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熊向暉要退休，榮毅仁卻拉著他到中信：這事兒中央已經決定了

1982年深秋，北京剛飄下第一場小雪。熊向暉正把幾十年來的電文、筆記一沓沓整理好，準備寫回憶錄。這位當年潛伏胡宗南身旁的傳奇人物，原以為從統戰部副部長位子退下來后，余生可與書稿相伴。電話忽然響起，聽筒里傳來熟悉而爽朗的聲音：“向暉同志，中央讓你到中信來當黨組書記，這事兒定了，我得親自來請你。”說話的人，正是剛被稱作“民間資本第一人”的榮毅仁。

彼時，中信公司成立三年，外界對它的理解還停留在“神秘機構”。改革開放的風正勁，可外匯短缺、法規空白、觀念保守，一張張難題擺在面前。榮毅仁心知，要想把這扇對外開放的“試驗窗”撐住，得找一個既懂黨內政治，又諳熟國際規則的老手來坐鎮。熊向暉的名字，幾乎同時被葉劍英、聶榮臻推到案頭。

熊向暉并非商場中人。他的履歷，一半在戰火紛飛的特科，一半在使館和統戰前沿。可也正因如此，這位身上帶著情報敏銳、語言老練、擅長斡旋的干部，對“溝通”二字有著與生俱來的本領。面對榮毅仁的誠意，他卻婉言拒絕：“我已六十開外，想安靜寫書。”榮毅仁擺擺手：“你這把‘老槍’收進書房，可惜了。中信需要你，這是中央的決定。”

十月九日，人事任命下達到中信大院：熊向暉出任黨組書記、副董事長兼副總經理。那時公司在京西一棟老式小樓辦公，屋里電話成天嘶啞地響，沒有先例可循的項目文件一摞摞堆到窗臺。新書記的第一件事，不是開會，而是挨個敲門認識同事，“咱們講的是配合，不是命令。”一句溫和的話，把原本忐忑的年輕人瞬間拉近。

中信的難題首先是“人手”。國務院規定編制六十名，可業務卻瞬息萬變，三年間已招到兩百多人，眼看就要被指“吃大鍋飯”。熊向暉翻完人事花名冊，給榮毅仁獻計：與其消減，不如名正言順地向國務院要編。榮毅仁有些遲疑——那會兒全國正講精簡機構——可他最終放手讓熊向暉去“碰硬”。后者帶著詳盡的業務規劃和財務測算，在國務院小禮堂里三番五次闡述，最后拍板，核定四百人，算是闖過第一關。

更棘手的是外部阻力。中信要在東京發行一百億日元私募債券，為江蘇儀征化纖項目續命。財政部覺得欠外債是倒退，央行擔心外匯風險，行業部委則怕被“金融外行”插手。爭執兩月無果。熊向暉帶著當年赴美談判的從容，再披掛上陣。他把各部依次請來小范圍座談，一杯清茶，三五句實話——“今天不借，明天就可能停產；咱自己缺錢，總不能讓項目爛尾吧？”反對聲漸弱，1982年1月，債券成功在東京發售。資金匯入，儀征化纖重新開工。

有意思的是，這一役之后，外界對中信的懷疑并未減少，反倒有人指責它“另起爐灶”。榮毅仁索性提出“三脫鉤”，希望在用人、融資、業務上擺脫條條框框。風口浪尖上，他需要一座橋，把公司與各部委重新黏合。熊向暉再度出手，提議讓計委、經委、內貿部等各挑骨干進駐中信任副總經理，形成聯合指揮。方案上報后一錘定音，既讓部門看得見利益，也保證了中信的獨立運作。

短短兩年，公司的業務從“引進設備”擴展到貿易、租賃、工程總承包，甚至前瞻性地設了房地產部，動手蓋起北京國際大廈。外商來到長安街，只要見到那座玻璃幕墻建筑，就知道“中信值得合作”。這在當時是一種信號，也是一種膽識。

1983年春，熊向暉悄悄再向組織遞交退休申請，理由仍舊是“身體欠佳、想寫書”。榮毅仁得知，提筆寫信：“此人經驗獨到，關系廣泛，望留用。”國務院很快批復，婉拒申請。有人揣測是榮毅仁不舍得放他走，其實中央高層也清楚，改革初期的每一步都在摸石頭，熊向暉的斡旋技巧正是中信的“避雷針”。

時間拉到1984年，榮毅仁被推舉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外界猜測他會將中信交出。相反，榮毅仁把熊向暉推向總經理位置，自己依舊擔任董事長兼總指導。熊向暉卻堅持“管黨更要管好人”，請來年僅四十多歲的徐昭隆主抓具體經營，自身退到戰略與外聯。“我不懂資本運作，但我懂得如何讓人說‘行’，這是我該干的。”會上一席話，讓年輕骨干心服口服。

1987年，中信實業銀行掛牌。那天，晨曦微露，熊向暉站在建國門外的新大樓前，拍拍玻璃幕墻，笑言：“有了銀行，才像模像樣。”不久，他主動提出逐步交班，專心撰寫《我在胡宗南身邊八年》《風云側記》等史料。1990年離崗時，集團員工已逾萬人，海外機構遍布五大洲。

1993年，榮毅仁出任國家副主席，正式卸任中信董事長。離別酒會上，他舉杯對老部下們說：“我們只是點了一把火，火要靠你們燒下去。”熊向暉站在一旁，微笑不語。

今天，在中信總部的陳列室里，仍能看到當年那份請示擴編的批復件，上面有熊向暉清秀的字跡。老同事們常念叨：沒有那封信，中信可能就卡在六十個人的框子里，哪來后來的萬名員工和千億資產。

歷史常把鋒芒隱藏在細節中。榮毅仁看重的，是熊向暉身上那股“能把不可能談成可能”的勁；熊向暉始終敬佩的，則是榮毅仁的膽識與擔當。兩位老人，一個商界旗手，一個地下英雄，在新中國改革開放的拐點上交匯，讓中信這艘船得以破浪而出，航向更廣闊的深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