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阿波丸號”打撈未獲重寶，葉飛分析原因有哪三點？

1977年春天，東海海面還帶著冷意，一支規模罕見的打撈船隊悄然從福建沿海出發。參與者后來回憶，當時軍代表在甲板上交代任務時，只說了一句：“下面這片海底，沉著一艘在1945年帶著巨大謎團消失的日本船——阿波丸號。”

阿波丸號的故事，本身就帶著時代烙印。它牽扯到二戰末期的物資掠奪、人道協定、潛艇戰，也牽扯到戰后很長一段時間里圍繞沉船、財物和主權的一場無形博弈。打撈結果“沒有找到傳說中的貴重物品”，表面上像一個落空的期待，實際上背后有更深的一層邏輯。

一九七七年那次大規模打撈，既是一次海底工程，也是一場國家信譽和技術能力的集中檢驗。這點，很多當年的參與者，后來都有類似的感慨。

一、從“人道船”到“謎一樣的沉船”

要看懂阿波丸號這樁事，得把時間往前撥回到1944年。

那是太平洋戰爭的后期，日本在戰場上節節敗退，卻仍在繼續從東南亞大肆掠奪物資。橡膠、錫礦、石油、糧食，被源源不斷地往本土運。而在這種背景下，美國與日本之間出現了一紙看上去頗為“溫和”的協定——同意安排“人道運輸船”，向日占區的盟國戰俘和平民運送藥品、食品等生活物資。

阿波丸號就掛上了“人道船”的名義。按公開說法，這艘船要從日本出發，運送物資給在新加坡等地的盟國戰俘和平民，然后再返回日本。但從后來披露的資料來看，它真實的任務遠不止如此，日本軍方借這條“安全通道”，悄悄把大量戰時急需物資塞進了船艙。

1945年3月，阿波丸號抵達新加坡。根據戰后多方資料，當時當地堆積著日本從馬來亞、荷屬東印度等地搜刮來的大量物資：錫錠、橡膠、大米，還有在各地收繳的大量貴重金屬與珍貴物件。究竟裝了多少、裝了什么，各家說法并不一致，這恰恰也給后來“寶藏清單”的傳聞留下了空間。

1945年4月1日夜里，阿波丸號從新加坡啟程回國。按照協定，美軍方面事先就收到了有關這艘“人道船”的航行信息，并承諾不予攻擊。但就在當晚接近午夜時分，美軍潛艇“皇后魚號”在福建平潭島牛山島以東海域發現了目標。潛艇指揮官根據現場情況判定，對方行為與一艘“人道船”不符，多次警告未果后，下令發射魚雷。

數枚魚雷命中，阿波丸號當場斷裂，沉入海底。船上兩千余人，僅一人生還，其余全部遇難。按照后來雙方調查，遇難人數為二千零八人。

這次事件很快就引發了戰后范圍內的國際爭議。日本方面強調阿波丸號是奉人道使命航行的“安全船只”，要求美方賠償。美國在戰后承認擊沉阿波丸號違背了當年的安全承諾，同意支付賠償，但在貨載問題上態度非常模糊。關于船上究竟裝載了多少軍用物資、多少貴重物資，兩國都沒有給出讓人完全信服的公開數據。

也正因為如此，從戰后一段時間起，阿波丸號就不再是一艘普通的戰時沉船，而被逐漸附著上“巨額寶藏”“神秘貨物”等色彩。尤其在日本國內，關于這艘船裝載“滿艙黃金白銀”的說法，一度炒得很熱。

二、從傳聞到行動：為什么在七十年代打撈

阿波丸號沉沒海域，在我國沿海漁民中并不陌生。戰后幾十年，當地漁民多次在平潭外海的特定水域感覺到漁網被“硬物”掛住，或者拖網破損，口口相傳間，漸漸知道那一片海底躺著一艘被美軍擊沉的日本大船。

不過，這種民間層面的認知，和國家層面有組織的大型打撈，完全不是一個等級。真正讓阿波丸號重新被擺上“桌面”的，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的一系列外交接觸。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開啟中美關系解凍的新階段。當時雙方的接觸內容很多，其中就包括戰時遺留問題，以及在中國近海沉沒的部分船只情況。在這期間，美方有人提及阿波丸號，表示愿意提供部分情報，甚至有意參與打撈，理由是沉船事件當年由美軍潛艇造成，美方有責任協助處理遺留事件。

這些說法未必都有扎實史料支撐，卻不斷加碼公眾想象。對中國而言，這既是壓力，也是機會。一方面，沉船在中國管轄海域內，涉及主權與權益；另一方面，七十年代中后期，國家對海洋事業和水下工程的重視逐漸提高，大型打撈對技術積累也有現實意義。

在這種背景下，1977年有關部門正式決定組織力量，對阿波丸號展開定位與打撈。海軍、交通部等多方參與，福州軍區配合，調集艦艇、海空偵察力量，對平潭牛山島以東海域進行系統勘察。沿海地方政府則負責岸上協調與保密工作，以防外部勢力介入或干擾。

“這次不是普通打撈任務，是政治任務。”據說在動員會上，有領導是這樣講的。話不算多，卻點明了打撈的性質。

有外界力量試圖“插一腳”也不奇怪。美國、德國以及日本的相關機構，都在不同渠道表達過希望參與或提供技術援助的愿望。理由一般都說得很客氣：提供聲吶設備、深潛技術、打撈經驗等等。但當時中國的考慮很明確，這艘船沉在中國海域，主權歸屬和最終處置權必須握在自己手里，不能開這個先例。于是，對“合作打撈”的提議基本一律婉拒。

從某種意義上講，打撈阿波丸號，在當時已經不再僅僅是為了探尋船艙里到底有沒有黃金白銀，而是一次在國際環境、海洋法和技術實力多重背景下的綜合行動。

三、艱難的三年：海底打撈的真實面目

1977年4月，通過多輪測量、聲吶探測和實地勘察，打撈隊在牛山島以東指定海域鎖定了一處可疑海底目標。結合此前漁民的口述線索——某片水域下有“凸起硬物”、漁網經常被掛破，這個目標的可能性被認為極高。

接下來的工作，就進入了真正艱難的階段。那片海域水深在七八十米左右，在今天看來不算極限，但對當時的中國來說，屬于高難度作業水域。潮流急，能見度低，海底地形錯綜復雜，加上海上作業必然受到季風和臺風季的影響，打撈窗口期非常有限。

潛水員下水時，面對的是渾濁的海水和復雜的廢墟結構。幾十年過去，船體早已嚴重變形，部分被泥沙掩埋，還有不少鋼材扭曲糾纏在一起。要在這樣的環境中識別船體結構、布置切割點、設置吊裝索具，每一步都是危險動作。

一些細節從當年的報告和回憶中仍能看到：潛水員帶著水下切割設備，一次作業時間往往被嚴格控制在有限分鐘之內；從水面到海底，要穿越多層水流變化，一旦判斷不準，很容易被沖偏方向。再加上海底障礙物多，一不小心就可能被纜繩或構件纏住。

有一位參加過打撈的技術員后來提到，打撈期間，船員之間流行一句話：“人是鐵打的，海是活的，得天天摸它的脾氣。”聽上去帶點玩笑，卻透出當時作業的難度。

三年多時間里，打撈行動時緊時緩。每當海況允許，船隊就抓緊窗口期展開高強度作業；進入臺風季或者海面惡劣天氣時，只能暫時撤離，等待下一輪機會。設備和技術也在實戰中不斷調整，有的水下工具甚至是邊摸索邊改良。

風險也不僅是理論上的。打撈過程中，確有人員因意外犧牲，有人是在惡劣海況中落水，有人是在水下作業時遭遇突發問題。對比后來的報道，能感受到一次大型水下工程背后付出的代價，遠比“寶藏傳說”聽上去要沉重得多。

到1980年前后，打撈工作取得了一個重要節點性成果：阿波丸號的船體大致結構已經清晰，船頭部分被成功切斷并吊運上岸。各種貨物也陸續被打撈出水，經過清點，主要包括大批錫錠、橡膠殘留物以及一些普通生活物品等。

這個結果，一時間讓不少人頗感意外。有人甚至當面問參與者：“是不是被你們先悄悄轉走了？”這類揣測，在當時并不少見。對這種說法，熟悉全過程的干部一般只回一句：“都在賬上，逃不過去的。”

從公開資料和后來的整理來看，此次打撈在物資層面上并沒有發現超出預期的貴重貨物，但在技術與組織層面，卻顯著推進了中國的海洋打撈能力。水下切割、深水作業、海上綜合保障等方面，都在這次任務中積累了很寶貴的經驗。這一點，往往被“寶藏有沒有”的討論淹沒，卻對后來的海洋工程和救助打撈事業影響深遠。

四、寶藏去哪了？葉飛的三點分析

阿波丸號打撈結果公布后，最讓人繞不過去的問題就是：傳說中的貴重物品，到底有沒有存在過？如果存在，為何沒有被打撈出來？

圍繞這個問題，當時就出現過很多說法，有從陰謀角度解釋的，有從技術角度解釋的，也有干脆認為“阿波丸號從來就沒裝那么多寶藏”的。在這些聲音中，曾任福建省領導、并參與過阿波丸號打撈工作協調的葉飛，在回憶中給出了相對冷靜的分析，提出了三點值得注意的判斷。

葉飛在抗日戰爭時期就是海軍出身，對海上運輸和戰時海軍行動比較了解。基于他接觸的資料和當時掌握的情況，他的三點分析，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關于“寶藏傳說本身”的可靠性問題。葉飛認為，戰后長期流傳的各種清單和說法，更多是由零散消息、個人回憶和媒體渲染疊加出來的，并沒有形成一份在多方檔案中都能互相印證的統一版本。以黃金、白金為例，日本軍方在戰爭末期的確有轉移貴重金屬的行為，但其運輸分散在多條航線上，不太可能把巨額貴金屬集中壓在一艘船上冒險。

從軍事常識看，這個判斷并不難理解。任何一個在戰爭末期還稍有理性判斷的政府，不會把自己最后的“底子”壓在一艘船上，更何況是一艘已經被敵方掌握航線信息的“人道船”。

二是關于“貴重物品可能通過其他渠道轉移”的推測。葉飛提到，日本在戰敗前夕，確實有計劃地利用多艘船只分散轉運物資，有的通過臺灣，有的通過朝鮮半島，有的甚至通過偽裝民船和小型運輸船潛行。阿波丸號雖重要，但在整個運輸體系中只是“王牌之一”，不是“全部”。一些后來被追蹤到的貴重金屬和物資，并沒有證據指向阿波丸號。

換句話說，許多戰后被追查到的黃金、白銀流向，更多出現在其他渠道，這從側面說明阿波丸號未必是“裝滿寶藏”的那一艘。

三是關于“外部力量若知情會否提前介入”的問題。葉飛的意思大致是：如果美國等國在戰后就確信阿波丸號上有巨額黃金白銀，那么以當時他們在該海域的技術力量和海軍存在，要提前組織打撈并非難事。可是從現有公開記錄看，在七十年代之前，并未出現美國大規模在此海域打撈阿波丸號的行動。這一點，本身就說明“巨額寶藏論”缺乏足夠吸引力。

這三點分析，未必能把一切疑問都解釋清楚，卻至少把討論從“陰謀論”拉回到“史料與常識”的層面。葉飛的立場并非完全否定阿波丸號上存在貴重物資，而是指出：傳說中的那種夸張程度，缺乏足夠證據支撐。

在他的判斷中，還有一個被經常忽略的細節——日本政府在戰后的索賠話語里，一直強調阿波丸號上有大量“人道物資”和“民用貨物”，卻在公開場合對黃金、白金等字眼相當謹慎，鮮有高調提及。如果真有大量貴重金屬在船上沉沒，日本在賠償談判中不提，反倒有些反常。

這三點，或許解釋不了所有歷史謎團，但足以提醒讀者：戰后流傳的“寶藏故事”，往往是多方情緒和想象的產物，很容易被夸大。

五、“北京人頭蓋骨”與余下的謎團

在阿波丸號所有傳說中，“北京人頭蓋骨”可謂最具象征意味的一條。這一問題本身與阿波丸號并無必然聯系，卻被多次捆綁在一起，原因在于雙方的時間線在某些環節上確實存在交叉。

1930年代，周口店發現的北京猿人頭蓋骨，是當時極為重要的人類學與考古學發現。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為避免戰火波及，這批重要化石由美籍學者與中國方面協商，準備運往美國保管。按照當時的設想，是由美國海軍陸戰隊護送，經秦皇島港登船，先運往太平洋方向，再轉運美國本土。

但隨著戰爭迅速擴大，這批化石在轉運途中失蹤，之后再無確切下落。戰后，中外學者多次追查，形成了許多推測，其中之一，便是認為這些頭蓋骨可能在某一次日本的戰時運輸中，被裝上了日方船只。

阿波丸號因為在1945年由南向北運輸，被一些人主觀上視為“最有可能的運輸工具之一”。但從現有證據看，這個推測缺乏直接鏈條。無論是日本的軍用運輸檔案，還是當時盟軍掌握的貨物清單，都沒有清楚記載“北京人頭蓋骨”曾被裝上阿波丸號。

新中國成立后，關于北京人頭蓋骨下落的問題一直被相關部門重視。官方在多次公開說明中，都強調：尚未有可靠證據證明它與阿波丸號直接相關，此次打撈也沒有發現任何可疑線索。這一說法，基本代表了學界和官方對這條傳聞的謹慎態度。

換個角度看，把北京人頭蓋骨和阿波丸號捆綁在一起，本身就反映了一種心理傾向：人們更愿意相信那些“看似合理”的推測，而不是單調的“線索中斷”。這在歷史傳播中并不少見，但在嚴肅史學研究中，終究需要被拉回到證據本身。

到目前為止，關于阿波丸號與北京人頭蓋骨的關系，只能停留在“缺乏證據支持的推測”這一層面。打撈行動沒能給出新的答案，卻在客觀上，為這段歷史加上了一道新的“空白”：至少可以確認，在已打撈到的船體與貨物中，沒有發現與北京人頭蓋骨有關的任何直接線索。

六、打撈之外：一場關于海洋、主權與敘事的考驗

阿波丸號打撈，表面看是一項針對單一沉船的技術行動，細看之下，卻帶著多重意義。

從國際法和主權角度看，阿波丸號沉沒位置在中國近海海域。戰后長期以來，關于沉船所屬國家、沉沒地國家、原貨主國家，在沉船財物歸屬上的權利，一直是國際海洋法討論的焦點之一。阿波丸號事件中，日本作為原船主國，美國作為擊沉一方，中國作為沉沒海域所在國，三方在不同階段都對這艘船有過公開或隱性的關注。

中國在七十年代末選擇自行組織、獨立實施打撈，并拒絕外方實質介入，從法律實踐層面強化了對該海域及其水下遺存的主權主張。這種做法，在當時的國際博弈中，有其現實考量。一旦允許外方設備和人員直接介入海底作業，后續在權利劃分、物資歸屬甚至信息公開方面，很容易被動。

從技術進步角度看，阿波丸號打撈是當時國內為數不多的深水復雜打撈工程之一。它涉及水下定位、聲吶勘測、潛水作業、結構切割、吊裝、海上后勤保障等多個環節。很多技術，原本只停留在理論或小規模試驗階段，通過這次任務得到了實戰檢驗。

有些資料提到，為配合這次打撈，相關部門專門組織了一批潛水員和工程師進行集中培訓，甚至臨時改裝、設計了一些適用于該海域和船體結構的工具。雖然這類細節在公開報道中不多，卻可以想見，對后來中國在近海乃至深水區域進行打撈、救援、勘探時，有不小的推動作用。

不得不說，這類傳聞有其現實功能。一方面，它讓公眾對一段本來枯燥的戰時運輸史產生興趣；另一方面，也易于被夸大和誤讀。阿波丸號打撈的實際結果與傳說之間的巨大落差，恰好暴露了這一點。

站在歷史研究的角度，對阿波丸號的關心，未必需要停留在“有沒有寶藏”。真正值得反復咂摸的，是幾個維度疊加出來的畫面：戰時日本如何通過海運來維系其侵略機器，盟軍如何在海上封鎖與人道協定之間尋找平衡，戰后各國又如何在沉船、財物和責任之間劃線。

阿波丸號被擊沉，是這一復雜畫面中的一個節點；1977年到1980年的打撈，則是另一個節點。兩者之間隔著三十多年，卻通過那片平潭外海的海底，連接成了一個整體。

從結果看，阿波丸號打撈并沒有端出世人期待的“驚天財寶”，也沒有解開北京人頭蓋骨的去向之謎。它給出的，是一堆冷冰冰的事實：變形的鋼板、殘破的船體、大量錫錠和一些普通貨物，以及若干技術報告和人員傷亡記錄。

這種“平淡的結局”，或許不符合傳奇故事的套路，卻恰恰貼近歷史的常態。戰爭年代的很多細節，在毀滅性的打擊和混亂的信息中消失，留下的是一地殘片。而阿波丸號這塊殘片，至少已經通過一次大規模打撈，被較為系統地呈現出來。

在已知的范圍內，可以確認的是：阿波丸號確實裝載了大量錫錠、橡膠等戰略物資；在被擊沉的三十多年后，中國完成了對其主要船體部分和大量貨物的打撈；傳說中的巨量黃金、白金、珠寶并未出現在打撈成果中；關于北京人頭蓋骨的說法，沒有獲得新的實物證據。其余的，仍舊處在難以完全拼齊的“缺口”狀態。

歷史往往如此，有一部分清晰落地，有一部分永遠停留在檔案縫隙和口述傳聞之間。阿波丸號的故事，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對這類事件的書寫，與其一味神秘化，不如在有限的事實基礎上，把來龍去脈交代清楚，讓讀者自己去判斷：哪些是證據，哪些是猜測，哪些則只是時代情緒的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