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論“倫理轉向”的人文主義意蘊 | 社會科學報

倫理與文學藝術的關系，是文藝理論的核心命題。無論是在法國，還是在北美，倫理轉向均伴隨人文主義的復興與發展。自21世紀以來，傳統人文主義拓展其邊界，指向了一種更為開闊的圖景。

原文 ：《當代文論“倫理轉向”的人文主義意蘊》

作者 |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 王嘉軍

圖片 |網絡

無論古今中外，倫理和文學藝術的關系，一直是文藝理論最為核心的問題之一。在我國源遠流長的代表性文論觀念“文以載道”中，“道”的核心便在于倫理和道德；而在西方，無論是柏拉圖對文學藝術的貶低，還是其學生亞里士多德轉而通過“凈化”等概念對文學藝術地位的推崇，其評判標準主要也是倫理和道德。既然如此，又何來“倫理轉向”這一說法呢？顯然，這一概念的核心在于“轉向”二字。要理解這一文論路線，首先需厘清這一轉向是如何發生的？從邏輯上說，“倫理轉向”得以發生的前提必然是此前文論中的倫理維度不再被重視，甚至不再被承認。也就是說，在“倫理轉向”出現之前，文論研究已經歷了另一種“轉向”。正是由于傳統文論已轉向，倫理的回歸才被命名為另一種“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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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倫理轉向”

盡管線路眾多，但我們認為“倫理轉向”旨在扭轉此前文論中的兩種重要轉向：語言學轉向和政治學轉向。語言學轉向把實在問題語言化，認為許多問題只是語言問題，這勢必擠壓“美”“善”等抽象價值的空間；而政治轉向則將一切政治化，政治的首要問題是區分敵我，因此，“美”“善”等價值的普遍性必然受到質疑。二戰后，這兩種轉向在歐洲文論的中心——巴黎交匯，而連接它們的則是“結構主義”這一更為明確的理論思潮。結構主義的發生本身就與語言學家索緒爾的革命性貢獻密切相關，這種結構主義語言學的思路在戰后多點開花，除了在結構主義大本營的人類學，也關鍵性地影響了符號學、現象學、精神分析等流派的發展。在政治領域，阿爾都塞深具結構主義色彩的意識形態理論在20世紀60年代獨領風騷，深刻影響了福柯、巴迪歐、朗西埃和巴里巴爾等晚輩和學生。結構主義總體持一種反人文主義的立場，認為傳統的人文價值事實上是由背后的階級、語言和心理等結構決定的，這樣一來，倫理就被關進結構的“牢籠”。因此，倫理要得到復興，就必須從結構中突圍。

這種突圍恰好被20世紀60年代末的法國“五月風暴”促成。在風暴中，曾被視為明日黃花的存在主義及其代表人物薩特等人，又重新被奉為思想領袖，因為存在主義強調的“自由選擇”，顯然與革命的主動性訴求更加合拍。與之相反，結構主義主將阿爾都塞、列維-斯特勞斯、拉康等人則在運動中陷入沉默。“五月風暴”影響深遠：在政治上，與種族、性別、生態、少數群體權利等相關的身份政治或微觀政治直接受其影響；在思想上，許多深度參與風暴的學生和知識分子，如布朗肖、福柯、德勒茲、利奧塔、巴迪歐、朗西埃等，均成為群星璀璨的“法國理論”界的代表人物，他們的思想無不與這一事件密切相關。

“五月風暴”后，結構主義衰微，后結構主義興起。風暴落幕后，人們開始反思和尋求革命的替代方案，傾向于去尋求一種“更高法”，即人性、倫理或宗教。一場“倫理轉向”悄然發生。這一轉向的發生與“五月風暴”直接相關，因為正是這場風暴使得結構主義威風掃地，促使諸如薩特的存在主義等人文主義思潮開始復蘇。在這一背景下，三位秉持某種更為傳統的人文、倫理和宗教立場的哲學家受到關注，他們是揚科列維奇、列維納斯和保羅·利科。其中，對“倫理轉向”影響最大的非列維納斯莫屬，因為列維納斯的核心思想就是要將倫理學建構為第一哲學。簡要來說，對于人的生命之脆弱性和不可侵犯性的重申，以及對“他者”的責任之限性的強調，構成了列維納斯倫理學的核心。這些思想深刻影響了后結構主義、精神分析、性別主義、生態理論等理論取向，當然也影響了這些理論對文學藝術的解讀。一方面，列維納斯哲學中那個永遠不能被主體所把捉和認知，并且永遠需要對其無限負責的“他者”，成為德里達和利奧塔等后結構主義者堅不可摧的“結構”，并讓其流變和產生差異的關鍵性要素；另一方面，現實生活中日益凸顯的人與人之間（例如性別之間、種族之間、外來者和本地人之間、醫者和患者之間等）的沖突，甚至人與動物、人與自然之間的沖突，都亟待一種更為開闊的倫理學來調適，列維納斯更為基礎性的倫理學恰好為此提供了啟發。

02

北美“倫理轉向”

“倫理轉向”并非僅在法國發生，它實際上是一場世界性的思潮，其歷史成因也是世界性的。對列維納斯、德里達和利奧塔等人的倫理思想影響最大的歷史事件是納粹大屠殺，這一事件對整個西方產生了前所未有的震蕩。因此，在北美20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興起的創傷研究中，納粹大屠殺依舊被視為最具代表性的集體創傷；而創傷理論的分支“見證文學”研究，其最重要的經典文本材料依舊是保羅·策蘭和普里莫·萊維等大屠殺幸存者對自身、他人和民族創傷經驗的文學書寫。隨著集體性悲劇的不斷發生，例如盧旺達種族大屠殺和“9·11”事件等，關于集體創傷的研究也在不斷發展。這一研究既有明確的社會學關照，又有鮮明的倫理關懷。其理論方法融合了社會學、心理學和語言學等多種方法，其中也隨處可見列維納斯、德里達和拉康等法國思想家的身影。

如果說以“創傷理論”為代表的北美“倫理轉向”，既有本土歷史現實和學術傳統等的助推，又受到了法國思想“倫理轉向”的影響，那么，以韋恩·布斯和努斯鮑姆為代表的美國理論家對文學和倫理關系的重申，則構成一個更具英美色彩的“倫理轉向”分支。1988年，早已因提出“隱含作者”這一概念而享譽學界的敘事學家韋恩·布斯，出版了《我們所交的朋友：小說倫理學》一書。該書以“友誼”“共導”等概念強調了閱讀、敘事和倫理的關聯，主張在與他人的“共”情中“導”出文學的意義和價值。1986年，主要從事古典學和亞里士多德哲學研究的美國女性哲學家努斯鮑姆，亦出版了其代表作《善的脆弱性：古希臘悲劇與哲學中的運氣與倫理》。此后，努斯鮑姆因對文學、情感和道德等關系的持續闡述，成為北美“倫理轉向”的另一重要代表。努斯鮑姆深受英國哲學家伯納德·威廉斯影響，提倡從人性而非永恒不變的理論觀點來看待問題，因此，她尤為重視文學在培育情感、涵養道德和建構正義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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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更為開闊的人文主義圖景

韋恩·布斯和努斯鮑姆較少受到法國思想“倫理轉向”的影響，努斯鮑姆甚至有意識地抵御法國當代思想帶來的理論化傾向。然而，北美與法國“倫理轉向”的共通之處在于，二者都迎來了“人文主義”的某種復興。只不過前者所復興的更偏向于以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古希臘人文主義傳統，而后者所復興的則是深受猶太-基督教傳統浸潤的人文主義傳統。因此，在這兩大分支中，“倫理轉向”與人文主義復興是并行不悖的。然而，自21世紀以來，二者的關系在當代西方理論發展中變得頗為撲朔迷離。一方面，列維納斯和德里達等人的倫理思想，在性別主義、后殖民主義、生態主義，甚至后人類主義和新物質主義等思潮中依舊具有重大影響，這些思想流派非常關注倫理，關注為弱勢者賦權、為他者負責等問題，因此可被視為“倫理轉向”的延續。另一方面，這些流派的理論家又對人文主義發起批判，將其視為自我主義、西方中心主義、男性沙文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等的代名詞。對此，我們應有更為辯證而獨立的研判：人文主義之所以遭到這些攻訐，是因為它被視為保守主義和本質主義等的代名詞，而上述理論流派總體持激進主義和建構主義的立場。然而，這些理論對弱勢者的關注，對平等、自由和解放等的訴求，又莫不與人文主義傳統密切相關。

因此，我們認為“倫理轉向”始終與人文主義的復興和發展密切相關，當代激進理論對人文主義的批判，實際上可以被視為人文主義的另一種發展。它所指向的是一種更為開闊的人文主義圖景：跨越文化，跨越種族，甚至跨越物種，以行星為尺度來實現和諧共生的目標，捍衛地球文明的價值。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96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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