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維克托的敗選,理應給美國兩大政黨之一帶來強烈的震撼。奇怪的是,受到震動的并非共和黨人。盡管他們曾將歐爾班視為同路人,并在其身上投入了巨大的政治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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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歐爾班的下臺是“讓美國再次偉大”式政治的重大損失。這一結果也提醒外界,即便是發展成熟的所謂“非自由民主”體制,同樣存在其固有的局限性。
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與副總統詹姆斯·戴維·萬斯曾投入個人信譽與政治資本,力圖延續“歐爾班主義”。在選舉的最后幾天,白宮甚至派遣萬斯前往匈牙利為這位總理助選。
這場選舉的結果,無疑是白宮遭遇的一次挫折。
盡管聽起來有些不可思議,布達佩斯傳出的最尖銳信號,其真正的接收者應該是美國民主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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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因為,歐爾班的下臺代表了一種特定破壞性政治的全新勝利。這種政治模式的標志是:改革派候選人通過組建新政黨并摧毀舊政黨,使傳統的政治結構變得過時,從而贏得選舉。
領導反歐爾班陣營“蒂薩黨”的匈牙利政治家彼得·馬扎爾,正是這種模式下的最新贏家。而在特朗普的美國反對者中,至今尚未出現類似的人物。
事實上,馬扎爾加入了一個由成功的政治顛覆者組成的多元化陣營。這些人物的身影遍布巴黎、羅馬、渥太華、布宜諾斯艾利斯、首爾以及華盛頓。
這個群體在意識形態上并不統一。其中既有技術官僚出身的前央行行長,也有痛批大財團的前勞工律師;既有揮舞電鋸的自由意志主義活動家,也有沉迷關稅、由酒店開發商轉型而來的真人秀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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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45歲的馬扎爾曾是歐爾班政黨中一名默默無聞的中層官員。隨后,他帶著一份極具殺傷力的秘密錄音——內容涉及其在歐爾班政府任職的配偶——完成了一次引人注目的倒戈,徹底背叛了原有陣營。
這些政治人物的共同點,在于他們掌握了一條通往權力的獨特路徑。
而這正是民主黨人十年來一直抗拒的道路。自特朗普成為美國政治的主導人物,并在這一過程中摧毀了傳統的共和黨以來,民主黨始終未能踏上這條路徑。
從那時起,民主黨人很大程度上固守著一種自上而下的控制思維。這種思維促成了希拉里·克林頓在2016年的“加冕”,推動了該黨在2020年向喬·拜登的倉促避險,并在2024年直接“冊封”了卡瑪拉·哈里斯,甚至連一場象征性的提名競爭都未曾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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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政黨體系擁有強大的防御機制,極難被外部力量顛覆。想要在美國復制馬扎爾在匈牙利的成功——或者法國的埃馬紐埃爾·馬克龍以及阿根廷的哈維爾·米萊此前的壯舉——幾乎是不可能的。
在美國,很難將一個剛剛起步的政治組織轉化為個人的政治載體,并在轉瞬之間將其推向國家權力的巔峰。美國缺乏像喬治婭·梅洛尼的“意大利兄弟黨”那樣,能夠在一次競選活動中迅速崛起的次級政黨。
正如特朗普本人所證明的那樣,從內部吞噬一個主要政黨是完全可行的。
這種策略包括:接管一個擁有基層支持的老牌機構,拋棄其根深蒂固的領導層,以全新的形象對其進行重塑,從而贏得那些對舊版本感到不滿的選民的青睞。
馬克·卡尼在加拿大也采取了類似的做法,盡管他的政治議程截然不同。韓國的李在明同樣走的是這條道路。
推進這樣的政治項目需要一種特殊類型的候選人。這類人往往很難在傳統政黨委員會或立法核心小組的“人氣競賽”中勝出。
據我的同事馬克斯·格里拉報道,在同僚眼中,馬扎爾固執、專橫且自我中心。但顯而易見的是,他也是歐爾班面臨過的最具殺傷力的對手。
我記得曾聽一位加拿大資深議員評價,卡尼是個刻板的學者,注定會在選舉政治中一敗涂地。然而僅僅幾個月后,卡尼就帶領自由黨走出了賈斯廷·特魯多的陰影,并促成了一場令人震驚的選舉逆轉。
如果民主黨人想要從中汲取教訓,他們就應該將目光轉向那些在華盛頓讓同僚感到頭疼、在各州敢于挑戰政治大佬的領導者。
他們需要減少在各種特殊利益集團大會和捐款人務虛會上測試“掌聲分貝”的時間。
共和黨人同樣明智的做法是效仿這一策略,而不是像民主黨在拜登領導下那樣,等待一位年過八旬、不受歡迎的總統在明年某個時候指定自己的接班人。
無論是哪個政黨,特朗普最強有力的繼任者,都不會是一個排隊等待輪換的“爬梯者”。相反,這個角色將屬于那些準備通過顛覆與戰斗來奪取權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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