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便血，39歲確診直腸癌

4月1日，39歲的林靈被確診為直腸癌。

近幾年，家住浙江臺州的林靈總是打嗝，覺得胃里有石頭壓著。幾年前，她做了一次胃鏡，檢出了淺表性胃炎，她便認為都是胃部問題。今年3月復診做胃鏡時，醫生建議也做一次腸鏡。出乎意料的是，病理報告顯示，其直腸靠近肛門處有腸腺上皮病變，是直腸癌。

4月1日林靈收到的病理檢測結果，顯示為直腸癌。圖/受訪者提供

“確診后回想，此前確實已有癥狀了。我偶爾便秘，大便黏膩粘馬桶，大部分時間不成形。由于一直沒有便血，就沒引起重視。”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病灶不大，浸潤深度已達手術標準，在做腸鏡時已同步切除。如果能早兩年做腸鏡，很可能這些罪都不會受。

許多癌癥確診患者都有“悔不當初”的感慨。國家癌癥中心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22年國內新發惡性腫瘤患者482萬例，死亡257萬例，肺癌、結直腸癌、甲狀腺癌、肝癌和胃癌病例數位列前五位。資料顯示，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腫瘤早期診斷率偏低，同時腫瘤篩查和預防措施存在不足，許多腫瘤患者在確診時已處于中晚期。

今年4月15—21日是第32個全國腫瘤防治宣傳周。今年3月，國家衛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強調，要加大癌癥早篩力度。值得思考的是：早篩可以多早？當推進到非高危、無癥狀人群，它是早期患者的“救命稻草”，還是健康人群的“莫名挨刀”？

腫瘤細胞示意圖 圖/視覺中國

害怕開到“隱藏款”

“您的指標不太好，建議盡快做增強CT和胃鏡。”48歲的徐寧依舊記得接到護士電話時，全身被冷汗浸濕的感受。

去年9月，他在四川老家休假，在社區超市門口偶然收到一張一家民營體檢機構的傳單，上面寫著“公益癌癥篩查，血液腫瘤標志物12項全免費”。徐寧平時偶爾胃脹氣、睡眠不好，但從未當回事，看到“名額有限”時，他想著不查白不查，便預約了。

空腹采血、填問卷，整個過程不到半小時，徐寧起初覺得不過是一次普通體檢。三天后，他接到了那通電話，對方告知他的CA19-9指標偏高。CA19-9即糖類抗原19-9，是主流的腫瘤生物標志物之一，正常上限是37單位，而徐寧是41。腫瘤標志物是腫瘤細胞釋放的一類物質，存在于體液和組織中，是輔助篩查、療效監測以及隨訪的參考指標。CA19-9和胰腺、膽道、消化道腫瘤高度相關。

“胰腺癌？”這是涌入徐寧腦海的第一個詞。他搜索得知，胰腺癌五年生存率不足10％。他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那段時間他吃不下飯，“甚至開始考慮遺囑”。當務之急是復診。但直到3個月后他才在工作地上海的一所三甲醫院獲得了確切的診斷：慢性膽囊炎。他之所以拖延的理由很簡單，“就是害怕醫院對自己下‘死亡判決’”。

齊鳴則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今年3月，65歲的他做完了第三次結腸息肉切除手術。長期吸煙的他曾因慢性支氣管炎發作就醫，他的女兒看到醫院正在開展免費的結直腸癌篩查項目，順手給父親報了名。沒想到，齊鳴確診了直徑1厘米的結腸腺瘤性息肉，這是腸癌最主要的一種癌前病變。由于結腸息肉多次復發，他經常向女兒訴說“夢到得癌癥”“一查出就是晚期”的焦慮。之后幾乎每個月，齊鳴都花費數百元購買糞便潛血試劑盒在家自檢，等待檢測結果的那幾天，也是他情緒波動最大、食欲最差的時候。偶爾檢測出潛血陽性，便仿佛“天塌了”。

許多受檢者將癌癥篩查形容為“開盲盒”，而癌癥就是其中的小概率“隱藏款”。隨著國內癌癥發病和死亡人數的上升，患癌焦慮正持續擴散。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腫瘤登記辦公室主任陳萬青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國內癌癥譜系呈現新的變化，與感染、飲食、衛生條件相關的食管癌、胃癌、肝癌等上消化道癌癥負擔有所下降，但與城市化、生活方式相關的肺癌、結直腸癌、乳腺癌、甲狀腺癌等發病率持續上升。

北京大學腫瘤醫院消化道腫瘤內科專家張曉東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結直腸癌屬于“富貴癌”。從臨床數據來看，雖然老年人仍是最高危人群，但消化道癌存在年輕化趨勢，胃癌、腸癌等在50歲以下人群，特別是年輕女性中的發病率近年來顯著上升。年輕患者大部分有家族史。陳萬青指出，國內癌癥的年齡標準化死亡率正以每年1.3％的速率下降，這表明近年大力推行早診早治后，患者有直接獲益。

但不是所有癌癥都適合篩查。多位受訪者介紹，適合開展人群篩查的癌癥，通常具備發病率高、篩查技術成熟、早期干預效果明確、成本效益好等特點。目前國內重點推進規范化篩查的癌癥有8種：肺癌、結直腸癌、胃癌、食管癌、肝癌、乳腺癌、宮頸癌、鼻咽癌。這些高發癌癥的篩查由中央財政支持，全國各地分級實施。

對于甲狀腺癌等，陳萬青介紹，考慮到過度診療風險，僅建議高危人群開展針對性篩查，不推薦普通人群進行常規普篩。“胰腺癌、膽管癌等的早期癌變大多數是偶然發現的，常規影像檢查很難發現。某些惡性度極高的癌可能3—6個月就進展到晚期。”張曉東說。

張曉東從2018年開始在醫院推行消化道癌的早期篩查，目前其團隊共篩查了5000多例，癌癥的檢出率為1.3％左右。大部分50—60歲患者是其親友、子女拉來的，真正主動篩查的患者不到10％。張曉東指出，大部分結直腸癌由息肉演變而來，而且通常十分漫長，早期病程可達5—10年。像齊鳴這樣反復多次檢查沒有必要，但完全忽略篩查更不可取。早期結直腸癌的治愈率可達80％—90％，而晚期則降至20％以下。

張曉東遇到過不少患者，家族里已有多人發病，甚至包括直系親屬，但仍沒有引起重視。她強調，雖然國家推行的篩查起始年齡是40歲，但對胃癌、結直腸癌來說，臨床上一旦明確家族遺傳性，建議18歲以上的家族成員盡快做胃鏡、腸鏡篩查。

雖然宣傳多年，但許多癌癥早篩項目的參與度仍很低。安徽省腫瘤防治所副主任醫師、安徽省預防醫學會癌癥篩查與早診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徐輝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國家開展的淮河流域地區癌癥早診早治項目中，肝癌、胃癌、食管癌的參與率分別是45.4％、28.6％和26％，這還是針對高危人群的篩查數據。他認為，目前大多數公眾意識還停留在“有癥狀再檢查”的階段。

醫務人員為患者進行上消化道腫瘤篩查。圖/視覺中國

液體活檢只是輔助

除了公眾意識，篩查技術本身也影響著癌癥篩查的依從性。

家住天津的思雨今年40歲，年初在醫院做了一次腸鏡篩查，體驗并不美好。由于是麻藥過敏體質，她無法選擇無痛腸鏡。在她看來，腸鏡最難過的關卡甚至不是疼痛，而是清腸和心理建設。

思雨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篩查前一天只能吃面湯之類的半流食，下午開始喝瀉藥，用兩升水沖服藥粉。接下來便是持續6—7次的排便，一直折騰到半夜。檢查當天還要再重復服藥的過程。“做腸鏡需要側臥在床，身體蜷縮。褲子褪下一半，把臀部對著醫生，任誰都會覺得羞恥。”

腸鏡是齊鳴的“老朋友”了。由于有其他基礎病，醫生也不建議他做無痛腸鏡。齊鳴女兒記得第一次做腸鏡時，父親形容腸鏡的管子有火腿腸那么粗。腸鏡進入后異物感非常明顯，到直腸轉彎處，他感到一股劇烈的絞痛。做完后腸道脹氣嚴重，一天都會有腹脹和按壓痛。

結直腸癌早篩一定要經過腸鏡這一關嗎？國內外結直腸癌早診指南都推薦基于糞便檢測的篩查技術，作為普通人群的初篩手段。其中，糞便免疫化學測試（FIT）用于檢測糞便中肉眼不可見的微量血液，結果較為準確，已成為最廣泛的早篩技術。根據《中華醫學雜志》2023年發布的《中國結直腸癌早診早治專家共識》，40—74歲一般人群推薦每5—10年做一次結腸鏡檢查，如篩查對象拒絕結腸鏡檢查，采用FIT初篩，初篩陽性者再推薦結腸鏡檢查。

但FIT產品有著15％左右的假陽性率。近年來，糞便DNA檢測技術發展迅速，該技術檢測糞便中腸道腫瘤脫落細胞的DNA變化，是液體活檢的一種。液體活檢是近年來最炙手可熱的早篩技術。血液、尿液、唾液、腦脊液等都能成為檢測樣本。徐輝介紹，液體活檢采樣方便，可用于癌癥的輔助診斷，也能在治療階段為靶向治療、免疫治療等提供決策支持，在預后管理中作為癌癥復發風險的預警指標。

但徐輝指出，即使在專業篩查條件下，目前的液體活檢技術也難以突破靈敏度與特異性的瓶頸。廣州康立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開發了國內首個腸癌糞便基因檢測試劑盒，在當地面向45歲以上一般風險人群進行初篩試點。該公司創始人鄒鴻志表示，該產品假陽性率能達到FIT一半，假陰性率約13％。目前，沒有產品能做到靈敏度與特異性的雙理想化。

張曉東分析，如果血液或糞便里已流淌著足夠檢出的腫瘤細胞，那說明已非常晚期了。早期直腸癌的癌細胞集中在局部腸黏膜里，即使癌細胞脫落入血也非常稀少，液體活檢尚未成為篩查的絕對指標。“如果有機構將液體活檢作為早期癌篩查的單一指標，那一定不正規。”

中國科學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盧煜明長期研究鼻咽癌早篩，2017年便在《新英格蘭醫學雜志》上發表了超過2萬人的人群研究，基于液體活檢的鼻咽癌早篩的靈敏度是97％，特異性是99.7％。盧煜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系列研究最重要的結果是，沒有做液體活檢早篩的人群中檢出的鼻咽癌80％是中晚期，而進行過篩查的人群檢出的鼻咽癌70％是早期。鼻咽癌的死亡率因篩查從40％降到3.7％左右。可以說，液體活檢方法有望成為鼻咽癌篩查的金標準。但對于其他癌癥，還需更多實證。

除了液體活檢本身，盧煜明認為，未來更應該追求的是多模態檢測，把不同數據匯總分析。例如，液體活檢給出腫瘤DNA水平信息，內鏡和CT給出影像信息，再加上糖尿病、肥胖、吸煙等相關信息，全部匯入AI大模型。“這是未來5到10年癌癥早篩領域最有發展前景的路徑。”

腫瘤標志物不靠譜？

徐寧前往三甲醫院復診時，醫生問他的第一句話是：“最近有沒有吃胃藥或者消炎藥？有沒有膽囊炎病史？”

徐寧兩年前曾查出過慢性膽囊炎，偶爾吃胃酸抑制劑奧美拉唑。醫生告訴他，奧美拉唑可能干擾CA19-9的檢測，身體炎癥也會導致這個指標升高，建議再抽一次血，并做腹部超聲。

當天下午，徐寧收到了最新結果：CA19-9回到了28。超聲顯示膽囊有少量泥沙樣結石，胰腺、肝臟均未見異常。最后醫生告訴徐寧，大概率是膽囊炎引起的指標假性升高，加上沒有影像學異常，不建議做增強CT，三個月后再復查即可。“聽到這句話，我差點哭出來。”徐寧說。

他進一步和醫生確認CA19-9的參考范圍，醫生說，某些檢測機構可能將正常值的上限定為27，傾向于用最嚴標準來放大焦慮。徐寧回憶起，在前述民營體檢機構做完篩查后，有工作人員向他推薦了一個“深度防癌篩查套餐”，原價12800元，“憑本次異常結果可以打六折”。

腫瘤標志物篩查是液體活檢的一員。多位受訪專家稱，事實上，某些器官的良性增生，吸煙飲酒等不良生活習慣，身體本身存在炎癥等都可能導致腫瘤標志物水平異常。徐輝舉例稱，某受檢者去進行前列腺癌腫瘤標志物檢測，結果PSA指標偏高，但其實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前列腺充血刺激等情況都可能導致PSA水平異常。反之，腫瘤標志物水平正常也不代表一定沒有患癌。

不過，在許多三甲醫院，腫瘤標志物仍是篩查項目之一。在張曉東看來，血液腫瘤標志物檢測技術開展幾十年，對消化道腫瘤敏感度最高，應用最廣。之所以醫院還在用，是因為“有歪打正著的可能性”，總比發現不了要好得多。

上圖：武漢一家生命科技公司的實驗室內，工作人員對樣本DNA提取和分析，可以發現早期腫瘤基因突變等信息。

下圖：研究人員在昆明延安醫院“腫瘤免疫防治研究重點實驗室”做實驗。圖/視覺中國

《中國新聞周刊》在社交平臺上以受檢者身份咨詢了若干檢測機構，部分機構會用一兩項免費標志物作為引流，最終推銷的是昂貴的全套防癌檢測，而其中有些項目沒有明確臨床價值，比如山東某體檢機構推出的“循環腫瘤細胞檢測（CTC）”，單次2400元，其實是液體活檢的一種，國內外指南都不推薦用于無癥狀人群的篩查。被問及銷量時，該機構客服稱“賣得很好，大部分都是子女給父母買，買來不虧”。有業內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目前CTC的分析方法和標準業內尚未統一，不同機構、不同儀器的測試結果可能不同，上限值也沒有統一規范。

上圖：1月26日，安徽一家醫院的血液內科細胞采集與制備實驗室，工作人員在顯微鏡下觀察CAR-T細胞（經基因工程修飾的靶向性免疫細胞）生長情況。

下圖：醫院病理科醫生提取檢驗患者的腫瘤機體組織。圖/視覺中國

陳萬青表示，目前市面上部分機構推出的“腫瘤標志物多項檢測”“一滴血測多種癌”等項目，在一般人群中的篩查效能有限，機構宣傳可能夸大檢測性能，從而導致不必要的后續檢查和心理負擔。“多癌早篩”技術還缺乏大規模研究證據，尚不具備作為常規人群篩查工具的條件。

多位受訪者指出，由于存在假陽性和假陰性，開展大規模人群篩查就不可避免出現過度篩查和篩查不足。陳萬青認為，過度篩查的邊界在于“有沒有真正讓患者獲益”。如果篩出的是低風險、進展緩慢甚至終生不會影響健康的病變，卻帶來了過多檢查、穿刺、手術和焦慮，就是典型的過度醫療。癌癥篩查的目標不是盡可能多發現病灶，而是減少死亡、減少傷害、提高防治效率。這需要“做減法”：專注高風險人群，減少盲目開具的侵入性檢查。

篩查后顯示健康，受檢者的錢就浪費了嗎？在張曉東看來，癌癥早篩的首要目的不是篩出癌，而是建立個人健康檔案。在她所在的醫院，門診很多外科醫生初診時，發現患者早期腸癌可以直接手術，但是多學科會診發現肺上、肝上有結節，如果沒有既往影像檢查做參考，就無法確定結節是不是轉移病灶。這將直接影響后續治療方案的制定。

“癌癥篩查確實是典型的雙刃劍。”在陳萬青看來，理想狀態下，人人都應具備防癌意識和基本健康管理觀念，未來更合理的模式是，全民開展防癌教育和基礎風險評估，根據危險因素進行風險分級。

徐寧說，未來不會再輕易做癌癥的腫瘤標志物檢測了，因為不喜歡“開盲盒”的感覺。但他也說，癌癥篩查這個“盲盒”，也許每個人都應至少開一次。

（文中林靈、徐寧、齊鳴、思雨為化名）

發于2026.4.20總第1232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癌癥篩查：不得不開的“盲盒”

記者：周游 孫厚銘

編輯：杜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