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顯章氏遺業，傳承學術血脈：湯志鈞與章氏弟子潘景鄭的交誼

今年適逢章太炎先生逝世九十周年。魯迅先生說章先生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是國學宗師，也是革命斗士”。數十年來，有關章太炎的研究成果層出不窮，研究領域也在不斷開拓。

父親湯志鈞將畢生精力投入到中國近代史和思想史的研究中，對康有為、梁啟超和章太炎三人的生平與思想都有論述，如撰著有《章太炎傳》、《康有為傳》、《康有為與戊戌變法》、《梁啟超其人其書》；編著有《康有為政論集》、《章太炎政論選集》、《章太炎年譜長編》、《梁啟超全集》和《章太炎全集》（第一卷）等。

《章太炎傳》對章太炎的一生做了探索和論述，在“引言”中說：“章太炎是中國近代有影響的人物，也是一位有爭議的人物。章太炎早年贊助政治改革，后來投身反清革命；出獄東渡，主編《民報》，和同盟會發生矛盾；民國建立，由附袁（世凱）到反袁，由追隨孫中山到反對改組后的國民黨。由于他本身的復雜性，形成后人對他評價的差異。”父親還說：“我曾翻閱了四十年的報紙和一百多種期刊，也注意到各種手稿、抄件以至不同版本的搜集。”在搜集、整理、編纂出一部部詳實的政論集、年譜長編和全集的同時，“章太炎到什么地方，我就跟到什么地方，包括國外的，他去過的地方，我基本上都到過了。”如此，為學界提供更多的文獻資料和檔案，推動學術研究，嘉惠學林。

在編著《章太炎年譜長編》、《章太炎政論選集》和《章太炎全集》的過程中，得到國內眾多師友的支持和幫助，特別是章氏弟子和章氏后裔，或贈送書稿，或賜告線索，而受益良多的是潘景鄭先生。

潘景鄭（一九〇七—二〇〇三年），名承弻，號寄漚，江蘇蘇州人，著名藏書家、目錄學家。他是章太炎晚年入室弟子，《制言》主要負責人之一。曾任章氏國學講習所講師，上海太炎文學院教員。解放后，任合眾圖書館顧問、上海圖書館研究館員、華東師范大學兼職教授、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委會顧問。著有《著硯樓書跋》、《寄漚剩稿》、《明代版刻圖錄初稿》等。早年曾石印章太炎《春秋左氏讀》。抗日戰爭時，蘇州淪陷，章太炎遺著散失，潘先生挹注巨資購庋先師遺著，裝幀精美。后將珍藏多年的《訄書》原刻手寫底本交上海古籍出版社影行，于1985年7月出版，父親撰有跋文。晚年，潘先生將珍藏的章氏撰著手稿捐贈上海圖書館。

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父親在上海圖書館借閱書籍時，就受到潘先生的熱情襄助，接著論學論文，通信頻繁，惜“文革”時散失，僅存一九六一年元旦的一通，十分珍貴。但上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的信札，多達數十通，保存至今。在沒有先進通訊軟件和互聯網，連電話也非普及到家家戶戶的年代，通信便成為重要的交流方式。看似落后的通訊，卻是中國數千年來“見字如面，展信舒顏”和“書未盡情，余待面述”的傳承與延續的寫照，也是深情厚誼的見證。

數十通信函，是歷史學者思想溝通的私密記錄，往往直言不諱，陳述了數十年間兩人的學術交流和思想情感，或闡學術觀點，或敘生活瑣屑，或記世態人情。信函不僅在于名人墨跡的藝術性及其獨一無二的稀缺性，而且還是研究學術思想、師友往還和環境人際等方面不可或缺的“依據”或“旁證”。書信中包含近代學術巨匠章太炎等人未公開的文字史料或線索，彌補了以往公開史料未涉及的歷史細節，可為研究近代思想家提供一些新的視角；書信者也把自己的學術見解、真知灼見留給了世人。

周咨耆老，探求報刊

與潘先生的書信往來，自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就開始了。

父親《自定年譜》（1960年（庚子）三十七歲）中說：

明年為辛亥革命五十周年，中華書局為紀念辛亥，囑編《章太炎政論集》。余弱冠治經，讀太炎先生文，喜其博而有約，文不掩質，肇端皇古，閎雅精深。既籀《章氏叢書》，復檢《華國》、《制言》。旋據潘承弻先生《太炎先生著述目錄》，按圖索驥，廣事稽尋。猶以為未足，乃周咨耆老，探求報刊，所積日多，試泐長篇，編成《政論集》初稿。編校《章太炎政論集》，同時，草《章太炎年譜長編》。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三日《文匯報》刊發父親的《章太炎早期的革命思想》一文，附有“恢復”二字圖片，為“先師遺墨”，由潘景鄭先生提供。

一九六一年元旦，父親收到潘先生信函：“志君（鈞）同志：日前獲聆教益為快。先師遺墨‘恢復’二大字，已攝取四寸照片一頁，特寄上，即希察入是荷？專致敬禮，并祝歲厘！弟潘景鄭手上，元旦。”

潘景鄭1961年1月1日函

湯志鈞：《章太炎早期的革命思想》，刊《文匯報》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三日，“恢復”二字乃“先師遺墨”，為潘景鄭先生提供

惠賜章氏遺作，相得益彰

父親認為，要研究章太炎，就要“系統搜集章太炎各該時期的論著，加以分析研究，將有助于對他一生政治活動和思想面貌的了解；對中國近代社會發展變化的探討，也將有所幫助”。還強調：“對于中國近代思想家的著作，應該探源比勘，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實事求是地進行全面的歷史的評價。《章太炎年譜長編》，就是本著這樣的認識編纂整理的，試圖為研究章太炎思想和中國近代歷史提供一點參考資料。”

《章太炎年譜長編》早于《章太炎政論選集》的編纂，大致在1961年編校《選集》時，基本上寫出了《長編》的草稿，此后，陸續修改了三次。1977年又征求了一些同志的意見，作了較大的修改。在“說明”中，時見“本文錄自抄稿”，說明是新發現未曾發表的文字，其中有錄自各大圖書館、博物館或個人珍藏的文稿、手稿等，潘先生提供的諸多資料也在其中，并期盼“尊編《年譜》稿，極盼早日繕印長編，庶于整理先師遺著大有裨助耳”。

如章太炎致孫中山書（一九二二年五月九日）：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潘先生函曰：“志鈞吾兄畏友：一昨獲聆教益為快。先師與孫中山先生書，即錄奉，以備采摭之需。此外，俟續得時，當陸續寫奉不誤。尊編《年譜》稿，極盼早日繕印長編，庶于整理先師遺著大有裨助耳。專此，即頌敬禮！弟潘景鄭手上。十二月二十三日。”父親加“說明”：“章太炎致孫中山書（一九二二年五月九日），上海圖書館藏，潘先生錄示，收入拙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下冊，第七六〇至七六二頁，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版，并編入《章太炎年譜長編》。”

編纂《章太炎政論選集》時，父親承蒙惠賜章氏遺著《獨居記》，乃潘先生翻檢舊簏中檢得，經“文革”風暴后幸存的早年筆錄，“茲特奉志鈞吾兄存之，聊備采摭之需”。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函曰：

志鈞吾兄畏友：

昨承下顧，未及傾談。舊錄先師遺著《獨居記》一文，于敝簏中已檢得，即以寄奉，他日可供注釋之旁證。內容較《明獨》文字為簡，但年月可得蹤跡之，亦可補入大著譜錄中耳。

最近檢閱梅鶴孫所編《儀徵劉氏五世小記》一書中，錄先師與孫仲容一書（浼孫公向劉師培解釋誤會），又與劉申叔一書（勸劉勿參端方幕政）兩書札，未知曾否發表？弟未暇遍查，茲將兩書首數句錄奉，諒兄博覽，定能釋疑。如尚未發表，亦請示及，當即錄奉補采可也。

又《國學叢編》所載《南夏英賢題名》一文，亦經采錄否？如未有，亦可抄奉也。弟老病多忘，僅能隨所見聞以供芻獻。屢瀆乞恕瑣瑣，匆頌

撰祺！

弟景鄭手上 十二月三十日

隨信寄出舊抄《獨居記》外，附跋云：

“戊寅八月五日錄自滬肆所見手稿”，新擬跋語：“此文后收入《訄書》中，更名《明獨》，文字亦經增益，即蘇州刻本與日本排印本亦多有異文。惟此則其原始文字，且有年月可蹤跡。以此可見《訄書》各文，大都為先師早年有為之作，憤悱時政，逑鞠迫言，惜不獲一一采索其對象耳。迨后刪定為《檢論》，還其返樸，壯志亦漸衰退矣。卅年前留得殘帙，狼藉所遺，偶而檢及，彌增悵惘，茲特奉志鈞吾兄存之，聊備采摭之需。寄漚。”

父親在“說明”中指出：“潘先生寄示《獨居記》，末有‘閼逢敦牂八月，姻家子章炳麟纂并書’，知撰于光緒二十四年‘甲午八月’。文中‘錢塘汪翁’，指汪曾唯。汪字子用，浙江錢塘人，官湖北咸豐縣知縣，刻《振綺堂集》，系汪康年之叔。《獨居記》錄入拙編《章太炎年譜長編》第二一頁。章太炎《與孫仲容書》撰于光緒三十四年五月初三日，曾刊《國粹學報》，收入《太炎文錄》初編。此后，《制言》第三十期，復將原信影印，其中浼孫詒讓（仲容）‘勸說’劉師培一段，《國粹學報》和《文錄》均予刪節，全函收入拙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第三九一至三九三頁。”

潘景鄭1974年12月31日函

又如《上李鴻章書》：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四日潘先生函曰：“志鈞吾兄左右：午前獲聆教益，至以為慰。歸來檢補先師上李鴻章書，尾數行書后，并附年月，篇名旁又曾改‘帝韓’二字，似為當日擬名而未具者。惟卓見有以致辦之。匆此，布陳不盡。順頌撰綏！弟潘景鄭手上，五月十四日。”

父親加“說明”曰：“此信寫于一九七五年五月十四日，宣紙一葉，毛筆書寫。附來‘戊戌正月’《上李鴻章書》末葉抄件。查《上李鴻章書》手跡，存十四葉，紅色八行信箋，正楷繕錄，行十八字，上海圖書館藏，末缺一葉，潘先生據舊抄補，后有附識：‘戊戌正月，上是書，其三月，威海割界英吉利。己亥十月書。’”手跡及抄件，錄入《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第五三至五七頁。

五月三十日，又收到函件：“頃以編目之馀，偶得前人抄錄近人文章，內有先師遺著三篇，展讀似曾發表，一時不能記憶。又懶于檢查，且案頭又無報刊，文字較長，未及抄錄。茲特錄呈三目（標題尚是后人改擬），請兄即為一查，如無傳本，當為抄奉，以備采摭之需。百忙中相擾，至歉至疚。”父親在“說明”中說：“此信寫于一九七五年五月三十日，毛筆紙一葉，毛筆書寫。附來書目，內章太炎《上李鴻章書》一二，系一九一三年冬所上，見《民權素》第二集，一九一四年七月十五日發表。另《章太炎近時之文章》，則為一九一三年駁孔教會書，抄件。”潘先生所錄示抄件，入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下冊，第六九四至六九七頁。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四日函曰：“頃由蘇州沈延國君抄示先師電稿一文，曾登載《蘇州明報》，未知已否采錄？茲特錄奉，聊供參考。”父親“說明”：“此函寫于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四日，宣紙一葉，附上章太炎、張一麐、李根源、金天翮等所上《呼吁抗日電》，載一九三三年三月七日《蘇州明報》，已錄入拙撰《章太炎年譜長編》下冊第九二九頁。”

潘景鄭1975年5月14日函

“先師全集，至賴吾兄主持其事”

父親曾撰《王仲犖和〈章太炎全集〉》一文，介紹王仲犖先生：“泛濫群籍，尤精乙部，除留下《魏晉南北朝史》等大量著作外，對章太炎遺著的整理、出版也關懷備至。《章太炎全集》就是在仲犖先生的精心擘劃、辛苦經營下得以問世的。”文章回顧了1979年3-4月間共同參加中國歷史學規劃會并訪問講學于重慶、武漢等地的經歷：

1979年3月22日至4月4日，中國歷史學規劃會在成都舉行，仲犖先生和我都參加了，同住錦江賓館。飯余會后，我經常和仲犖先生商量《章太炎全集》的編纂、出版事宜。他還介紹馬宗霍先生（章太炎入室弟子）的公子馬雍同志和我相識，請他提供資料。又和中華書局的李侃、趙守儼同志研究過標校問題。

會議結束后，經重慶，越三峽，在武漢停留4天，乘“東方紅”12號輪北旋，我們一直在一起。16日晚，輪靠南京，仲犖夫婦先下，我于次晨抵滬。

旅途多暇，我們縱談古今，更多的是太炎先生軼事和《全集》編纂，包括家屬聯系、資料征集、人員分工、標校體例等等……臨別，仲犖先生提出，由他聯系家屬和章門弟子，叫我就近在上海和出版部門聯系，從而對《全集》整理提出一個可行的框架。

早在成都會議之前，王先生就與父親為《全集》出謀劃策，并指名同為章門弟子的潘先生等人參加編纂工作。1978年10月24日王先生函曰：

近日在此見到李俊民（筆者注：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長）先生，提到整理章先生遺著事。……竊謂在完成全集之前，不如分冊出版。每種印刷規格，大概類點校本二十四史（繁體直行），加標點。先出有代表性著作，及未曾出過之遺著（如《膏蘭室札記》之類），在滬推兄主持這個工作。……

參加這一工作者，上海潘景鄭，山大殷孟倫、殷煥先，武大黃焯，南師諸祖耿、徐士復，杭大姜亮夫，上海師院王乘六，蘇州朱季海。另外如杭大蔣禮鴻，南大洪自明等。

信中就《計劃書》及組織工作作了安排：

（李）俊民先生要我草一個計劃，我想不出怎樣好。所以乞求您和（潘）景鄭兄考慮一下，景鄭兄快七十了，我也六十六歲了，我想他會比我更焦急。我認為您參加上海史編寫工作，不如主持章先生遺著出版工作，在全書書目、版本等工作方面，景鄭做您后臺，在組織工作方面，我做您后臺。

王仲犖致湯志鈞函（1978年10月24日）

成都會議后，11月3日王先生專程來上海出席編纂工作會議，父親陪同他與陸志仁、蔡尚思、譚其驤、朱東潤、吳澤、顧廷龍、魏建猷、潘景鄭、朱維錚、姜義華等專家學者晤談，共議編纂事宜。8日，兩人與太炎先生嫡孫章念馳、出版社葉亞廉、王有為等赴蘇州拜見太炎夫人湯國梨先生，長子章導設蟹宴招待來客。章念馳回憶當時的情景如下：

1936年先祖父去世后，先祖母一直守著先祖父的遺稿，時時刻刻想完成先祖父全集出版的夙愿。“文革”前經仲犖先生奔走，與上海古籍出版社李俊民社長洽定由古籍來出《全集》，計劃與資金差不多已落實，無奈由于當時特殊的歷史原因，原先的計劃全部泡湯了。

“文革”一結束，迫不及待地“撥亂反正”。1981年，首先恢復“國務院古籍整理規劃小組”，由李一氓先生任組長，決定先出十個歷史人物全集，以示將顛倒的歷史重新糾正過來。1982年，古籍“規劃小組”再次發文，決定出版二十六個“進步思想家、政治家與有重大影響的歷史人物”全集。先祖父作為“進步思想家”先后都列入其中。于是仲犖先生立即行動起來，落實《全集》出版事宜。

1979年，王仲犖先生在廣泛與章門弟子聯絡后，在自己身患心臟病的情況下，親赴上海分別拜訪了上海社科院院長陸志仁，及復旦、華師大、上圖、上海人民出版社等領導，與蔡尚思、譚其驤、朱東潤、吳澤、顧廷龍、魏建猷、朱維錚、姜義華、湯志鈞、潘景鄭等人會面，協商出版事宜。

先父立即設蟹宴招待小時的同門。先祖母讓先父拿出眾多收藏給大家看。那是先祖母保存了一輩子的先祖父手稿，分類清楚、收藏豐富、保存完好，仲犖先生等人看了大喜，更堅定了出版的決心。仲犖先生在蘇州又會見了吳門章氏同門朱季海、沈延國、王乘六等，共商出版大計。旋又回上海，請了山大殷孟倫、南師大徐復、杭大蔣禮鴻這些先祖父弟子來上海，與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專家，共同擬定了《關于整理出版〈章太炎全集〉的幾點意見》，擬定了《整理體例》，并作了整理校點人員分工，組成了三十人的整理校點團隊，其中三分之二皆是先祖父門下弟子，還有一些知名專家學者，我也忝列其中。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一日潘先生函曰：“志鈞吾兄左右：奉惠覆，具悉。諸承關愛，感何可言。先師全集，至賴吾兄主持其事，弟精力日衰，恐無多助，祗可盡力為之。”

潘景鄭時任上海圖書館研究館員，為查尋章氏著述刊本、校本，費神勞思。

1980年4月18日致父親函曰：

志鈞吾兄惠鑒：頃奉

電話，悉一是。囑查先師《齊物論釋》校本，就館藏所有，附列于后，以備采摭。……

《齊物論釋》一卷，民國元年頻伽精舍鉛印本。

《齊物論釋注》，繆篆注，油印本，（無年月），二十六冊。……

1981年1月15日致父親函曰：

所囑復印資料，已交趙興茂同志閱過同意，聞已將該函轉徐家匯藏書樓洽辦。如兄到所，便往一問。該部門領導為佘同志，如何手續，可面洽。

同年10月6日致父親函曰：

志鈞吾兄左右：

刻承下顧，快聆教益，忽荷重惠，局促萬分。廿年至契，當不以泛泛之交視我，況弟衰病，有負師門，幸兄勤力掇拾，為彰遺業，真當感銘無既，豈得向兄分潤乎？敢乞俯憐下忱，勿再有任何見賜，俾弟心安意定，則兄之貺我多矣。特再陳鄙衷，祈鑒其愚誠，至深盼感。

匆頌

撰綏！

弟景鄭九頓首 六日燈下

“廿年至契，當不以泛泛之交視我，況弟衰病，有負師門”，四月一日信中也說道：“弟兩月來以病應門不出，又以拙□新正肺炎病發，入院兩次，昨雖歸來，尚未霍然。懨懨情緒，殊為何損。”還說：“武田先生所詢各節，實無以報命，深慚八十衰齡，舊業怠荒，記憶不多，幸轉尊友，深抱疚歉而已。”十一月六日函曰：“日來血壓偏高，醫囑勿動腦力，館中亦僅簽到而已……先師《左傳讀》全稿，尚未開卷校讀，如晤人民出版社，亦乞轉達歉忱。能精神較振作，再行閱讀。”十二月二十八日函告：“近中醫學院吳君（吳佐忻—筆者）寄來先師《醫詁》眉批，似可收入《全集》，特寄奉參考。”次年五月三日又告知：“先師遺札，朵云（軒）已送館，俟成交后當為錄奉，但祗一通而已。”

潘先生雖年邁體弱，但不忘《章太炎全集》編纂，翻遍故紙堆尋找文獻，并親手抄錄，堅持為《章集》盡心盡力。“幸兄勤力掇拾，為彰遺業，真當感銘無既”，揭示了信札背后傳承學術的用心良苦和緊迫心情。

潘景鄭1981年10月6日函

彰顯章氏遺業

潘先生是睿智長者，為傳承章氏學術血脈不遺余力。抗戰時期，潘先生斥巨資購回散失的先師手稿，晚年又將珍藏捐予蘇州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一九八一年四月一日信中，詳述搜集、捐贈細節：

志鈞我兄大鑒：

承詢好大王碑資料，弟向無深入探討，只知初、后拓兩種，精確相距頗多，但亦未曾校讀。弟家藏一本，雖非后拓，并無先叔祖題跋及印記。武田君所列一切，實以茫然。是否所得不止一本。所云先人贈于黃舟同，亦不能詳細。此項記載所列諸人，皆與先人有交素，或從所列諸人之著作中得其一二，亦未可知也。叔祖與人書札甚多，須從其中檢索之。

弟自抗戰初避寇來滬，故鄉藏棄，幾乎蕩然。旅滬四十馀年，傭書生涯，不遑他顧矣。況經“文革”風雨，滬上行囊亦復罄籍，遺澤資料，片紙無存矣。所詢先人日記，曾藏數冊，記載簡略異常，原稿抗戰時被劫去，聞尚有數冊，已入蘇州圖書館。《緣督（廬）日記》，當時亦由王君九先生及弟捐贈蘇州圖書館，至今尚在蘇館，可以蹤跡。但當日選錄付印時，弟亦參加，此種資料，決不至放棄也。《海東金石苑稿》，建國初已歸上海圖書館，亦是吾家故物也。

此書為毛筆書寫，毛邊紙兩葉，父親添加說明曰：“日本友人（武田先生）囑代詢好大王碑，潘先生作此覆函。《緣督廬日記》十六卷，葉昌熾撰，民國二十年，由上海蟫隱廬石印。”

無論是搜集、購買、捐贈乃至為《章集》提供文獻史料，都是念念不忘先師的教誨及厚望：“僕自弱冠奉手師門，十馀年中，飫聞遺緒，先師之所以啟迪后學者，諄諄無間”，“卅年前，師僦居吳下，慕三惠馀風，思有以廣大其業。嘗言‘我雖不敢比擬東原，而所望于諸子者有過于若膺輩也’。每憶斯語，輒覺流汗浹背”（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函）。先師章太炎期望弟子們學術成就勝過戴震。

1975年5月8日，潘先生言及《訄書》殘卷：

志鈞吾兄左右：

日前匆匆顧談，未盡所懷。

承囑代查《訄書》殘稿，已略翻一過，將所存篇目開奉，內容文字不及細校，當是先師最早草稿，涂改頗多，文字當有差異。適今日復旦有人來復校所攝照片，并繼續攝制各稿，《訄書》亦在其中，屆時當可取校一過。弟至漸疏懶，未能代為一校，深抱疚歉。

最近又抄得先師短文一篇，錄呈備采。

諸希察納是荷。專頌

撰綏不備！

弟潘景鄭手上 五月八日

父親加“說明”曰：“此信寫于一九七五年五月八日，毛邊紙一葉，毛筆書寫。所言《訄書》，上海圖書館所藏，指《訄書》手稿殘冊，今存《尊史》、《原教》上、《宦統》中、《禮俗》、《通法》、《述圖》、《王學》、《顏學》、《消極》、《方言》等十一篇；末附《定賦》，即后來“重印本”《定版籍》部分內容，我曾有攝片。此件亦系潘先生捐贈上海圖書館者。”

一九八三年十月上海古籍出版社籌劃影行《訄書》，系潘景鄭珍藏多年之章太炎手稿底本，潘先生囑托父親寫一短跋文，因即將赴日講學，答應赴日后即撰寫寄覆。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五日潘先生函曰：

志鈞我兄賜鑒：

昨快聆教益，獲傾積愫。兄榮行在即，想又忙繁矣。

今日，古籍出版社徐小蠻同志來談，云《訄書》可以提先付印，得兄加以數言，對此書更為可重。弟意只須將刻本時源流略為敘述，不必大塊文章，已足為此書生色矣。如匆促不暇為之，懇出國后能早附竹報中轉下尤感。方公晤后，有無意見否？

匆頌

近安！

弟潘景鄭頓首 十月廿五日

父親“說明”曰：“此信寫于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五日，毛邊紙一葉，毛筆書寫。函中所云《訄書》，系潘景鄭珍藏多年之章太炎手稿底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擬影行，潘先生囑我寫一短跋文，因我應日本東京大學之邀，即將赴日講學，允赴日后即行撰寄。”

父親在東京大學講學期間撰成跋語：

《訄書》為余杭章先生傳世之作，屢經修治，此為原刻本手稿。

原刻本以《尊荀》第一始，《獨圣》下第五十終，敘目既迄，章先生附識：“幼慕獨行，壯丁患難，吾行卻曲，廢不中權，逑鞠迫言，庶自完于皇漢。辛丑后二百三十八年十二月。”辛丑后二百三十八年，當光緒二十四年戊戌，紀年與《客帝》庚子眉批作“辛丑后二百四十年”、壬寅《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書》“自永歷建元，窮于辛丑”同。蓋政變猝發，南渡臺灣，匯論政、論學之文于一帙也。旅臺時，以此五十篇示館森鴻，館森鴻感其“議論驅邁，骨采雄麗，其說時務，最精最警，而往往證我維新事例，以譏切時政，為在推服”。（《送枚叔序》，《拙存園叢稿》卷一，日本大正八年己未八月本。）己亥五月，偕館森鴻渡日本，寓橫濱清議報館，亦往返東京梁寓，啟超題署，要為旅日所書也。自離日歸國，冬，由杭來滬，寓《亞東時報》，付《訄書》交祝心淵梓于蘇州，是則《訄書》輯于戊戌，而梓于己亥。

五十篇成文之最朔者，為甲午秋所撰《獨居記》（《明獨》），亦有散見各報刊者，如《儒墨》、《儒道》、《儒法》、《儒俠》、《儒兵》刊《實學報》，《民數》刊《譯書公會報》，《平等難》、《喻侈靡》、《讀管子書后》、《東方盛衰》刊《經世報》，《蒙古盛衰》刊《昌言報》，《客帝》刊《清議報》。原刻本甫出，章先生又作磨勘，今上海圖書館尚存手擬目錄。

《訄書》手稿，潘景鄭先生藏。潘先生為章門高第，富收藏，精版本，曾挹巨資購庋先師遺墨，裝幀精美，藏篋有年。今慨然付印，非特使章氏學者獲覩真跡，抑亦文獻珍本、藝苑英華也。聞《訄書》改稿尚存殘篇，如能賡續影布，則嘉惠士林，功益大矣。

甲子元旦湯志鈞時客東京大學

跋語贊譽潘先生：“聞《訄書》改稿尚存殘篇，如能賡續影布，則嘉惠士林，功益大矣。”

2003年冬，潘先生去世，父親“哀悼不已”，并打算將其函札選錄后交上海圖書館刊發。此后撰文《潘景鄭致湯志鈞書》（《歷史文獻》第十二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和《潘景鄭談章太炎》（《歷史文獻》第十八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11月出版），以表緬懷和感恩。

《章太炎政論選集》（上、下冊，中華書局于1977年11月出版，53.5萬字）；《章太炎年譜長編》（上、下冊，中華書局1979年10月出版，71.6萬字）；《章太炎全集》第一卷（由沈延國和父親點校，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2年2月出版）；還有諸多論文，無一不是父親自身勤勉、傾力編撰的結果，也有眾多師友的協助成全。父親在《章太炎年譜長編（補編）》序言中說：“《章太炎年譜長編》自1979年出版至今，已經30年了，隨著改革開放的進展，我對《章譜》也陸續進行了修補。……這些資料的獲得和本書的撰成，得到國內許多先生的幫助。章氏弟子潘景鄭、王仲犖、李希泌、徐復、沈延國等先生，或贈送書稿，或賜告線索；上海圖書館顧廷龍先生更時時關注、函電相詢。”正是父親和章氏弟子一脈相承的協力接續，才確保章氏遺著得以系統整理、探源比勘和精準闡釋，潘先生厥功甚偉。

一遍遍閱讀潘先生的至誠話語：“最近又抄得先師短文一篇，錄呈備采”、“近抄得先師手跋一則，錄奉以備參稽之需”、“如未見，請示及，當錄呈備采”、“如未有，當向館錄奉何如”、“擬再函詢之，容有消息，再行奉告”、“專此奉懇，并候賜示是幸”、“容有所獲，當再奉告”、“弟精力日衰，恐無多助，祗可盡力為之”、“弟衰病如恒，仍半休”、“老病浸甚，奄奄馀氣，真似餙巾待盡矣”；再一遍遍閱讀潘先生的謙懇語句：“非兄錄及（筆者注：指先師手稿），則已隨劫塵矣”、“今同門諸彥寥落殆盡。足下血壓亦未平衡，尚祈努力自愛，善為珍攝，訂不朽之業，其信于后世必矣”、“吾兄為弟玉成多多，銘心永永不忘耳”……讀著讀著，怎能不讓筆者心生感慨、心生敬佩呢！

信札中不僅存有罕見的史料記載，還有嚴謹的學術考據及獨居睿見的思想結晶，文獻和學術的雙重價值不容低估。此外，筆者漸漸讀懂了他們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操守——保持長期穩定的友誼與精誠合作，在默契和理解中共同擔當學術使命；具有接力和竭力搶救文化遺產的那份熱忱和堅毅，那份毫無保留的信任和奉獻。也讀懂了潘先生為實現畢生愿望——彰顯章氏遺業，傳承學術血脈，與友聯手，相輔相成；也更能理解“幸兄勤力掇拾，為彰遺業”、“訂不朽之業，其信于后世必矣”背后的深遠意義了。

（原文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