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奧特曼討厭的女記者：OpenAI內斗混亂，普通人正被AI帝國欺騙

在 AI 行業最炙手可熱的時刻，郝珂靈（Karen Hao）可能是硅谷“最不受歡迎”的記者之一。

這位麻省理工學院機械工程專業出身的美籍華裔記者，曾任《麻省理工科技評論》高級 AI 編輯、《華爾街日報》記者，現為《大西洋月刊》撰稿人。2025 年，她被《時代》雜志列入 TIME100 AI 名單，評語是“從根本上塑造了許多人對 AI 革命中心公司的認知”。

同年 5 月，她出版了《AI 帝國：山姆·奧特曼的 OpenAI 之夢和夢魘》（Empire of AI: Dreams and Nightmares in Sam Altman 's OpenAI），一舉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榜。這本書的編寫基于郝珂靈超過 250 人的采訪，其中 90 多位是 OpenAI 現任或前任員工和高管，深入調查了 OpenAI 的內部運作以及 AI 行業對全球勞工、環境和社會的影響。

（來源：MIT TR）

最近，被稱為“AI 吹哨人”的她接受了 YouTube 頻道 The Diary of a CEO 的專訪。視頻一經上線，不到一周播放量已突破 200 多萬。

在兩個小時的對話中，郝珂靈詳細闡述了自己對 AI 行業的批判性觀察，普通人和世界正在經歷和遭受的困境。她還披露了大量關于山姆·奧特曼（Sam Altman）和 OpenAI 的內幕，并提出了一個核心論斷：這些 AI 公司的運作方式，與舊時代的帝國別無二致。

(來源：Youtube)

一個硅谷局內人的覺醒

在采訪開頭，郝珂靈介紹，她走上科技記者這條路，是因為一次幻滅。

她在 MIT 學的是機械工程，畢業后搬到舊金山，加入了一家專注于應對氣候變化的科技創業公司。“我當時真的相信硅谷的使命，”她回憶道。然而，入職幾個月后，董事會以公司不盈利為由解雇了 CEO。

“那是一個轉折點。我意識到，如果這個地方最終是為了盈利而存在，而世界上很多真正需要解決的問題：比如氣候變化，并不能帶來利潤，那我們到底在做什么？”

她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職業方向。兩年后，她加入《MIT 科技評論》，成為全職 AI 記者。“我想探索的問題是：誰有權決定我們建造什么技術？金錢和意識形態如何驅動這些技術的生產？我們如何確保創新生態系統真正服務于全世界的人？”

2019 年，她深入 OpenAI 辦公室做了三天采訪，最終在 2020 年發布了一篇深度報道《OpenAI 拯救世界背后混亂而隱秘的真相》（The Messy, Secretive Reality Behind OpenAI’s Bid to Save the World）。文章發表后，OpenAI 高層非常不滿。因為她在書中引用了山姆·奧特曼（Sam Altman）發給全公司的郵件，高層認為這個影響“非常不好”。

（來源：麻省理工科技評論）

從那以后，OpenAI 對她關上了大門。“有一次，我的同事收到 OpenAI 的新聞稿，想轉給我跟進。OpenAI 的人說：‘不行，我們和她有點過節。’”

但郝珂靈認為這反而成全了她。“當時我覺得自己搞砸了，甚至懷疑是不是應該對他們更友善一些。但現在回頭看，正因為他們的門永遠不會為我打開，我才能真正獨立地報道我看到的事實，不管這些公司喜不喜歡。”這也是郝珂靈編寫《AI 帝國》這本書的重要起點。

那么為什么把這本書叫做《AI 帝國》？

郝珂靈在采訪中解釋說，“帝國”是她找到的唯一能夠完整涵蓋這些公司行為模式的隱喻。她在采訪中詳細闡述了 AI 公司與舊時代帝國的四個平行之處：

第一，侵占不屬于自己的資源。這些公司聲稱對藝術家、作家和創作者的知識產權擁有使用權，用于訓練模型。它們還在全球各地瘋狂圈地，建造超級計算設施。

第二，剝削大量勞動力。它們雇傭數十萬承包商進行數據標注工作，工資低廉，工作條件惡劣。同時，它們設計的工具本身就是為了自動化勞動，進一步侵蝕勞動者的權益。

第三，壟斷知識生產。“如果世界上大多數氣候科學家都由化石燃料公司資助，你覺得我們能得到準確的氣候危機圖景嗎？同樣的邏輯，AI 行業雇傭和資助了世界上大多數 AI 研究人員。”她舉了 Google 解雇 AI 倫理團隊負責人蒂姆尼特·格布魯（Timnit Gebru）的例子。格布魯本來被聘來批評 Google 正在開發的 AI 系統，當她合著了一篇揭示大語言模型負面影響的論文時，卻被解雇了。

第四，帝國敘事。“帝國總會告訴公眾：我們是好帝國，我們必須成為帝國，因為世界上還有壞帝國。如果你讓我們獲取所有資源、使用所有勞動力，我們承諾會給你帶來進步和現代化。但如果邪惡帝國先做到了，我們就會墜入地獄。”

郝珂靈指出，在 OpenAI 早期，這個“邪惡帝國”是 Google。而現在，它變成了中國。

AI 領袖們的帝國“宮斗”

在 250 多次對科技從業者的采訪中，郝珂靈還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沒有人對奧特曼持中立的看法。

“他們要么認為他是這一代最偉大的科技領袖，堪比現代的喬布斯；要么認為他極其善于操縱人、是個騙子。”

她分析說，這種兩極化取決于你是否認同奧特曼的愿景。“如果你認同，他就是你能擁有的最大資產，這個人極其善于說服，講故事的能力一流，能調動資本，能招募人才，能獲取實現愿景所需的一切資源。但如果你不認同，你就會覺得自己被他操縱了，被拉去支持一個你根本不同意的愿景。”

Anthropic CEO 達里奧·阿莫代伊（Dario Amodei）就是后者的代表。他曾是 OpenAI 的高管，最初以為奧特曼和自己是同一條船上的人，后來卻感到被利用了，他的技術能力被用來實現一個他根本不認同的未來。

采訪中，郝珂靈還披露了一些關于奧特曼的內幕：

2015 年，奧特曼在一篇博客中寫道：“超人類機器智能的發展可能是人類持續存在面臨的最大威脅。”但郝珂靈指出，這篇文章是專門寫給一個人看的——埃隆·馬斯克（Elon Musk）。“當時馬斯克到處宣揚 AI 是最大的生存威脅。奧特曼需要說服馬斯克加入，所以他的語言完全在跟風追捧馬斯克的說法。”

后來，當 OpenAI 需要從非營利轉型為營利組織時，伊爾亞·蘇茨克維（Ilya Sutskever）和格雷格·布羅克曼（Greg Brockman）最初選擇了馬斯克擔任 CEO。

但奧特曼私下找到老友布羅克曼，說：“把這么強大的技術交給馬斯克真的好嗎？他是名人，壓力很大，可能會做出不可預測的事。”這番話說服了布羅克曼，布羅克曼又說服了伊爾亞。馬斯克因此出局，最終憤而離開，這也是他至今與奧特曼纏斗的起點。

2023 年底，OpenAI 董事會突然解雇奧特曼，震驚了整個科技圈。郝珂靈采訪了六七位直接參與或接觸決策過程的人士，還原了這一事件的來龍去脈。

故事要從伊利亞·蘇茨克維說起。這位 OpenAI 聯合創始人兼首席科學家，長期以來對奧特曼的領導方式感到不滿。他認為奧特曼在公司內部制造了太多混亂，讓團隊互相競爭、對不同人說不同的話。在他看來，奧特曼不僅沒有緩解 ChatGPT 爆火后的混亂局面，反而在火上澆油。

但伊爾亞糾結了很久才決定開口。“他擔心如果奧特曼發現了會對自己不利。”他先找到獨立董事海倫·托納（Helen Toner）試探口風，然后逐漸敞開心扉。與此同時，時任首席技術官米拉·穆拉蒂（Mira Murati）也向董事會表達了類似的擔憂。

獨立董事們開始調查，發現了一些令人不安的事實。比如，Open AI 董事亞當·德安杰洛（Adam D'Angelo）在一次舊金山派對上聽到傳言，說 OpenAI 的創業基金結構有問題。等他們拿到文件才發現，那根本不是“OpenAI 的創業基金”，而是“奧特曼的創業基金”。

“這是我們反復遇到的情況，”郝珂靈說，“奧特曼描述的情況和實際情況之間，總是存在不一致。”

最終，董事會決定解雇奧特曼，而且要快。他們擔心奧特曼一旦察覺，憑他的說服能力，這件事就做不成了。于是，他們在幾乎不通知任何人的情況下執行了這個決定。微軟在行動前幾分鐘才接到電話。

結果可想而知：所有利益相關方都憤怒了，一場讓奧特曼回歸的運動隨即展開。幾天后，奧特曼重新坐上了 CEO 的位置。而伊爾亞再也沒有回來，米拉也在不久后離開。

郝珂靈引用了伊利亞的一句話：“我不認為奧特曼是那個應該掌控 AGI 按鈕的人。”

數據標注工人：AI 繁榮背后的隱形勞工

除了 OpenAI 內部的混亂之外，郝珂靈還在采訪中提到受到這些 AI 公司影響的普通人們。采訪中，郝珂靈多次提到《紐約雜志》最近的一篇深度報道，講述了大量被裁員的白領如何淪為數據標注工人。

“這些人是高學歷人群：大學畢業生、博士、律師、醫生，甚至獲獎的好萊塢導演，他們被解雇后找不到工作，就被這個行業吸收了。”

數據標注是什么？簡單說，就是用人類經驗教 AI 回答問題。ChatGPT 之所以能聊天，是因為有成千上萬的人坐在電腦前，一條一條地示范“當用戶這樣問的時候，你應該這樣回答”。單條數據標注工作的時薪通常很高，因此吸引了許多人參與，對一些人來說，這甚至是關鍵營生。

郝珂靈描述了這些工人的處境：“他們守在電腦前，等著通知項目什么時候開始。因為他們不知道項目什么時候來、什么時候結束，所以必須在窗口期內拼命干活。”

她引用了報道中一位女性的故事：項目來的時候，正好是她孩子放學回家的時間。她瘋狂地敲鍵盤，孩子過來跟她說話，她只感到惱火，直接沖孩子吼了起來。這位母親對郝珂靈說：“因為這個工作，我變成了一個怪物。我連上廁所的時間都沒有，更別說照顧孩子了。”

更諷刺的是，這些人正在訓練的模型，很可能就是讓他們失業的那個模型。“一個市場營銷人員被裁員，然后去做數據標注，訓練模型學會做市場營銷。如果模型學會了，就會有更多市場營銷人員被裁。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郝珂靈指出，這打破了傳統的職業階梯。“以前是入門級、中級、高級的晉升路徑。現在中間被挖空了，只剩下高層和底層。人們怎么往上走？”這樣的工作機會也只是在不斷擠占人們自身的生存空間。

數據中心：看不見的環境代價

除了個人生存問題之外，AI 帝國還在造成更大的環境問題。在采訪中，郝珂靈展示了一張圖：Meta 在美國路易斯安那州規劃的超級計算設施，面積是曼哈頓的五分之一，耗電量相當于紐約市平均用電量的一半。

“OpenAI 在德州阿比林的設施，將消耗超過紐約市 20% 的電力。”

但更觸目驚心的是埃隆·馬斯克（Elon Musk）在美國孟菲斯建造的 Colossus。“那是一個工薪階層社區，黑人和棕色人種為主。馬斯克用了 35 臺甲烷燃氣輪機來供電。居民們怎么發現這件事的？他們聞到了客廳里好像有煤氣泄漏的味道。”

她指出，這個社區本就長期遭受環境種族主義的侵害，肺癌發病率極高。現在，這個超級計算機正在向空氣中排放數千噸有毒物質，加劇兒童的哮喘癥狀，惡化成年人的呼吸系統疾病。“而這些社區甚至沒有被告知會成為這些設施的所在地。”

主持人接著問：你覺得這些 AI 公司是在“欺騙”公眾嗎？

“是的。”郝珂靈回答得很干脆。她認為 AI 領袖們不僅在欺騙公眾，也在欺騙自己。

她用電影《沙丘》來類比。在這部科幻史詩中，各大家族爭奪“香料”，同時利用宗教神話來控制民眾。主角保羅·厄崔迪（Paul Atreides）來到 Arrakis 星球，那里流傳著一個關于救世主降臨的神話。保羅知道這是神話，但他選擇扮演救世主的角色，以便更好地控制人民、實現自己的目標。

“問題是，因為他日復一日地活在這個神話中，他自己也開始分不清了，他到底是在演救世主，還是真的成為了救世主？”

郝珂靈認為，AI 領袖們也是如此。“一方面，他們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制造神話。我有大量內部文件顯示，他們非常清楚如何通過炫目的技術演示、精心設計的使命宣言來爭取公眾支持。另一方面，因為他們必須每天活在這個神話中，他們也迷失在其中了。”

“所以當 Anthropic CEO 達里奧·阿莫代伊說他認為有 10% 到 25% 的概率未來會是災難性的，他既是在主動制造神話，也是在迷失于神話。如果你問他是不是真的相信，他會說'是的'，因為他已經分不清什么是表演、什么是信念了。”

打破帝國敘事，從造更多的“自行車”開始

采訪最后，主持人問：就算觀眾認同你說的一切，他們又能做什么？

郝珂靈給出了自己的解法。她認為，首先要認識到，這些公司需要持續的資源、數據和勞動力才能繼續運轉。“OpenAI 的員工告訴我，公司內部都知道，要達到收入目標，一切都必須完美運轉。每個人都得用他們的產品，每個地方都得采用他們的服務，數據中心必須按計劃建成。”

“如果我們不同意他們在做的事，就別讓一切完美運轉。”

她建議人們可以：拒絕捐贈數據（支持藝術家和作家的版權訴訟）；在學校和公司討論 AI 采用政策；反對當地數據中心的建設；支持替代方案的發展。

她特別強調了“AI 的自行車”這個概念。“大語言模型是 AI 的火箭。資源消耗巨大，為一部分人提供巨大價值，同時給另一部分人帶來巨大代價。為什么我們不多造一些 AI 的自行車？”

她舉了 DeepMind 的 AlphaFold 作為例子。這個系統能預測蛋白質折疊結構，對藥物研發和理解人類疾病意義重大，2024 年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它用的是小型、精選的數據集，計算資源需求大大降低，能耗也低得多，但提供了巨大的公共價值。”

“我要說的不是這些技術沒有用處，而是生產這些技術的政治經濟結構正在對人們造成大量傷害。研究表明，同樣的能力完全可以用更高效的方法、更少的資源消耗來實現。”

采訪結束時，郝珂靈說了一組數據：80% 的美國人認為 AI 行業需要被監管。“什么時候 80% 的美國人能在一件事上達成一致？”全球各地已經爆發了數十起反對數據中心的抗議活動，其中一些已經成功阻止或禁止了項目。

“我去過幾十個城市做新書分享，每一場都是滿座，每一場觀眾都在討論同樣的問題。對話正在發生。”

“所以，我們應該打破帝國敘事，開辟 AI 發展的新路徑，一條對所有人都有益的路徑。”

采訪視頻：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n8HBj8QA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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