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亂局：中國該不該出手、該怎樣出手（下）該出手時就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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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自于公眾號《校尉講武堂》

上篇分析了美伊和談的前景，結論是幾乎必然走向破裂，理由分兩個層級。

一是在戰略層面，中東的地緣政治環境與主要矛盾并未發生根本性變化，因而戰略趨勢也不會發生大的變化。

在當前階段，只要伊朗和遜尼派的王爺們不喪失理智，過度激化什葉派、遜尼派矛盾，以色列與中東國家尤其是以伊朗為首的什葉派力量之間的矛盾，美國與中東國家尤其是伊朗之間的干涉與反干涉的矛盾，依然是中東的主要矛盾。

也就是說，波斯與二猶之間的矛盾，才是中東的主要矛盾。

這里面，美伊矛盾可以調停、可以緩和、可以保持在相對低烈度下運行。因為不管是美國還是伊朗，都希望將中東亂局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

相比之下，以伊矛盾卻無法平息，甚至無法長時間緩和。

雖然伊朗只是將中東打以當成跟美國要價的籌碼，但對于以色列來說，如果不能抓住機會擺平伊朗，等美國霸權徹底衰落之后，以色列就將面對一個必死之局。

這就是校尉一直說的，中東打以最大的動力，其實來自于以色列，來自于以打中東。

而美國又被以色列深度綁定，但凡以色列鬧點事出來，美國總是要出來分擔壓力。

這種矛盾構成，決定了美伊和談很難收到效果，因為以色列一定會設法破壞。

二是在戰術層面，美伊之間也很難達成妥協，因為雙方的戰略目標完全沒有交集。

懂王要的是無責、光榮、勝利地短暫性脫身，說白了就是緩兵之計，緩過勁來再找機會收拾伊朗；但伊朗要的是追責、光榮、勝利的長期性安全，說白了就是要一勞永逸地擺脫美國霸權束縛。

戰略目標的沖突，決定了在戰場上耗盡最后一分力氣之前，雙方很難在談判桌上妥協。

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場大型戰役，如果以談判的形式結束，前提一定是打到某一方或者雙方都堅持不下去了。

打打談談，才是正常的節奏。

這就是校尉不看好美伊談判前景的根本原因，不管是美國還是伊朗，亦或是居心叵測的以色列，都沒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也都沒有達成自己的戰略目標。

本輪中東亂局，最終大概率會以和談的形式結束，但不是現在。

以上是上篇的主要結論，今天咱們進入下篇：中東亂局，中國該不該出手，該怎樣出手。

答案很簡單，該出手時就出手。

有人可能覺得這話有點耍滑頭：什么叫該出手時？

確實，不弄清楚什么叫該出手時，這個答案就是無比正確的廢話，并不能提供任何決策參考。

因此，下篇的重點，就是說清楚，中國出手的時機是否成熟，評判標準又是什么。

一、大國博弈的第三條規律：該出手時就出手

老朋友應該記憶深刻，關于大國博弈，尤其是針對戰后的中美蘇/俄三國博弈，校尉總結過兩條基本規律。

一是大國博弈，誰先下場，先輸一半；二是二打一才是永遠的王道。

具體事例，朝鮮戰爭、越南戰爭、阿富汗戰爭（蘇聯）、阿富汗反恐（美國）都很經典，歷史發文也有詳細的闡述，這里就不細說了。

當然，打破這種規律的事例也有。

比如對印自衛反擊戰。

當時中國同時與美蘇交惡，卻硬是頂著兩大霸權的壓力，干凈利落地教訓了一下南亞次大陸的第三小霸。

但這只是特例。

因為中國通過妙到毫巔的戰術選擇和戰場操作，盡量規避掉了戰略層面的不利。

說白了，就是先提前準備，兩、三年前就開始針對高原環境修通道路、囤積物資，然后耐心等待，抓住古巴導彈危機制造的時間窗口，快打快消、快進快出，以迅雷不及掩耳盜鈴之勢，打了婆羅多乃至全世界一個措手不及。

但如此巔峰到足以扭轉戰略被動的戰術微操，對上至最高戰略決策層、中至戰役指揮層、下至一線指戰員，都提出了極高的要求，很難在現實中復現。參見《回看對印自衛反擊戰：嘆為觀止的神仙仗，現代指揮藝術的巔峰之作》

因此，在絕大多數時候，大國博弈，都要盡量晚下場或者不下場，都要盡量維持以多打少的戰略格局。

最近高層一直強調要保持戰略定力，指的就是第一條。

老人家曾經說過，最大的政治，就是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說的就是第二條。

但這兩條并非全部。

大國博弈，要想實現利益最大化，就一定要遵循第三條規則：該出手時就出手。

關于這條，老祖宗也有精辟的闡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

戰略機遇一旦出現就不能錯過，否則不僅拿不到該有的利益，反而會給自己帶來諸多不利，甚至將自己逼入戰略困境。

因此，大國博弈的最高指導原則，其實應該是三條：誰先下場、先輸一半；二打一是永遠的王道；該出手時就出手。

只是從二戰結束到百年變局正式啟動的十來年前，在中美蘇/俄的三方博弈中，中國一直是相對弱勢方。

包括在俄烏沖突爆發之前，雖然外界普遍認為中國的經濟實力已經遠遠超過俄羅斯，但在綜合國力尤其是軍事實力上，大家依然習慣性地將中國排在第三位，直到俄烏沖突戳破俄羅斯的強大幻像。

作為三方博弈最為弱勢的一方，遵守前兩條是毋庸置疑的，但卻不太用得上第三條：畢竟你弱，即便有機會，也很難占到其余兩強的便宜。

在處于弱勢的時候，像抗美援朝那樣，能夠通過戰場表現贏得蘇聯的援建，那是無數志愿軍用生命拼出來的。

但站在蘇聯的角度，斯大林不過是打了幾個電話，就慫恿金日成發動了朝鮮戰爭，進而引發了中美兩國在朝鮮半島上驚天動地的大碰撞，而蘇聯則在歐洲方向收獲了巨大的戰略利益。

在國際棋盤上，強者與弱者的投入產出往往并不成正比：強者通吃、弱者必輸才是常態。

強與弱，本身就是最大的戰略趨勢。

拋開是非對錯，單純從博弈的邏輯看，對抗強者，就是對抗趨勢；打擊弱者，就是利用趨勢。

這就是為什么從二戰以后，不管哪個國家要對抗美國，都會陷入非常艱難的境地——因為美國最強，這種強，又吸引了無數國家的追隨，形成了巨大的勢場，對抗美國，也就變成了對抗大半個世界。

而美國之所以可以肆意妄為、無往而不利，甚至公然顛覆他國政府、公然抓捕他國領導人都不會引發國際社會的集體反對，也是利用了這種勢場。

幸運的是，今天的中國，已經擺脫了中美俄三方博弈、中美博弈的弱者角色，既然如此，也就輪到我們撿起大國博弈的第三條原則了——該出手時就出手。

不過在出手之前，我們還要搞明白，到底怎么才算該出手時。

而要搞清楚怎么才算該出手時，首先要搞清楚，大國出手的戰略目標是什么。

二、大國出手的戰略目標

一切正常的國家行為，肯定都是為了維護國家利益。

但國家利益的構成非常復雜，既有領土爭端、經濟利益，也有文化沖突、外交爭辯。

作為大國，國家越大，國家利益的構成越是復雜，越是不可能什么都爭。

什么都想要，那是幼兒園小朋友的思維方式，好比社會生活中的女權、國際政壇的懂王，有所取舍，只要最重要的戰略利益，才是大國成熟的行為邏輯。

在校尉看來，真正值得大國出手、尤其是采取軍事行動的戰略目標只有一個，那就是為國家、民族擴展生存空間。

強調一句，這里的生存空間，包括兩方面的含義，一是領土，這是實體生存空間；二是在國際治理體系之中的參與度、發言權、影響力，校尉稱其為虛擬生存空間。

雖然領土乃是一切的根本，但越是現代社會，虛擬生存空間占據的比重越大。在很多時候，擱置領土爭端，以獲取更大的虛擬生存空間，才是正確的戰略決策。

比如古代中國，在建立、維護朝貢體系的過程中，也沒有什么領土都要。

到近現代，對印自衛反擊戰、對越自衛反擊戰，我們都主動撤出了爭議領土，釣魚島爭端、南海爭端，我們更是老早就提出了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主張。

同理，殖民時代的歐洲列強將控制殖民地視為最大的國家利益，可在美國主導的隱性經濟殖民體系下，國際治理體系的控制權，卻比盲目地搶占領土、尤其是搶占一些沒有戰略價值的領土，要重要了不知多少倍。

只有懂王這種出身草莽的政治人物，才會將格陵蘭島、加拿大視為領土擴張的目標。如果這種擴張能夠成功，必然會對美國的霸權造成致命性的打擊。

歸納一下，大國出手，尤其是軍事層面的出手，一定要服從國家戰略利益。

這種戰略利益，在古代，主要體現為領土，在近代，主要體現為國際治理體系中的虛擬生存空間。

前面說了，就戰略層面來說，國家強了，出手的戰略機遇窗口就逐漸打開了。但如何在戰略機遇窗口中尋找精準的戰術時機，卻是一個考驗政治人物政治智慧的終極難題。

舉個中國歷史上最典型的例子，西漢對匈奴的反擊。

縱橫天下的高祖劉邦，殺伐果斷的女主呂后，一個被匈奴圍在白登山，最后靠賄賂冒頓單于的老婆才脫身，一個老公剛死就被冒頓單于調戲，只能用年老色衰這樣的詞來自污，同時乖乖給匈奴送去了美女財貨。

后來的文景之治，其實也建立在對匈奴的外交屈辱之上——為了穩住匈奴，漢朝不僅延續了高祖、呂后時期的和親政策，而且在邊境上長期被動防守，忍受著匈奴沒完沒了的襲擾。

這一忍，就是幾代人七十年，然后才有了武帝時期酣暢淋漓的反擊，才有了衛青、霍去病的橫空出世，才有了封狼居胥，勇冠三軍，犁庭掃穴，匈奴未滅、何以家為，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等令中華后人一聽到就心潮澎湃恨不得提槍躍馬殺個痛快的虎狼之詞。

更重要的是，在這七十年中，忍只是表象，真正的內核，是默默無聞的生產。

對于這七十年的變化，在《史記?平準書》中，司馬遷做了這樣的對比：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 物踴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

漢興七十余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

從皇帝都找不齊四匹相同顏色的馬駕車、王侯將相只能乘坐牛車，到街巷阡陌馬匹成群，以至于乘坐母馬的人都沒有資格參與民間聚會。

從嚴重糧食短缺、百姓易子而食、人口從秦朝的三千萬銳減到千萬出頭，到太倉中的糧食都堆到了外頭，看大門的底層百姓都能吃到細糧和肉食。

這七十年，從國家治理的層面上看，是采取了清靜無為的黃老之術，但從普通人的民間視角看，卻是無數百姓默默耕作的成果。

有意思的是，從新中國接晚清、民國之弊的一片凋零，到成長為毫無疑問的第一工業國，剛好也是七十年左右。

不管是農業社會還是工業時代，不管是古代還是現代，歷史早已證明，作為人類文明史上唯一的生產型文明，只要當權者不瞎折騰，只要給幾十年時間，中國人就會耕耘出最為燦爛的文明成果。

這就是校尉說過的，《中國為何能成為工業化的巔峰：農業文明就是工業文明，最好的農業文明就是最好的工業文明》，因為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具有相同的底層文化基因——生產。

這一點，是游牧文明、海盜文明永遠都趕不上的，因為他們的底層文化基因是掠奪與侵略。

正因我們是唯一的生產型文明，因此，只要走上了工業化的道路，中國就必然會是人類文明工業時代的巔峰，就跟當年我們曾經長期處于農業文明巔峰一樣。

有點發散，回到正題。

漢武帝之所以能夠與秦始皇并列，成為中國歷史上武功最盛的皇帝，根本原因，就是經過七十年的休養生息、養精蓄銳之后，在與匈奴的國力對比中，中國由弱轉強了。

強了，也就到了出手的時候。

關于武帝的功過，我們可以分三個周期看。

從短周期看，武帝擊潰了匈奴，洗刷了恥辱、免除了邊患。

從中周期看，武帝好大喜功、過度消耗國力，導致西漢步入衰落通道。

從長周期看，武帝不僅給漢朝帶來了近百年的邊境穩定，而且首次開通西域，將中華文明正式推上世界舞臺，同時通過絲綢之路為中華文明引入了全新的文化基因。

可見，即便強大了、即便收益巨大，大國出手，依然會帶來某些不可預知的風險。

這些風險，主要集中在中短期，因為出手的代價必須由當時的人承擔，但收益往往是戰略層面的、長期的、巨大的。

而要確保這種戰略層面的正收益、長期收益，大國出手，就一定要瞄準國家、民族的最高戰略利益——生存空間。

武帝最大的功績，就是極大地擴張了漢民族的生存空間，不管是實實在在的領土，還是包括西域各國在內的朝貢體系。

同理，對于秦朝，我們也應該有更加辯證的認識：如果從當時普通百姓的視角看，在百年周期內，秦朝堪稱暴秦；如果從拓展中華文明生存空間的視角看，在千年周期內，秦朝必須是大秦，也只能是大秦。

借用一下老人家那首著名的《封建論》：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龍魂死業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好了，聊完大國出手的戰略目標，該到本文的核心，大國出手的時機選擇了。

三、大國出手的時機選擇

上面說了，在戰略層面，大國出手的時機，就是國家強大了，具備擴展生存空間的條件了。

但戰略窗口的開啟并不等于戰術時機的成熟。

戰術時機的選擇，不僅直接影響出手的效果，甚至有可能影響到戰略趨勢的走向。

國家剛剛強大，硬實力沒有來得及完全轉化為軟實力之際，過早出手，很可能引發嚴重的反噬，甚至就此打斷上升趨勢。

就戰略選擇而言，秦朝的北拒匈奴、南平百越沒錯，但就戰術選擇而言，秦朝無疑是用力過猛，不僅導致自己二世而亡，同時也讓當時的民眾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武帝同樣用力過猛，好在從高祖呂后到文景之治，給他打下了堅實的底子，否則漢朝早散架了。

中國歷史上，戰略戰術均衡得最好的，乃是開創大唐盛世的唐太宗——這是中國的巔峰，也是后人的楷模。

這是古代史，時代背景過于久遠，參考意義有限。在近現代的世界舞臺上，中國之外，最值得我們學習的，就是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美國，以及美國登頂之前的英法。

大國出手，無非兩種方式，一是和平調停，二是武力干預。

和平調停，主要建立在軟實力之上，武力干預，主要建立在硬實力之上。

由于校尉常說的軟實力滯后效應，因此，大國要想拿到和平調停的權力，往往先要經過戰場檢驗。

比如古代中國建立的朝貢體系，藩屬國產生糾紛，往往都會找中原王朝調停。而中央王朝之所以能夠擁有一言以決的絕對權威，都是之前打出來的。

同理，從晚清到民國，中國受到列強欺辱的時候，總是希望通過別的列強進行調停。

為什么找列強而不找其他國家？還不是因為列強已經在戰場上證明了自己的硬實力。

其中又有一個細節，在一戰之前，英法是主要的調停國，但到一戰以后，美國卻取代法國，與英國一起構成調停中國事務的主力。

出現這種變化，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通過一戰，美國開始將硬實力轉化為軟實力，拿到了國際調停的權威。

而在一戰之前，盡管不管是工業產值、GDP總量還是軍事潛力，美國都已經超越英法，但一天沒有通過戰爭的檢驗，就一天不能得到外界的認可。

今天的中國，就好比兩次世界大戰之前的美國，硬實力早已遙遙領先，但卻沒有機會充分展示；今天的美國，就好比兩次世界大戰之前的英國，硬實力雖然已經衰退，但依然能夠憑借軟實力維持臉面。

通過兩次世界大戰，英國最大的軟實力——繼承自代英的強大幻像被徹底打破，美國則成功將硬實力轉化為軟實力，全面壓倒英國正式登頂。

以此類比，美國離最后的霸權崩潰，欠缺的就是一場大型地面戰爭，中國離最后登頂，同樣欠缺一場酣暢淋漓的軍事勝利。

正因欠缺一場酣暢淋漓的軍事勝利，因此，雖然外界公認中國的工業實力、購買力平價GDP早就超過了美國，但在國際事務中，中國依然拿不到調停的權力。

即便如此，隨著中國工業實力不斷向軍事實力轉化、進而推動硬實力不斷向軟實力轉化，中國的發言權依然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穩步提升。

俄烏沖突，中國的調停被烏克蘭無視；本輪巴以沖突，中國的調停被西方國家無視；可到最近的美伊談判，就連向來桀驁不馴的懂王，都開始公開向記者表示，在推動伊朗參與談判一事上，中國發揮了重要作用。

我們知道，滿腦子贏學的懂王，從來都是攬功諉過，主動拉中國為美伊和談背書，只能說明，即便在懂王心目中，也已經承認，沒有中國的參與、沒有中國的認可，和談就是個美麗的肥皂泡。

由此引出大國出手的另一個前提條件：千呼萬喚始出來。

最有意思的，不管是一戰還是二戰，美國都是在前半段左右逢源、兩邊賣軍火大賺特賺，到后半段參戰雙方打得精疲力盡、形勢也逐漸趨于明朗，才千呼萬喚猶抱琵琶地站出來，并且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戰局、道義上更占優勢的一方，用最小的代價獲取最大的勝利果實。

可以說，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表現，完美地闡釋了大國博弈的三大原則。

剛開始的左右逢源，是秉承誰先下場、先輸一半的原則，盡可能晚地下場。

后半程的擇邊擇機參戰，則是秉承永遠堅持二打一和該出手時就出手的兩條原則。

這種教科書級別的表演，確實值得我們學習。

而讀懂了美國的表演，也就明白了我們的選擇。

中東亂局的趨勢雖然已經呈現出來，但就戰術層面而言，暫時還沒有抵達參戰各方的極限。

因此，雖然除了以色列，包括美國在內的各方都在期待外部調停，但這種期待依然不夠迫切。

也就是說，即便中國現在參與調停，也未必能夠起到一言九鼎的效果。相反，由于參戰各方心懷鬼胎，且對中國缺乏足夠的敬畏，中國的調停，很可能重復調停俄烏沖突被某些國家無視的故事。

這就好比救火。

火沒完全燒起來的時候，救火就是救火；火完全燒起來后，救火就變成了救命。

當前階段，我們還是要跟兩次世界大戰中的美國學，保持戰略定力，多看少動，多主持正義、少實際干預。

那么，什么時候才是成熟的干預時機呢？

很簡單，中東打以進入第三階段，美國發動大規模地面戰爭、并陷入戰爭泥潭進退兩難的時候。

到那個時候，不僅中東國家會哭著、喊著中國參與調停，美國和歐洲國家大概率也會有同樣的表現。

更重要的是，只有在這樣極端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出現希望中國在中東加強軍事存在、甚至希望中國在戰場上設立緩沖區的國際輿論。

結語：

前面說了，大國出手，無非兩種方式，外交調停與軍事干預。

由于軟實力滯后效應，大國的外交調停權，往往只能建立在軍事勝利的基礎上。

美國就是通過兩次世界大戰的勝利，拿到了國際社會最權威的調停權。

這是歷史的巧合，我們很難復制。

正因如此，我們要想成功調停中東亂局，必須以某種恰當的形式，展示我們的軍事實力。

就目前的歷史條件而言，別說參戰，我們連在相關國家設立軍事基地都很困難。而離開軍事力量的支撐，外交調停大概率就是扯淡。

既然如此，那就讓子彈再飛一陣。

什么時候，中東乃至整個國際社會開始積極呼吁中國加強在中東的軍事存在了，而非簡單地呼吁中國進行外交調停，那就說明，時機已經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