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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3月31日文章截圖,但它說不清歐洲為何崩潰
只有共產主義才能救歐洲。
目前的歐洲壓力山大、進退兩難,各國在槍炮和黃油之間艱難徘徊。“槍炮”是指增加軍費,“黃油”是指福利支出。而歐洲各國財政狀況普遍糟糕,就連負債最少的德國也開始大規模舉債。
歐洲想在安全問題上擺脫對美國的依賴,所以要大幅增加軍費。而這會導致福利支出銳減、稅收標準提高,并且肯定得罪選民。實際上,就算不提高軍費,歐洲的財政狀況也早就一塌糊涂了,疫情前如此、疫情后更糟——于是想到俄烏戰爭!跟美國出兵委內瑞拉和伊朗的原因別無二致。
所以,歐洲增加軍費的目的并不是因為俄羅斯構成威脅,而是歐洲想通過武力威脅來解決自身的經濟困境。而特朗普將名垂青史,因為他誠實地喊出“我對掠奪別人的石油最感興趣。”
坦白從寬。
但歐洲打死都不承認。
所以非要教訓誰的話,我認為往死里整歐洲才對。因此,如果我是賈詡,我放倒美國的方式——反而是先放倒歐洲。歐洲是美國的血袋,歐洲死、美國亡。
但我是渾水,因此我說“愿世界和平、人間安好”。
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決定了政治為資本服務。對資本的信仰導致國家必然走向全面私有化,必然減輕超級富豪的稅收、必然通過提高普通民眾的稅收來維系財政支出——這是前一兩百年以及目前都在發生的事。但現在有所不同。
二戰后,深層資本為了全面控制西方國家,想到以“民主”的方式來削弱西方各國政府的統治權,把“嚴肅政治”變成“粉絲政治”,政客選拔與選舉活動被娛樂化——從尼克松電視辯論開始。在那次大選中勝出的肯尼迪想奪回政府權力,被噶。
粉絲政治的邏輯跟造星運動一般無二,也就是:打造超級巨星或者打造超級網紅——都是“以資本為料、以炒作為刀”。因此,只要有錢——掌控了超級銀行或超級基金之后,就掌控了粉絲政治的一切。
這就是資本控制政治的基本邏輯。想要達成這個目的,必須采用“民主”制度。讓選民在暈暈乎乎間選出形式上統治國家的快樂男生和女生。選出來以后,具體政策就跟選民無關了,甭管制定預算還是對外戰爭,都沒選民的事兒。
無論選誰——都是資本說了算。
資本家間當然有競爭,而且很激烈。因此選舉的競爭也很激烈。這看起來像是真的民主。但其本質,也不過是兩個娛樂頻道的競爭而已。如果有很多黨派競爭,那就是很多個娛樂頻道。
可如果資本勢力壯大到壟斷資本本身的地步——也就是沒有對手、或者相互滲透的話,那競選游戲就會進一步變質,變成同一個老板扔出幾條狗的游戲——選民為斗狗投注并買單。
西方的超級資本是誰就不用說了,地球人耳熟能詳。但這些資本被商標遮蓋,其復雜的股東結構極不透明。超級資本的股東是大型資本而不是自然人,所以很難知道是哪些人在控制西方。也許他們的存在像中東的抵抗組織一樣——傘狀結構,有精神上的核心,但彼此之間沒有層級和隸屬關系。
自70年代末期、尤其是80年代開始,基金作為新興的資本機構迅速取代銀行,并發展為更大的資本實體。銀行的歷史太久了,對他們的監管也太嚴密了,不利于資本作弊。
支撐基金的根基不是儲戶,而是投資者——包括無數個自然人。他們把錢投進基金,基金不需要支付股息,也能擺脫約束傳統銀行的監管措施。因此,基金有更多的灰色地帶與法外空間,因此,基金的成長速度絕非傳統銀行可比。
資本勢力進一步壯大了。癌癥四期。
基金從銀行家手里奪權,掌控西方政治。同時掌控世界金融組織與機構,制定全球金融規則以便更肆無忌憚地謀私。其終極目標是掌控人類生存所需的一切必要資源——包括空氣和水。遇到發展不利的情況,資本就輸出政治顛覆和戰爭。
更壯大的資本導致更弱小的西方政府,西方政府名存實亡了。資本挾天子以令諸侯。
現在,可以討論西方國家如何失去財政保障了。包括失去引以為傲的福利制度。
讓我們繞過無數個字——直奔結論——沒有強大的國營企業,就不會有強大的國家財政。這是定論。
那些指望通過稅收設計,尤其通過“對私人征稅”來壯大國家財政的經濟學家們,會被所謂的“選民”給活埋。因為稅收,對任何私人來說都是不受歡迎的政策。既然西方選擇了粉絲政治,想要討好粉絲就無法在稅收上進取。這意味著國家財政的枯竭。他們只能在“減稅——勝選——財政萎縮——高負債”里惡性循環。
怎么解決高負債?通過對外戰爭來解決!你看,我僅用一千多字就講完了西方的政治經濟學。
有個假設:如果國有企業的收入多到足夠支付國家財政——包括公民福利的程度,也就不需要對私人征稅了。美好的未來應該是這樣。但資本主義國家顯然做不到。
那么,能夠挽救西方的就只有一條路了:共產主義——當然,要從社會主義發展過去。并且很可能不會從資本主義和平地發展到社會主義。因為資本不會主動放下權利。資本主義制度維系得越久,社會變革就越是代價慘重。
接前面的假設——當國家擁有強大的國有企業來創造足夠多的財政收入時,也需要保留富有活力的民營企業!因為新事物總是從細微處誕生,就像宇宙從原點爆發。
你可以不認同宇宙大爆炸理論——實際上我也不認同。但我們不能否認人是從受精卵長成的。所以,“新的”總是“從小”的開始,這就是民營企業存在的意義。
而當新的變成大的,則必須還之于社會、還之于國家、進而還之于人民。這意味著私企成為國企或者成為公私合營企業。
為什么?原因顯而易見——私企就是私企,不改變“私”的本質,私企不可能把“為公眾謀福利”放在第一位。別犟,西方用幾百年證明過了。
如果你偏要犟,好吧,“大道”早有準備,它讓人類擁有有限的生命,人會死去!
死亡會強行終止“私”的存在。
沒有哪個私人或家族能永續富貴。不管私人是否情愿,也不管私人如何巧舌如簧地、像弗里德曼那樣的編造歪理學說——他和他的徒子徒孫們拿了好多個諾貝爾經濟學獎——都沒用。因為每個人都要死。從歷史的廣度來看,所有個人的財產都要從公。換個江山或者換個時代就行了。或者干脆,因為絕后而失去繼承人,類似哈布斯堡家族。
因此,從歷史規律或者自然大道的角度講,“公天下”是真理。
但“私”也有其功用。“私”是起源、是基礎、是細胞、是靈感、是代謝、是活力、是動力,是成就更大、更好的“公”的前提。重點在于,人類社會對“私”的定義不會一成不變。在人類社會的初級階段,也就是生產力水平還沒有達到星際移民的階段,“私”指的是財產,是生產資料。
而當人類社會發展到高級階段,也就是星際移民階段時,財產會成為社會發展的障礙。因為星際移民的意義,可能是為了新生。在生命意識可以“相續”的情況下,通過星際旅行來移民到新的世界、新的社會,一切都可以重新開始。就像當今世界,許多人也是因為這個才移民的。
可是,如果存在可繼承的財產或法律責任——私人財產消失的世界不需要法律——星際旅行就失去了意義,因為搬到任何地方都是牢籠。
讓意識相續的前提是,主體生命需要具備極高的道德情操——無私是最基本的特質。在達到如此高的情操以前,重生的個體只會被抹去一切記憶。不能讓罪犯在“相續”中重生。如果這是一種合理的設計,就意味著下一個合理的判斷——自私的生命需要被不停地留級。他們越是以享受今生作為堅持現實主義的理由,就越是在低級世界里不斷地接受再學習。
暢想永續的生命是猜想而不是唯心主義。人類不能用可憐的已知去斷言無限的未知。并且,精神與物質的真實關系仍是未知。爭論誰是第一性具有現實意義,但不是絕對意義。否則,犧牲跟奉獻就變得毫無價值。
所以,如果存在某種形式的永生,那也是給極為高尚的靈魂準備的。所以,如果人類社會的未來是更高級的生命個體與社會,那“私有財產”就注定是短暫的社會現象。
所以,資本主義是走不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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