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臺王旭斌律師丨騙取出口退稅罪低值高報及單位犯罪的認定

在經濟犯罪領域，騙取出口退稅罪因其復雜性和隱蔽性，一直是司法實踐中的難點問題。近年來，隨著國際貿易的日益頻繁，利用虛假交易、虛開發票等手段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的案件時有發生，嚴重擾亂了國家稅收秩序，損害了國家財政利益。本文通過剖析一起典型的“低值高報”騙取出口退稅案件，深入探討該罪名的司法認定標準、單位犯罪的認定依據以及與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競合處理等問題，旨在為司法實務提供更具深度和指導性的分析。

一、典型案例評析

【基本案情】

2017年12月，被告人石某民注冊成立銅陵博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博某公司）和銅陵金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金某公司）。石某民通過其控制的上述兩家公司，將單價0.7元購進的空白芯片，寫入電流采樣控制軟件后，將價格虛抬至200元。2019年1月至8月，博某公司以銷售電流采樣控制芯片的名義，向金某公司虛假銷售并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之后，石某民與同案被告人黃某波商定，由后者控制的湖北省赤壁市安某公司代理金某公司的電流采樣控制模塊出口事宜，以簽訂虛假采購合同形式，由金某公司將電流采樣控制模塊以230元左右的單價出售給安某公司，再由安某公司和黃某波在香港成立的海某公司簽訂虛假的電流采樣控制模塊采購合同，將電流采樣控制模塊出口至香港。石某民安排他人在香港接貨后，將電流采樣控制模塊當作垃圾處理。貨物出口后，石某民、黃某波等人籌集美元，回流資金，在安某公司完成結匯，由金某公司將增值稅專用發票郵寄到安某公司，安某公司用上述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及出口報關材料向稅務機關申請出口退稅。2018年12月至2019年，安某公司共通過金某公司虛開的149份增值稅專用發票，騙取出口退稅款570余萬元，在扣除代理出口及其他費用后，余款以貨款形式回流至金某公司。經鑒定，博某公司生產的電流采樣控制芯片市場價值1.32元，金某公司生產的電流采樣控制模塊市場價值7.31元。

安徽省銅陵市郊區人民法院于2023年1月17日以騙取出口退稅罪判處被告人石某民有期徒刑十一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五百萬元；對同案被告人分別判處有期徒刑五至六年，并處罰金。

【裁判理由】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零四條規定，以假報出口或者其他欺騙手段，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數額較大的，構成騙取出口退稅罪。本案屬于典型的“低值高報”假報出口，行為人通過將低價產品虛抬價格，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從而虛構該產品在國內流通環節所繳納的稅款，并以虛增的稅額申請退稅，從而騙取國家稅款5701647.97元，造成國家巨大財產損失，應當以騙取出口退稅罪論處。

1、第三方評估機構對涉案產品的價值進行鑒定是否可以作為證據采信的問題。

根據規定，涉案財產的價格應由政府價格主管部門的價格認定機構進行認定，但實踐中價格認定中心往往因種種原因對部分產品的價格無法作出認定，本案中偵查機關最初委托銅陵市某認證中心對該產品進行鑒定，但價格認證中心以沒有鑒定能力為由拒絕接受委托，之后偵查機關只得向具備鑒定能力的社會第三方評估機關北京市某評估公司委托鑒定價值。北京市某評估公司以鑒定意見的形式出具了對涉案產品價格的認定，可以作為認定涉案產品價值的參考。

2、相關證人證言等其他證據事實上證明涉案產品系“低值高報”。

在案證據證明，石某民通過其控制的涉案公司將芯片組裝成電流采樣模塊，將以每個0.7元購進的空白芯片寫入電流采樣控制軟件后虛抬價格至200元，通過簽訂虛假的購銷合同將虛高價格的產品報關出口。被告人陳某的供述與證人證言相互印證，證明：貨物運輸至香港后先存放在倉庫，后被當作垃圾處理，也進一步證明出口的產品實際只是騙取出口退稅的道具。

3、被告人石某民等以騙取稅款為目的，利用企業享受的稅收優惠政策，通過將低廉產品虛抬價格，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以虛增的出口退稅額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其行為同時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和騙取出口退稅罪。石某民等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目的是為了騙取出口退稅，與騙取出口退稅犯罪是手段與目的的關系，屬于牽連犯，應擇一重罪處斷。本案騙取出口退稅570余萬元，犯罪數額特別巨大。從刑法第二百零四條和第二百零五條的規定來看，騙取出口退稅罪的最高量刑檔次配置的法定刑為“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騙取稅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最高量刑檔次配置的法定刑為“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經綜合考慮，應當認為騙取出口退稅罪屬于重罪，至少其不會輕于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鑒此，對本案應以騙取出口退稅罪追究刑事責任。

【裁判要旨】

1、出口產品“低值高報”的認定，應當參考相關涉案產品的價格認定報告等證據，確定產品的實際價值與申報價值是否懸殊，同時結合產品是否真實出口、交易的必要性等綜合判斷是否屬于“低值高報”騙取出口退稅。

2、以“低值高報”的手段，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虛構該產品在國內流通環節所繳納的稅款，并以虛增的稅額申請退稅的，屬于以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手段騙取出口退稅行為，同時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和騙取出口退稅罪的，應當擇一重罪處斷。

二、煦濱刑事團隊律師評析

（一）“低值高報”行為的司法認定

1.價格認定的證據效力補強規則及證據采信問題

盡管《涉案財產價格認定規則》要求價格認定應由政府價格主管部門負責，但實踐中存在例外情形。本案中，因銅陵市價格認證中心明確表示無鑒定能力，偵查機關轉而委托具備資質的社會第三方評估機構（北京市某評估公司）鑒定，并得出涉案芯片與模塊的實際價值（1.32元和7.31元）。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八十七條，若鑒定機構具有法定資質且程序合法，其意見可作為定案依據。法院結合鑒定報告、虛開發票及出口產品被當作垃圾處理的客觀事實（經被告人供述與證人證言印證），形成完整證據鏈，足以證明“低值高報”的欺詐本質。

2.“低值高報”的構成要素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騙取出口退稅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假報出口包括“以虛構已稅貨物出口事實為目的，虛增貨物價值”的情形。本案中，涉案芯片的申報價格（230元）與實際價值（7.31元）差異顯著，且出口產品未產生實際交易（被當作垃圾處理），完全符合“虛構出口事實”和“虛增貨物價值”的要件。

（二）牽連犯的罪名選擇與法律適用

1.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與騙取出口退稅的牽連關系

石某民等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服務于騙取出口退稅的最終目的，二者構成手段與目的的牽連關系。根據刑法理論及《全國法院經濟犯罪案件審判工作座談會綜述（2004年）》規定，對此類牽連犯罪應“擇一重罪處斷”。

2.兩罪法定刑的比較分析

·騙取出口退稅罪（《刑法》第204條）：數額特別巨大（570萬元）對應“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騙取稅款1-5倍罰金”，最高可處無期徒刑。

·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刑法》第205條）：情節特別嚴重對應“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5-50萬元罰金”，且罰金上限明顯低于前罪。

比較而言，騙取出口退稅罪的法定刑更重（罰金比例更高），且本案犯罪金額對應的實際刑罰影響顯著，法院選擇重罪定罪符合罪刑均衡原則。

（三）單位犯罪的認定依據

根據《刑法》第30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單位犯罪需具備“以單位名義實施”“違法所得歸單位所有”等要件。本案中，石某民通過其控制的博某公司、金某公司與關聯企業簽訂虛假合同并分配贓款，具有明顯的單位意志與利益歸屬特征。盡管實際控制人以個人決策主導犯罪，但犯罪行為仍歸屬于單位整體，故法院追究石某民等人的單位犯罪責任具有法律依據。

律師簡介

王旭斌，山東煦濱律師事務所創始人、主任律師。煙臺市人大常委會監督法院檢察院專家庫成員、煙臺市“優秀青年律師”、煙臺市“優秀青年志愿者”、萊山區“青年法治先鋒”，擁有十三年法律服務經驗。本科畢業于華東政法大學，研究生畢業于美國南加州大學，具備雙語法律服務能力，法律理論功底深厚，實戰經驗豐富。
尤其擅長經濟類犯罪、職務犯罪、網絡犯罪辯護。深諳刑法、刑事訴訟法及司法解釋，熟悉偵查、審查起訴、審判全流程司法邏輯，擅長從證據鏈條、事實認定、法律適用中尋找辯點，堅持有效辯護。擁有大量取保候審、不起訴、緩刑、罪輕辯護的成功案例。
帶領團隊創辦刑事辯護品牌“煦濱刑事辯護”，團隊成員多畢業于華東政法大學、中國政法大學等知名高校法學專業，或具備法院、檢察院工作經歷，部分成員執業超過十年。團隊累計辦理刑事案件數千起，涉及經濟犯罪、職務犯罪、涉黑惡案件及企業合規等多領域刑事案件，具有強大的理論支撐和豐富的實務經驗，成功辦理多起無罪辯護成功的精品案例。
團隊著有《煦濱刑事辯護產品手冊》《刑事律師首次會見全流程指引》《刑事案件精細化閱卷法律服務》《致刑事案件家屬的一封信》《山東煦濱律師事務所刑事案件委托指引》等指導性文件，幫助委托人更好地了解刑事訴訟程序和相關法律知識，讓法律服務過程更加透明、可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