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個畫面:你坐在工位上,隔壁工位上的同事老張今天沒來。你打開工作軟件,收到了他發來的消息:“你好,我是已離職員工老張的數字分身,你可以向我提問,我會根據我在職期間的文檔回答你的問題。”
你后背一涼——老張已經離職了,這是他被“蒸餾”出來的數字分身。
這個畫面聽上去很像科幻劇里的橋段,但在2026年春天,它卻真實地在社交媒體上炸開了。
故事是這樣的。一個名為“同事.skill”的項目在全球最大的社交編程平臺“GitHub”上爆火。提供同事的飛書消息、釘釘文檔、郵件、截圖等資料,就能把同事的經驗封裝AI,進而形成一個“賽博同事”。
這個創作迅速從程序員圈子蔓延開,甚至登上了熱搜。
大家忽然意識到,這不是玩笑——你的經驗、你的流程、你賴以生存的“手藝”,都可以被一點點裝進一個叫“skill”的文件夾里。然后,AI開始替你干活。再然后,公司開始算賬:既然效率翻了幾倍,還要那么多人干什么?
雖然“同事.skill”更像是社交媒體上流傳的“梗”,但“skill”帶來的危機感,正在更多人心中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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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火的skill。圖源IC photo
“我們一邊喂養AI,一邊等著被淘汰”
李彥青已經在一家電子設備制造公司干了6年。他手底下管理著15個程序員,是典型的“職場老法師”——業務熟、經驗多、領導信任。但最近幾個月,他的職場地基開始松動。
起因是一個叫“skill”的東西。
“skill”指的是一種封裝好、可復用的能力模塊,相當于AI不需要重新學習就能直接使用的技能包。
李彥青所在的公司去年開始強推AI工具,今年把做得好的部門設為AI轉型試點小組,要求把所有的工作經驗變成skill。李彥青所在部門就是其中之一。
這件事讓李彥青感到危機感。“這就像部門來了一個剛畢業的本科生,拿著我整理的skill,用AI能做出和我一模一樣的產品。那我存在的價值是什么?”
感到壓力的同時,李彥青也不得不向自己的部門傳達“寫skill”的指令。手下的程序員們態度不一:有些很蒙,沒怎么用過skill;有些很抗拒,猜測公司什么時候開始裁員;還有的積極寫好提交。
李彥青注意到,自從公司的skill庫搭建起來后,每天都有幾個或大或小的skill由各個部門入庫。這意味著,更多人的經驗正在被拆解、標準化,隨時可能被skill取代。
產品架構師潘磊的恐慌感來得更早更直接。他所在的公司是一家年營收額超過千億元的制造業公司。去年底,skill出現不久,公司高層就注意到了它,開了次會議,鼓勵員工使用。
一開始,大家是興奮的。有AI愛好者在群聊里分享自己的想法,曬skill。這樣的行為也得到了領導的贊賞。潘磊自己也寫了不少skill,把日常的工作流程固化下來,效率確實提高了。
變化是從公司開始“算賬”那天開始的。領導層開始關注每個部門的token(計算機術語:譯為“詞元”)消耗量,統計開發周期從幾天縮短到幾天,每個人利用AI提升了多少效率。而這一切改變,只用了三四個月的時間。
興奮很快就變成了焦慮。一個消息開始在內部瘋傳:30%—40%的人可能要被優化掉了,因為AI提升的效率太高了。
員工們的擔心不無道理,因為裁員的進程,在國外已經開始了。全球軟件巨頭甲骨文3月31日宣布開啟新一輪裁員。將有3萬名員工受到影響,而大規模的裁員正是為了應對激增的AI資本支出。
同樣,科技公司亞馬遜也在近半年裁掉了約3萬人。其CEO曾在內部信中直言:“在公司廣泛應用AI產品的背景下,預計未來幾年員工總數會減少。”
李彥青也看到了這條新聞。他找到了一位在亞馬遜做數據分析工作的朋友確認,AI的確大幅提升了工作效率,但對于科技大廠來說,“她覺得自己的工作遲早沒了。”
“我用AI提高效率,老板只獎勵半天假”
對于skill,一位程序員腦子里浮現出的畫面是:人類大腦被看不見的吸管抽取,傳輸到人類創造出的AI脈絡中。
“我的崗位沒太多技術含量,別人套用我做的skill能達到我85%的水平。我覺得我離被裁真的不遠了。”這位程序員說。
前車之鑒就在身邊。他同為程序員的朋友,分享了自己做出的skill,領導直接讓組里年輕、經驗較少的同事拿著它去運作,結果工作成果反而超過了那位朋友。朋友氣得離職了。
為了不被裁員,潘磊感覺同事們開始“表演式工作”。研發部在造開發技術方案自動化skill,產品部在造競品分析skill,運營部在造活動策劃skill,戰略部在造行業調研skill,設計部在造海報skill……公司的skill庫里很快堆積了上千個skill。
“大家做這些都是為了讓領導看到,我在努力地使用skill。”潘磊覺得,這些經驗以前都是各個部門員工的技術壁壘,現在被打包成skill后,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它們來完成別人的工作。
邊界的模糊帶來了地盤之爭,潘磊看到各部門開始搶活。他見過一個沒有經驗的產品經理,拿著程序員寫的skill,拼湊出不合格的程序去邀功。潘磊覺得,這些事的出發點都不是解決實際的業務問題,而是想讓領導知道,“我用AI做了事。”
與此同時,公司內部的文章標題經常出現:“誰花了5個億的token通過幾個小時完成了什么。”于是,內卷愈演愈烈。
潘磊管理著10個人,現在他已經不需要推著下面的員工做skill了,大家會主動去做。但是他依舊很焦慮。他會不時看看其他部門的skill數量,再和自己部門做對比。如果數量不夠多,他就擔心自己的部門是否會被全部裁掉。
“同事.skill”爆火后,有人在社交媒體上調侃“為了自己的經驗不被沉淀下來,以后上班給skill喂垃圾”。但李彥青覺得,“如果我們讓部門內的skill變得無用,那么這個部門就可能落后甚至被砍掉。”
離6月的年中匯報還有兩個月時間,老板催促李彥青見成果。他們深談了一次,李彥青也聽到了老板的想法:讓大家寫skill不是為了裁員省錢,而是為了提高生產力。如果公司不及時擁抱AI,就會被擁抱AI的競爭對手擠占市場。
李彥青向老板承諾,他會用這些AI工具為部門提高15%效率,但是希望申請到雙休的福利,他們目前是“996”“大小周”的工作模式。“我用AI提高效率了,能不能把屬于我的時間還給我?”
而老板的回復是:“可以獎勵干得最好的那個人,每個月多放半天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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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skill在社交編程平臺GitHub上爆火(網頁截圖)。受訪者供圖
skill真的能把人類“蒸餾”嗎?
skill的出現,只是AI進程中的一個小節點。
AI產品經理鄧小閑打了一個比方:最初的大語言模型,就像一面魔鏡。人們問它:“魔鏡魔鏡,誰是最美的女人?”它會說一個答案,但它只能對話,不能幫人直接做事情,類似GPT和DeepSeek最主要的能力。
后來,魔鏡慢慢幻化成了人形,從鏡子里“走”出來。它不再只是回答“誰最美”,而是能幫人安排事情、執行任務。這就是AI行業里的Agent(智能體)。
但這面魔鏡不是天生什么事都精通的。很多事它第一次做,做得并不準確,所以它需要學技能包。這個技能包,就是skill。
在鄧小閑看來,skill本身不是什么高技術含量的東西,只是AI發展到了一定階段出現的助手。但看到聲稱能把同事“蒸餾”出一個數字分身、在公司里繼續打工的“同事skill”時,鄧小閑產生一種很強的不適感。
她回想起了很多白領朋友的抱怨。有的公司把做skill納入績效考核,在公司內做排名;有的公司在員工KPI里增加了token使用量,完不成的團隊,只能讓AI去執行一些復雜但無用的任務才能達標。
于是,鄧小閑做了一個“反蒸餾skill”。運行這個程序可以把打工人做的skill“清洗”,把核心知識替換成正確但無用的專業廢話。這個操作被一些人稱為“用魔法打敗魔法”。
也有人問她,做這個有什么用?給AI喂垃圾,它還是會越來越聰明。但她覺得自己對抗的不是技術,而是資本對人性的蔑視。“技術無對錯,但企業強行要求員工將經驗沉淀、上交的方式讓人厭惡。人不是可以替換的零件,這種對抗起碼能展現我們作為人類的主觀能動性。”
鄧小閑本科和碩士都學法律,她不是科班出身的程序員,卻是各類AI產品的粉絲。“skill很親民,即使一個人完全沒學過代碼,也能照著網上的教程做出一個skill。”
同樣,做出“女媧skill”的陳云飛,也不是程序員,他此前在互聯網大廠做用戶研究。
看到“同事.skill”后,陳云飛先寫了一篇評論文章,表達人沒有那么容易被蒸餾。“被蒸餾出來的人或者技能,都是一成不變的狀態,而人本身是不斷演進、變化和成長的。”
陳云飛注意到,“同事.skill”火了后,平臺上冒出來一整個蒸餾宇宙:前任skill、反蒸餾skill、老板skill……花了一個晚上,他把這些全刷了一遍,越刷越覺得荒誕、有意思。
他決定做一個“女媧skill”。“如果一個人真的能被蒸餾,那為什么只蒸餾同事?為什么不去蒸餾那些真正厲害、真正偉大的人呢?”緊接著,他用“女媧skill”把張雪峰、喬布斯、馬斯克等人都“蒸餾”出來,免費開源給所有人。
“蒸餾”的來源,是他們公開的演講、自傳等信息。陳云飛認為,人不可能在每個領域都成為專家,但可以把每個領域最強的人的思維方式變成自己的工具——就像請了一位超強外援。
不過他也承認,這些外援給的建議仁者見仁。“我相信,即使弄個巴菲特skill,大家也很難成為股神。在沒有AI之前,已經有很多人研究巴菲特,他也多次講過自己的思路,但沒幾個人能成為他。一個人真的沒那么容易被學習。”
既然人現在沒辦法被完全“蒸餾”成數字人,為什么skill的出現會引起這么多打工人的焦慮和抵制?
在李彥青看來,skill可以近似理解為一個AI版標準化工作流程(SOP)。很多企業都有多項標準化工作流程,也會要求員工在離職時用文檔記錄下自己手中的流程交接給部門。但區別在于,以前按照標準化工作流程執行任務的是人,現在是AI工具。
“我承認自己寫的代碼是公司財產,但是代碼變成產品上線之后,如果需要修改需求,還要找我。但現在AI學會了我的思路,我就不再被需要了。”李彥青說。
運用skill,一個人完成三四十人的工作
排除掉可能失業帶來的焦慮,作為一個技術人員,李彥青對skill的出現感到非常興奮。
skill剛問世不久,李彥青就廢寢忘食地研究,每天上班下班都在寫skill,甚至連喜歡的游戲都不碰了,只想實現腦子里的靈感。“以前編寫代碼很漫長,現在用skill兩三分鐘就能做出一個雛形,項目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成長,很有成就感。”
skill出現后,也有人從中看到了商機。
徐厚暢去年創立了自己的公司,公司只有4個人,核心業務就是用AI給企業做業務流程改造,也就是造出能被企業用得順手的skill。
“這兩年大模型發展很快,大家都希望用AI工具降本增效,但我發現,能用得好的公司并不多。”在徐厚暢看來,這是一個新創業點。他服務的客戶有媒體、金融機構、電商等。
去年,徐厚暢為一家媒體客戶搭建了從找選題、策劃、寫稿子的全流程skill,將它作為一個“大插件”置入他們原本的系統。他計算過,以前一個熟練的編輯完成一篇文章需要一個小時,而現在,這套skill只需幾分鐘就能做完一篇文章。當AI把文章寫完后,編輯的角色就轉變為審核員。
徐厚暢曾為客戶算過一筆賬,以前編輯部一天最多生產20篇文章,現在這個數字達到了200篇,其中85%的文章不需要任何人工干預就能直接發布。“這個數量不是我們系統的上限,是編輯部審核員的上限。”
在做這套skill的過程中,徐厚暢去編輯部開了很多次會議,幫編輯提取自己積累多年的經驗。同時,他也在網絡上檢索優秀的文章,將它們逐句拆解“喂”給AI,提取文字、圖片表達等內容,讓AI學習它們的表達風格、斷句、行文思路。
在將編輯的經驗沉淀成skill的過程中,徐厚暢也感受到了他們的抵觸情緒。“大家不確定這個東西做成之后,自己會不會被裁掉。”
據徐厚暢了解,負責人的意圖并不是替代編輯,而是讓他們把精力和經驗覆蓋到更有價值的、需要深度采訪的選題上。事實上,在使用了編輯skill后,這家媒體沒有裁人,而是開了更多的賬號。
在一家中型互聯網公司工作的陳萍也從中嘗到了甜頭。幾個月前,公司就建了skill庫,現在里面放著各個部門總結的skill。陳萍發現,綜合運用這些skill,確實能提升效率。
陳萍是個產品測評員,以前對一個產品測評需要把四五個團隊的同事拉進一個群,大家一起用在線表格辦公,至少需要兩三天時間。現在她用各部門做的skill搭建了一個系統,用AI自動完成一次產品評測僅需要半天時間。
在她用skill做系統的同時,公司也有另一個團隊用以前的方式開發類似的系統:產品提需求、程序員開發、后期測試上線。那個團隊里有三四十個人共同完成這項工作,而她僅需要一個人。
AI可以“降本增效”,也可以把“蛋糕”做大
陳萍用了更多時間撲在研究skill上,但很快,她“摸”到了skill的邊界。它能代替的是那些經驗尚淺的員工、外包工或者實習生,但對于專家、公司高管,代替性就不那么強了——那些決策思路、創意想法,很多都屬于默會知識,很難用幾個skill寫得清楚。
“在企業中,員工把經驗用skill沉淀下來是一回事,企業怎么把這些skill變成一個穩定可控的系統是另一回事,這背后還要很多探索。”想通了這些,陳萍就不再焦慮了。
但在企業里,另一個問題隨之浮現:“skill的所有權屬于誰?企業能否無償、自動地取得skill?”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長聘副教授、清華大學科技發展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助理陳天昊覺得,這是勞動法、知識產權法和數字治理之間的真空地帶。人的思維習慣、邏輯判斷等部分經驗都能沉淀到skill里,這些經驗以前是依附在勞動者本人身上的。現在,一些企業強制員工上交,陳天昊認為不合理。
“我覺得未來企業需要和勞動者通過合同的方式約定skill這類經驗的歸屬,同時相關法律研究者也應注意到這個問題,及時跟進完善法規。”陳天昊說。
除此之外,陳天昊也覺得,企業不必急于獲取每位勞動者的skill。skill是非常場景化的東西,它不是通用能力,特定勞動者在特定崗位上開發出來的skill,往往要和這位勞動者緊密結合才能發揮最大的效能。
去年12月,北京市人社局發布了一起“員工因AI被裁”的案例。
一家公司因引入AI技術替代人工業務,撤銷了員工劉某所在部門及崗位,并以其“勞動合同訂立時的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化”為由解除勞動合同。勞動仲裁委審理認為,公司主動實施的技術革新不具備不可抗性與不可預見性,不構成法定的“客觀情況重大變化”,因此認定公司違法解除勞動合同。
中國通信標準化協會互動媒體標準推進委員會副主席包冉認為,企業不應該一直想著怎么“降本增效”,而應思考如何利用AI把“蛋糕”做大。包冉的朋友擁有一家1000多人的營銷公司,他們把AI注入全流程,“用AI來干2000人干的活,而不是省去500人的成本。”
AI時代下,誰會是幸存者?
李彥青能清晰地感覺到,AI進化速度越來越快。起初他和朋友嘲笑它,覺得它總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幻覺,像個小孩子一樣胡言亂語。而現在,它總能做到一些遠超人力的事情。
最近李彥青部門開發的系統出現了一條警報。如果靠人工排查問題,可能需要幾個小時,因為涉及的環節太多了。
李彥青把系統文件導出,大概20萬行代碼,直接丟給AI。他沒有告訴AI怎么查,但幾分鐘后,AI就給出了原因。李彥青讓部門里的程序員復核,結果一模一樣。
“以前我培養出這樣的年輕程序員需要一兩年時間,幫他講業務、串邏輯。但現在,只需要一個AI大模型。”李彥青覺得,他們以后可能都不會再雇實習生了,因為實習生比AI貴。
但另一個潛在的問題是:如果大家以后都不需要實習生了,那年輕人還怎么成長?
陳天昊覺得,這確實是一個需要教育系統與高校師生思考的問題。但換個角度講,年輕人可以直接通過AI學習很多知識和經驗,實習本身的價值也打了折扣。
在包冉看來,目前能被skill固定下來的經驗,都是較為簡單重復的工作。“AI像是給所有行業劃了一條及格線,如果個人從事可被AI代替的職業,需要想一下如何去轉型。”
但必須承認的是,隨著技術的發展,AI正在慢慢把“及格線”往上調。一些流程性比較強的職業正在消失,職業與職業之間的壁壘也在模糊。
一位在央企工作的前端開發程序員在今年3月意識到,招聘平臺上,一般的前端程序員已經找不到工作了。因為現在AI能輕松做出一個前端程序員需要幾天時間才能完成的網站。現在僅有的前端招聘都是專家崗。
據公開報道,去年騰訊50%的新增代碼由AI輔助生成;阿里云內部AI輔助代碼生成比例近40%;百度52%新增代碼由AI生成,CEO李彥宏表示:“希望是80%、90%的代碼都由AI來生成。”
技術的發展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第一次工業革命珍妮紡織機被發明出來時,一批紡織女工失業。但她們中的一些人進入工廠成為早期操作機器的熟練工。
AI也正在創造就業機會。據世界經濟論壇今年2月發布的信息,近兩年內,AI領域新增超過130萬個職位,其中包括超過60萬個數據中心相關職位,以及AI工程師和數據標注員等快速增長的職位。
對于李彥青來說,轉行或創業,眼下還太遙遠。他已經38歲了,在公司屬于中流砥柱。工資不錯,領導器重,員工信任,馬上轉型對他來說并不劃算。
但他也很糾結:做得越多,這份工作丟得越快。他近10年的編程經驗,只要花時間沉淀,都能被寫進skill,替代掉自己正在做的一切。“大模型不用再升級,我自己就能淘汰掉自己。”
與此同時,成千上萬最優秀的程序員正讓AI大模型越來越聰明。過不了幾個月,新的大模型或許就能覆蓋當前skill的弱點。
李彥青熱愛這個行業。他上高中時就開始喜歡計算機,一直研究自學。他喜歡把一個復雜問題拆解成代碼,然后看著它跑起來的成就感;他也喜歡解決掉一個頑固bug后,靠在椅背上長舒一口氣的放松感……
他承認自己有點害怕AI,但也沒打算停下來。他心里還憋著一股勁——想看看,AI無法替代的到底是什么。
(應受訪者要求,李彥青、潘磊、鄧小閑、陳萍為化名)
新京報記者 郭懿萌
編輯 陳曉舒
校對 穆祥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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