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倒車開起來了？美國不再是自由民主國家，澳專家敲警鐘！

放眼全球，作為一種政府體制的民主正在倒退。在經歷了50多年的自由民主擴張之后，民主進程在世紀之交陷入停滯，如今更是呈現逆轉之勢。

2025年，在接受評估的179個國家中，僅存31個自由民主國家。曾經作為民主典范的美國，由于權力制衡、言論自由、公民權利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指標的下滑，已從“自由民主國家”降級為“選舉民主國家”。

澳大利亞是為數不多的現存自由民主國家之一，且處于領先地位。面對反民主力量的崛起和日益脆弱的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澳大利亞亦無法獨善其身。

格拉頓研究所發布的最新報告《為了人民：為澳大利亞民主提供未來保障》指出了澳大利亞民主體系面臨的主要脆弱性，并探討了構建更具韌性的優質民主體系的契機。

澳大利亞擁有深厚的制度底蘊。作為全球領先的民主國家之一，我們在國際民主健康指標以及預期壽命、人類發展指數、就業率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等一系列經濟社會指標上始終名列前茅。

這并非偶然。民主制度是我們繁榮的基石，也是權利與自由的保障。國際經驗表明，民主制度在促進和平與經濟增長的同時，也能帶來更長的壽命和更普及的教育。

社會信任同樣至關重要。人際信任度較高的國家往往具備更高的經濟增長率和更低的收入不平等，這反過來又鞏固了民主的韌性。

促成澳大利亞繁榮的國際秩序正面臨嚴峻考驗。當下不僅是經濟和生活水平動蕩的時期，更是自由民主制度本身備受煎熬的時代。我們的報告對澳大利亞最大的資產——民主的健康狀況進行了評估。

令人欣慰的是，澳大利亞民眾對民主的支持一直十分堅定，甚至與日俱增。僅有極少數人對現有體制感到不滿或冷漠，且數據表明這種情緒并未蔓延。

隱憂在于，我們的社會契約正承受重壓。這具體表現為經濟悲觀情緒蔓延、對子孫后代憂心忡忡、對社會不公感到焦慮、歸屬感減弱，以及對政治人物的信任度跌至谷底。

盡管澳大利亞人對民主的支持率居高不下，但對民主實際運作方式的滿意度卻顯得十分脆弱。

在未能從現狀中獲益的群體中，對民主的滿意度通常較低。最顯著的例子是，我們的制度長期未能保障原住民的權益，也未能為新移民提供充分支持。

低收入群體和面臨財務壓力的澳大利亞人，往往對民主表現出較低的信任度和滿意度。租房者的滿意度低于有房者，偏遠地區居民的滿意度也普遍低于城市居民。

值得注意的是，移民群體是一個例外。盡管他們在澳大利亞生活時常面臨劣勢，但他們對本地民主運作方式的滿意度通常高于本土出生的澳大利亞人。分析人士指出，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源于他們曾在其他政治體制下生活的親身經歷。

每個人都需要確信體制能為自己服務，哪怕它偶爾失靈。如果某些群體在現有體制下長期缺乏安全感、機會或社會團結，我們便無法奢求他們去信任或捍衛這一體制。

在不滿情緒滋生之處，全球性挑戰引發危機的風險正在加劇。有三大相互交織的全球性風險，正對民主制度構成嚴峻考驗。

首先，傳統新聞媒體的衰落與網絡社交媒體的崛起，正在瓦解我們的事實基礎，使虛假信息和極端觀點在民眾的日常生活中變得更為顯眼。全球地緣政治關系緊張以及海外反民主力量的崛起，正在考驗澳大利亞國內的社會凝聚力。最后，經濟、社會和環境沖擊發生的概率不斷上升，使得民主政府在為民眾創造福祉時面臨更大阻力。

需要明確的是，這些是風險，而非必然結果。民主的韌性恰恰在于其識別挑戰并作出集體回應的能力。

基于研究與廣泛咨詢，我們為澳大利亞構建更具韌性的優質民主體系提出了五項優先任務：

民選的聯邦議會是澳大利亞民主的核心。外界呼吁應開展獨立審查，探討如何提升議會的代表性和運作效率，從而重建政治信任、改善政府行政管理，并促進更長遠的決策。

我們需要拓寬民眾發聲與被傾聽的渠道，并明確公民身份的獲取路徑。公共部門的領導者應積極將公眾參與融入現有制度的運作之中。

打造健康的公共輿論空間，需要確保新聞媒體的可持續發展，并加大對生產可靠信息機構的投入。同時，我們應積極嘗試應對虛假信息的策略，以檢驗哪些方法能夠在宏觀層面奏效。

在民主制度中，程序固然重要，但結果同樣關鍵。澳大利亞人需要確信，政府體制能夠為他們服務，并創造出優于現狀的未來。

危機是建立或摧毀信任的關鍵時刻，而未來的不確定性幾乎注定會加劇。政府可以通過降低對已知風險的脆弱性、建立財政緩沖機制，以及合理引導民眾對政府紓困能力的預期，來做好充分準備。

政府有能力也理應在此過程中發揮領導作用。但我們絕不能忘記，在民主制度下，我們是自我治理的主體。這是我們所有人的共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