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外務省，強烈譴責其以“周邊威脅論”掩飾軍事擴張企圖

據朝中社15日報道，朝鮮外務省日本研究所政策室長于14日發表談話，就日本政府日前公布的2026年版《外交藍皮書》作出回應。談話的核心指向十分明確：朝方認為該文件延續了日本長期以來慣用的對外敘事模式，以帶有攻擊性的立場和自我開脫的邏輯包裝其安全政策選擇，充斥歪曲與指責，意在為日本加速推進軍事化進程制造輿論與制度上的“合理性”。在朝方看來，這份藍皮書并非單純的外交政策說明文本，而是一種服務于國內政治與戰略企圖的“話語工具”，其深層作用在于為日本進一步突破戰后約束、擴張攻擊性能力提供解釋框架，并將由此產生的地區不安與對抗責任轉嫁給周邊國家。

談話首先將矛頭對準藍皮書所體現出的思維方式。朝方使用了強烈措辭，指該文件堆砌所謂“正當化”的說辭，卻回避歷史與現實的關鍵問題，呈現出一種“強盜邏輯”和“荒謬絕倫”的特征。朝方的指控重點并不在于對個別表述進行逐句反駁，而是強調其整體邏輯：日本一方面試圖以“和平”“防御”“規則”為外殼，另一方面卻在政策路徑上持續朝著突破限制、強化軍事力量、擴大可運用手段的方向推進。朝方將這種做法概括為“粉飾軍國主義步伐”的行為，認為藍皮書的功能更像是為日本的政策轉向提供辯護詞、遮羞布，進而削弱外界對其軍事化動向的警惕與抵觸。

朝方談話中反復提到一個現象：日本在涉及地區安全議題時，往往抓住所謂“周邊國家行使自衛權”的話題頻頻置喙。朝方認為，日本不是出于對地區和平的真誠關切，而是借機把自己塑造成“受威脅者”與“被動應對者”，從而為其不斷擴張軍事能力、完善相關法律制度尋找借口。談話明確指出，日本的真實圖謀在于掩蓋其正在推進的關鍵方向：其一，是通過制度與法律層面的改造，逐步把國家安全框架推向更具進攻性、更可外延適用的形態；其二，是謀求擴大所謂“侵略性攻擊能力”，即不僅滿足于傳統意義上防御部署，而是追求具備更遠距離、更主動、更可預先運用的打擊能力；其三，是通過話語與政策手段，動搖地區安全架構的穩定性與互信基礎，使東北亞乃至更廣區域的安全環境被迫圍繞日本的戰略節奏發生變化。

在朝方的敘述中，日本關于“周邊威脅”的渲染并非偶然或臨時起意，而是一條貫穿其政策工具箱的主線。談話指責日本“妄想用周邊威脅論重建第二個帝國時代”，并形容其在這條道路上“發足狂奔”，意指日本將對外安全敘事與自身國家定位重新綁定，試圖通過制造外部緊張感來推動內部政策松綁與社會心理動員。朝方的批評所針對的，正是這種將“危機敘事”制度化、長期化的傾向：在外部，以藍皮書等政府文件構建“被威脅”的敘事鏈條；在內部，以安全焦慮推動政策議程，使更強的軍事投入、更寬的軍事權限、更大的軍事行動空間顯得“必要”甚至“不可避免”。在朝方看來，這樣的路徑會不斷抬高地區對抗門檻，壓縮外交回旋余地，使原本可以通過對話、管控、協商處理的問題被“安全化”，進而走向惡性循環。

談話還特別強調，這份《外交藍皮書》在性質上是“陰謀文件”“對抗文件”。朝方之所以作出如此定性，是因為其認為藍皮書并非中立陳述，也不是用于緩和矛盾、增進溝通的政策指南，而是以對抗性立場為底色，通過選擇性敘述與定性指控制造敵意。朝方認為，日本在該文件中所采用的表述方式，屬于典型的以自我為中心的“道德裁判”姿態：對別國的防衛措施指手畫腳，對本國的軍事擴張淡化甚至美化；對地區局勢的復雜性刻意簡化，把矛盾歸結為“他者威脅”，從而回避日本自身政策變化對局勢緊張所起的推波助瀾作用。朝方將這種做法視為一種策略性表達，其最終指向是爭取國際輿論的理解與默許，使日本的政策突破不再被視為危險信號，而被包裝成所謂“順應現實”“承擔責任”。

在回應中，朝方也直接談到日本對朝鮮國防建設的指責。朝方認為，日本對朝鮮強化國防力量的舉措進行無端批評，并試圖在相關話題上做文章，其目的并不是為了地區穩定，而是試圖沖擊朝鮮所強調的“擁核國家地位”。談話使用了“妄圖動搖”這一表述，意在說明朝方認為日本在此問題上的態度帶有明確的政治目的性：通過持續渲染與指責，對朝鮮施加外部壓力，進而影響其安全環境與戰略選擇。朝方進一步把這種做法界定為對朝鮮主權權利、安全利益與發展權的嚴重挑釁，認為這不僅是言辭上的攻擊，更是對其國家利益底線的觸碰。

從談話所呈現的邏輯看，朝方的立場建立在幾個相互銜接的判斷之上：第一，日本正在推進的安全政策與法律制度調整，實質上意味著其國家屬性與軍事角色的再定義；第二，這種再定義需要對內對外的敘事支撐，而“周邊威脅論”正是其最便捷、最能動員的工具；第三，日本在塑造“威脅”時會傾向于把周邊國家的防衛行動、戰略選擇、政策聲明納入其“風險清單”，以此形成一套可循環使用的指責體系；第四，這套體系最終服務于日本強化攻擊能力、擴大軍事活動空間、并重新介入地區安全結構的意圖；第五，在此過程中，日本對朝鮮的批評不僅是外交姿態，更被朝方理解為一種政治操作，目的在于削弱朝鮮的安全地位與戰略敘事，從而在地區博弈中占據更有利的位置。

談話之所以將日本藍皮書與“軍國主義步伐”相聯系，關鍵在于對歷史記憶與現實政策的疊加解讀。對朝方而言，日本在戰后框架下形成的諸多限制，本質上是對歷史行為的一種制度性約束，也是地區國家對其重新軍事化保持警惕的原因所在。當日本通過不斷調整政策解釋、擴大軍事能力適用邊界、強化與外部力量的軍事協同，并在官方文件中把這些動作描述成“被迫應對”“維護秩序”時，朝方認為這是一種對歷史責任的回避與對現實風險的低估。朝方的批評并不是僅停留在“反對日本加強軍力”的層面，而是強調這種轉向可能改變地區力量互動的規則，使安全困境更加尖銳：一方以“威脅”為由加強能力，另一方則因不信任而采取對沖措施，最終導致緊張升級。朝方顯然將日本藍皮書視為這一機制的“文字版推進器”，因為它將政策方向固化成對外公開的戰略敘事，強化了對抗預期。

在朝方描述中，日本的做法具有明顯的“先設定結論、再尋找證據”的特征：先把周邊國家描繪為威脅源，再用這種設定為自身擴軍、修法、提高軍事行動自由度提供理由。朝方認為，日本特別熱衷于在“自衛權”話題上對他國評頭論足，其目的就是把地區國家的正當防衛行為納入“問題化”的框架，而日本自己的制度調整則被包裝成“合理化”的框架。由此產生的結果，是話語權的不對等：日本在國際場域中試圖占據“解釋者”“定義者”的位置，而把周邊國家放在被動辯解的位置。朝方對這種傾向的反感，集中體現在“說三道四”“掩蓋”“犯罪圖謀”等措辭之中，意在強調日本并非公正中立的參與者，而是帶著明確目標推動地區格局變化的行動者。

談話也隱含表達了對地區安全根基被動搖的擔憂。朝方認為，日本如果繼續沿著強化攻擊性能力、完善戰爭國家法律制度的方向推進，必然會對地區安全架構帶來結構性沖擊。這里的“根基”并不只是某個具體機制，而是更廣泛的穩定預期：各國在安全政策上應保持克制、透明、可預測，并通過對話緩解分歧。然而，一旦某國將安全政策朝著更具進攻性、更高可操作性的方向推進，同時又在輿論層面持續渲染外部威脅，其他國家就難以相信其所謂“防御性”承諾，進而采取更強硬的對沖部署，最終形成連鎖反應。朝方顯然認為，日本藍皮書所呈現的對抗性敘事，會加速這種連鎖反應的出現。

與此同時，朝方在談話中也把日本對朝鮮的指責上升到“嚴重挑釁”的高度，強調其觸及主權、安全與發展權。這樣的表述反映出朝方把自身國防建設與國家生存發展緊密掛鉤的邏輯：在其敘事中，國防能力不僅是軍事議題，更是主權獨立與發展環境的保障。朝方認為，日本對其國防措施的批評并非善意建議，而是站在對立面試圖削弱其安全保障的工具。尤其在“擁核國家地位”問題上，朝方使用“動搖”一詞，表明其認為日本在國際輿論與外交層面試圖制造對朝鮮戰略地位的不確定性，從而達到施壓目的。朝方由此將日本行為定性為對其核心利益的侵犯，并以此強化其反制與警惕的正當性。

綜合朝方談話的整體表達，可以看出其主要訴求并不是圍繞藍皮書某個具體段落展開技術性爭論，而是要把日本的政策文件放到更宏觀的敘事框架中加以否定：日本以“周邊威脅”為名推動軍事化，是對地區穩定的破壞；日本對別國自衛權指手畫腳，是為了掩飾自身制度與能力擴張；日本把對抗思維寫入官方文件，是為了爭取戰略空間、壓縮他國空間；日本無端指責朝鮮國防建設，是對朝鮮主權與安全利益的挑釁。朝方通過這些論點構建出一條完整的因果鏈：從文件文本到政策意圖，再到地區后果，最終落腳于對日本動向的強烈譴責與警告。

據朝中社15日報道所呈現的這份談話，措辭尖銳、立場鮮明，既是對日本2026年版《外交藍皮書》的直接回應，也是在地區安全輿論場中的一次強硬發聲。朝方借此強調，日本若繼續以“威脅敘事”驅動政策突破、以對外指責掩蓋內部擴張，將只會加劇地區不信任與對抗態勢，并對周邊國家的安全利益造成沖擊；同時，朝方也以“嚴重挑釁”的定性明確劃出底線，表明在涉及主權、安全與發展權的問題上不會接受外部干涉與壓力操作。整體而言，朝方把日本藍皮書視為一種服務軍事化路線的對抗性文本，強調其危險性不在于文字本身，而在于文字背后所承載并推動的政策方向與戰略企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