久，甘軍圍攻東交民巷，奮勇抗擊不斷增兵的八國聯軍，直至北京城陷，扈蹕兩宮逃到西安。董福祥終因抗擊聯軍最為得力而獲罪洋人被革職（留太子少保銜）遣歸故里，在金積堡大興土木營建董宮保府，1908年病卒于此，享年70歲，府今猶存，已全面修繕，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辛亥革命寧夏金積堡首義者

1902年，董福祥也落職回到了金積堡，對居無定所流浪街頭的老部下朱邦科自然格外關照，出資幫助在金積堡西門修筑了朱府供其家小居住，朱邦科從此生計無虞，本可安居頤養天年。然而，一個陜北人在金積堡的出現，使朱邦科的人生軌跡發生了方向性的改變。這個人就是朱邦科在甘軍當兵時的戰友高士秀。

　　高士秀（1876—1941），字志清，陜西定邊人。反清愛國志士，同盟會員，辛亥革命寧夏靈州起義領導人，北伐時支持馮玉祥任國民軍中將騎兵師長，積極投身抗日救國。高士秀少時，學文不成，拜師習武，喜愛結交，行俠仗義，隨其父在三邊一帶拉駱駝做生意。一次，在靈州的賭場偶遇董福祥府中一老差官賭輸受窘，高便解囊相助，經差官引薦到董福祥部當兵，1895年隨董參加了平定河湟之役，與安灃、朱邦科屬于同年兵，因此結緣。不同的是，甘軍奉調入衛京師時，董福祥將武功高強的高士秀留守金積堡董家舊府（今金積鎮）看家護院。高在董部10年中結交了很多生死與共的弟兄，與朱邦科關系甚密。1902年春，董率3000兵馬歸來，高士秀企圖鼓動董部人馬嘩變未成，被董福祥發覺，高借故殺了向董告密的軍官而叛逃，潛往平羅、石嘴山一代活動，創立洪幫賀蘭山堂，自任堂主，與高登云（鹽池人）、朱邦科義結金蘭，拉入其哥老會組織。朱邦科重出江湖為賀蘭山堂金積堡香主，暗中發展會眾，手下聚集數百人，行動詭秘，聚散無常，時而聯合行動，時而遠走他方，形成一股勢力。

　　1908年董福祥在金積宮保府去世，臨終遺言：今新政迭起，愿將私儲銀40萬兩上交以充國幣，交洋槍1600支報效清廷。高士秀聞信，即派朱邦科去董府探明實情，由高登云聯絡曾贈與賭資的董府差官，打算里應外合搞點武器彈藥以備起事之用，不幸事情泄密，董府差官等7人被捕，高登云受牽連入獄，2年后才從靈州大牢刑滿釋放。

　　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首義成功，陜甘響應。蘭州同盟會員劉先質被委派來寧建立寧夏革命同盟支部，首批發展同盟會員57人，高士秀、朱邦科、高登云名列其中，集會宣誓積極擁護孫中山先生“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綱領，策劃寧夏光復行動。11月，高士秀主持在靈武城王保子（哥老會員）店內召集會議，傳達了武昌、陜西等地舉義情況，決定立即組織幫會兄弟起事，具體分工是：由高登云負責攻打靈州，朱邦科負責攻占金積和董府，高士秀負責攻取橫城，與府城民軍相呼應。不久，金靈起義民軍在革命黨人高登云、高士秀領導下，勝利光復靈州和橫城。朱邦科率眾參加了靈州攻城戰，之后又率領300余人進軍金積堡寧靈廳城，他們還秘密聯絡金積城防營哥老會弟兄，約定里應外合。朱率這支隊伍經過吳忠堡行至板橋時，留居一富戶家中等待城內消息。戶主明著殺牛宰羊犒勞義軍，暗中派人向寧靈廳清軍告密，清軍得報后，封閉城門，嚴防死守。朱邦科義軍天亮后等不到消息，便直抵金積寧靈廳城東門開始攻城。寧靈廳同知黃寅、參將戴春霖下令開槍，起義軍傷亡30余人，攻城不下撤回靈武。但靈州、金積堡民軍起義，牽制打擊了清軍，支持和配合了寧夏府城民軍舉義成功，動搖了清政府在寧夏的統治。寧夏軍政府成立，推舉寧夏道孫庭壽為大元帥，任命高士秀為寧夏革命河東軍防統領、高登云為幫統；朱邦科為寧夏革命河東續備軍防分統。甘督長庚坐鎮蘭州指揮西軍攻陜，聞聽寧夏革命又起，即刻分兵命西軍分統馬麒率隊七營星夜急馳寧夏鎮壓起義。軍政府檄令河東續備軍防分統朱邦科挑派精兵扼守紅山堡，高士秀分兵應援。但馬麒清軍卻繞過山路直取靈州，革命軍因聯絡中斷，成混戰狀態，死傷嚴重。高士秀、朱邦科河東軍失援，東撤入山，放棄金靈，輾轉敗退陜北三邊，繼續堅持反北洋軍閥與寧夏諸馬的斗爭，終被寧夏鎮守使馬福祥重兵擊敗，高士秀率殘部投奔馮玉祥部鄧寶珊國民軍，任中將師長、總參議，1941年病逝榆林，被譽為“府城英豪”。

建立武裝游擊隊

　　辛亥革命后十余年，軍閥混戰。馬福祥屯兵塞上數年窮追高士秀，趕盡殺絕，朱邦科不愿面對昔日的上司更無力抗衡，而選擇了避其鋒芒返回金積。朱仍游手好閑，熱衷幫會，縣知事恐其無事生非，念舊安排他及其會眾協助金積地方安靖。

　　1930年8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杜潤芝（1903-1933，陜西米脂人）來到寧夏，恢復發展黨組織，任教于寧夏中學，發展孫殿才、李天才、梁大均等進步學生骨干，開展學運和兵運工作。杜潤芝對梁大均等人說：“沒有武裝不能成大事，現在要搞槍桿子，要組織群眾，利用地方勢力派，雜牌軍和馬氏家族統治的矛盾，策動起義，拉出一支隊伍來。”遂秘密成立“抗日救國西北軍”，以杜潤芝為總司令，確定重點在省城、金積、中寧等地策反地方武裝暴動。1931年10月，地下黨組織派梁大均（1914-1999，寧夏青銅峽人）以杜潤芝（在獄中）的名義，發展組織隊伍，負責在河東、金積、靈武做工作，俟機暴動，建立革命政權。據梁大均《憶小南門兵變》記述：

　　金積縣有一個人叫楊老二（楊自福，固原三營人），他手下有個楊麻子，都是發展對象。還有一個人叫朱邦科，外號“朱亂子”，這人是董福祥手下的一名統領，八國聯軍進京時，打死德國公使克林德（實神機營章京恩海所為）的就是這個人。他住在金積董府附近，蓋了一所宅子叫朱府。在朱邦科手下還有他原來的一幫人，如在靈武的石萬壽、王貴川、李彪，都是地方勢力。我們估計朱邦科是個愛國有民族意識的人，另外，這人還有大漢族主義思想，我們提出抗日反馬的口號他是會接受的。

　　梁大均即赴金積堡朱府拜謁朱邦科，做他的工作。梁給他講救國的道理，說國家現在處于民族危亡之際，馬鴻賓不會保國愛民，你雖年老了，但應該給地方上干點好事。實則朱邦科隨高士秀敗退陜北活動時，與劉志丹、謝子長、高崗等共產黨人已有過接觸，傾向并同情革命。所以，這個年過花甲的老江湖非常認真地聽進去了一個18歲毛頭小伙子的勸言，甚至再次喚醒了他冷卻已久的熱血，表現出了老當益壯的豪情。歷經半世滄桑的朱邦科隱約從眼前這位年輕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當年的影子，同時這位前革命黨人也清醒地認定他們將是苦難中國的希望，他毅然決定放下身段，追隨杜潤芝、梁大均等共產黨人再鬧回世事。談話的結果，朱邦科老漢慷慨表態：“金積、靈武兩縣由我來做工作，人沒有問題，楊老二也沒有問題，即使不能全部拉過來，也能拉出一部分。”之后，朱邦科和梁大均一老一少忙碌的身影奔走在寧夏山川及陜甘邊地播散著革命的種子。很快，通過楊麻子聯系上了在同心鎖家岔的楊老二，楊老二雖是聞名西北的大土匪，但對朱亂子卻佩服得五體投地，立即說動兩個連的人馬，答應只要省城一動，他們立即響應。在金積一帶，這個楊老二的名氣不亞于朱亂子，就在三年前的1928年，楊老二聚眾3000人馬自固原一路搶掠，攻占吳忠堡住進張俊府，劫獲無數。接著圍攻金積堡，金積縣長率全城軍民奮勇抗敵三天三夜，楊老二損兵折將未能得逞悻悻而去，但余威尚存。梁大均、朱邦科的策反工作初見成效，中共地下黨組織就正式委任朱邦科為抗日救國西北軍旅長，委任狀寫在一塊黃色錦緞上。隨后，梁大均，李天才、朱邦科就分別聯絡了省城、衛寧的地方武裝，組織發動了著名的寧安堡暴動和銀川小南門兵變。這年年底，李天才回家鄉中寧寧安堡，做通了護路隊長張自箴的工作支持反馬起義，策反駐防中寧的馬鴻賓特務營四連里應外合，因記錯時間提前一天行動，無人接應，起義失敗。李天才被捕，張自箴率部逃往隴東。事出突然，打亂了原計劃，梁大均、朱邦科也提前發動小南門兵變。由于組織工作不嚴密，加之內部叛徒告密，敵人日夜防范，暴動失敗了。梁大均等人化妝從小南門出城，一打聽，被打散的朱邦科帶了100多人往甘肅環縣去了。梁大均等在甜水堡追上朱邦科的隊伍，朱邦科說：“石萬壽、王貴川被馬家軍抓走了。”清點人馬，損失不小。

　　朱邦科和環縣民團團長、土匪頭子趙老五（1905—1943，本名趙思忠，字恕堂，甜水堡人）有點關系，就想抓住趙老五發展自己力量。在環縣，梁大均帶著朱邦科先找到了地下黨負責人趙子元。恰好楊虎城將軍的高參杜斌丞（杜潤芝族侄）也在這里，他是西北地區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人物，在他的幫助下，決定將在環縣的幾支隊伍改編成甘肅第一游擊隊，由朱邦科當司令，趙子元當副司令，梁大均為參謀長，還策反了環縣公安局長加入，一舉趕走了環縣縣長。游擊隊編成三個團，朱邦科的人為一團，由寧夏來的人和趙老五的人編為二團，張自箴（中衛民團）的人編為三團。時間一長，趙老五開始搗亂，趙在當地勢力大難以控制，加之隊伍成分復雜，結果事情沒弄成。趙老五大發牢騷說：“你們寧夏來的人把我架空了。”他惹不起朱邦科，就挑事和張自箴打了一架，張的胳膊也被打壞了。為了顧全大局，梁大均只好勸朱邦科和張自箴帶領寧夏團的人離開環縣轉移到寧夏邊境。朱邦科也看到趙老五土匪成性，難以成事，只好分開。因趙老五的叛變和偷襲，環縣游擊隊未能堅持下去。張自箴也帶走了中衛民團的人投靠了國民軍陳珪璋第九旅。此后10年間，趙老五投靠國民黨成為環縣危害新生革命政權的最大一股土匪武裝，多次襲擊抗日民主政府和革命干部、戰士及群眾，破壞政權，制造血案，劫掠槍糧，無惡不作。經數年清剿，肖勁光指揮八路軍385旅駐軍集中1000多人才將環縣土匪全殲，匪首趙老五竄逃甜水堡、下馬關一帶，乞討藏匿，斃命山野。

　　梁大均等人離開環縣走了靖遠。1932年，應謝子長邀請，杜潤芝、李天才也赴靖遠開展兵運，組建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隊，謝子長任總指揮，杜潤芝任政委兼參謀長，陜甘烽火燃起，很快與陜北連成片，創建了陜甘革命根據地，成為中央紅軍長征后的落腳地。梁大均后任中共寧夏工委副書記、回漢支隊政委，是解放后第一任銀川地委書記，甘肅省政協副主席。朱邦科的革命生涯在環縣劃上了句號，一念之間退居金積堡，年事已高，生活困頓，三年后離世。與即將到來的紅色革命風暴失之交臂，與長征紅軍擦肩而過，其同情革命、向往光明的夙愿終為憾事，化作塵土，只留下“朱亂子”的名號口耳相傳。年逾七旬的吳忠中學退休教師朱寶山先生是朱邦科曾孫，據他回憶朱邦科有二房夫人，大太太生有5子2女，其中三子朱作福是朱寶山的爺爺，到朱作福子朱金德（朱寶山父）時已淪為長工；小老婆未生育，年輕貌美，夫亡后攜金銀細軟潛回隴東老家；朱邦科孫朱義貴生于1932年，3歲時爺爺去世，系吳忠供電局退休職工，現年83歲；朱寶山1965年畢業于寧夏大學物理系，終身在吳忠、金積一帶教書，其弟朱寶禮畢業于寧夏農學院，退休高工，醫術高明。他們幼時住在朱府，對大宅子有記憶，村名朱家巷道沿襲至今。朱邦科不識字，終身不事農桑，疏于家庭和子女教育。子女均染上大煙賭博惡習，終坐吃山空，家道中落，以致朱家常受到董府接濟。現居吳忠、金積的朱氏后人逾百人。

　　朱邦科同志（史料稱謂）后期蹤跡，在甘肅、寧夏辛亥革命史料和早期黨史資料中多有記載，以朱邦科、朱榜科、朱仝、朱同、朱亂子、朱哨官、朱統領等名字時有出現，他對革命的滿腔熱忱及作出的貢獻，后人不該忘記。

作者簡介

韓志剛，寧夏吳忠金積人，1967年3月生，童年啟蒙董府邊上，少年求學吳忠中學。1989年畢業于陜西師范大學，歷史學學士、文博館員。曾在文化文物部門工作十年，致力于地方文史研究，著述逾百萬字，獲全國首屆鄭振鐸文物保護基金獎個人獎、寧夏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代表作《董福祥宮保府》、《董府與董福祥》(25萬字）。后轉入質監系統，供職于市縣局機關，榮立三等功二次、政府嘉獎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