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一個民族的巨變與新生

導讀

隨著時間的運行，“五四運動”的先驅人物非但沒有被遺忘，反而越來越引起國人的關注。新時代的中國，更加需要愛國精神、進步精神、民主精神、科學精神。

01

訴諸民主的愛國激奮

1919年5月4日，晴間多云。北京天安門東南西三面，都有大隊學生涌來，人人舉著小旗，喊著口號。下午1點多，金水橋邊已經聚集了兩千多學生，一幅橫幅上面有四個火紅大字：“還我青島”。

口號聲此伏彼起，圍觀的人們即使聽不清演講內容，也明白這一切是為了什么。巴黎和會即將簽署和約。

1918年11月，一戰結束，德國失敗。作為勝利的協約國成員，中國連日舉行大慶。當年義和團殺掉了德國公使克林德，戰敗的清政府不得不豎立牌坊賠禮道歉，現在，中國人把這塊象征屈辱的牌坊改為“公理戰勝碑”，遷到中央公園，在這里慶祝對德勝利。

1919年1月，巴黎和會開幕。好不容易當了一次戰勝國，中國代表提案“廢除不平等條約”。舉國盼望：這次可以收回被德國霸占的膠州灣了。

中國人怎么也沒有想到，美英法一起向中國施壓，巴黎和約將把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完全移交日本。躋身戰勝國行列的中國，還是沒有被列強放在眼里。

5月1日，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被證實。熊希齡、梁啟超等政界人士組織“國民外交協會”，決議5月7日在中央公園舉行國民大會，討論對付辦法。

可是，學生們等不及了。3日晚，北京十幾所學校的一千多學生在北大法科禮堂聚會。全場義憤填膺。4日下午，學生們陸續到天安門集會示威，輪流登臺講演，發布宣言，然后浩浩蕩蕩走向東交民巷——那里是外國使館的駐地，學生們要去那里呼吁西方國家，制止日本侵吞中國的行為。

東交民巷使館區是國中之國。四周的圍墻又高又厚，墻頭的槍眼控制著墻外禁止通行的操場，大炮將中國中央政府各機關統統納入射程。學生隊伍不得不停在東交民巷西口的鐵柵欄前，使館界巡捕聲稱必須向大總統請示才能放行。

電話請示進行了兩個小時，學生們在太陽下暴曬。羅家倫等四名學生代表向美國使館遞上陳詞，期望得到“同情之援助”。美國使館收下了陳詞，但表示公使不在，難以晤面。這時，不知誰喊了一聲：“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去！”學生隊伍于是立即轉向東北方向的趙家樓。

震耳的聲浪和奔涌的人潮淹沒了趙家樓曹宅。火光升騰，曹宅起火。國務總理召開內閣緊急會議研究如何對付學生，警方、軍方部署武力鎮壓。各校的學生也在開會，商討如何營救被捕的同學。

02

從北京到上海，從學生到工人

北京學生的示威，盡管有“火燒趙家樓”之舉，還是被社會各界公認為愛國行動。“五四”運動的余威，迅速擴散到全國。

5月7日，上海首先舉行國民大會，日本東京的中國留學生也集隊向英、美、法、俄、意使館呈書請愿，北京政府扛不住各界壓力，釋放了被捕學生。隨之，天津、濟南、太原、長沙、吉林、南京、廣州、武漢、南昌等城市也先后集會聲援北京學生。全國各地陸續成立學生聯合會、教師聯合會，工商各界紛紛聲援學生，普遍開展抵制日貨活動。

日本要求中國政府取消學生的“排日”活動，日本炮艦進駐中國的天津、吳淞、青島、山海關等口岸。駐北京的日軍派出一個排，公然荷槍實彈上街示威，通過北京總統府時，中國警衛居然還向日軍敬禮。

兩面擠壓之下，5月14日，大總統徐世昌一方面通電挽留辭職的北大校長蔡元培，一方面也挽留舉國唾罵的曹汝霖，還下達了鎮壓學生運動的命令。19日，北京2萬5千多學生舉行總罷課，強烈要求拒簽巴黎和約，懲辦國賊。25日，徐世昌命令京師軍警逮捕學生170余人，后又拘禁700多人。

5月7日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條”的日子，就在北京學生被禁止上街的這天，上海學生和各界人士舉行了2萬多人的大游行、大集會。5月9日，上海學校罷課，商店停業。6月5日，上海各商號陸續罷市。而上海的工人，不待學生呼吁，就主動罷工。同時，上海各校也普遍罷課。人稱上海“三罷”。

上海的“三罷”成為北京“五四”的第二波次，再次動員了全國。罷工罷市動搖了中國的經濟命脈，北京政府不得不釋放被捕學生，準免曹汝霖（外交次長）、章宗祥（山東問題換文的簽字者）、陸宗輿（駐日公使）職務。

但是，人民的斗爭只是取得階段性勝利，政府還是那個政府，巴黎和約還是那個和約。陳獨秀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倘政府不顧和平，不完全聽從市民之希望，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陳獨秀、李大釗親自上街散發宣言，被暗探當場逮捕。這又導致全國的抗議浪潮再起。

巴黎和約將在6月28日簽字，全國各界又掀起拒簽請愿運動。和約首先關系山東命運，山東駐軍第五師全體士兵通電抗議，山東各界聯合會派出請愿團到北京。陜西學生聯合會代表屈武，守候新華門，以頭撞柱，血濺總統府。

簽約前夜，巴黎的中國代表收到國內發來的拒簽電報7000多份，而中央政府卻依然態度含混。6月28日簽約日，中國代表沒有赴會簽字。代表團最年輕的顧維鈞出面發表了一篇宣言，表明拒簽的態度。此刻，中國代表團依然沒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拒簽指令。

中國的立場，雖然沒有得到世界列強特別是日本的認可，但是，這畢竟是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第一次對列強說“不”。中國的民心，極大地喚醒了，中國的民眾，廣泛地聯合了。

03

學生、工人，中國革命的新生力量

一個運動能否具有長期的作用，關鍵在于是否有新人崛起。

時入1920年代，當年的辛亥中人，有 些已顯老態，而馬克思主義者卻始終與青年同氣相求。離北京最近的天津，在“五四運動”期間始終是聯絡全國的樞紐。由于北京當局的嚴格禁止，各地團體與北京聯絡往往通過天津進行。而天津的愛國組織，也成立得較早。天津首創成立跨行業的“各界聯合會”，又派出代表四處鼓吹，推動全國各省都成立聯合會，最終形成“全國聯合會”。

4月，留日學生周恩來回國，一到天津，就反對母校南開學校聘請徐世昌、曹汝霖擔任校董。已經沒有天津學籍的周恩來積極參加天津的運動，主辦《天津學生聯合會報》，著文介紹世界新思潮，主張青年“應該去做真正的群眾運動”。天津學界的先進青年還組織了一個“覺悟社”，鄧穎超是“逸豪”（1號），周恩來是“伍豪”（5號）。

湖南則出了個毛澤東。作為北京大學圖書館的管理員，毛澤東本來注定會參加北京的“五四運動”。可是，4月份，他卻因家事離開北京，經上海回到湖南。

但是，錯過地點，不等于錯失歷史。湖南長沙，早有新民學會的組織基礎。從北京歸來的毛澤東，又帶回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信息。由毛澤東等人籌劃的湖南運動，盡管起步不是最早，卻在組織上更顯周密。首先以新民學會成員為骨干，在5月28日創建全省學生聯合會。6月2日，學聯召開全省學生代表大會，20個學校的代表共同議決罷課。6月3日開始的罷課活動，立見成效。

參照北京陳獨秀出版《每周評論》的經驗，湖南也創辦了一份《湘江評論》，多數文章都由毛澤東個人撰寫。毛澤東剖析大局，倡言俄國十月革命所掀起的世界革命風暴，“這種浩浩蕩蕩的新思潮，已奔騰澎湃于中國，順他的生，逆他的死。”毛澤東鼓舞無畏精神，提出明確的斗爭方式，“什么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湘江評論》一再加印，影響超出湖南，波及全國。

巴黎的中國代表拒簽和約之后，全國各地的運動似乎告一段落，而湖南的毛澤東等人，卻及時為運動提出了具體的斗爭目標——“驅張”。北洋軍閥張敬堯統治湖南，搜刮民財，摧殘教育，湖南人恨為“張毒”。張敬堯公然逆五四大潮，解散學聯，刺殺上海國民大會來湘代表，驅散抵制日貨大會，甘作湖南公敵。毛澤東組織全省各界聯合行動，還派出代表團到北京、上海、廣州游說，分化利用軍閥矛盾，終于迫使張敬堯退出長沙。

“驅張”的勝利，被稱為湖南的“五四運動”。“五四運動”的成果，已經遠遠不止拒簽和約了。長期處于社會底層的工人，首次顯示出強烈的革命性。

作為社會生產的主力軍，工人對運動的成敗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上海學聯告同胞書稱：“學生罷課半月，政府不惟不理，且對待日益嚴厲。乃商界罷市不及一日，而北京被捕之學生釋；工界罷工不及五日，而曹、章、陸去。”學生、工人，中國革命有了新的力量。

據《同舟共進》郝在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