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越關注孩子感受，就越像“火上澆油”？

當快樂被設定為必須達成的目標，每一次情緒波動都會被放大審視，孩子們不僅失去了專注于當下行動的能力，更陷入了“狀態導向”的泥潭。成年人精心打造的“無菌”童年，或許正在阻礙孩子體驗真實的成長。

下文經出版社授權，摘編自《被錯用的心理治療》，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原文作者｜[美] 阿比蓋爾·謝里爾

《被錯用的心理治療》

作者：[美] 阿比蓋爾·謝里爾

譯者：李小霞

版本：中信出版集團 2026年1月

時刻關注情緒，會影響孩子獲得滿足感

尤利婭·琴佐娃·達頓（Yulia Chentsova Dutton）是喬治城大學文化與情緒實驗室（Culture and Emotions Lab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的負責人。為了探尋為何孩子（特別是美國的孩子）在情緒管理方面遇到了如此巨大的困難，我專程前往華盛頓特區與她會面。

在參觀她的實驗室時，這位精靈般精致的俄羅斯移民告訴我：“我是研究情緒的人。如果你過度關注某些情緒，就會更受困擾。我擔心，當我們試圖幫助年輕人或孩子時，當前的這些做法往往是‘火上澆油’。”

在我們交談的三個小時里，琴佐娃·達頓回顧了她的跨文化研究，比較了日本、俄羅斯和中國的年輕人面對壓力時的情緒反應。她還帶我參觀了實驗室的一個房間。在那里，受試者會戴上電極，觀看引起心理刺激的視頻，而研究人員則通過單向玻璃觀察他們的反應。

教孩子用內涵豐富的詞語來描述情緒，可以幫助孩子表達自己的感受。但她指出，我們對孩子的許多心理干預遠遠超出了這個范圍。“我們等于是在告訴他們，這是需要引起注意的信號，也就是他們的情緒非常重要，需要密切追蹤和關注，以此來指導行動，以及在某種情況下的反應。”

過分重視自己的情緒就像踩在一把轉椅上去夠高處的東西。東西沒夠到，腳下的椅子也滑走了。更糟糕的是，關注情緒往往會加劇這種情緒。引導孩子關注他們的情緒會讓他們更加情緒化。

讓琴佐娃·達頓不安的是，許多針對孩子的心理干預都基于一種錯誤的假設，認為孩子應該高度重視自己的情緒。她說，情緒不僅不穩定，而且極易被操縱。她還暗示說，只要她想，就可以讓我感受到各種情緒。只需向某人提出一系列誘導性的問題，或者說一些特定的話，就肯定能讓他感受到某種情緒。“這太簡單了。”她說。

在如今這個崇尚個人主義的社會中，我們傾向于錯誤地認為，當下的情緒準確地反映了我們在某一時刻的真實自我。但事實上，“我們會對許多線索做出反應，因此情緒常常出錯”。

你感到憤怒并不一定表明你是對的，或者表明有人對你不公。你可能會嫉妒一個朋友，即使你并不想得到對方擁有的東西。你可能會覺得一個對你不好的人是愛你的，或者會怨恨一個對你好的人。情緒經常欺騙我們。

《頭腦特工隊2》劇照。

琴佐娃·達頓認為，成年人應該告訴孩子，情緒是多么不可靠。許多時候，孩子應該懷疑自己的情緒是否準確地反映了現實情況，甚至應該完全忽略它們。不必驚訝，你沒看錯：健康的情緒需要一定程度的抑制。

如果一個孩子從未學會拋開不快去專注于眼前的功課，那他如何完成一天的學業？如果他時刻都把自己的情緒放在首位，又如何成為別人的好朋友？將來的他又如何在工作中有所作為？他做不到，不會做到，也不可能做得到。

那經常詢問孩子的感受難道不是一個好主意嗎？在美國，心理治療師、老師和家長似乎都認為，這種“情緒打卡”就像放在門口的溫度計一樣：無害，偶爾還有用。

柏林夏里特醫學院的精神病學教授邁克爾·林登（Michael Linden）認為，時刻關注情緒是一種可怕的做法。“詢問某人‘你的感覺如何？’會引發他的負面情緒。你不應該這樣做。”“為什么？”我問道。每天早晨問一句“孩子，你今天感覺如何？”，這難道不是一個中性問句嗎？他們既可能感覺良好，也可能感覺不好。但這種假設并不成立。林登反駁道：“沒有人感覺很好。從來沒有，永遠也不會有。你坐在公交車上，看看對面的人，他們看起來快樂嗎？快樂從來不是日常情緒。”

林登是世界知名專家，專門研究心理治療的醫源性傷害。他寫過一篇論文，討論心理治療師越來越多的不計后果的治療行為。讀過這篇文章后，我聯系了他，與他進行了視頻通話。他留著一頭整齊的白發，英俊開朗，喜歡拿美國人開玩笑（我發現德國和北歐學者都喜歡這么做），輕松、幽默又率直。

林登告訴我，如果你追蹤一個人一天甚至一周的情緒狀態，你會發現“快樂”其實是罕見的。在我們每天醒著的六萬秒鐘中，只有極少時間會處于所謂的“快樂”狀態。而大部分時間，我們只是處于“還好”或者“不錯”的狀態，試圖忽略一些輕微的不適，比如有點累、疲憊、不安、緊張、易怒、過敏或疼痛。經常提醒一個人反思他們的當前狀態——如果確實認真反思了——只會引起大量的負面情緒。

看到我吃驚的樣子，林登讓我思考一下當下的感受。我剛想說“還不錯”，他就插話道：“你此刻并沒有感到快樂，你正專注于這次采訪。”

他說得沒錯。我們談話的時間是加州的凌晨五點，而我并不是一個習慣早起的人。我清楚地知道樓上三個熟睡的孩子可能隨時醒來，打斷我的采訪。我也不喜歡自己出現在網絡攝像頭中的疲憊的樣子。因為要多睡一會兒，我甚至沒來得及化妝，也沒喝咖啡。

林登穿著美利奴羊毛衫，看起來很放松，我則面色蒼白，疲憊不堪，竭力想讓自己顯得比實際上精神些。而且，林登的口音很重，我還要努力領會他的意思。所以嚴格來說，我并沒有感到“快樂”。林登說得很對，更多地關注自己當前的感受，引發的主要是消極的內省。

我回想起諾拉的朋友們，想知道她們中有哪些人會因為密切關注自己的情緒而受益。那些被嚴重精神疾病困擾的人不會。那些（根據諾拉的說法）對自己的診斷結果太當真，夸大自己癥狀的人更不會。

林登告訴我，反復要求孩子反思自己的感受還會導致一個更大的問題，那就是心態傾向會發生變化。

心理學家研究人們的心態，試圖找出哪種心態能讓我們在面臨各種挑戰時，更容易完成任務。我們至少可以采用兩種心態來應對挑戰：“行動導向”（action orientation）和“狀態導向”（state orientation）。

行動導向意味著專注于眼前的任務，而不考慮自己當前的情緒或身體狀態。而狀態導向則主要關注自身：我是否準備好了，我是否在擔心那條沒回的信息，喉嚨后部有輕微的刺痛，脖子有點僵硬。事實證明，行動導向的心態更有可能讓你完成任務。

最好的教練當然知道這一點。想想他們在比賽前是如何激勵隊員的：“我們可以做到！威金斯，你要像影子一樣盯防11號！泰勒，注意別犯規！防守組——你們要對他們的四分衛持續施壓，要逼搶和封殺！進攻組，集中注意力，保持冷靜，嚴防死守！”專注，專注，再專注！緊盯眼前的任務！他們并不會說：“我想先花點時間聽聽你們每個人的感受。泰勒，從你開始。你還在為父母離婚難過嗎？”如果你想贏，或者如果你想完成任何事情，那么最糟糕的做法就是把心思放在自己的情緒上，關注自己的失望、不適和痛苦的人際關系。沒有哪位成功的教練會在中場休息時要求隊員們思考自己的感受，因為狀態導向會削弱一個人完成任務的能力。

林登說：“‘狀態導向’會阻礙你完成任何事情。”

我問林登：如果一個社會不斷鼓勵孩子關注自己的情緒，會出現什么情況？

“如果你在一天開始時問自己是否快樂，答案只會是不快樂。于是你認為自己需要幫助才能變得快樂。你去找心理治療師，最后他會讓你更不快樂。”

但答案為什么不能總是“我很快樂”呢？

“因為這永遠實現不了。”林登說，“把時間都花在回答這個問題上，只會讓我們遠離實際的目標和完成目標帶來的滿足感。”

思維反芻：反復回憶痛苦的經歷

我們都有這樣的朋友：他花了太多太多的時間糾結于過往。這就是所謂的“思維反芻”（rumination）：反復思考過去受到的傷害和個人碰到的問題。雖然傾訴可能帶來暫時的緩解，但反復咀嚼同樣的傷痛卻可能是病態的。這是心理治療中最容易出現的一種醫源性風險。

萊夫·肯奈爾（Leif Kennair）是治療焦慮癥、抑郁癥和強迫癥的世界知名專家，專門研究和思維反芻有關的心理障礙。作為挪威科技大學的人格心理學教授，他還寫了一本書（很遺憾，是用挪威語寫的），詳盡闡述了心理治療是如何適得其反的。他通過視頻通話告訴我：“試圖讓患者思考過去，思考哪里出了問題，哪些地方本可以變得更好，怎樣做才能不同，可能會發生什么，以及最有可能的結果是什么，都會增加患者的焦慮，誘發和加劇他們的思維反芻。”與此相反，當患者表現出抑郁或一般性焦慮的時候，治療師“采用的干預手段應該讓患者減少焦慮，防止他們陷入思維反芻”。也就是說，優秀的治療師應該像認知行為治療師那樣，向患者證明思維反芻是一種無效的思維模式，并訓練他們停止這樣做。

在采訪肯奈爾之前，我已經聽到多位心理治療師對我說，并沒有證據表明今天的年輕人比前幾代人更抑郁。我問肯奈爾：“我們如何確定，今天的年輕人就是更愿意談論自己糟糕的心理狀態呢？”

肯奈爾的回答既干脆又驚人：過度地談論自己的情感痛苦本身就是抑郁癥的一種表現。“如果你習慣性地和別人談論你的消極想法或個人問題，至少說明你在反思自己的痛苦。但我認為他們越反思痛苦會越多，而這是抑郁癥的主要誘因。”

將“快樂”設為目標，卻鼓勵情感上的痛苦

只要和有小孩的家庭待上一個下午，你就會聽到家長反復詢問孩子是否喜歡他們的冰激凌，對第二天上學是否感到興奮，在公園里玩得是否開心。我們通過各種方式告訴孩子：快樂就是你的最終目標，就是我們生活的意義所在。

然而，根據最權威的研究，我們完全搞錯了。如果真的希望孩子快樂，那么我們最不應該做的事就是告訴他們“快樂是最終目標”。我們越是追求快樂，就越有可能失望。無論生活條件如何，都是如此。

“事實上，追求積極的情緒反而會使心理機能變差，而這又會導致更多的抑郁癥狀。”尤利婭·琴佐娃·達頓告訴我，“那些非常渴望快樂的人并不是特別快樂，這種渴望反而會讓人的心理變得脆弱。”

想想我們的祖父母一代吧。我的祖母自幼家境貧困，但她卻能體會到生活中點點滴滴的快樂：巧克力冰激凌；簡單的家庭生日聚會，一個難看的自制蛋糕；在某個偏僻的鄉村古董店里發現了一些帶有希伯來字母的小玩意兒。每件事都能讓她感到突如其來的驚喜，因為她從未想過自己的人生會充滿快樂。

《頭腦特工隊2》劇照。

當我們堅持把快樂作為孩子的目標時，就等于讓他們陷入了煎熬。一方面，“追求積極的情緒”會讓他們更加抑郁；另一方面，琴佐娃·達頓認為，這種抑郁的感覺會得到周圍人的鼓勵。因此，孩子自然會“夸大他們遭受的痛苦”。

科迪是布魯克林一所公立高中的高年級學生，他也表達了相同的看法。二三十年之前，孩子們可能會以科迪所謂的“強項”來定義自己并獲得認同，比如擅長運動、受歡迎、獲得過數學競賽獎項或者外表出眾。但如今，這些行不通了。“現在，如果你以自己的強項定義自己，會顯得不夠酷。因為有些人會讓你覺得，你憑借這些強項獲得了特權。”

那么，以自己面臨的困境定義自己有什么問題嗎？“嗯，我發現他們并沒有嘗試去解決自己的困境。”科迪費力地解釋道，他說的不是那些患有嚴重抑郁癥的孩子，而只是普通孩子。一旦他們的心理健康問題得到了其他學生的共情，“他們就不會走出困境了”。

來自成年人的監督、監控、監視

在過去幾十年里，家長主要擔心孩子在身體上受到傷害：遇到危險的陌生人，過馬路被車撞，等等。但當“治療式”養育興起后，家長開始擔心孩子在情感上受到傷害，不敢把視線從孩子身上移開。畢竟，孩子摔斷胳膊會尖叫，但遭到戲弄、情感上受到傷害后卻不會發出任何聲音。我們需要掌握更多的信息，一分鐘都不能松懈。社會需要我們這些當家長的密切關注孩子：治療師、學校的心理專家和輔導員隨時準備對我們的孩子進行“熱成像掃描”，了解他們的情感世界并向我們匯報。

波士頓學院心理學教授、心理學經典入門教材的作者彼得·格雷（Peter Gray）說：“如今的孩子總是被人盯著。在家里，父母盯著他們；在學校，老師盯著他們；課外活動也是在成年人的監督下進行。他們幾乎沒有隱私。”

只要稍作思考就會意識到，他說得完全正確。這與前幾代人的經歷截然不同。學校里有“課間監督員”，老師會負責處理游戲中的爭執，并提醒孩子雨天爬攀爬架可能會滑倒。校車上有“校車監督員”。放學后，我認識的許多孩子都會去參加課外班，學習攀巖、尤克里里或者柔術，所有的老師都是成年人。

人們可能會認為，這總比讓孩子在無人看管的情況下到處亂跑好。畢竟，成年人通常會為孩子樹立好的行為榜樣，家長的建議也比朋友們的更好，而老師更有可能維護公正并制止霸凌。監控越多難道不是越好嗎？

《頭腦特工隊2》劇照。

然而，格雷指出，在孩子的生活中增加監控，等于增加焦慮。“如果心理學家在做實驗時，想加入一個壓力因素，看看人們在有壓力和無壓力下的表現有何不同，他們會怎么做？他們只需增加一個觀察者就行。”格雷說，“如果有人在盯著你，似乎在評估你的表現，你就會感到壓力。”

上一代人認為，孩子成長過程中的那些無人監管的時間是危險的，可能導致童年創傷、霸凌和虐待。與其讓一些孩子受到冷落，不如安排一個課間監督員為操場上的球賽制定明確的規則，確保每個人公平地參與；與其讓某個孩子搶走別人的午餐錢，不如雇個校車監督員；與其總擔心孩子去了哪里，不如干脆用應用程序追蹤孩子的行程。然而，這種無休止的監控讓孩子的童年充滿了壓力。

有人看管能避免青少年的危險性行為，但格雷指出，這也意味著他們無法建立親密關系。換句話說，成年人安排的孩子間的玩耍并不是真正的玩耍，從成長的角度看，無法教會孩子如何與他人相處。

真正有益于成長的玩耍包含著風險，孩子會渴望避開成年人的視線，比如修建一座堡壘或樹屋，躲在里面。格雷警告說，我們正在進行一場“玩耍剝奪實驗”。在這個實驗里，老師、家長和治療師沒完沒了地教導孩子如何關注情感和處理情緒，卻很少給他們空間，允許他們有隱私，讓他們去發展能力。他說：“我們剝奪了孩子喜歡的東西，代之以引起他們焦慮的東西，而且這些東西同樣會引起你我的焦慮。”

孩子喜歡什么？危險、探索、泥土以及和朋友一起玩自己發明的游戲。可是媽媽網購了一套低過敏性的無毒“泥漿”，并懇求孩子和她一起玩。盡管無害，卻并不能幫助孩子緩解壓力，挑戰自己的極限，學會處理和同齡人之間的關系，無法幫助他們了解自己，也無法讓他們在過程中發現自己未來可能會喜歡的活動或朋友的類型。

原文作者/[美] 阿比蓋爾·謝里爾

摘編/王銘博

校對/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