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融合視野下邊疆都城的演變及影響——基于金上京營建的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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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代以后東北、西北、西南地區涌現出眾多少數民族政權，在其統治核心區域規劃建設了大量都城，這些城市既有鮮明民族印記，也受禮制思想影響。以金中都為例，討論了從部族體制向帝制王朝的轉變過程，連續都城形態的顯著變化。指出早期部族體制下，上京有著鮮明的傳統村寨居處印記。此后在模仿汴京的過程中，形成了宮城、皇城和外城三重城平面布局。世宗年間雖然一直強調祖宗舊俗，但都城制度、城市形態并沒有太大變化。金代建都于上京，加強了對廣大東北地區的統治及對經濟的開發，推動了民族融合和區域社會發展。作為邊疆都城之一，金上京這種變化并非個例。中國古代邊疆地區都城的建設，不僅對現代城市分布格局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也為開發建設邊疆、維護國家統一發揮了巨大作用。

【關鍵詞】邊疆都城；金上京；城市形態；文化融合

0 引言

從中國古代中、后期開始，邊疆少數民族政權受華夏文化影響，在其統治核心區域規劃建設了大量都城，這些城市既有鮮明民族印記，也受到禮制思想影響，是中國古代城市建設中值得特殊關注的部分。其中東北地區的金上京城是一座由女真民族主導，北方游牧民族和漢民族共同建造起來的金王朝前期都城，其城市形態的演變反映了少數民族政權對中原禮制制度不斷接受的過程。

1 部族體制下的金上京早期城市形態

歷史上由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一般有一個從部族體制向帝制王朝的轉變過程。金上京早期城市形態與中原“國都”存在巨大差別，甚至在政權建立后很長一個時期里并沒有京師名號。

金初將以會寧府為中心的生女真的發祥地稱之為“內地”，據《金史·地理志》記載，金“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舊土也。國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于此，故名。金源建國之號蓋取諸此，國初稱為內地，天眷元年號上京。海陵貞元元年遷都于燕，削上京之號，止稱會寧府”。

金政權建立早期既沒有京師名號、也沒有州府名稱的都城，政治中心被稱為“御寨”。在宋朝使者記錄的行程中，往往以“御寨”作為出使金朝的終點，如宋人趙子砥《燕云錄》記載：“御寨去燕山三千七百里，女真國主所居之營也。”文獻有時也將“御寨”稱為“皇帝寨”。宣和七年（1125年）許亢宗出使金朝，《宣和乙巳奉使金國行程錄》記載在到達黃龍府之前，每日行程一般是從某州至某州，而自三十三程進入金源內地之后，每日行程都是從某寨至某寨，說明在生女真的故地，此時還只有村寨而沒有州縣城鎮。即便是當時的政治中心也仍有村寨遺風。

許亢宗描述當時金上京的景觀是：“一望平原曠野，間有居民數十百家，星羅棋布，紛蹂錯雜，不成倫次。更無城郭，里巷率皆背陰向陽。便于牧放，自在散居”。《大金國志》也記載“國初無城郭，四顧茫然，皆茅舍以居”，還有不少部落散居山谷之中。整體呈現出“星散而居”的格局，所以除了“皇帝寨”外，還有“國相寨”、“太子莊”等聚落。

政權建立早期將都城稱為“寨”，顯然是女真人傳統村寨居處方式的遺留。在城市管理上也幾乎沒有禮制束縛，“居民往來，車馬雜踏，自前朝門直抵后朝門，盡為往來出入之路，略無禁制”。開國之初，女真政治中心就像宋人所描述的那么樸野，連一個正式的名稱都沒有。對于剛剛走出部落聯盟時代的女真人來說，這其實是很正常的事情。

天會三年建造的乾元殿是金上京會寧府最早的宮室建筑。天會二年（1124年），金太宗升“皇帝寨曰會寧府”，命盧彥倫“知新城事。城邑初建，彥倫為經畫，民居、公宇皆有法”。“至是方營大屋數千間，日役萬人，規模亦宏侈矣。”三年“建乾元殿”，終太宗一朝，它是上京唯一的宮室建筑。宋代張匯《金虜節要》記載：“初，女真之域尚無城郭，星散而居······雖有君臣之稱，而無尊卑之別，樂則同享，財則同用，至于屋舍、車馬、衣服、飲食之類，俱無異焉。虜主所獨享惟一殿，名曰乾元殿。此殿之余，于所居四外栽柳行以作禁圍而已”。

2 接受與抵制——金上京的規劃建設及重建

2.1 “制度如汴”——天眷至皇統年間城市建設對中原禮制的學習

金熙宗即位以后，金朝政治制度全面轉向漢化，其中包括都城制度，基本完成了從女真部族體制向中國王朝的轉變過程。天會十三年（1135年）金熙宗為太皇太后建造慶元宮，成為《金史》記載的第二座宮室。天眷元年（1138年），上京開始第一次進行大規模的宮室建設，仍然以少府監盧彥倫主持營建宮室，要求“止從儉素”。主要修建了朝殿、寢殿、書殿。朝殿，“殿曰敷德，門曰延光，寢殿曰宵衣，書殿曰嵇古。”也是在這年八月，“以京師為上京，府曰會寧，舊上京為北京”。從1115年金太祖完顏阿骨打立國，到1138年“上京”名號正式確立，可以認為到這個時候，金王朝才建立了中國傳統王朝政治體制中的京師制度。

天眷二年（1139年），又立太祖原廟于慶元宮，此后陸續增建了一些新的建筑群，如皇統二年（1142年），修建涼殿，“門曰延福，樓曰五云，殿曰重明。東廡南殿曰東華，次曰廣仁。西廡南殿曰西清，次曰明義。重明后東殿曰龍壽，西殿曰奎文。時令殿及其門曰奉元。有泰和殿，有武德殿，有薰風殿”。皇統三年（1143年），建太廟和社稷壇。

皇統六年（1146年）上京城再次進行了大規模擴建，“春三月，上以上京會寧府舊內太狹，才如郡治，遂役五路工匠，撤而新之”。此次擴建明確記載以汴京城為藍本，只是規模不及汴京：“規模雖仿汴京，然僅得十之二三而已”。通過近十年的建設，上京城已形成規模，而且布局有序，其建筑規劃也接受了中原王朝傳統禮制的影響。

不僅城市形態模仿中原，在制度上也放棄了原有的樸野特點，有了內廷之禁。據文獻記載，金熙宗“自踐位以來，左右諸儒日進諂諛，教以宮室、服御、妃嬪、禁衛之盛，出則清道警蹕，入則端居九重，舊功大臣非時莫得見”。

2.2 上京的毀棄與復建

皇統九年（1149年），海陵王弒熙宗，即位于上京。貞元元年（1153年）遷都于燕京并改上京為會寧府路。為了斷絕王室宗貴對上京故土的留戀，正隆二年（1157年）八月“命吏部郎中蕭彥良盡毀宮殿、宗廟、諸大族邸第及儲慶寺，夷其址，耕墾之”。金上京宮殿、第宅在海陵王時期只保留了不足五年時間，即被夷為農田。金朝政治中心從上京轉移到燕京，改名為中都。也是這一毀棄過程，給上京中前期城市形態的研究帶來了極大障礙。

金世宗即位后，為宣揚政權的合法與正統性，爭取人心，在第二年，即大定二年（1162年）就下令以“會寧府國家興王之地，宜就慶元宮址建正殿九間，仍其舊號，以時薦享。”大定五年（1165年），重修太祖廟，“以御容安置”。

大定十三年（1173年）七月，金王朝“復以會寧府為上京”，上京在被冷落了二十年之后，又恢復了上京名號和陪都地位，會寧府路恢復為上京路。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復修宮殿，建城隍廟”，二十三年，“以甓束其城。有皇武殿，擊球校射之所也。有云錦亭，有臨漪亭，為龍鷹之所，在按出虎水側”。全面復修上京宮殿，包括宮殿、城坊，及活動場所。至天興二年（1233年）上京宮殿區域被蒙古騎兵殘毀，上京重建之后沿用了大約六十年。現在上京遺址所見城市形態，絕大多數當是世宗年間復建的結果。

根據《金史·地理志》，世宗重建上京宮殿如表1所示：

這應該是從金世宗即位第二年復修慶元宮開始，至大定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三年集中重建上京宮殿的全部建筑物，形成規劃齊整、規模宏大的宮殿區。復修的宮殿區與會寧府城共同形成宮城、皇城與外城的三重城形制（圖2）。

金代陪都的首要標志除上京名號之外，是上述宮殿建筑群形成的宮城、皇城和外城三重城平面布局。其中，南城的西墻及南墻具有雙重作用，即上京皇城墻與外城墻合二為一，因此馬面相對密集，從這里來看，在宮城以東，南城南北主干道以西應該存在皇城東墻。此處的皇城東墻不能代替南城外城東墻。

通過考古勘探，皇城內可分為東、中、西三個區域。東、西兩側區域由多個獨立建筑單元組成（可能為衙署類建筑），中部為主宮殿區。僅在南墻中部發現一座三門道的城門，從城門開始，自南向北依次分布著數座大型宮殿基址，中軸線布局明顯。

從城市形態上看，目前仍有一些問題沒有解決。對于上京宮殿區的構成和布局，尤其是宮城（皇城）的東墻存在與否，皇城東墻是否位于宮城以東，南北主干道以西；是磚墻、夯土墻或者是木柵欄？在宮城以南，午門以北，是否有皇城的建筑物存在，為什么有如此大面積的空白地段，與中都皇城明顯不同？對這些問題還需要深入細致的研究。

2.3 祖宗舊俗——金世宗重建上京的深層原因

金王朝遷都燕京以后受中原文化影響日益深刻，短短幾十年間宴飲音樂，皆習漢風，甚至出現不知女真舊俗，甚至連語言文字都不通曉的情況。這種情況下，如何保持女真舊俗，恢復立國之初“淳實之風”被金世宗看作關系王朝安危的大事。大定十三年（1173年）三月，金世宗說：“會寧乃國家興王之地，自海陵遷都永安，女直人寖忘舊風。朕時嘗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東宮不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猶尚存之。恐異時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甚欲一至會寧，使子孫得見舊俗，庶幾習效之”。四月，“上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詞。顧謂皇太子及諸王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嘗暫忘，故時聽此詞，亦欲令汝輩知之。汝輩自幼惟習漢人風俗，不知女直純實之風，至于文字語言，或不通曉，是忘本也”。五月戊戌，“禁女直人毋得譯為漢姓”。大定十四年（1174年）三月甲午，上命“應衛士有不閑（嫻）女直語者，并勒習學，仍自后不得漢語。”在幾個月內，金世宗連續強調了女真人應該“子孫得見舊俗，庶幾習效之”，并與國家政治聯系起來。金世宗恢復上京宮殿建筑，開始于大定二十一年，完成于大定二十三年。第二年（1184年）二月，金世宗“朕將往上京，念本朝風俗，重端午節，比及端午到上京，則燕勞鄉間宗室父老”。

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三月，“壬寅，如上京”，世宗“諭之曰：上京祖宗興王之地，欲與諸王一到，或留三二年，以汝守國，譬之農家種田，商人營財，但能不墜父業，卽為克家子，況社稷任重，尤宜畏慎，常時觀汝甚謹，今日能紓朕憂，乃見中心孝也。”五月，“己丑至上京，居于光興宮。庚寅朝謁于慶元宮，戊戌宴于皇武殿。皇武殿是擊球校射之所，不在宮殿區之內。金世宗回到上京，活動場所主要是光興宮、慶元宮、皇武殿，這都是恢復上京宮殿中的殿堂。七月，“乙未，上謂宰臣曰：天子巡狩當舉善罰惡，凡士民之孝弟姻睦者舉而用之，其不顧廉恥，無行之人則教戒之，不悛者則加懲罰”。

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四月癸亥，“幸皇武殿擊毬，許士民縱觀。”十二月，世宗“聞有女直人訴事，以女直語問之，漢人訴事，漢語問之，大抵習本朝語為善，不習則淳風將棄。汝弼對曰：不忘本者，圣人之道也。斡特剌曰：以西夏小邦，崇尚舊俗，猶能保國數百年”。在回到中都的途中，金世宗和手下大臣討論保持女真淳風的重要性，認為“事當任實，一事有偽，則喪百真，故凡事莫如真實也”；“不忘本者，圣人之道也”。在往返上京的途中，盡管他們的活動豐富多彩，世宗還是要求女真人保留女真風俗習慣和文字語言，不忘女真淳實之風，這一直是他說教的重要內容。金世宗希望身邊官員，尤其上京地區的女真官員長期保持淳風舊俗和語言文字。

盡管金世宗一直在上京強調所謂祖宗舊俗，但在上京復建的過程中，并沒有恢復部族體制下的“御寨”制，沿用的仍為禮制思想指導下的中原都城模式。世宗本人對漢文化也有很強的依賴，最有說服力的事實是，皇太子病逝后，君臣致奠，并“命皇太子妃及諸皇孫執喪，并用漢儀”。

3 上京城市管理與區域開發的帶動

3.1 上京城市管理

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年）恢復上京之號，最高行政與軍事官府為上京留守司及本府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管理上京路會寧府所屬州縣院司及蒲與路、合懶路、恤品路、胡里改路。上京城市管理，由上京警巡院負責。《金史》記載：“諸京警巡院使一員，正六品，掌平理獄訟，警察別部，總判院事。副一員，從七品，掌警巡之事，判官二員，正九品，掌檢稽失簽判院事，司吏女直······上京二人······漢人······上京四人······上京無副使”。上京警巡院掌上京城市民事，包括北城居民及南城宗室將軍戶口。會寧府屬倚郭會寧縣（與會寧府同時置），管理上京會寧府城市外圍城鎮鄉村，與曲江、宜春（均大定七年置）、及會寧府附屬肇州錄事司與始興縣、隆州錄事司與利涉縣和信州司侯司與武昌縣，錄事司與司候司管理城市民事，諸縣管理鄉下行政事務。陪都城市行政管理機構包括留守司、總管府、警巡院、附郭縣等，其中留守司、警巡院這些特置行政管理機構，也是金代陪都的重要標志。

從金世宗登基到大定十三年（1173年），才恢復會寧府為上京，形成了金朝六京制度（圖3）；再到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至二十三年（1183年），用三年時間，重建上京宮殿。在六京中，中都與上京、北京、東京的布局，穩定了金代后期六十年對東北地區的統治，加強了中央政府與廣大東北地方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的聯系。

3.2 “移民實京師”與多民族融合

上京的營建，對周邊區域的發展起了巨大的帶動作用。新建國家政權，確立都城之后一般要大量移民，包括官員、軍隊、工匠、富戶，移住都城，歷代幾乎沒有例外。金太祖時期不斷有漢人、契丹人遷移到金源內地，史書上記載：“太祖每收城邑，往往徙其民以實京師”，規模較大如天輔元年（1116年）女固、脾室四部及渤海人遷入；天輔六年（1122年）遷山西諸州居民，次年又盡徙燕京路六州氏族富強工技之民于內地；大定十七年（1176年）又遷徙契丹余黨于上京。在金朝統治者看來，通過將各民族與女真人雜居并通婚，使其與女真人一起生產生活，可以使各族逐漸與女真族融合在一起，消除反叛念頭。

除戰爭期間遷徙戰俘及降民外，大量女真人也遷徙到了上京及周邊地區。大定二十四年十一月，尚書省奏請從速頻、胡里改兩路遷移三個猛安，二十四謀克的女真人，以實上京。速頻、胡里改人驍勇可用，此后遷移中實際遷徙了三猛安三十謀克女真人實上京，共計九千人丁，約五萬六千口。速頻路位于阿里門河（烏蘇里江）流域，東臨大海；胡里改路位于混同江（黑龍江下游）流域，東北臨海，與庫頁島相鄰。實上京的三猛安女真人就是從這一廣大地區遷移來的，目的在于“蓋欲上京兵多，它日可為緩急之備也”。

多民族在上京地區的匯集以及金朝統治者鼓勵通婚的政策，大大促進了北方各族的大融合，出現“猛安人與漢人，今為一家，皆是國人”的局面。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也大大加速和加深了金王朝封建化進程。不僅都城建設深受禮制思想影響，生產方式也由漁獵向農耕轉變，行政管理上改世襲制為流官制，建立科舉制度選拔所需人才。

4 討論

金王朝立國之初的“都城”，很大程度上還保留著部族體制的痕跡。隨著與中原文化交流的日益加強，從部族體制向帝制王朝的轉變過程中，都城形態也發生了顯著變化，在模仿汴京的過程中形成了宮城、皇城和外城三重城平面布局，體現了禮制思想的深刻影響。此后世宗年間雖然一直強調祖宗舊俗，但都城制度、城市形態并沒有太大變化。金代建都于上京，使之成為最早建都于東北地區的都城，加強了對廣大東北地區的統治及對經濟的開發，推動了民族融合和區域社會發展。

作為邊疆都城之一，金上京這種變化并非個例。唐代開始，東北、西北、西南地區涌現出眾多少數民族政權，在其統治核心區域規劃建設了大量都城，如渤海國上京龍泉府、遼上京、金上京、元上都、元中都、清盛京等，如算上陪都，則數量更多，這些城市在政權建立后，均有一個都城建設過程中對禮制制度接受的過程，成為連接內地與邊疆、漢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的堅韌紐帶。即便以后政權衰亡，但城市分布與人口分布的總體格局依然影響深遠。中國古代邊疆地區都城的建設，不僅對現代城市分布格局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也為開發建設邊疆、維護國家統一發揮了巨大作用。

作者：王洪波 姜舒童 彭靜楊 殷國原 韓光輝

來源：《城市發展研究》2021年第10期

選稿：賀雨婷

編輯：宋柄燃

校對：鄭雨晴

審訂：楊 琪

責編：耿 曈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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