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滾動播報
(來源:市場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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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時三載深耕,數度深入蒙洼,作家苗秀俠以淮河蒙洼蓄洪區莊臺為落筆點,凝萃七十余年時代變遷,創作出被稱作 “淮河新史詩”的長篇新作《莊臺 莊臺》。這部以復調結構鋪展八個鮮活故事的作品,扎根淮河文化沃土,緊貼莊臺普通人的命運軌跡,在宏大的時代敘事中糅進細膩的個體情感,讓莊臺人與水共生的堅韌、舍小家為大家的奉獻,化作躍然紙上的文字力量。為故鄉立心,深耕皖北與淮河題材數十年的苗秀俠,始終以文字為橋,聯結土地與人民,在新時代的語境下,勾勒出淮河岸邊山鄉巨變的生動圖景,詮釋著淮河文化與皖北大地的精神內核。
三載磨劍,為莊臺立傳
記者(以下簡稱記):您歷時三年完成長篇新作《莊臺 莊臺》,這部聚焦淮河蒙洼蓄洪區的作品被稱為“淮河新史詩”。創作這部作品的最初動因是什么?
苗秀俠(以下簡稱苗):說起長篇小說《莊臺 莊臺》的創作動因,首先得從“莊臺”這個特殊的載體談起。莊臺是淮河文化的鮮明符號,是淮河蓄洪區特有的一種防洪工程。為抵御洪水,生活在蓄洪區的人們,把房屋建在泥土磚石壘筑的土臺上面,因而,村莊被統稱為“莊臺”。淮河一千公里長,百分之七八十的莊臺都集中在我寫的阜南蒙洼這一帶。其實寫作《莊臺 莊臺》最初的種子,早在三十年前就埋下了。其時我在家鄉報社當記者,到蒙洼蓄洪區采訪時,第一次見到莊臺這一特殊的專屬蓄洪區人們的居住模式。我看到了“一線天”的逼仄——因莊臺面積有限,居民房子挨著房子,中間只留幾尺寬的步走道。
洪水過后的房屋,墻上留著水漬,莊稼地里散落著洪水沖來的垃圾,一片狼藉。但莊臺人從不長吁短嘆,水來就撤,水退就回,脫坯打墻蓋房子,牽牛耕地種莊稼。那一刻我真切感受到,莊臺人骨子里的堅韌與宿命,就是與水共生。這種與命運博弈的堅韌,讓我深受觸動。2021年,再次見到莊臺,讓我驚喜不已。莊臺既有舊時光的印記,更有新時代的蛻變,在鄉村振興大背景下,莊臺實現了亮化美化,變成了花園式的居所,原住民的生活發生了質的改變。從過去的苦難到今天的安居樂業,七十多年滄桑巨變,我覺得應該有一部作品來記錄這段歷史。
記:為寫這本書,您多次深入王家壩、走訪莊臺群眾。在田野調查中,哪個人物、哪段故事最觸動您,甚至改變了您的寫作走向?
苗:為寫《莊臺 莊臺》,從2022年8月起,我多次到莊臺收集素材,坐在田埂上和莊臺人聊天,跟著放鴨人哼唱淮河小調,和手藝人一起編杞柳。每個莊臺人的故事都讓我難忘,但如果說最觸動我的,是幾位典型人物的故事。他們的故事徹底改變了我的寫作走向。比如那位養牛老人的故事。有一年開閘蓄洪,水勢太大,莊臺上浸了水,牛受涼病倒了。老人坐著救援隊的小船,帶著老牛去鎮上看病。船上還有一名孕婦、一個生病的老人,都是趕往醫院的。行到洪水中間,浪頭大起來,小船超載進水了,隨時可能沉沒。這時候,老人站起身,輕柔地呼喚著他的老伙計,把牛喚到船舷邊,一膀子推進洪水里。一船人平安了,他卻永遠失去了相伴多年的老牛。講述往事時,老人雙眼含淚,卻言語堅定:“我們莊臺人,就是這性格,舍小家保大家不是嘴上說說的,是一直這樣做的。牛沒了,我再養;人命重要,人絕不能出事。”還有一位90多歲的“活歷史”老人。他親歷了修淮河大堤、建莊臺、當村干部,七十余年的人生軌跡,幾乎就是一部莊臺的變遷史。他給我講的每一個細節,從當年筑臺的艱辛,到一次次蓄洪的抉擇,都比我設想的鮮活。
這些故事讓我對莊臺人的精神有了更深的理解。他們不是不知道失去的痛苦,而是在痛苦面前選擇了擔當。這讓我意識到,我的寫作必須扎根于這些真實的生命紋理,我要寫的不是某個英雄,而是一群普通人在命運面前的抉擇與堅守。這種“小人物”身上的“大性格”,后來成為整部小說的精神底色。
深耕鄉土,凝淮河精神
記:從《皖北大地》《大澮水》到《莊臺 莊臺》,您一直深耕鄉土與淮河題材。您如何理解自己筆下“皖北大地”與“淮河文化”的精神內核?
苗:從《皖北大地》《大澮水》到《莊臺 莊臺》,我始終深耕鄉土與淮河題材,在我心里,皖北大地與淮河文化的精神內核,是“水的韌性”與“土的根性”的共生。皖北大地是厚重的、深情的,生長著最樸素的莊稼和最堅韌的人民。而淮河文化,我用四個字來概括:“順水而生”。皖北大地的底色是“厚重”。這里是中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淮河文化的核心,廣闊的土地孕育了最堅韌的生命。皖北人骨子里有“不服輸”的勁兒,像皖北平原的河流一樣,遇彎繞、遇阻進,卻始終向前奔流。這種性格滲透在我的每一部作品里。而淮河文化的核心,是“與水共生的智慧”。淮河不是“敵人”,而是莊臺人的命運共同體。歷史上,洪水帶來災難,但莊臺人學會了“水來筑臺、水退種田”,把“壞水”變成了“寶水”。這種文化里,既有“舍小家為大家”的奉獻精神,也有“樂觀向上”的生命態度。
記:您早年做過記者,后從事文學期刊編輯工作,擔任過期刊的副主編、主編。多重身份如何影響您的觀察視角與寫作方式?
苗:媒體人的經歷對我影響至深,可以說是我人生的新起點。在報社工作時,我做副刊編輯,也寫社會生活類稿件。寫新聞特寫時,我不自覺地把小說中的懸念和細節設置融入進去,增加了作品的可讀性;反過來,做記者的采訪經歷,也讓我聽到了無數精彩故事,積累了豐厚的創作素材。可以說,記者與編輯的多重身份,是我寫作的“雙重底色”,讓我的觀察視角更立體,寫作方式更扎實。
記:您的創作始終貼著大地、寫普通人的命運。在“新時代山鄉巨變”的主題下,您如何平衡宏大敘事與個體情感?
苗:我的方法是“視角下沉”,用“小”承載“大”。厚重的時代感容易流于空洞說教,過分接地氣又可能消解歷史深度。實現兩者的和諧共振,需要從微觀視角切入——聚焦個體或小群體的具體生存體驗,通過小人物的眼睛觀察時代變遷。我始終相信,“宏大敘事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由一個個具體的人構成的”。莊臺七十余年的變遷,從蓄洪抗洪到脫貧攻堅,再到鄉村振興,看似是宏大的時代命題,但最終都落到了每一個莊臺人的日常里。所以我選擇從微觀視角切入,聚焦八個不同年代、不同身份的普通人——有見證歷史的老人,有扎根鄉土的村干部,有返鄉創業的駐村干部,有靠養殖致富的農戶。他們的喜怒哀樂、生死抉擇,就是“山鄉巨變”最生動的注腳。通過這些個體故事,我既寫出了莊臺人的精神圖譜,也讓宏大主題有了溫度與質感。讓時代在小說細節里呼吸,讓鮮活的人物、真實的語言、瑣碎的日常,溶解在具象的時代精神中。這是我理解的宏大敘事與個體情感的平衡之道。
初心如磐,守文學熱土
記:您從事文學創作四十余年,獲獎眾多。在當下快節奏時代,您如何保持寫作定力與創作熱情?
苗:我常說自己是“十六歲”,因為我的文學寫作始于十六歲。那年我坐在田埂上,遙望天邊,滿心迷惘和絕望,于是讓文字來表達一個少女解不開的人生困惑。就這樣,寫作開始了。在當下快節奏時代,保持寫作定力與熱情,靠的是“初心”與“敬畏”。首先,是對“土地與人民”的初心。我始終認為,作家的根在大地,人民是創作的源泉。每次深入基層,與百姓聊天,聽他們講自己的故事,我都會被深深打動。其次,是對“文學”的敬畏。寫作四十余年,我始終把自己當成一名“初學者”。每寫一部作品,都是一次新的挑戰。最后,是對“生活”的熱愛。我喜歡走進鄉村,走到城市每個角落,觀察人間煙火和日常美好,感受時代變遷,始終保持對生活的敏感與熱愛。只有自己熱愛生活,才能寫出有溫度的文字,才能讓讀者在作品中感受到生命的力量。
記:繼《莊臺 莊臺》之后,您下一部作品的創作方向是什么?是否還會繼續書寫淮河與皖北題材?
苗:我會繼續書寫淮河與皖北。這片土地有太多值得寫的故事,我寫了四十多年,還沒有寫完。通過寫作《莊臺 莊臺》,我對淮河文化的理解又深了一層。下一部作品可能會聚焦淮河岸邊的非遺傳承,或者寫寫新時代鄉村振興中年輕人的故事。具體還在構思中。
有一點是確定的:我會繼續貼著大地寫,寫普通人的命運。淮河與皖北,是我寫作的根脈和“精神家園”。與故土的血脈相連,是我永遠寫不盡的主題。如果說《莊臺 莊臺》是向莊臺致敬、向莊臺人致敬、向時代致敬,那么下一部作品,我想向淮河兩岸生生不息的奮斗精神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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