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冤錄·巴縣檔案｜徐氏之死：道光年間一起婦女自殺案

蘇軾有云：“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澎湃新聞·私家歷史特別推出“洗冤錄”系列，藉由歷朝歷代的真實案件，窺古代社會之一隅。

在浩如煙海的巴縣檔案中，自殺案件并不罕見。透過每一例自殺案件，我們能窺見當時不同的社會問題。在巴縣檔案Q006-003-001184與Q006-003-001188兩序列下，年輕徐氏自縊的真相被悄然埋藏在歷史塵埃中。這起人命案會因案件涉及因素、地方政府官員替換而審理艱難。律例與現實的沖突、制度對百姓的苛累，盡顯清代司法體系對下層女性與婚姻細故案件的漠視，也暴露了其深刻的時代局限。

案情

嘉慶二十五年臘月，渝州的寒風卷著碎雪，徐氏依幼時婚約嫁入鄧家，丈夫鄧文恒有薄產佃出，日子雖不富裕卻也算安穩。眨眼一年過去了，徐氏不知丈夫的營生情況，但婆家的日子越過越艱難她還是看在眼里。于是，在道光元年臘月，徐氏見婆家日子實在艱難，便回了娘家投靠哥哥徐國有，徐國有并無偏見，讓妹妹安心暫住。

徐氏在娘家平靜地住到了道光二年二月初二。奇怪的事情發生了，鄧文恒的佃戶周麻子突然上門接徐氏回家，徐氏見丈夫未露面，斷然拒絕。次日，周麻子拉上張洪順，雇轎帶人強接，又被徐國有斥責趕走。到了二月初五，周麻子又勾結瞿磨子、張洪順等人，借著鄧文恒的名頭想誆騙徐氏跟他們走，徐國有見他們又來了，便直接將這群人徹底趕散。沒過多久，鄧文恒終于現身，他帶來的消息解釋了這幾天周麻子等人接二連三的奇怪行為究竟是為何。

婚后安穩日子沒過多久，鄧文恒就犯了難。正所謂“長工一年，薪合高粱五斗；短工一日，僅換一升七合”。糊口尚難，何言積余。思索著如何賺錢的鄧文恒遇上了佃戶周林的兒子周麻子，周麻子也愁找不到營生的活計，便拉上鄧文恒一起販藕。然而鄧文恒不僅沒賺到錢，反倒虧了兩千文本錢。因無現錢交出，鄧文恒便向周麻子寫有一紙借約，約定道光元年臘月間清算該利錢一千文。此后為維持家用，鄧文恒又向周麻子立約，約定道光二年二月內償還。這一切徐氏均不知情。

還款期限至，鄧文恒無力償債，周麻子便心生歹念，將鄧文恒帶至叔叔周老么家，在場的還有周麻子的父親周林、瞿磨子，在幾人輪番勸說下，鄧文恒竟同意休妻，將徐氏轉賣給周麻子抵償債務。于是瞿磨子代為立筆、鄧文恒蓋手印，一份休書寫畢，暫存于瞿磨子手中。周麻子來接徐氏，也不說清緣由，是因為他知道自己和鄧文恒的約定并不合乎律例，想著先借鄧文恒的名義將徐氏騙至自己家中控制。不料徐氏多次拒絕周麻子的接請，周麻子才不得不讓鄧文恒出面說清楚緣由。但鄧文恒出面說的“緣由”被其用“春秋筆法”遮掩了部分真相，他企圖將自己擇出這場買休賣休的陰謀。

道光二年二月初五，鄧文恒來到徐家，支支吾吾謊稱因與周麻子起口角，遭周家脅迫寫下休書，周麻子因覬覦徐氏多時才勒令其出具休書。徐氏聽聞后如遭雷擊，萬萬沒想到自己傾心相待的丈夫竟如此懦弱地把自己改嫁了。她又氣又羞，當即哭倒在地，隨后便臥床不起。到了第二天，徐氏越想越委屈，認為休書已出，此事已無回轉余地，遂用頭繩在房內自縊。徐母廖氏聞聲施救，卻終究未能挽回徐氏的性命。

徐氏的死與清代對“貞節”的高度重視環境有關。有學者研究指出，在唐代，孝順的價值要高于貞節的價值；而在清代，貞節的價值高于孝順的價值。“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在清代并不是一句普通口號，而是理學影響下的八字箴言。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不難理解徐氏為何對被休賣之事看得比自己的性命都重，造成徐氏死亡的不只有丈夫鄧文恒的背叛，還有對日后可能被人指指點點的恐懼。

徐國有在徐氏死后，又悲又怒，當即找來繩子，將周麻子捆了個結實，并投鳴約鄰見證，之后將案情呈報給了知縣李嘉祐，期待為妹妹討回公道。但徐國有想不到，一樁責任清晰的人命案，審理起來卻是困難重重。

探案

道光二年二月初九，徐國有遞交報狀，知縣李嘉祐批“候驗”。初十，案件正式立案，官府差役即刻前往徐家，協同約鄰準備驗尸相關事宜，召集涉案人員候審，案件初期進展順利。但到了二月十一日，鄧文恒為了圓謊向官府遞交報狀，內容是周麻子屢次偷窺、調戲徐氏，徐氏因此回娘家，而“無辜”的鄧文恒自己是被惡棍周家脅迫蓋了休書手印。鄧文恒在報狀中將自己擇了個一干二凈，將徐氏之死的責任全然推到了周麻子等人身上。縣正對于案情還未完全掌握，面對這一報狀只得批道：“已據徐國有具報，侯驗訊究。”事實上，哪怕有鄧文恒這一渾水摸魚的報狀出現，案件本仍可正常推進，從李嘉祐的批詞來看，官府也沒太受鄧文恒謊言的影響，繼續推進案件驗尸、審訊便是了。但兩天后的一則哀狀真正阻礙了案件進程。

道光二年二月十三日，徐氏之母徐廖氏向官府投遞了一則“懇請免驗”的哀狀，內容為：

情氏女徐氏嫁配鄧文恒為婚，去臘文恒外貿，氏女□□□。鄧文恒回家，因與佃戶周麻子同周老么、張洪順等日□。周麻子等去接氏女，見文恒方歸即與人口角，家又貧寒，以致氏女忿急，自以頭繩縊斃身故，并無別情，且恩氏女既已縊斃之苦，何忍相驗尸體暴露，為此哀懇仁恩賞憐免驗，氏甘領埋存歿。均沾。伏乞。

徐廖氏懇請免驗的哀狀及李嘉祐堂批

這一哀狀徹底將案件攪和成了一團亂麻，縣正也覺得困惑了，他在哀狀上批道：“昨據氏子徐國有具報氏女因周麻子等勒休接娶以致輕生。今據稱氏女因其夫鄧文恒與周麻子等口角，又因家貧氣憤短見自縊，并無別故。是否前報失實，有無勒賄情弊，候訊供察奪。”可見，李嘉祐批準了徐廖氏的免驗申請，決定通過審訊眾人得出真相。根據《大清律例》，自殺案件確實可由親屬懇請后官方決定免驗，李嘉祐的決定并無違律之處。但這一決定為案件草草了結遞上了直接的借口。

道光二年二月二十二日，約鄰徐國才等人以及原報鄧文恒、徐國有均出具結狀，每一結狀中都提到了徐廖氏懇請免驗，都稱徐氏是因為家貧且丈夫不顧家而氣憤自縊，完全沒有提到周麻子勒令休嫁等事宜。就在同一天，刑房呈簽要求傳喚周老么、周林、瞿磨子等人，查取休約、借約以質訊。我們無法判斷同一天內結狀與簽令哪一文件出現在前，但無論如何，真相即將浮現時的草草結案，顯然暗藏貓膩。

道光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徐國有的一則稟狀揭示了前一天草草結案的原因——此時巴縣知縣已完成更迭。清代對官員換任交接有嚴格規定，離任官需將案卷、錢糧賬目等交接清楚，早在順治朝就已經有了相關規定：“升轉官員，錢糧未清，不準即赴新任，違者革職。”可見官員換任時的交接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在前后任交接之時，詞訟、案卷交代也是頗為重要的一部分。詞訟案卷需按已結、未結分類交接：已經完結的案件交接起來較為簡單，離任官在離任時只需將已經完結的案件卷宗造具成冊，接任官只要仔細查明即可；對于未完成的案件，離任官需要“分別內結、外結及上司批審、鄰省咨查，并自理各案匯錄印簿，逐一開具事由”，接任官則需要將未完結案卷一一查核，若失察，可能會被罰俸一年。

從詞訟案卷交代的過程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清代官方對于司法交代程序的重視。但正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未結案件交接繁瑣，地方官員常為減少工作量，在換任前草草結案，李嘉祐便是如此。如此一來，若案件在審理過程中出現了官員換任，往往會對查清案件真相帶來不小的困難。更致命的一點是，清代官員換任較為頻繁，由此給當事人尋求正義帶來了麻煩。

回歸到案件本身，王如琯剛到任便接到了徐國有的稟狀，但在他的視角下，該案已完結，各當事人的結狀俱全，并無疑處，于是他在稟狀上駁斥道：“據呈爾妹鄧陳氏自縊身死，于呈報后業已懇請免驗，可見并無冤抑，何得復請拘辦，實屬恃刁□□。本應□案嚴究，姑寬不準。”此后的十天檔案并無相關案件記載，或許是案卷遺失，又或許是案件在這段時間歸于平靜。而王如琯應當在這段時間查看案卷、完成交接過程中發現了本案的遺漏之處。

徐國有遞交的稟狀與王如琯堂批

道光二年三月初二，鄧文恒為周林等躲避不出之事再次提交稟狀，此時王如琯看著還押在衙門內的周麻子，知道此案應需要重新審訊了結，便批令差役傳喚眾人。三月十日，衙役將周林傳喚到案押候，周老么、瞿磨子依舊未獲，且因為李嘉祐卸任簽銷，而王如琯沒有發出新簽，故周老么、瞿磨子無從傳喚。王如琯得知這一情況后便馬上發出新簽，同時先將周林等在案人員進行復訊。

道光二年閏三月十六日，案件迎來了終結。結合徐國有、周林、周麻子等人的供述及相關結狀，案件真相終于水落石出，即鄧文恒向周林等人借錢卻無力償債，與周麻子合謀買休賣休，借約二紙、休書一紙以及各方口供便是鐵證。

追責

《大清律例》對買休賣休有明確規定：“若用財買休、賣休（因而）和（同）娶人妻者，本夫、本婦及買休人各杖一百，婦人離異歸宗，財禮入官。”除了本案，巴縣衙門在司法審理過程中保存下來的“嫁賣生妻”檔案還有很多，不僅有相關案例檔案，也有地方布告檔案。地方布告的出現，進一步表明了地方政府對于官方態度的遵循，以道光元年重慶府發來的致巴縣札告示為例：

川省民人多無恒業，一經貧困，即賣妻女。因有不法匪徒借圖漁利開窯，誘取輾轉販賣，雖系貧民自棄骨肉，導啟邪行總由奸徒意圖獲利煽惑興販致，令室家分散，幼弱流離。似此虺毒為心，言之深堪發指。除行地方官嚴禁緝拿外，自示之后，爾等務安生業，力作謀生，切勿將妻女賣給，以致失所受辱。如有外來流棍勾串土著匪類私開媒館、引誘拐賣，許該地鄰牌約扭稟地方官究辦。倘該地鄰等通同徇隱，定行一并嚴究。

重慶府發來的致巴縣札與告示

由該告示發布的時間以及李嘉祐到任時間可知，告示發布不久李嘉祐便到任巴縣。重慶府發布的札示具有指導性作用，這也是李嘉祐最初迅速立案的原因——本案涉及嫁賣生妻致死，正是當時的“嚴打”范疇。

本案的案情清晰，且《大清律例》對此類案件有明確的規定，本不應有懲罰責任人的困難。但實際上，本案的審訊和追責受到了清代司法局限性的制約，難點有三：其一是案件相關人員頻繁干擾司法進程。清代律例允許親屬懇請免驗本是為安撫親屬情緒而設計的惠民政策，但很容易被利用而破壞實體正義。其二是清代知縣任用的“多軌制”交接模式造成溝通上存在困難，不同官員之間的交接存在漏洞，草草結案易給當事人帶來重復告稟的麻煩，使得當事人疲敝甚至畏懼審理。其三是清代下層女性地位較低，徐氏的死并不會引起縣官重視，清代地方政府對這類可歸于“民事細故”的案件通常優先以“無訟思想”處理。

第一點上文已然提到，無需贅述，不論是鄧文恒故意混淆視聽的報狀，還是徐廖氏不忍女兒尸身暴露的哀狀，都給案件的審查帶來不小的麻煩。清代司法允許此類干擾案件偵辦的行為存在，容易影響案件的公正性。后兩點將在下文逐一闡明：

清代知縣分實授、署任或代理三種類型，這本是為了避免職位空缺而制定的靈活用官制度，但頻繁的官員更迭為民眾帶來的其實是冗雜與麻煩。巴縣作為川東道首縣，地處重慶府核心，因此需靈活調度以保障治理連續性。在前任知縣仇如玉因故離任后，李嘉祐于道光元年由督撫臨時委派署理巴縣，負責過渡治理，權責與實授相近但無長期任期保障。以現代視角俯瞰，李嘉祐是一位“動循禮法，不市名譽”的好吏。曾經有人在縣試期間訛傳“五桂石觀音靈異”，民眾聚集數萬人議修廟，秩序混亂。李嘉祐親赴現場毀神像，薄懲倡首者，迅速平息訛言，穩定地方秩序。由此可見，李嘉祐做事原本以禮法為綱，行政風格務實嚴謹。然而在換任交接時，他便沒有了往日的嚴謹。在下令傳喚瞿磨子等人不得，而徐廖氏又懇請免驗的情況下，案件既沒有尸檢證據又無供詞，此時又需要卸任交接，眾多事情一齊壓來，李嘉祐便干脆讓徐國有等人出具結狀草草結案。

這樣因為換任交接而敷衍前案的事情不是第一次在李嘉祐身上出現了，在其剛到任巴縣時就出現過。根據道光元年張殿彥告張德明等痞搕兇傷案的卷宗可知：道光元年四月十三日張殿彥提交稟狀曰：“前任仇主□準差喚，仇主卸事，原票掣銷，無票喚，訊令幸青天榮任法政清嚴，只得録案叩究懇賞，照案喚訊。伏乞。”可見，在道光元年四月十三日前仇、李二人就已完成交接，李嘉祐正式署理巴縣知縣，而張殿彥不滿此前刑房驗傷的結果，認為不能換了新知縣就敷衍舊案，再次遞交了稟狀。李嘉祐之后才重新傳人證審查，兩個月后該案調解息訟。由此可知，該案也經歷了兩任知縣的審理，且與本案一樣存在前任知縣卸任后票令失效、敷衍案件的情況，都需要當事人再次遞交稟狀才能推進案件進行。這當然可能是李嘉祐本人的問題，因為兩案他都在，但我們不能否認清代的交接制度導致了李嘉祐產生這種“鉆空子”心理。

結合兩案來看，李嘉祐在道光元年四月十三日前后到任巴縣，又在道光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左右卸任，其署理知縣的時間不超過一年。如此短的在任時間，以及巴縣在四年內換了三任知縣，均表明清代的地方官員任用交接存在弊端。就吏治而言，知縣任期長有利于其熟悉民情、推行政務；就任用方式而言，署任官不易像實授官一樣維持地方政務的穩定。像李嘉祐這樣的署任官任期短、威望不夠，容易導致胥吏調動不靈、溝通不及時等問題。因此，從更深的層面來看，并不是李嘉祐等官員選擇在換任時敷衍辦案，而是清代“多軌制”任用模式與分層次交接流程迫使官員不得不為了保全自身而這么做。

本案所幸在王如琯上任后迎來轉機。從《巴縣志》官師卷中對王如琯的記載可知，其“秉性慈惠斷事明察，縣民畏而愛之”。可見，王如琯是一位明察秋毫的知縣。在閱畢案卷、完成交接并且知曉周麻子還關押在衙門時，王如琯便了解到本案存在遺漏之處，因此他最終還是選擇了復訊本案。從張洪順、周麻子、鄧文恒三人的結狀來看，王如琯最后判處“周麻子、鄧文恒杖責四十板；張洪順杖責二十板”。

這樣的判罰結果值得思考的是，除了“本夫、本婦及買休人”外，在嫁賣生妻案件中的媒人和其他起到推動作用的中間人是否需要受到懲罰？本案張洪順被杖責二十板，從其他人的供述中看，他在鄧文恒賣休、周麻子買休過程中充當了媒人，雖然他本人的供述和結狀中都沒有承認這一點，但從他受罰的結果可以看出，王如琯認定了他的媒人身份，因為對媒人的懲罰有明確的律例規定：“媒合人，各減犯人（買休及逼勒賣休）罪一等。”可見，《大清律例》規定了嫁賣生妻案件中的媒人需要較買休賣休人減等處罰，這一點在巴縣檔案的其他案例中也有體現。但是，對媒人減罪一等處罰應為“杖責三十五板”，本案王如琯對于媒人張洪順只做出了“杖責二十板”的懲罰，似乎不符合律例規定，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案件類型致使王如琯產生了從輕判處的想法，畢竟在清代類似的婚姻家事細故案件常被從輕處理。

張洪順出具的結狀

經手本案的兩位知縣都是《巴縣志》中列為“有傳”的好吏，只是他們交接過程存在疏漏，讓本案險些草草了結，所幸徐國有并沒有疲于再次稟告，也沒有畏懼審理，而是堅持為妹妹徐氏討回公道，讓案件最終有了比較公正的結果。然而，深究本案差點草草結案的原因，除了鄧文恒故意擾亂案件偵辦、徐廖氏憐女懇請免驗、案件中途更換知縣外，還有清代地方政府對于類案不重視的態度。即使李嘉祐、王如琯二位知縣斷事明察、深受愛戴，他們在心底也無法掙脫整體清代地方政府對于這類案例的普遍態度。李嘉祐雖在案件初期及時受理并偵辦本案，但其在職務交接時為了減少自己的麻煩就順著徐廖氏的免驗口徑草草結案，可以看出本案在李嘉祐眼里并不屬于要案，而一件出了人命、還未查清的案子不受到重視，很難不讓人思考其中緣由。

在上任后未完整了解本案案情的王如琯，面對徐國有的稟狀，冷漠堂批不準案，認為他復請拘辦的行為屬于刁民行徑，甚至王如琯的堂批還出現了名字錯誤，將“鄧徐氏”寫成了“鄧陳氏”，可見官府對于本案存在漠視。其實，在清代，相對于普通戶婚田土糾紛而言，自殺案件的裁定已是更為嚴謹的了，就如本案，受理和審查過程雖曲折，但最終還有一個符合律例的結果。但再如何嚴謹，相關案例只要與婚姻、家庭等因素沾邊，地方政府仍舊會認為該案屬于民事細故類案件，“毋興訟端”將成為他們想到的第一個解決辦法，這一點可以從王如琯對徐國有稟狀的堂批中得到印證。抑訟是中國傳統訴訟文化的主要特征，“有訟不如無訟”的思想其實一直籠罩著清代地方政府。由此可見，本案最終能有現在的結果，離不開徐國有為了妹妹多次上交稟狀推進案件審理，也離不開王如琯最后秉持慈惠之心明察秋毫，最終為徐氏討回了一定公道。

余語

徐氏的生命終結在了桃李年華，這樁因債務引發的買休賣休案，終究以一條年輕的性命為代價落下了帷幕，只在官府的案卷中，留下了寥寥數筆的記錄。她的死牽扯出了一件嫁賣生妻、威逼人自盡案件，揭示了清代知縣任用“多軌制”、頻繁交接模式的弊端，也讓后人從中窺見清代地方政府對于同類婚姻細故案件的輕視態度。實際上，徐氏的死還打破了清代地方官員“三年一任”的普遍認知，地方實踐中的任期并沒有如此規律。

所幸，這些沉睡于故紙堆中的司法檔案未曾湮滅，讓徐氏這樁被時代塵埃掩埋的悲劇得以重見天日。當這些碎片化的檔案梳理成完整的故事，不僅是對一條逝去生命的鄭重銘記，也讓后人得以窺見舊制度下司法的時代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