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魯迅三弟，先娶日本妻，后娶女學生，低調做人，官至副國級

周家三兄弟，以魯迅名氣為最大，周作人原本也頗有才學，如果好好做人，不走錯誤路線，那么也該是一個才俊，只可惜生平之事，頗為爭議。但是，論仕途走得最遠，卻要屬魯迅的三弟。作為魯迅的三弟，他的人生也頗為曲折，就說這婚姻之事，所娶第一任妻子是二哥周作人老婆羽太信子的妹妹羽太芳子。但是，這一切都要拜羽太信子所賜，羽太信子一方面為了找妹妹來照顧自己，一方面卻謀劃把妹妹嫁給老三，以鞏固自己在周家的地位。

原本婚后感情尚可，但是羽太芳子太拘泥于姐姐的控制，最終與周建人的感情越來越淡。其實，說到底，兩人的感情基礎太薄弱。另外，兩人的思想認識差距也比較大。周建人不斷通過自己的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認識，而羽太芳子卻不過是一個普通的沒什么文化的日本女人而已。

總之，感情的裂痕，最終兩人感情到頭，周建人娶了自己的女學生，跟哥哥魯迅有點像，但是卻獲得了婚姻的真正幸福。大概，中國女子更靠譜。

后來他在仕途上走得最遠也最高，先后擔任國家重要干部，官至副國級。

一：生逢亂世。

光緒十四年冬月初九（1888年11月12日），紹興新臺門周家傳來嬰兒啼哭。

這個孩子，就是后來成為國家領導人的周建人。他出生時，周家還是紹興城里有名的官宦世家。祖父周福清是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進士，點過翰林，做過江西金溪知縣，此時正在北京任內閣中書。父親周伯宜是個秀才，母親魯瑞出身書香門第。

周家臺門坐落在紹興東昌坊口，是一座五進大宅。門前掛著“翰林第”匾額，臺門里住著六房人家，上百口人。阿松的童年記憶里，最熱鬧的是過年時祭祖——大廳里擺滿祭品，香煙繚繞，族人們穿著長袍馬褂，按輩分跪拜。祖父從北京寄回的年禮里，總有他最愛吃的京式蜜餞。

但這份繁華已是強弩之末。阿松三歲那年（1891年），祖父丁憂回鄉守喪。

這個決定，將徹底改變周家的命運。

1888年的中國，正處在洋務運動的尾聲。李鴻章創辦的北洋水師已成規模，張之洞在廣東籌建槍炮廠。而在紹興這樣的江南古城，讀書人還在為科舉苦讀。周家臺門的孩子們，早晨要去三味書屋念“子曰詩云”，下午則偷偷溜到百草園捉蟋蟀。

阿松五歲開蒙時，祖父別出心裁，不用《三字經》《百家姓》，而是選了《鑒略》——一本簡明的中國歷史讀本。祖父摸著胡須說：“讀史使人明志，比死記硬背那些蒙學讀物強。”這個決定，讓阿松從小就對歷史產生了興趣。

然而好景不長。1893年秋天，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降臨周家。

二：家族崩塌的童年。

那年重陽節剛過，紹興城里突然傳來消息：周福清卷入科場舞弊案，被朝廷捉拿！原來，紹興幾家大戶想為子弟在鄉試中謀個舉人功名，湊了一萬兩銀子，托周福清向主考官行賄。周福清起初拒絕，但經不住軟磨硬泡，最終寫了封信，還在名單后加上了自己兒子周伯宜的名字。

事情敗露后，光緒皇帝震怒。周福清被判“斬監候”——秋后問斬。消息傳到紹興，會稽縣的差役沖進周家臺門，高喊“捉拿犯官周福清！”那聲吆喝如晴天霹靂，把五歲的阿松嚇壞了。

更可怕的是，兩個哥哥——15歲的樟壽（魯迅）和9歲的櫆壽（周作人）被連夜送到鄉下舅父家避難。阿松抓著母親的衣角問：“大哥二哥什么時候回來？”母親魯瑞強忍淚水：“等風頭過了就回。”

這一等就是三年。其間，周家變賣家產打點官司，祖父的命保住了，改判“斬監候”為“永遠監禁”。但家底已經掏空。雪上加霜的是，1896年，父親周伯宜因肺結核去世，年僅37歲。

八歲的阿松跪在父親靈前，看著母親哭暈過去。家里連辦喪事的錢都沒有，最后還是從叔祖藕琴公取下腕上的楓藤鐲，當了六十塊大洋，才勉強下葬。

從1892年到1907年，周家先后死了十多位親人。阿松后來回憶：“常常是這場喪事還沒辦完，下一場又來了。”頻繁的喪事讓這個原本富裕的家庭債臺高筑。母親魯瑞開始變賣首飾，阿松則從五歲起就幫母親糊銀錠——那種祭奠用的紙元寶，糊一百個才得一文錢。

三：自學成才的“小學畢業生”。

1902年，兩個哥哥先后去南京求學，后來又東渡日本。14歲的阿松也想跟著去，但看著母親孤零零的身影，他咽下了這句話。晚年他常感慨：“一個人做事，千萬不要‘喔格’（紹興話，意為猶豫后悔），‘喔格’一聲，就會遺憾一世。”

他留在紹興，進了會稽縣學堂。這是所新式學堂，除了四書五經，還教算學、地理、體操。阿松最喜歡博物課，老師帶他們去野外認植物、捉昆蟲。但只讀了三年，因家貧輟學。

1906年，紹興僧教會辦小學，18歲的周建人當上了僧立小學的教員兼校長。每月薪水八塊大洋，他留兩塊零用，其余全交給母親。同事笑話他：“周校長，你這身長衫都洗得發白了。”他笑笑：“干凈就好。”

真正改變他命運的，是大哥魯迅從日本寄來的四本書：德國人寫的《植物學》英譯本、《野花時節》、《植物學辭典》、《植物的故事》。隨書附信說：“在中國搞其他科學實驗難，但植物到處都有，適合自學。”

從此，周建人開始了漫長的自學生涯。每天放學后，他背著標本夾走遍紹興的山野。塔山、府山、蕺山、禹陵、蘭亭、東湖……都留下了他的足跡。1911年，他和回鄉任教的魯迅合寫《辛亥游錄》，記錄在會稽山采集植物的經歷，發表在《越社叢刊》上。這是他的處女作，署名“會稽周建人喬峰”。

時代風云：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紹興。作為反清文學團體“越社”的成員，周建人和魯迅一起上街宣傳革命。他后來回憶：“當杭州光復的消息傳來，紹興府的官老爺們慌成一團，那些平日擺臭架子的紳士，惶惶然如喪家之犬，把小辮子盤在頭頂上密謀對策。”革命成功后，他和魯迅聯名在《越鐸日報》發表《維持小學之意見》，呼吁讓所有學齡兒童接受新式教育。

四：婚姻與北漂。

1912年，24歲的周建人迎來人生大事——結婚。新娘是羽太信子的妹妹羽太芳子，一個日本姑娘。這樁婚事表面是母親魯瑞和二哥周作人撮合的，但是實際上是羽太信子的意圖。

婚禮很簡單，在紹興老宅擺了兩桌酒。芳子穿著和服，周建人穿著新做的長衫。客人散去后，兩人相對無言——周建人不會日語，芳子中文只會說“吃飯”“睡覺”。

雖然沒有什么精神交流，但最初的幾年還算是和睦的。1915年到1919年，周建人在明道女中、成章女校教書，月薪漲到二十塊大洋。芳子先后生下女兒馬理（1917年）、兒子豐二（1919年）。周建人白天教書，晚上翻譯植物學資料，芳子操持家務，日子平淡而安穩。

轉折發生在1919年。那年五四運動爆發，新文化浪潮席卷全國。大哥魯迅來信說：“北京需要新青年，母親也想來京居住，你們一同來吧。”

年底，周建人帶著母親、妻子和兩個孩子，北上投奔兩位兄長。他們住進北京八道灣11號——一座三進四合院，魯迅買下的宅子。三兄弟終于團聚，但矛盾也悄然滋生。

五：八道灣的裂痕。

八道灣的生活起初是熱鬧的。周家三兄弟加上家眷、傭人，二十多口人同住。魯迅在教育部任職，周作人在北大教書，周建人則在北大旁聽哲學和科學總論。

但問題很快出現：周建人沒有正式工作。他在《新青年》上發表些生物學文章，稿費微薄。家里開支主要靠兩位兄長，這讓他很不是滋味。更麻煩的是，芳子和姐姐信子（周作人妻子）關系過于親密，整天說日語，把周建人當外人。

說到底，他們夫妻終究是沒有更深厚的精神和情感交流。

1921年，轉機來了。經胡適介紹，上海商務印書館愿意聘周建人為編輯，月薪六十大洋。他興奮地告訴芳子：“我們去上海吧，我能養活你們。”

沒想到芳子堅決反對：“上海人生地不熟，我要和姐姐在一起。”無論周建人怎么勸說，芳子就是不肯離開八道灣。那時她正懷著第三個孩子豐三。

1921年9月，周建人獨自南下上海。臨行前，他對芳子說：“等我在上海安頓好，就來接你們。”芳子低頭不語。

這一別，竟是永訣。

六：上海的新生與舊痛。

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周建人如魚得水。他編輯《東方雜志》《婦女雜志》，撰寫科普文章，筆名“克士”“高山”漸漸為人所知。1923年，經沈雁冰（茅盾）介紹，他結識了瞿秋白，應邀在上海大學教授生物學。

也是在這期間，他重逢了王蘊如——當年在紹興女中的學生。王蘊如從杭州女子師范畢業，在上海教書。兩人志趣相投，漸生情愫。1926年，他們同居了，同年長女周曄出生。

但周建人沒有忘記北京的家。他每月按時寄錢給芳子，生活拮據。王蘊如理解他的難處，從無怨言。1927年二女周瑾出生，1932年三女周蕖出生。

1936年春節，周建人帶著王蘊如和三個女兒回北京給母親拜壽。這是八道灣十多年來第一次大團圓，卻演變成一場風暴。

芳子和信子當眾指責周建人“停妻再娶”，兒子豐二（當時17歲）也站在母親一邊，指著王蘊如說：“她不是我媽！”周建人氣得渾身發抖，周作人則寫信斥責弟弟：“王女士在你看得甚高，但別人只能作妾看……在中國這仍是蓄妾。”

爭吵過后，周建人不再寄錢。1936年10月，大哥魯迅逝世，他趕回北京奔喪。在魯迅靈前，他哭得像個孩子——那個指引他自學、給他寄書、教他做人的大哥，永遠離開了。

更大的打擊接踵而至。1941年3月24日，周建人收到噩耗：他與芳子的小兒子豐三，用周作人警衛的手槍，在八道灣家中自殺，年僅19歲。原因成謎，有人說是因為家庭矛盾，有人說是因為抗日時期的苦悶。

周建人把自己關在書房三天三夜。出來時，頭發白了一半。

七：戰火中的堅守。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周建人留在“孤島”上海。他參加“復社”，秘密出版《魯迅全集》《西行漫記》。1938年，他翻譯的《物種起源》（與別人合譯）出版，這是達爾文著作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

生活異常艱苦。有次小女兒周蕖生病，需要盤尼西林（青霉素），一支要一兩黃金。王蘊當掉結婚戒指，才湊夠錢。但周建人堅持不向日偽低頭。日本學者內山完造（魯迅好友）曾問他：“周先生，識時務者為俊杰。”他回答：“我是中國人。”

1945年抗戰勝利，周建人積極投身民主運動。12月30日，他與馬敘倫、王紹鏊等在上海發起成立中國民主促進會。1948年4月，經人介紹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秋天，在黨組織安排下，他帶著家人輾轉到達河北平山縣西柏坡，任華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書編委會副主任。

歷史時刻：1949年9月，周建人作為民進代表參加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10月1日，他站在天安門城樓上，親眼看著毛澤東升起第一面五星紅旗。那一刻，這個從紹興臺門走出來的“小學畢業生”，熱淚盈眶。

八：從出版署到浙江省長。

新中國成立后，周建人歷任出版總署副署長、高教部副部長。1958年，70歲的他出任浙江省省長。

很多人以為這只是個榮譽職務，但周建人認真得讓人吃驚。他下鄉調研從不事先通知，穿著舊中山裝，戴頂草帽，像個老農。有次去溫州，當地準備盛宴接待，他擺擺手：“老百姓吃什么，我吃什么。”最后吃了碗番薯粥。

他關心教育，力主在山區建學校。有干部說：“省長，山里孩子讀書有什么用？”他瞪眼道：“我當年就是自學出來的，怎么沒用？”

他保護文物。1966年“破四舊”時，紅衛兵要砸靈隱寺，70多歲的周建人連夜從杭州趕到現場，站在大殿前說：“要砸先砸我！”最終保住了這座千年古剎。

但家庭陰影始終籠罩。1962年，周作人在給友人的信中還在指責：“內人之女弟為我之弟婦，亦見遺棄……其子以抗議故，亦為其父所不承認。”周建人看到這封信，沉默良久，對女兒說：“有些事，說不清。”

九：晚年的堅守與離去。

“wg”開始后，周建人受到沖擊。他被批斗、關牛棚，但始終不承認“罪行”。有次造反派逼他寫材料誣陷老同志，他把筆一扔：“我周建人從不害人。”

1972年，在周恩來干預下，他恢復工作。1975年當選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副國級。1978年當選全國政協副主席，再次確定其副國級政治地位和待遇。但他最珍視的身份，還是“科普工作者”。晚年他每天堅持讀書寫作，翻譯赫胥黎著作，撰寫魯迅回憶錄。

三個女兒都很有出息：周曄在上海譯文出版社工作，周瑾是解放軍藥物研究所黨委書記，周蕖是北師大教授。她們記得父親常說：“做人應當能吃冷飯、喝涼水。”——意思是能吃苦、耐得住寂寞。

1984年初，周建人被確診鼻癌。住院期間，他讓女兒把書稿帶到病房，忍著病痛修改。7月27日，他拉著小女兒周蕖的手說：“我死后，遺體捐給醫院做研究，骨灰……撒到海里吧。”

兩天后，1984年7月29日，周建人在北京逝世，享年96歲。遵照遺囑，遺體由北京醫院解剖，骨灰撒在天津新港外大海。

周建人客廳里掛著一副對聯：

“士窮節乃見，民主安無傾。”

這是他一生寫照。

從紹興臺門的破落子弟，到共和國省長；從只有小學學歷，到翻譯《物種起源》的學者；從包辦婚姻的受害者，到自由戀愛的踐行者——他的一生，是中國近代史的縮影。

他遺憾沒能像兩位兄長那樣留學深造，卻靠自學成為生物學家；他經歷兩次婚姻的傷痛，卻給了三個女兒完整的愛；他在政治運動中幾經沉浮，卻始終保持知識分子的風骨。

骨灰撒入大海那天，女兒周蕖想起父親常說的一句話：“人就像一粒種子，落在哪里，就在哪里生根發芽。”這個從百草園走出來的紹興少年，最終歸于浩瀚，但他的故事，仍在歷史的土壤里繼續生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