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送葬就有理，還要腦子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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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送葬的人群說明了一切，但只是他們的一切

2017年，久負盛名的愛荷華州立大學斯特德家庭兒童醫院新樓剛落成，頂層正對著這所大學的金尼克體育場。一個球迷突發奇想，在社交媒體上提了一句：既然孩子們可以在落地窗前看到比賽，我們何不在第一節結束時向他們揮手？

于是一個社媒時代的奇跡出現了：在下一個周末的橄欖球賽中，第一節結束的哨音吹響后，雙方球員、雙方教練、裁判、工作人員，以及全場觀眾——通常是7萬人，一起從球場轉身，面向醫院，向那些他們看不見的、正在和病痛戰斗的孩子們揮手致意。7萬支揮動的手臂——有時候是7萬盞點亮的小燈，如果比賽是夜場的話——組成暖流的波浪，“愛荷華之浪”從此成為傳統，加入到人類文明的長河中。

生命的勇氣，有時候需要激勵和喚起。一個16歲的病童的話常被引用：在被腦部手術折磨得痛不欲生的時候，他說：“至少周末的比賽就要來了。”

這個故事的關鍵詞，和幾乎所有動人的故事的關鍵詞一樣，是“美”。只有當生活之美：自由、詩意，抗爭的勇氣、改變的希望，能被感知的時候，生命才是有價值的。

如果要再找一個關鍵詞，那就是“7萬人”。孩子們看不清每一個人，他們看見的是7萬人的洪流。個體的善意匯集起來，能產生動人的魄力。

但是，不是每一次匯集都動人。例如不久前，《北京日報》，大約因為和所有報紙一樣，反正沒人看而又必須填滿版面，所以找了個四川樂山井研縣的公交車身廣告來批評，說“貞潔是女孩最高貴的嫁妝”這種話是封建糟粕。大概本以為這種正確的廢話很安全，沒想到糟粕們是報紙最后的讀者，于是匯集起來，一邊倒地痛罵《北京日報》“否定傳統美德”。一時間“評論量巨大，淤青失控”，牛B哄哄的官媒也只好忍氣吞聲，刪文息怒。

所以，文明的匯集能動人，反文明的匯集只會惡心人。

幾天前，張雪峰老師的葬禮舉行，送葬的隊伍據說排了幾公里。算起來，那人數就算比不上愛荷華之浪，大概也差不多了。對這種匯集，我本來并不意外：如果傻子不是那么多，怎么會把騙子都累死？

但接著我又看到一條新聞：一個小學教師把張雪峰的黑白照拿到教室里，讓孩子們對著默哀。這就讓我有點憤怒了：傻子不知道自己是傻子，這很正常，但傻子還要強行傳承，這就很過份。在彼岸的孩子們被文明之光照耀的時候，此岸的孩子們卻在被愚昧荼毒，毫無反抗能力。

所以，現在批評我的人又有機會嘲笑我“破防”了：我打算繼續談談張雪峰，以及他的葬禮。很多人在說“送葬的人群說明了一切”，說這話的人，一定適合看《流星花園》，所以應該能看懂這句話：如果送葬就有理，那還要腦子干什么？

送葬的人群可能說明了一切，但那只是他們的一切，因為他們的世界就只有那么大。

2 傲慢不是因為階層，而是因為腦子

我的上一篇文章收獲了七百多個贊、七十多次慷慨的打賞，和兩三百條罵我的評論。之所以罵數不及贊數，估計是因為罵需要打字。

但也有不怕麻煩的：有位女士為了確保她的罵能被我看到，選擇了發私信，為此打賞了我一元錢。大約是因為花了錢，她罵得特別痛快，乃至于我都想恭喜她：她花同樣的錢，未必能在張雪峰那里有同等的收益。

一如既往，罵我的內容體現出各種奇怪的邏輯。除了說“送葬人數說明了一切”的，還有如“人家張雪峰收錢關你什么事”（那我罵張雪峰關你什么事），“等你和他捐款一樣多了再評論他吧”（等你和我一樣胖了再來評論我吧），以及“早不說晚不說，人家剛死你就說，他活著的時候你為什么不敢說”，ect.

在后一類評論中，有的甚至不乏善意：有一位用了一篇短文來向我傳授“死者為大”的傳統文化內涵，大意是頭七以內死者魂魄還在，那可不是鬧著玩的——不排除他是擔心該魂魄來把我抓走。

總之，據說張老師的擁躉大多是教員的信徒，那么他們應該知道這個句式：“以傻為主，兼傻別樣。”

有兩類評論是可以答復的，一類是：“張雪峰并不是你說的那些問題的制造者，他只是想在現實中掙點錢，他也是個受害者”；另一類是：“對寒門來講，生存是第一位的，教他們找一個好擇業的專業何錯之有？”

對以上問題，我其實有一套完整的理論可用于回答，但由于你懂的原因，我無法在這里完整暢快地表達，多數讀者大概也沒有耐心讀我的長篇大論。在找到合適的表述方式前，我只能盡量簡單地談一談。

但簡單談，我也能想象將收獲的評論：諸如“離經叛道”或者“階層的傲慢”。可是我并不預期獲得多數人的贊同，如果說這是傲慢的話，那肯定不是因為階層，而是因為離經叛道的腦子。

3 “寒門學子”是個偽命題

偶爾看到一個叫“碼頭青年”的公號，沉痛檢討自己曾誤讀了張雪峰。這篇文章現在不知何故已經看不到了，只憑印象記得，大概是受到送葬隊伍的震撼，他也在自我批評“傲慢”了。理由也無非就是“對寒門而言，生存是第一位的”，只是他說得更為煽情，例如“一旦填錯志愿，三代的努力就歸零”。

這種話看上去似乎無可辯駁，其實隱藏著一個巨大的BUG：它把一個孩子定義為一個家族的傳承者，并強加以改變家族命運的責任。也就是說，這種話經不起孩子的一句反問：“我為什么要背起三代的努力？你們問過我嗎？”

當一個家庭決定制造一個孩子的時候，他們應該為孩子的命運而努力，而不是期待孩子為他們的命運而努力。否則，生一個孩子，和家里缺個耕地的就把母牛牽去配個種有什么區別？

所以，所謂“寒門學子”，其實是個偽命題。所謂偽，不在“寒”，貧寒舉目皆是；而在“門”：學子就是學子，只是學子自己，而不是某個家門的代表；他們只應為自己負責，而不該被貼上家門的愿望清單。

正如豪門學子不必為了繼承家族企業而學金融管理，寒門學子也不必為了替父母在城里買房而學土木工程。如果有機會學習，他們唯一該學的，就是自己想學的。

這就是張雪峰之惡所在：如果一個孩子恰好想學新聞，他就說應該一棒打暈。然后家長們如夢方醒，一記鷹爪把孩子拉回到寒門代理人的道路上，因為有張老師加持，充滿道路自信。

有人說，確實有很多孩子在填志愿的時候根本不知道自己喜歡什么，倆眼一抹黑。對啊，孩子從小到大沒被問過，甚至沒被允許想過自己喜歡什么，倆眼抹黑不是很正常嗎？

又有人說：誰不知道應該學喜歡的？問題是學了找不到工作怎么辦？畢竟生存是第一位的。

好吧，終于輪到這個避不開的問題了：那也是個偽命題。

4 “生存第一”是個偽命題

看到過一個故事：

主人跟一頭有腦子的豬說：“生存是第一位的。”

有腦子的豬回答說：“當然了，我不生存，怎么為你長肉？”

這時，另一頭豬也來說：“生存是第一位的。”

有腦子的豬回答說：“你什么時候當上主人了？”

那頭豬問：“難道我們豬就不能說生存第一位嗎？”

有腦子的豬回答說：“對我們而言，不是為主人而是為我們自己的生存才是第一位的。”

講這個故事的人（我記不清是不是伊索了）還有一句總結：“有時候，真正的區別不在物種，而在腦子。”

而我從這個故事中看到的是：“生存第一”，看上去似乎是無可辯駁的真理，其實和“死者為大”一樣可笑。

因為這里的“生存”已經被悄悄偷換了概念，它指的不是“活下去”，更不是“以你喜歡的方式活下去”，而是“以別人要求你的方式活下去”。

正如碼頭青年煽著情說的：生產線上的母親希望兒子坐進辦公室。他絲毫不提，那可憐的兒子為什么一定要坐辦公室？萬一他完全不喜歡辦公室呢？是不是就要以這種自己不喜歡的方式過完一生？

簡·奧斯汀在《傲慢與偏見》中的第一句話被認為是世界文學史上的經典開篇之一：“有一個舉世公認的真理：有錢的單身漢需要一個妻子。”這句話絕妙地道出了傻子們的意識盲區：“單身漢”被定義為“有錢的單身漢”，而沒錢的單身漢是不被看見的。

這就如“生存”被定義為“在大城市的、有穩定工作的、高收入的、坐辦公室的……總之是別人說好的生存”。正如在奧斯汀嘲笑的那種婚姻的定義中愛情不被考慮一樣，在這種生存的定義中，快樂、理想、意義也不被考慮；甚至，在張雪峰們極力傳遞的信息中，它們被認為是生存的對立面。

所以，所謂“生存第一”之生存，往往是一種綁架式的生存，或者我稱之為強迫式的生存。將此話奉為圭臬的張雪峰的信徒們，不會去發現張雪峰沒有告訴他們的事實：如果說文科不好求職的話，理科也好不到哪去；如果說一個人有無法生存的危險的話，那可能是因為種種原因，但不會是因為要過自己想過的生活。

那些說張雪峰講真話、填平信息差的人不知道，他們缺的不是信息，而是對生活的理解。張雪峰只不過是一個媒婆，制造了一種“要嫁就嫁王家，因為王家有錢”的市場謊言。如果他講真話，就該告訴你不要吃翔，而他告訴你的是哪一坨翔好吃。

最近大家都在談論張雪，一位熱愛機車的農村少年，奮斗多年，現在傳奇般地造出了受歡迎的摩托車。看到一些評論，把張雪和張雪峰并列，當作寒門成功的典型。這些評論者確實是張雪峰帶出來的隊伍，腦子已經被洗得像待下鍋的肥腸了。

事實上，張雪最應該慶幸的，不是當年他終于追上了那輛采訪車，而是沒遇到那位和他名字只有一字之差的指路明燈，否則他的飛馳人生大概當時就被他父母一棒打死了。

5 永遠的窮人

關于張雪峰也是受害者的說法，其實只需一句話就能駁倒：如果說利用傻子還可以用生活所迫來辯解，那么鼓勵和制造更多的傻子就只能說是惡了。如果張雪峰是受害者，那么司馬南也是。他們都不是很多事情的原因，但他們都制造了更多的受害者。區別只在于，張雪峰沒被電梯夾過頭。

但是，從邏輯上講，“受害者”一說應該是有所指的。張雪峰掙了很多錢顯然不算受害，受害大概是指他勞累而早逝——似乎能讓人看到一點《推銷員之死》式的悲劇痕跡。

但是，張雪峰之死并不是悲劇，因為悲劇應該是崇高的。他只是死于一種貧窮感，或者用我的術語：貧窮強迫。

這種貧窮強迫建立在對生活意義懵然無知的前提之下，建立在“我是寒門”和“生存第一”的偽命題基礎之上，把惡劣與粗俗的生存環境看成理所當然，并以之為一切價值衡量的標準。

患者的例子俯拾即是，例如我剛刷到的一件事：北京一所公園中，環衛工把樹上的玉蘭全部打落。批評聲出現后，管理方及時回復：“領導只讓他打落殘花，他理解錯了。涉事環衛工已開除。”這位領導，既然是領導，想必不會太窮，但仍然是貧窮強迫患者，窮到會去跟樹上的殘花過不去。如果調查一下，這位領導大概率是張雪峰的支持者。

所以，處于貧窮強迫中的人，無法擺脫對利益和虛榮的追逐，也無法與美好事物為伍。所謂槍響就捐五千萬，是這種貧窮強迫在掙到錢之后的體現。也就是說，貧窮強迫并不是因為沒錢，掙錢并不能消除貧窮強迫，他們將是永遠的窮人。

用反動作家王朔的話來說：什么叫成功？不就是當一個傻子，讓傻子們羨慕嗎！如果要更反動一點，還可以加上一句：讓傻子們送葬。

那些排著長隊去送葬的人不知道，只要他們還在悼念張雪峰，他們也將是永遠的窮人。

所以，哪有什么寒門，不過是一些盤們。

生存永遠是值得鼓勵的。但如果說愛荷華之浪那7萬人的致意，鼓起的是生活的勇氣；那么在張雪峰的送葬隊伍中，我看到的只有存活的焦慮——他們不知道為何而活，也不知道他們其實可以改變。他們只知道活著不易，所以把一個累死的人當兄弟。

在迷茫的沉重中，在貧窮強迫中，他們對改變的一切期待，就是又有一個人站出來對他們說：“兄弟們，聽我的沒錯！”

這是廉價的兄弟感——據說張雪峰的公司一周休息三天（大約僅限淡季吧），兄弟們因此感動不已，卻不去想在不休息的時候，這個公司干的就是騙他們的錢；也不去想這個人要花一億送他們上戰場。

這是廉價的造神欲——都說中國人喜歡造神，其實不光是喜歡，簡直是有癮。只不過被納入統一管理后，造神沒那么方便了，尤其是活神更不方便，所以逮著一個正好死了的。

如果說張雪峰的小女兒說她爸爸是文曲星，雖然無厘頭但還可以理解的話，那么對這幫大老爺們兒，就只用得上迅哥兒的話了：“嗚呼，我說不出話來”。

但畢竟還是說了這么多，因為我知道總有人能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