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劍橋經濟學家，想掀翻統治世界80年的GDP

作者：韓明睿

國內生產總值（GDP）衡量的是什么？顧名思義地來看，這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最重要的指標，衡量的是一國之內一段時間里經濟活動的總產出。問題是，哪些活動算“經濟”？各界多年來一直對GDP有所反思和批評。有個在今天看來冒犯十足的西方老笑話說：如果一個男人娶了他的女傭，并讓后者繼續承擔之前做的那些家務，GDP會因為兩人從交易關系變成婚姻關系而縮水。

所以關鍵在于，經濟核算的邊界劃在哪里，劃界標準是否能做到合理、一致。

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家黛安娜·科伊爾（Diane Coyle）十余年前出版的《極簡GDP史》在講述GDP核算體系發展史時，已經觸及了GDP的含義、劃界，及其反映實際經濟狀況的準確性問題。而在2025年的新作《衡量進步》（The Measure of Progress）中，她對GDP等經濟指標提出了更多質疑，認為近幾十年漸進改良的經濟核算框架已經過時，需要一場革命。

國民經濟核算，正如其先驅威廉·配第的代表作書名，是一種“政治算術”，并非純粹的科學。GDP之父西蒙·庫茲涅茨最初打算將其設計為衡量國民經濟福利而非產出的指標，考慮排除國防開支等明顯無法給人民帶來福利的項目。但當時在二戰的陰影下，他的“甲方”美國政府想知道的是經濟體的產出水平和潛力，恰恰需要掌握有多少生產能力可用于軍備制造等信息。最終，政府開支還是都被計入了GDP。

這樣問題就變成，“產出”的范圍囊括哪些活動。上面的女傭笑話揭示出，盡管家庭內部成員彼此提供的一些服務與市面上服務業的產出極為相似，卻被GDP統計所忽略。對此有一種辯解是，GDP要衡量的本來就是在市場上交易的商品或服務，其經濟價值以市場價格為準，指責GDP不計入市場以外的活動是無的放矢。然而GDP核算中有的常規做法與這一說法有些齟齬。住房租賃向租戶提供了居住消費服務，所以租金不出意外地是GDP的一部分，但同時居民自有住宅所產生的居住服務由于經濟性質相同，也會按照房租市價或成本折舊算出相應的虛擬“租金”，計在GDP中。現實中女性居多的家庭成員所承擔的家務勞動，與自住住宅服務邏輯上類似，但只有后者被納入了GDP。多年來一直有人呼吁改變這種雙重標準的現狀，將無薪酬的家務服務的價值計入GDP，只是因為數據收集和計算過于艱難而未能實現。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二者的區分沒有原則上的正當理由，原因主要是技術性的。

更微妙的情況要屬20世紀以來經濟占比越來越大的政府支出。市場經濟部門的產出值是以商品、服務或中間品的市場價格來計算，但政府部門的大部分“產出”并沒有真正的售價，公共安全、政務服務、城市基礎設施等大都如此。這類政府項目的“產值”是按人力、物力等方面的成本金額計入GDP，實際上統計的是投入而非產出，與市場部門中將扣去投入成本的增加值計為產出值的算法完全不同。另外，政府的教育、衛生支出有助于提高國民的人力資本存量，卻往往被統計為政府消費而非投資，使得投資占GDP的比例事實上被低估。

科伊爾在新著中強調，本就讓國民經濟核算界左支右絀的“產出”邊界問題，已經蔓延到了日漸龐大的數字經濟領域，且愈演愈烈。

自從互聯網經濟早期，人們常用的搜索、資訊、通訊等網絡服務大多就可以免費使用。這些免費服務以及社交網站、視頻網站上的用戶生成內容，與書報、電影、旅游等傳統消費項目爭奪著人們的時間和注意力。如果僅僅因為前者是免費的，甚至是由用戶自己貢獻，就說它們毫無經濟價值，顯然并不合理。但現實中同樣由于缺乏價格信息等技術困難，基本沒有將它們納入GDP核算。當然，免費網絡服務提供商的典型盈利模式是展示廣告以獲得收入，相應的廣告費和在傳統的廣告業中一樣計入GDP，但這些費用并不能代表用戶從免費服務中獲得的價值，甚至不能說捕捉到了服務價值的一部分而遺漏了其余部分，因為兩者從概念上就不是一回事。另外與女傭笑話所表現的問題類似，數字技術讓人們可以在手機、電腦上自助完成購物、金融、旅行安排等事務中很多原本由商家員工提供的服務，相當于把市場上一部分生產轉移到了家庭內部。這在大大提高效率的同時，也會減少能被統計到的服務價值。

其實，近年多項研究估計出的互聯網免費服務的價值不大，只能為GDP增加一點零頭。但信息技術造成的統計問題不限于消費領域。越來越多的資本或中間品已經去實體化，體現為知識產權或人力資本。由此出現了“無工廠產品生產”模式，即核心廠商擁有品牌和技術但不擁有制造廠，而是專注于設計，將生產作業外包出去。無工廠生產最著名的例子是蘋果公司，在芯片行業更是常態，但并不限于科技行業。耐克等服裝鞋帽生產商同樣啟用了這一模式。同時由于商品智能化、復雜化，嵌入在有形商品中或在售后長期維保的服務日益重要，一些廠商的業務重點從制造向設計收縮的同時，又在向長期服務拓展。于是它們不再是單一的生產商，而是成為了整體“解決方案”的提供商。航空發動機生產商羅爾斯-羅伊斯公司2/3的收入和利潤就來自發動機售后的實時監測和維護服務。

科伊爾此書以及數年前專門探討這些問題的《無形經濟的崛起》一書都指出，官方統計尚未完全跟上這些新興趨勢。這種演變的結果，一是制造業與服務業的界限變得模糊，讓產值在不同行業之間難以準確劃分；二是跨境產業鏈中知識產權交易、云服務等數字貿易中的價值轉移，給“國內”生產值的核算造成了困難；三是企業內事實上形成無形資本的一些投入未被恰當地認定為投資，在影響當期分類統計的同時，也會因為遺漏無形資本隨后的折舊而使將來的核算出現誤差。

數字經濟難以衡量的問題，其實是經濟整體向服務業轉型給統計工作帶來的挑戰的一部分。玩具制造的產出值可以清晰而合乎常理地確定，在其售價和數量之外不需要了解太多。但金融業與此完全不同。銀行發放按揭貸款這種金融服務的產出值該如何計算？顯然，要將這些金融服務納入GDP，需要做出很多不那么自然的規定，如將利差計為增加值。科伊爾的老師茲維·格里利切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研究中曾將農業、制造業、建筑業等生產有形商品的傳統行業歸為“能夠合理衡量”的部門，而將金融等服務業劃為“難以衡量”的部門，并發現美國經濟中能夠衡量的部門在二戰結束不久尚占GDP的一半左右，到1990年已經跌至不到三分之一。而科伊爾基于這一算法就信息服務業做了修訂補充之后將數據更新至2023年，結論是難以衡量的部門的體量已超八成。

經濟學家們需要跨時段考察經濟總量時一般不會使用名義GDP，而是使用經過價格調整的“真實”GDP。但很少有人會思考，“真實”值究竟在何種意義上是“真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托馬斯·謝林1958年清醒地點評道：“我們稱作‘真實’的數值并非完全真實；只有以貨幣計量的名義值才是真實的。‘真實’值反而是假設的。”要理解這一點需要認識到，某年的名義或者說現價GDP是較為直接地加總得來，而在此基礎上需要額外的理論假設，才能盡量剔除價格變動的影響，得到“真實”或者說不變價GDP。這些假設雖然都是經過研究和討論才確定下來，有其合理之處，但畢竟是假設而非現實。

商品和服務的質量變化是實物量即真實產值的變化的一部分，卻十分難以衡量。稍加思考就能意識到，電子產品、在線收費內容和教育、醫療、法律服務等的質量變化通常無法直接測量，至少不像價格變化那樣是在單一維度上的增減，而是體現為不同方面的性能提升、選擇多樣化、流程優化、省時省力等變化。要將其價格變化和包含質量因素的物量變化分解開來，顯然必須以大量假設為前提，把各方面特性的改變化約為單一質量指標的升降。這些假設很難說有唯一正確、科學的選擇，而是會含有一定的主觀成分。選擇不同的假設即可得出不同的“真實”值。此外，統計學家們很早就發現，各種商品或服務在整體產出中的比重和彼此相對價格每年的變化，也會給通脹率的計算帶來技術困難，只能在幾套都不完美的簡化假設中選擇一套來處理。某些常用假設產生的一種怪異后果是，按總體計算出的真實GDP可以不等于分類單獨計算的真實GDP之和。可見GDP的“真實”值的確要比名義值更“虛擬”。

科伊爾認為，GDP核算方法更為基本的問題是衡量價值時過于依賴市場價格。前面已經提到，市場部門的產出價值大多以市價為準。即便是自住房屋服務和以成本來統計的政府支出，也都是比照或采用真實的交易價格來確定其產值。采用市價的優點是減少核算工作中的主觀性，不是讓身為第三方的核算者拍腦袋定價值，而是以市場主體的實際判斷為尺度。但以交易雙方的成交價來認定價值的問題在于，市場交易有時會產生經濟學家所說的“外部性”，也就是確實負面或正面地影響到了第三方，例如空氣污染對人們健康的損害。第三方對此沒有發言權、定價權，這些外部影響的價值就不會體現在交易價格中，進而也就會被統計所遺漏。這一問題本質上來自GDP衡量產出而非福利的設計理念。

由此推而廣之，市場價格未能覆蓋的還有自然環境的價值。這個問題上難免有些哲學性質的爭議。一些環保主義者根本上就反對將自然視為“資源”，并用數字來為“無價”的自然定價。但人類走到今天，早已不可能像猿類祖先那樣與自然融為一體。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們還是不可避免地要利用一些自然資源，應做且能做的只能是可持續地利用。而這就需要為其賦予價值，以盡可能少損耗自然價值，并付出合適的代價去保護那些有重大價值的自然事物。

到單純的產出談到福利，再到自然，已經遠遠超出了GDP旨在衡量的范疇。GDP常年被批評從原則上就無法衡量健康、教育、環境等方面的狀況，技術上也一直飽受前文所述的種種非議。一直有人呼吁對經濟核算體系做出重大改革。現有的核算框架已開始就環境等項目建立“衛星賬戶”，將其統計結果與經濟產出等傳統項目并置。此外還出現了構建其他指數的嘗試，聯合國就推出了著名的人類發展指數（HDI）。將來自不同領域的多個指數組成“儀表盤”以供決策者參考的做法也愈發常見。科伊爾的構想則是將“儀表盤”納入一套“綜合財富”核算框架，既統計流量也統計存量，建立一份充分完備的資產負債表，把無形資本、人力資本和自然資本等都囊括其中，以全面衡量社會進步程度。她已在劍橋大學組成團隊，就此開展研究。“綜合財富”框架可謂極有雄心，但也因此面臨巨大的困難。此前HDI這樣的指數就已經步GDP的后塵，受到了原則和技術上的批評。衡量“綜合財富”需要為“無價”之物計算出“影子價格”，挑戰只會更加艱巨。并且研究界業已確認，HDI等多種號稱“超越GDP”的指數，其實統計上與人均GDP有高度的相關性。

發展經濟學家蘭特·普里切特進一步指出，各個發展領域的重要指標按任何合理權重所構成的指數，都會與人均GDP強相關。也就是說，經濟增長與社會各方面福利發展之間并非那么不協調。經濟與福利的緊密關系其實不難理解。貧窮的社會無力負擔健康等領域的支出，收入增長后則能夠通過公共或私人的決策，“購買”更多的福利。既然其他指數提供的增量信息不多，也就難怪GDP在人們的視野中仍然占據著主導地位。目前還僅有朦朧輪廓的“綜合財富”框架能否在此之外做出意義重大的補充，掀起經濟核算的革命，尚需科伊爾及其團隊在未來給出更明晰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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