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第一外交家”，卻在晚年被列入戰犯名單，一生娶過四個老婆

顧維鈞活了將近一百歲，從光緒十三年，一直走到1985年。在紐約曼哈頓的公寓里，他安靜地等著最后一天的到來。

窗外是車水馬龍的紐約，可他腦子里轉的，常常是上海嘉定老家的那條弄堂，是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里的燈光，是巴黎和會上那盞刺眼的聚光燈，還有海牙和平宮里那長長的走廊。

顧維鈞，江蘇嘉定人。許多人在書里、在電影里看到他，總說他是個穿著筆挺西裝、操著一口流利英語、在洋人面前不卑不亢的“民國第一外交家”。這話聽著光鮮，可這背后的滋味，只有他自己知道。

如果非要用一句話來總結這輩子，他說——

他記得很清楚，有一次走在租界的馬路上，看到一塊牌子，上面寫著“華人與狗不得入內”。他當時還小，不太懂這句話的全部含義，但那種被人當眾羞辱的憤怒，像刀子一樣刻在心上。

還有一次，他看見一個英國人拿著鞭子抽打一個中國黃包車夫，那車夫蜷縮在地上，滿臉是血，圍觀的人敢怒不敢言。他沖上去質問那個英國人：“Are you a gentleman？”（你是個紳士嗎？）對方愣了一下，罵罵咧咧地走了。他扶起車夫，心里卻在想，為什么在我們的土地上，外國人能這么橫行霸道？就因為我們弱嗎？

這種念頭，在1904年他剪掉辮子、遠渡重洋去美國留學時，變得更加強烈了。他先入紐約的庫克學院，第二年就考進哥倫比亞大學。選專業的時候，家里人都希望他學商科或工科，將來好找工作。可他心里憋著一股勁，他想弄明白，為什么國際法、國際規則明明是西洋人定的，卻總是偏向他們自己；為什么中國老是吃虧。

那時日本趁著歐戰、列強無暇東顧，欺負中國，提出吞并主權的無理要求。談判桌上，外交部的人據理力爭，可日本人的刺刀就架在窗外，那種屈辱感刻骨銘心。他心里憋屈得不行，無奈之下，只好把條約內容透露給報界，希望能借國際輿論和國內民意給日本施壓，多少保住一點權益。那是他第一次體會到，弱國的外交官，手里沒有軍艦和鈔票，唯一能依靠的，就是那一點點“公理”的余暉和舉國民眾的呼聲。

1915年秋天，他被任命為駐美公使，還不滿二十八歲，是華盛頓外交團里最年輕的面孔。在美國的幾年，他結識了威爾遜總統，當時威爾遜正宣揚“十四點原則”，講公開外交、民族自決。他聽了心潮澎湃，覺得這也許是中國擺脫不平等條約的希望。那時，他在大洋彼岸密切關注著國內局勢，一邊攢著勁，等待著為國家效力的時機。

1919年1月28日，那天的場景，他閉上眼睛還能想起來。最高會議的會場里，坐滿了戰勝國的權貴們。日本代表牧野伸顯先發言，厚著臉皮說日本要從德國手里接管山東的權益，理由是他們占領了青島，而且與中國簽過“中日民四條約”之類的協議。

輪到顧維鈞了。他從座位上站起來，看著臺下那些或傲慢、或冷漠、或好奇的眼神。說實話，他手心出汗，但聲音必須穩。他先是客氣地說，很高興聽到牧野男爵確認，日本并不想永久占據膠州灣。然后話鋒一轉，他說，既然這樣，為什么要經過日本之手呢？德國在山東的權利，是強租的，現在德國戰敗了，理應直接歸還給中國，這才是正義。

接下來，他從國際法的角度，一層層地駁斥。他說1915年的條約，是日本下了最后通牒、中國被迫簽的，這在國際法上本身就有問題。

他說一句，翻譯翻一句。他看見對面的牧野臉色越來越難看，而臺下那些原本漫不經心的歐美代表們開始交頭接耳，眼神里多了幾分驚訝和贊許。這場辯論持續了很久，后來克列孟梭總理在他的回憶錄里說顧維鈞像“靈貓戲鼠”，把日本代表弄得左右支絀。其實他當時沒想那么多，他只知，哪怕只有一線希望，也要把中國的道理說給全世界聽，讓他們知道，中國不是可以隨意宰割的。

可是，現實比理想殘酷得多。

4月下旬，局勢急轉直下。意大利因阜姆問題退出和會，英法怕日本也退會、導致和會破裂，竟背地里把山東的權益出賣給日本。威爾遜總統雖然同情中國，但為了保住他心心念念的國際聯盟，最后還是妥協了。

當顧維鈞得知最高會議決定把山東權益轉給日本時，他憤怒得幾乎說不出話來。他知道，簽字就是承認，就是當賣國賊，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可若不簽字，又怕得罪列強，惹出更大的麻煩。

那幾天，國內爆發五四運動，消息傳到巴黎，學生們的怒吼、民眾的抗議像潮水般涌來。中國代表團駐地外，每天都有華人華僑和學生圍著，他們喊著口號，要代表團“不允保留，即予拒簽”。顧維鈞看著這些年輕的面孔，心里熱乎乎的。他覺得，這個老大帝國，老百姓的脊梁還沒斷。

最終，在6月28日簽約那天，代表團做出決定：拒絕出席，拒絕簽字。這是中國第一次對西方列強說“不”。那天晚上，他走出旅館，巴黎的夜色很美，他心里卻很沉重。他知道，拒簽是正義的，但也意味著失去了一個收回山東的“合法”渠道。不過他不后悔，這一筆沒簽，保住了將來繼續抗爭的法理依據和民族氣節。

此后的日子，就像在激流里行船，身不由己。他回國后，在北洋政府里當過外交總長、財政總長，還兩度代理國務總理，甚至攝行過大總統的職權。那幾年，北京城里的總統像走馬燈似的換，段祺瑞、張作霖、吳佩孚，你方唱罷我登場。他雖然頂著總理的頭銜，干的卻還是處理不完的外交糾紛和爛攤子。

1924年，他代表政府與蘇聯簽訂《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想讓蘇聯人從東北撤軍，結果也是一波三折。那段經歷讓他看清了，內政不修，外交再努力也是事倍功半。

1928年北伐成功后，他一度被國民政府通緝，只能跑到天津租界里躲了兩年。那段時間他閑了下來，想了很多。他想，不管誰當家，這個國家不能沒有懂外交的人。后來在張學良的斡旋下，他重新出山，又回到外交第一線。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的野心終于徹底暴露。他受命參加國聯派出的李頓調查團，去東北調查真相。日本人威脅他，說他若敢去，就對他“不客氣”。他沒理會。

到了東北，他親眼看到日本關東軍如何占領中國土地，看到偽滿洲國如何被扶植起來。他暗中搜集證據，寫了長篇的備忘錄交給調查團。那一次，他再次感受到弱國的悲哀——國際聯盟吵來吵去，除了說幾句公道話，根本阻止不了日本的鐵蹄。

抗戰那幾年，是他奔波最厲害的幾年。他在法國當大使，在英國當大使，后來又去美國當大使。他的任務只有一個：要援助，要物資，要讓全世界看到中國在抗日，要讓盟國承認中國是平等的戰友。

1941年他在英國BBC電臺演講，講中國的抗戰，講中國絕不投降。那時他已五十多歲，嗓子也啞了，但每一句話都說得很用力，因為他知道，遠方的槍炮聲里，是千千萬萬同胞在流血犧牲。

好在，這一次歷史沒有辜負他們。1945年，德國投降，日本也快完蛋了。4月，顧維鈞作為中國代表團的首席代表，去美國舊金山參加聯合國制憲大會。這一次，他不是以弱國代表的身份去乞求公理，而是以“四強”之一的身份，去參與制定戰后世界的新規則。那一刻，他心里感慨萬千。從1919年的巴黎，到1945年的舊金山，二十六年了，中國咬著牙打過來了。

在舊金山，他代表中國提出的主張，不再只是維護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而是要為那些比中國更弱小的國家說話。關于聯合國非常任理事國的分配，英國想按實力大小來，實際上是想讓英聯邦多占名額。他堅決反對，提出應該按地域公平分配，給亞非拉的小國們留出位置。還有托管制度，美國那些西方大國想一直管著殖民地，他站起來四次發言，堅持要把“自治和獨立”作為托管地的最終目標。這些主張，最后都寫進了《聯合國憲章》。

1945年6月26日，是讓他終生難忘的日子。按照字母順序，中國排在了所有簽字國的第一位。他拿起毛筆，蘸飽了墨，在《聯合國憲章》上工工整整地寫下“顧維鈞”三個字。他旁邊站著的是董必武先生，兩人雖政見不同，但在那一刻，他們代表的是一個中國。簽字的時候，他的手有些顫抖，他想起了當年在巴黎和會上那個憤怒又無力的年輕人。中國終于等到了這一天。

抗戰勝利后，他繼續擔任駐美大使，為戰后重建爭取援助。可讓他萬萬沒想到的是，內戰又打起來了。他在美國，看著國內傳來的戰報，心里像壓了塊大石頭。他勸過，也奔走呼號過，可大勢已去。

1948年底，國民黨政權眼看要垮了，蔣介石發來密電，語氣近乎告急，讓他向美國爭取更多的援助。他去找了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去拜訪了代理國務卿洛維特，他甚至說，能不能派美軍顧問來指揮部隊，能不能讓中國分享日本的一些工業設備。

可是，洛維特很直接地告訴他，美國不能替中國打內戰，也無意卷入中國內部的紛爭。洛維特說的沒錯，在人家眼里，中國不過是一枚棋子，當這枚棋子快要被吃掉的時候，他們想的不是救，而是止損。

那些日子，他常常失眠。他在回憶錄里寫過一句話：“許多中國的自由主義分子確實認為可以同共產黨共事，甚至到了1948年他們也還是這樣想……想不到共產黨人所作所為竟完全背離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他承認，他看錯了，他沒有想到他們會走得那么遠，更沒想到，一個舊政權會垮得那么快，那么徹底。

1949年后，他成了孤懸海外的游子。國民黨退到臺灣，美國政府因冷戰需要，繼續承認他們是“中國政府”，他也就繼續當著所謂的“駐美大使”。那是非常尷尬的十年。他知道他代表的那個政權已經回不去了，可他又無處可去。

在華盛頓，他一邊要為已經失去民心的政權爭取美援，一邊還要應付美國人對蔣介石越來越不滿的情緒。他們想換掉蔣介石，扶持李宗仁，他還得替蔣辯護，說“沒有人比他更愛國”。

1954年，他代表臺灣當局與美國簽了《共同防御條約》，簽完字，他心里空落落的，他知道，這一紙條約，把臺灣和大陸徹底推遠了。

1956年，他終于從那個尷尬的位子上退了下來。那年他六十八歲，去了海牙國際法院當法官。在海牙的十年，是他人生中最平靜的十年。每天研究案例，寫判決書，不用再去看列強的臉色，也不用去求誰施舍援助。他甚至還當上了副院長，也算是國際法界對他這么多年職業操守的認可。

他不是在給自己樹碑立傳，他只是覺得，他經歷了那么多事，見過了那么多人，從晚清到民國，從北洋到抗戰，從巴黎和會到聯合國，這些記憶如果不記下來，后人怎么知道他們這一代人是怎么走過來的。

1972年，聯合國大會在紐約開會，中國代表團的團長是黃華，還托人帶話，說毛主席想請顧維鈞回國看看。他當時很激動，離家快三十年了，怎么能不想？可他最后還是沒回去。他想起1948年《人民日報》上那個“內戰戰犯”的名單，第二十二名，就是他。他要是回去，算什么呢？當然，后來他知道那都是過去的事了，共產黨早已不是當年的共產黨，可他心里那道坎，一直過不去。

1985年11月14日，紐約的冬天來得有點早。那天晚上，他像往常一樣洗了澡，跟幼韻說了會話，然后上床休息。他想，明天又是安靜的一天。

這一生，有人夸他是英雄，在巴黎和會上為國爭光；也有人說他是舊時代的遺老，跟著一個不該跟的政府走到了黑。

他自己覺得，他就是一個外交官。外交官是什么？就是在國家最困難的時候，用嘴皮子當武器，用國際法做盾牌，去跟那些虎視眈眈的列強周旋。

他盡力了，把他這輩子最好的年華，都獻給了這個苦難深重的國家。

他唯一的遺憾，是沒能活著看到兩岸統一，沒能再回嘉定看看法華塔，看看那條他小時候走過的弄堂。

“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

鄉愁，是他最后一個敵人，他這一生，終究是沒能打敗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