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第一派，如何卻成了“謬種”

近日，紀錄片《桐城派》在央視播出引來關注。

桐城派是清代最具影響力的文章流派，也是延續數千年文言文最后一個輝煌鼎盛的流派。

清代文章最好的名家，幾乎都出自桐城派。不僅如此，桐城文風至今仍在影響著時人著文的遣詞造句、謀篇布局。

從“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的高峰到“桐城謬種”的低谷，桐城派三百年的興衰背后，藏著因時勢更替的社會思想嬗變。

壹

影響清代文章最深遠的桐城派，卻源自明末清初的反清志士，比如方以智。

方以智出身桐城世族，父親方孔炤曾任明湖廣巡撫。清軍入關后方以智加入南明政權抗清，直至無力回天出家為僧。方以智推崇韓愈和柳宗元的文章，且重視實用的自然科學如動植物學、解剖學等等，這些都為后來的桐城派所繼承。

方以智《物理小識》 圖據ICphoto

明朝終究是亡了，桐城的士子們也就開始應清朝的科舉。桐城人戴名世天賦聰明，27歲時所作時文（應試的八股文）即已天下聞名，更于1709年高中榜眼。但兩年后戴名世即因著作《南山集》使用南明年號而被彈劾，最終被同為農歷三月十八出生、但小他一歲的康熙帝以“大逆”罪名處斬。

康熙并非嗜殺的君主，他自言戴名世是他處死的唯一一名士人。如果說殺戴是為了殺一儆百，那么提攜戴的遠房表弟、桐城人方苞，則是恩威并施的“恩”。

在二月河的《雍正皇帝·九王奪嫡》里，方苞是康熙南巡時提拔的布衣卿相。現實中，方苞卻是因戴名世牽連入獄并擬處絞刑、最終在大學士李光地的斡旋下才免死的幸運兒。不僅如此，戴名世斬首僅僅四十天后，康熙就朱批將方苞“以白衣入南書房”。從不見天日黑獄到雍容華貴宮廷，對方苞固然是恍如隔世，而士子們看到的卻是康熙的城門立木：有才華，守規矩，就高升。

南京烏龍潭公園中的方苞雕塑 圖據視覺中國

方苞歷經康雍乾三朝，憑借文章備受三代皇帝賞識，而他所寫的明代名臣左光斗的《左忠毅公逸事》和獄中親歷黑幕的《獄中雜記》都是傳世名篇。

方苞提出“義法”說，“義”是言有物、“法”是言有序，力倡文章要言之有物且行文有條理。方苞弟子劉大櫆，在此基礎上強調神氣、音節、字句的統一，這些最終都被劉大櫆的弟子姚鼐所承傳，姚鼐提出文章的義理、考據和詞章缺一不可。

姚鼐的《登泰山記》是被收入中學語文課本的名篇。姚鼐在方苞去世次年中舉，他一生與師祖無緣相見。

1736年，方苞曾奉命編選古文以作科舉范文。而到了姚鼐，他更編纂成《古文辭類纂》一書，將桐城派的理念貫穿其中。關鍵是這本書并非八股應試作文集，其中收錄的眾多經典文章，至今仍可作為圭臬。

方苞始創、劉大櫆承繼、姚鼐集大成，三人并稱為桐城派三祖。姚鼐為劉大櫆賀壽的《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中，一句“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堪稱桐城派橫空出世的宣言。

安徽名人館中的方苞、劉大櫆、姚鼐塑像 圖據視覺中國

而姚鼐之后、桐城派的中興功臣，卻并非桐城人。

貳

桐城派之所以影響巨大，因為它依托的其實是科舉制——桐城派的好文章標準，跟考場上好作文標準基本一致，都講究清正雅潔、條理清晰，而思想根源同為程朱理學。據統計，桐城縣清代出進士240余人、舉人640余人。得桐城精髓者，科舉試卷有更大概率被主考官賞識，這是桐城派風靡的重要原因。

但能不能金榜題名，有時也不僅看文章也要看運氣，比如曾國藩。生于1811年的曾國藩，十四歲開始考秀才，考了八年始終落第。但從1833年開始就時來運轉：22歲中秀才、23歲中舉人、之后中進士，到27歲已經入了翰林。此后十余年間官運亨通，以致于他在家信中忍不住得意：“湖南37歲至二品者，本朝尚無一人。”

姚鼐去世時曾國藩才四歲，當然無緣拜師，但從曾國藩到京城開始，他就以姚鼐的私淑弟子自命。姚鼐的《惜抱軒文集》和《古文辭類纂》都是曾國藩的案頭書，從1851年起他更編選《經史百家雜鈔》，以補《古文辭類纂》之未收。他晚年在日記里記載，至少兩次夢見從未親眼見過的姚先生。

姚鼐(1731—1815) 圖據視覺中國

也是在1851年，太平天國興起，曾國藩開始成就他一生最顯赫的功業。1861年曾國藩在安徽祁門被太平軍包圍，他給兒子曾紀澤、曾紀鴻寫信預留遺囑，說自己官居一品即死無憾，唯獨文章和詩兩項尚未成就令他耿耿于懷。可見其對“立言”的看重，似乎還在“立功”之上。

在姚鼐的義理、考據、辭章之外，曾國藩又加上了新的一條：經濟——經世致用之義。曾國藩不僅推崇文章切實可行、摒棄空言吹噓，更身體力行洋務運動、派遣幼童赴美留學等實務。作為同光中興的第一名臣，曾國藩的“經濟”對桐城派文風影響至深。

曾國藩（1811—1872）

“經濟”這一點，在當時劇烈變化的時代背景下尤為重要：鴉片戰爭打開了閉關自守的國門、西方的最新槍械在湘軍淮軍與太平軍的廝殺中廣泛運用，中國面臨如李鴻章所言“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曾國藩幕下的“曾門四弟子”桐城吳汝綸、武昌張裕釗、遵義黎庶昌和無錫薛福成，除張裕釗嚴守桐城傳統文法之外，吳汝綸于教育、黎庶昌于外交、薛福成于新政都有開拓之功，是當時的一流人物。而以曾國藩為首的湘鄉派，也因此成為桐城派主要的支脈之一。

曾國藩不是桐城人，但卻是桐城派中興的最大功臣。桐城派的影響從安徽一地，由此擴展到全國。而無論是曾國藩的湖南親家、郭嵩燾出使英國時的日記《使西紀程》，還是薛福成在巴黎所寫的游記《觀巴黎油畫記》，桐城派的文筆都開始承載與方苞姚鼐文章完全不同的內容：西方文化。

之后的嚴復和林紓，更是以桐城文風譯介西方經典的雙璧。

叁

1881年，從英國格林尼治皇家海軍學院學成歸來的嚴復，進入李鴻章的北洋水師學堂任教，直至出任學堂總辦。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出身海軍的嚴復有比他人更深刻的切膚之痛，于是開始翻譯英國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Evolution and Ethics），中文譯名《天演論》。

魯迅博物館展出的《天演論》 圖據視覺中國

《天演論》中所介紹的達爾文進化論，深刻影響著魯迅和胡適這一代人。

魯迅在《朝花夕拾·瑣記》中回憶讀《天演論》，“一口氣讀下去，‘物競’‘天擇’也出來了，蘇格拉底、柏拉圖也出來了，斯多葛也出來了。”胡適不但有同學叫楊天擇和孫競存，他自己的名字也來自“適者生存”之義。除了《天演論》之外，嚴復還將孟德斯鳩的《法意》（《論法的精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約翰·密爾的《群己權界論》（《論自由》）等一大批西方哲學社科經典，以桐城古文的形式引入國內。

嚴復至少懂英文，而同為福建人的林紓只懂桐城、不懂外文。1897年，由留法的王壽昌口述、他執筆成文譯出的《巴黎茶花女遺事》（法國作家小仲馬《茶花女》），一問世就大受歡迎。于是無心插柳變作一發而不可收，莎士比亞、狄更斯、巴爾扎克、托爾斯泰等180多部西方文學作品，都被林紓譯介入中國。錢鐘書回憶，當初看了林紓的典雅譯文，后來看英文原文都覺得不如。

福州名人與商務印書館史跡展上的塑像，林紓（坐）和王壽昌合譯《巴黎茶花女遺事》 圖據視覺中國

譯介作品好評如潮的同時，桐城派卻即將迎來終點。1905年，清廷下詔廢除科舉，桐城派失去了最重要的陣地。1912年民國建立，京師大學堂改為北京大學，嚴復出任首任校長，一批桐城派嫡系精英如馬其昶、姚永樸、姚永概繼續在新的北大任教，講授桐城精義。

但隨著一戰爆發、袁氏竊國等一連串的內外時局動蕩，要求盡快改變積貧積弱局面的呼聲漸高。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錢玄同、劉半農一干《新青年》主將，認為既有文化是阻礙進步之根源，必須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才有出路。為此錢玄同提出了著名的“桐城謬種，選學妖孽”口號，桐城派的美名終于就此變成了污名。1920年北洋政府下令國民學校教育一律改用白話，桐城派古文再典雅，也終于沒有了最后的使用場景。

耐人尋味的是，魯迅錢玄同這些對文言文口誅筆伐的新文人，自身卻深受桐城派古文的影響，即便錢玄同攻訐桐城派的口號，也是文言文而非白話文。后一代的美學大師朱光潛，生于桐城長于桐城，在吳汝綸創辦的桐城中學就讀，又在海外留學多年之后再談桐城派文章，“它的要求是謹嚴典雅，它忌諱浮詞堆砌，它講究聲音節奏，它著重立言得體，古今中外的上品文章似乎都離不掉這幾個條件，它唯一的毛病就是文言文。”

桐城市文廟，趙樸初題寫的匾額 圖據視覺中國

如今新文化運動也已過百年，時人對于當時的情境，無疑也有了比當局者更透徹的理解。桐城派因時而興也因時而衰，但它所尊崇的中國古文標準和境界、它所承載的傳統文化素養氣質，有比一時之爭更強悍的生命力。桐城派來了又去，但它所承傳的文明，正在與時俱進、歷久彌新。

文/啟凌 編輯 蘇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