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作品里的五代十國生活回憶

歷史劇《太平年》熱播后，一些相關歷史人物隨即在社交媒體上引發了網友反復討論。趙匡胤、錢弘俶之外，演員牛超飾演的南唐后主李煜，也令看過劇集的觀眾印象深刻。

《太平年》有一幕，李煜穿著素色衣衫，獨倚在孤樓之上。燭火在身后搖曳，映得他的身影格外單薄。接著，只見李煜左手持酒杯，右手執筆，斜倚，仰頭，眼神里只有化不開的悵惘。“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李煜留下的傳世名句，通過影視創作，再一次在當下變得具象化。

從李璟到李煜，再到馮延巳、毛文錫、歐陽炯，這些五代十國文人留下了諸多詩詞，不僅是優美的文學作品，更是珍貴的歷史情感檔案：從文字中，后人得以感知在那個分裂與戰亂的時代里，不同身份的人們——從君主、士大夫到普通民眾——所經歷的繁華、焦慮、哀愁與幻滅。

伶工之詞，士大夫之詞

歷史學者熊德基對五代十國歷史有個精賅的概括：“表面上亂，實際是變。”

在文化領域，最顯著的變化之一，便是文學創作在題材上變得更豐富。關于這一點，其實在五代十國時期之前，早已埋下注腳。

以詩為例，復旦大學文科特聘資深教授、中國唐代文學學會名譽會長陳尚君此前在相關研究中指出，唐詩從杜甫開始的轉變，經過大歷、貞元間的逐漸轉型，出現了新的高潮，與開天詩風已經大異其趣。“就實質來說，此時的詩人更為世俗化，更為日常化，更善于將詩歌作為記錄生活、書寫情緒、表達感受的工具，人際交流的作品大幅度增加，詩歌的篇幅越來越宏大，詩題越來越綿長，自注越來越詳盡。同時，詩歌所寫的內容也越來越不受限制，凡是日常所有的一切皆可入詩，完全改變了傳統詩歌含蓄精致的傳統。”

從中唐到晚唐，直至五代十國，詩歌創作的變化，也影響了詞的創新。陳尚君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訪時表示，五代十國時期文化領域的一大特征，便是“文化下移”，原本由精英壟斷的文化發生急劇變化。“詞原本是‘俗曲’。在五代十國時期，本是歌舞酒宴上演奏的‘俗曲’，變成了文學主流。這是‘文化下移’最重要的標志之一。”

詞這一文學創作形式，雖然在后世被認為是在宋代大放異彩，但奠基實則是在五代時期。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詞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

具體來看，詞隨燕樂而起，經歷了早期民間詞的原始狀態以及早期文人詞的稚嫩階段之后，在五代花間詞人手中臻于成熟，奠定了艷科基調。作為中國最早的文人詞總集，《花間集》為當時供歌伎伶人演唱的曲子詞選本，收錄了晚唐到五代時期詞人溫庭筠、皇甫松、韋莊、毛文錫、歐陽炯等18人的詞作共500首。《花間集》又分為10卷，每卷50首，其內容多描繪女性生活和男女情愛，被稱為艷情之作。

《花間集》之外，以馮延巳和南唐二主為代表的南唐詞人于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將身世之感打入艷情，拓展了詞的表現范圍，以詞言情，從而使得一直被視為“艷科”與“俗曲”的伶工之詞，逐漸發展為可以抒懷身世的士大夫之詞。

作為五代最有代表性的詞人，李煜憑借“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的今昔對比，以及“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的浩渺哀愁，道出一個時代的集體創傷記憶。

身處亂世的士大夫，其詞作常流露出深重的孤獨感與時光流逝的惆悵。唐末五代詞人中，以南唐宰相馮延巳存詞最多，兼之上承花間，下啟晏歐，又是南唐詞創作的先驅，故而在南唐詞雅化的過程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馮延巳于《鵲踏枝》中寫道：“誰道閑情拋擲久？每到春來，惆悵還依舊。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辭鏡里朱顏瘦。”這種“閑情”與“新愁”，并非一時之感，可以窺見亂世中知識分子對人生前途渺茫的一種普遍而持久的情緒寫照。

韋莊的《菩薩蠻》“人人盡說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則在贊美江南風物的背后，隱含了游子對故鄉難以歸去的無奈與疏離感。親歷唐末亂世的韋莊，自然以筆記錄時代的苦難。陳尚君指出，韋莊《秦婦吟》的記載雖非實錄，但也不會全出虛構，“天街踏盡公卿骨”的革命雖然顯得轟轟烈烈，但隨之而來的社會破壞也空前慘烈。

在士大夫之詞以外，即使戰亂頻仍，五代十國的文人詩詞中還是保留了不少記錄普通人生活的珍貴畫面。從題材上看，這些作品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描繪勞動艱辛的寫實之作，另一類是定格水鄉生活的風情畫卷。

尤其在相對安定的西蜀、南唐等地，詞人們將目光投向了南國水鄉的日常生活。歐陽炯在《南鄉子·洞口誰家》中，用白描手法勾勒出江南少女結伴游春的場景：“紅袖女郎相引去，游南浦，笑倚春風相對語。”這一幅生活畫面恬靜悠然，充滿了生活氣息。

同樣是寫水鄉少女，李珣所作《南鄉子·乘彩舫》更顯活潑俏皮。“游女帶香偎伴笑，爭窈窕，競折團荷遮晚照”，將少女們嬉笑、害羞的神態刻畫得生動傳神，兼有民歌韻味。

出身農家的孫光憲，不僅在仕途上有所建樹，也成為五代時期著名文學家。細看他的詞作，常能祛除脂粉氣，帶來清新之態。春水、 梨花與碧波，成為孫光憲詞作中的典型意象。他在《浣溪沙》中有“暖風遲日洗頭天”這樣平實的生活化句子，將“洗頭”這一日常寫入詞中，別開生面。《風流子》更是直接描繪鄉村風光：“茅舍槿籬溪曲，雞犬自南自北……聽織，聲促，軋軋鳴梭穿屋”，刻畫了茅舍、雞犬、織布聲交織的寧靜田園生活。

詩詞創作之外，一些文本對于社會生活的記載同樣值得關注。在五代十國時期，由于社會動蕩，像后世南宋孟元老所著《東京夢華錄》那般詳盡地記載都城生活的鴻篇巨制較為罕見，但也存在一些性質和內容上與之相似的作品，譬如孫光憲所著《北夢瑣言》，記述了晚唐五代間部分政治遺聞、士大夫言行、文學家軼事以及社會風俗人情。由毛文錫所著，成書于935年的《茶譜》，則詳細記載了唐末五代各地茶葉的產地、品種、特色、采制方法及相關的風俗故事。

南京秦淮河美景。

教育精進，多元發展

如今當人們提及五代十國，通常“五代”是指在北方中原地區相繼存在的梁、唐、晉、漢、周五個朝代。至于“十國”，是與五代同時并存的十個獨立政權，包括前蜀、后蜀、吳、南唐、吳越、閩、楚、南漢、南平和北漢。

北宋歐陽修在編寫《新五代史》的時候，選出了上述十個政權來做《十國世家》的敘述，所以“十國”被固定下來。其實，當時出現的地方割據政權遠不止十個國家。

從唐朝滅亡的公元907年算起，到北宋建立的公元960年為止，在短短53年的時間內，有著如此多政權的更迭和割據，可以想見社會所經歷的劇烈動蕩。

然而在這樣的動蕩之中，文學創作并未停滯不前，反而詞的創作得到了顯著的拓展。究其原因，在陳尚君看來，五代53年，只有局部戰爭，沒有全國范圍的動亂。在各個割據政權的內部，呈現一種相對穩定的態勢。

因此，近百年動蕩雖然沒有出現一流文學家或思想家，但世家文化的某些精神仍然得到傳續，部分統治階層仍然重視教育。

當時，北方的教育事業雖有衰退，但南方的教育卻有很大的進步。陳尚君在《唐宋因革與文學漸變》一文中分析稱，出身卑微的各割據政權魁首，當他們的勢力穩定后，仍用世家的教育方式培養子嗣，造成了嗣位者的文人化，成為文采風流的人物。“前蜀的王建、王衍父子，后蜀的孟知祥、孟昶父子，南唐的李昪、李璟、李煜三代，連后唐明宗嗣子秦王從榮，仍復如此，吳越甚至世代傳承，成為千年來最著名的文化世家。”

另外，以十國當中的閩國為例，在唐代時此地出個進士都很難，但到了宋代，閩地儼然成了宋朝的人才庫，不少宰相都由閩人擔任。這都得益于閩國在五代十國時最早建立中央官學，大力推動教育。

時代之變：生存比文學更重要

2016年，陳尚君在《舊五代史新輯會證》前言中，曾對于五代動亂在中古社會發展中的意義，寫了以下一段話：“后人稱為五代十國的這一時期，戰亂頻仍，民不聊生，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之一，以致宋人修史時，還常常發出‘亂斯極矣’的浩嘆。同時，也應該看到，中國從漢、魏以來延續存在的以超穩定的士族政治為中心的社會結構，也在近百年的戰亂中被完全顛覆，腥風血雨的動亂對原有社會秩序作了徹底的清除，提供了宋人重建新的社會框架和文化理念的可能。”

在采訪中陳尚君告訴記者，若要充分理解五代十國的文學作品，先得理解其在中國文化史上的意義。關于這一點，陳尚君認為，其意義指向的是傳統士族精英文化的破滅，以及宋代以后新興文化的重新建立。一部分士族退居南方，得到新的成長機緣，留居中原的士族也在與異族統治者的斗爭和協調中得到重新發展的機會。但是，一些舊族人物即使仍得到優禮，其學問、人品以及進退之間的風度，大都顯得猥瑣而低下，不復能夠重顯往日的風范。

這一時期的文學創作，在戰爭與離亂帶來的社會秩序變革下，形成了獨特風貌，也成為后人窺探當時社會風貌與民眾生活的重要窗口。

原標題：《文學作品里的五代十國生活回憶》

來源：作者：新民周刊 王仲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