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初稿｜沒有土地的人：一名皖北大學生的自我民族志

【按】“認識自己”是古老的箴言，也是生命歷程中至關重要的議題?！叭松醺濉毕盗惺且蝗寒敶髮W生的自我民族志書寫，圍繞“你如何成為現在的自己”這一追問展開。在這里，辨識來路，也辨識自己，寫下對人生最初的、未定稿的理解。

我的家鄉，安徽宿州，淮海平原上一座普通的農業城市，從市郊開始就是一望無際的農田。土地是這里最實在的東西，長麥子，玉米和大豆，能蓋起安身的房子，也能埋葬逝者。我沒有老家，沒有屬于自己的土地，這種“無地”的初始狀態并非一片空白，而是一枚胎記，從一開始就提醒我要尋找另一種方式來錨定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

圖1 平原上的玉米地

一、土地?父親

我在城市里長大，本與鄉下的土地沒什么聯系，但在小學三年級前的五一假期和十一假期，我總會和父母一起回外婆在符離的老屋幫忙。我們一般上午出發，長輩會從院子里拉出那輛農耕用的拖拉機。這種拖拉機燒油，發動時需要兩到三個成年人一起快速轉動一條可以拆卸的L狀搖桿。它在耕作時后面掛著用楊木做的犁，往返家與田地之間時，則掛著一個鐵質的簡易露天車廂，可以載人，載糧。我們一家人就坐在這個車廂里，圍著堆在車廂中央的農具，沿著窄窄的土路慢慢往地里行進。后來，這些土路一點點被鋪成了水泥路，但路兩旁的楊樹一直屹立在那。記憶里，整個宿州的鄉間到處都是楊樹。楊樹高大，葉子密集，風一吹便沙沙作響，陽光穿過葉間的縫隙滲下來，印在車廂和土地上。在鄉間，地是沒有界限地連在一起的，從遠處看，很難說清哪一塊地具體屬于誰。在我眼里，所有的田地長得也一樣。我總是不解地問母親：“媽，地怎么這一塊那一塊的??？為什么我們不種在一起？”母親坐在顛簸的車廂邊，指著遠處一塊麥地回應我：“那是毛孩家的地，再往東的才是咱家的。咱家還有幾塊在南湖，有一塊小的在鐵路邊?！彼麄兯坪跣睦镉幸粡埖貓D，知道哪塊地屬于哪一家。我至今也不知道他們是靠什么辨認的，也許是地形、方位，也許是記憶，但他們就是知道。

來到農田旁，大人們用簸箕裝起白花花的化肥，沿著莊稼里隱隱約約的小徑，邊走邊左右揚撒化肥顆粒。我則被他們叮囑：“站在地旁邊，別亂走，別踩人家的莊稼?！庇谑俏揖蛿抵脊萨B發出幾聲“咕咕咕”，在雜草里摘蒼耳或是尋找“小西瓜”打發時間，有時不知不覺會走到鄰家的地里，被發現后，長輩就會嚇唬我：“你踩人家的地，人家就把你拐走賣嘍?！蹦菚r的我膽小，總被這些話嚇哭，于是后來索性一直坐在拖拉機上哪都不去。后來回想起來，這種顛簸、吵鬧的旅程是接觸土地的一種方式，它一直留在我心里。也許正是在那樣的時刻，我慢慢養成了一種習慣：在進入一件事情之前，先看清它的邊界和規則。

五月初收麥子。勞動節前后，從城里排著隊來的聯合收割機在鎮子里、村頭、河堤和土地間轟鳴?？諝饫飶浡贌斩挼奈兜?，灰燼和塵土朦朧了天地。從城里來的聯合收割機雖然多，但能開進自家地里的卻很少。人們會隔著一大片麥田喊：“老shěi，給他家收完麥來我家地里，就在旁邊！”十月曬大豆時，屋頂上、院子里、屋前的空地上都會鋪開蛇皮袋，大人把大豆倒在上面，用竹子做的耙子來回翻，黃豆在耙子的帶動下滾動，在蛇皮袋上嘩嘩作響。孩子們則要光著腳站在豆子上，翻揀干枯的葉子、根莖和壞掉的豆子，小心從楊樹上掉下來的楊辣子，帶著貓咪趕走來偷吃的雞和落在楊樹上虎視眈眈的鳥。有時候鄰居家的院子和屋頂也會被借來曬糧食，屋頂之間只隔著很矮的圍欄，小腿那么高，可以直接跨過去。這些圍欄是柱狀鏤空的，柱子上蓋著平板狀的瓦片，柱子之間的黑土里會長出一些蕨類植物。那些植物的嫩須卷成一圈一圈，看起來很有意思。假期將盡，臨走時我總會嚷著：“不想回去，不要上學?！蹦赣H就會拉著我上車，說：“這是外婆家，咱家在城里的，不回去怎么行?！本瓦@樣，兒時的我始終是這片土地的客人，每次拜訪都會被大家極熱情地款待，可這種作客的疏離感也讓我感到不自在。隨著年齡漸長，這種不自在慢慢變成了一種默默的抗拒，即便不得不回去，我也只想趕快離開，回到城里的家。

說到地，終究要講到地上的人。我的父親出生在靈璧縣的農村，十八歲那年，他被祖父帶進城工作，換為城市戶口，也因此沒有再分到老家的土地。在我的小學時期，母親因工作常常不在家。晚飯時，我就坐在家里的那張方桌旁聽父親說他兒時的事。他說村子邊有一條泥河，河岸的泥厚得很，用手一挖能挖出小貝殼。放學后，他和朋友們常在河岸邊的地里掏地瓜，再挖一個坑，生一堆火，在土坑里烤來吃。巧合的是，我們現在住的社區旁也有一條河。那是一條人工護城河，河堤由大理石筑成，規則又整齊，旁邊是公園，有瀝青步道、李樹、毛桃和櫻樹。晚上會有人在那里散步、遛狗。父親有時也會去那里走一走。

圖2 我家旁邊的河（拍攝于2019年12月29日晚）

父親總抱怨祖父當年沒有供他繼續上學，也沒有給他留地。他說如果當初沒有被帶進城，也許就能在老家蓋自己的房，守著幾畝地過日子。畢竟在這片平原上，有地就有房，有地就有尊嚴和退路。家家戶戶守著宅基地，兒子成家之后往往要蓋一棟新房，漸漸地，莊子里建起不少挨在一起的小洋房，但這些新房大多數時候只是和老房里的老人一起守著地。我的表哥，保留著農村戶口，新婚后便在自己的宅基地上蓋了新房，隨后就帶著新娘一起去福建打拼，并在那里生了孩子，每逢過年時才回來住幾天。如果誰在外面做生意失敗，把城里的房子賣了，只要老家的地還在，也還能回到莊子里來。而如果誰把地承包出去，旁人往往會覺得那是“瞎胡鬧”。這些抱怨，父親幾乎每隔一兩天就會重新講一遍。起初我只是坐在那里聽著，同情他，漸漸地也開始對這種反復的抱怨感到厭煩，甚至會生氣。年紀漸長后我也慢慢明白：他一遍遍地說那些，不光是一條河、一棟房，幾畝地。那條泥河，那些沒蓋起來的房和沒分到的地，是他和老家之間的聯系。而我呢，從小看到的就是另一條河，過的是另一種日子，我倆的河從來就沒在一個地方。父親的念叨讓我很早就明白了一個道理：我沒有可以回去的老家，沒有退路。所以我很小就特別現實，喜歡考慮未來。

對父親來說，老家是他成長的地方，他還有親情、友情、記憶在那。祖母在世時，他每隔兩三周總要回去看一看。而老家對我只是一個詞，它來自父親的講述，我連它的具體方位都不清楚，偶爾跟著回去，也只是木訥地靠著車窗，看著外面的楊樹逐漸多起來，聽著父親說：“馬上到劉閘了……前面的路太窄了，得從別人莊里繞路走……”

在祖母的葬禮上，我第一次真正接觸到父親講述的那個大家族。堂屋里來了許多同房，在莊子里，大部分人往往同一個姓氏，彼此互稱“近鄰”或者“同房”，遇到白事，十里八鄉沾親帶故的人都要來，這是規矩。他們互相都熟悉，說話帶著濃重的鄉音，而我幾乎一個都不認識。父母和我戴著項帽，穿著孝衣在人群中走動，告訴我這個該叫“大爺”，那個該叫“二奶”。當他們提醒時，我就機械地喊一句“XX好”。但更多時候，沒有人告訴我該怎么稱呼，我就躲在堂屋最拐角，希望沒人發現我，萬不得已要打招呼時我就干脆不分男女、年齡和輩分，統一說一句：“你好。”這句在城市里再普通不過的問候，在那里卻顯得有些突兀。

祖母下葬時，我跟在同房們組成的隊伍最后，看著棺槨入土，土再壘成小丘。淮海平原上有很多這樣的小土丘，那是墳，它們散落在田間，也在路邊。墳旁有時會種幾棵矮松，那是孝子種的，淮海平原是不生長這種松樹的。地里的人曾經也是從地里成長的，與土地打了一輩子交道，落葉歸根，最后一定會再回到地中，這是傳統，也是他們的意愿。聽著周圍密集的鄉音和哭聲，看著父親和大伯在隊伍最前方埋在孝服里的頭，緊緊握著的纏著白布條的樹枝，我卻發現自己很難像他們那樣自然地悲慟流淚，我更像是一個按照指令完成動作的機器人，轉圈、下跪、磕頭。也正是這場葬禮讓我打心里害怕復雜的人際關系和甩不掉的人情債，莊里辦紅白事最看重禮賬，家家戶戶都會備下專用的宣紙賬本，父親特意請了莊里德高望重、寫得一手好毛筆字的同房來掌禮記賬。他就坐在大門側邊的方桌后，戴著老花鏡，研好墨，對著前來吊唁的鄉親，一筆一劃、工工整整地在賬本上寫下姓名與禮金：“張家伍佰元，李家陸佰元”。這賬本就像一張網，記下的不只是金錢，更是綁定了全莊人的人情往來——日后別家有了事，必須按著賬本上的數目對等隨禮，一來一往，世世代代，反反復復，誰也脫不開。

二、城市?Z

真正屬于我的是城里的生活。在那里，地換了一副模樣，變成了房。

我是在市醫院出生，在城里長大的，小城生活閑適安然，但城里人對房子的執念和鄉下人對土地的很像。城市里的房子，某種意義上也像是水泥砌成的宅基地。人們攢錢買房，貸款買房，買自己的，買子女的。2009年，我家買了現在住的房子，在市區東南的開發區。那時房價還沒有大幅上漲，是母親提議買的。后來，二高中搬遷到我家附近，周圍的房價上漲不少?，F在回想起來，那時在那里買房是一個很明智的決定。之后的幾年，家里一直在討論房貸，父母還想過，如果我能考上那所剛遷來的二高中，就不用租房了，但后來我考上的是建在城市西北角的一高中。

城市通過樓與門的界限讓生活更有秩序。防盜門關上之后，那種“共用一面墻”的親密感不斷減弱。我家樓下的幾間房時常換住客，陌生的面孔在樓道間相遇，通常也只有極客氣的禮讓，彼此甚至不知曉姓氏，口頭寒暄自然也是沒有的。有幾戶和我家一樣，子女在城市求學，父母在城市工作，與他們的交往也就略多。也有的只是把房子買在這里，然后舉家去浙江求學或工作，像鄉下人在宅基地上蓋了新樓后外出一樣，寒來暑往，他們回來過年的新面孔越來越多，我也不再認識了。

城市生活給了我一個樸素的念頭：得有一個屬于自己的地方，這讓我變得務實，看重攢錢和規劃。同時，它也讓我習慣獨立、看重分寸，安于門后的清凈。鄉村的地沒有墻，所以鄰居的貓可以亂跑，但我長大的城市里到處是門，我是在門后長大的。最早的一扇門，是祖父母當年在市區生活時的集體大院的門。那是一扇普通的鐵門，上面覆蓋著孩童的涂鴉，推開時會發出刺耳的響聲。門后是一條像隧道一樣的通道，通道兩邊是用紅磚、石灰和茅草砌筑的墻，磚縫里的黃土已經風化得松散。我和伙伴們會用練習簿的紙折成小管子，把黃土收集起來和水混合，捏成各種小東西。石灰抹的墻皮脆得用手就能掰下一小塊，我們會用這些粉塊在鐵門上隨意涂抹刻畫，或是在水泥地上畫上跳房子游戲需要的框架。門外是一條小巷，兩邊長著蛇莓，伙伴們會跑過去摘，我則站在門口看著，羨慕地拜托他們幫我帶一些回來。因為長輩不斷告誡我：“不能出去”。雖然我偶爾也會偷偷跑出門去一點，但從不久留，總擔心被發現或者遇到危險。在我家所處的小區里，“門”依然存在。下樓玩耍時，父母會給我劃定一條界線：“不能走過小高層前的電線桿?！蹦歉娋€桿離樓并不遠，但在我的世界里，它像一條國界線。站在桿子前，我會停下來，觀察周圍，確認沒有人注意我，再回頭進入自己的空間。

我曾無數次望向電線桿后的世界，那里其實沒什么特別的，草木、樓宇、行人，都和桿子后的一模一樣。但我從未產生過跨過去的沖動，我只有一個念頭：我不能越界。這些門并沒有人看守，是我自己在看守自己。這種對邊界的敏感慢慢內化為一種習慣，也成了我日后性格里謹慎克制的一面，從不能出去，逐漸延伸為不能做某些事：不能走太遠，不能讓人擔心，甚至不敢直接表達自己的喜好或情緒。小時候，我不敢說不喜歡吃蘿卜，也不敢在放學值日完后在學校與同學多打鬧一會兒。長大后，我很少去挑戰什么未知的風險，凡事總喜歡先看清界線，留在自己覺得安全的地方，這讓我避開了許多混亂，但也確實讓我顯得不夠大膽。

轉折發生在初一。那一年祖父母突然決定回鄉下生活，我也不再去那個集體大院了。父母因工作無法照顧我。有人提議我去小飯桌，但我拒絕了。我學會騎電動車，開始自己做飯。每天中午十一點四十分放學，大約十二點十五分到家，給電動車充電，做飯吃飯，結束后大概下午一點，兩點二十上課，我一般會在一點十五或二十左右出發。從那以后，我持續做飯八年，掌握了各種烹飪技能：煎、炒、烹、炸，面點、湯品和中西甜點。廚房成了我完全自己做主的小世界，雖然無法像祖輩那樣在土地上決定種什么，但在灶臺旁，我可以決定今天的午飯。這八年的廚房生活讓我明白，就算離開家，也能把自己照顧得不錯。這種“我能行”的感覺，給了我在城市里生活的底氣。

一樣的，說到城市，重要的還是城市里的人。與我在這個城市里長大的是Z，他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們相識于初一，算來已有9年的交情了。和我這個從小在城市里生活、謹慎務實、依賴城市規則的孩子不同，Z雖亦是第一代“城里人”，但他是在鄉下的堂屋里出生的，小學前都在鄉村生活，也在鄉下有土地，有親友。這種不同，在我們相處時的許多細節里，都能看見。

比如旅游。2024年的國慶假期，我們決定去深圳進行一場短途旅行，打卡天文臺等幾個地方。然而，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樣順利。那天我們從市區出發，結果大巴一路堵車，堵了整整一個下午，原計劃傍晚去天文臺的行程顯然無法完成了，因此我們臨時決定就近去西涌看海。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看到海，雖然當天是陰天，但海的遼闊與波瀾依然震撼。Z毫不猶豫地沖進了海里，我卻停在了岸邊。翌日早上五點，我們徒步加爬山5公里來到了天文臺。站在高處，俯瞰著這片被《國家地理》雜志評選的中國最美的海岸線之一，確實感到一種內心的寧靜。Z無所畏懼地繼續走了下去，去擁抱岸邊的礁石與浪花，但我依然沒有走下蜿蜒陡峭的臺階，就像我做事時總是先站住看看，在心里畫一條線，告訴自己到這里就行了。我每走一步，都得先想好哪里是安全的。

圖3 深圳天文臺（拍攝于2024年10月4日）

第二天，我們從大鵬新區前往市區。Z一路都在翻看他在海邊拍的照片，調整角度，設計朋友圈照片與文案，我除了與他聊天，幫他挑選照片，其余時間一直靠在公交車的車窗邊，望著車窗外的景色一點點從海岸與山嶺變成城市的道路和高樓。等真正回到深圳市區的時候，我反而有一種很熟悉的感覺：一排排大廈，像一堵一堵豎起來的墻。晚上，我們去了粵海街道一帶。我站在那里仰頭看，脖子有點酸，但又不想走，那種感覺其實和站在天文臺看海的時候有一點類似，只不過方向是反過來的——海是向外延伸的，而這些樓是向上長出來的。很多樓的玻璃幕墻在夜里是亮的，一層一層的燈光像格子一樣疊在一起。Z一開始還會停下來等我，后來就習慣了。他說：“你是真的喜歡這些東西。”“是啊，我覺得這些樓很好看。”我回答道。整齊的高樓，讓我覺得一切都有規矩、能預料，很適合習慣按城市規則生活的人。

我們也時常交流最想去的國家和城市。Z的地理不好，他甚至會把法羅群島當成冰島的領土，但這并不影響他對冰島的向往，每次刷到黑沙灘、峽灣或者極光的視頻，他都會把視頻轉發給我。就像他說的：“我的自由就存在于泥土地和草木山川之間?！蔽覄t獨愛巴黎，一來是對這座國際大都會具有濾鏡，二來是曾有過學習法語的羈絆。他想去的是最原始、最野性的地方，那是土地本來的樣子。我想去的是像巴黎一樣的大都市，那是人建出來的世界。

Z和我的父親在與土地的關系上，形成了非常明確的對照。上大學之后，每年放寒假回家，我和Z時常一起出去吃飯敘舊。但除夕前一周，他都會回到老家去準備過年，年后四五天才會再回到市里。Z會給我發很多鄉村照片，有清晨楊樹之間的薄霧，有夜空中清晰的獵戶座星辰，有屋頂上的積雪和屋檐上的冰溜子，還有他們家飼養的小羊羔和小雞仔。也是每年這個時候，父親總要提前去銀行取一些鈔票，包好給親戚孩童的紅包，動身往靈璧的老家去。他大多時候借宿在大伯家，或是表哥新蓋的小樓里，除了走親戚，給壓歲錢，他還要趕莊里接連不斷的紅白事——過年期間的紅事總是格外多，今天是哪家的兒子娶親，明天是哪家的孩子送面，這些都是親戚或同房打電話告訴他的。父親會找出禮賬本，一筆一筆核對，與母親商量要隨多少錢。他總說：“我應該回去?！彼看芜€會勸我跟他一起走，我卻都推辭了，理由翻來覆去就那幾個：不認識莊里的人，回去也無事可做，何況我自己會做飯。再加上做餐飲工作的母親在年關一直忙不開身，所以過年期間我主要還是一個人生活。我會給Z發我在廚房做的晚飯照片，給他分享有趣的視頻。平時打游戲時，我們倆是默契的隊友，會在局內不停溝通開玩笑。但在過年期間，他會拉上他在鄉下的朋友與表弟。那時的我會選擇關上話筒，聽著麥里他們激情的對話，做一個沉默的高手。我從聽筒里聽到了Z用鄉音和親情傳遞的關于鄰里和土地的瑣事，安靜地分享一點他們的熱鬧。他的根在過年時特別明顯，而我的根就是自己過著的每一天，自己安排的一切。

圖4 Z給我發的鄉村雪景

圖5 Z給我發的羊與雞的照片

三、廣州?我

土地沒有成為我的牽絆，家族和血緣在我身上的約束感變得很弱，這給了我選擇的自由，也讓這人生從一開始就需要自己尋找方向。我可以很自然地把生活范圍不斷向外延伸：高中時，在城市西北角的一高中上學，生活的范圍也逐漸固定在那一片區域，第一次離家那么遠。填報高考志愿時，父母希望我選擇離家近的城市，比如南京，但我依然選擇去了更遠的廣州讀大學，第一次離開淮海平原那么遠。慢慢地，我也變成了那種“只有過年才回去的人”，習慣并喜歡上城市里的匿名狀態。在廣州上大學時，極喜歡在這座大都市里漫無目的地閑逛。隨便選一個方向，從學校大門出發，一個人快步流星地走，這種行走不需要交談，也不需要目的地，卻讓人感到一種由衷的舒暢。以前在家鄉時，總覺得被家里人的目光盯著，哪怕沒人看守，也會自覺地守著那些隱形的門和界限?，F在一個人在廣州，這種心理上的緊繃感減弱甚至消失了。我開始試著走出那個看守自己的小圈子，去做一個更自由、更大膽的成年人。

圖6 我的高中（拍攝于2023年8月28日）

在大學里，我結識了很多人，微信列表的人數從41漲到了303，可除了一兩個比較親密的同學和導師，大部分也只是泛泛之交。四四方方的宿舍把我和其他三個人圈在了一起，可我們幾乎沒有交流，都坐在自己的桌子前，忙自己的事，不過他們似乎也和我一樣，沒什么放不下的牽掛。獨來獨往固然自由，可孤獨也總會不期而至，因此即便到了廣州，相隔千里，我和Z之間的聯系也沒有中斷。我們會經常互相發外賣平臺的紅包，討論各自學校的哪一個食堂更便宜。Z省錢的理由通常很明確，他說想把錢留著以后出去走走，去看山、看海，去冰島。而我卻沒有一個特別明確的目的，只是習慣性地去關注銀行卡里的數字變化。有時候也說不太清楚為什么，但好像只要余額慢慢增加，就會覺得事情還在一個可控范圍里。

除了省錢攢錢，我一直對經濟獨立有強烈而持續的期待，總覺得這和缺失的土地有種隱約的關系。2024年10月，我通過在學校勤工助學獲得了第一個月的工資，不多，600元。收到工資的那天下午，我站在學校食堂與圖書館之間的坡上，反復看著銀行卡變動記錄，將這視為真正的第一桶金。當時也在思考這意味著什么，為什么一直看著銀行卡動賬記錄，卻只是覺得應該一直看著，之后我把頁面截圖存進相冊，做好標簽，一直都沒舍得刪。這種感覺，就像老一輩人站在田埂上，看著自家地里長出莊稼，這些賺來的錢，仿佛是親手種出的果實，它讓我確信我這個沒有老家可回、沒有土地可守的人，也能在這個世界上站得穩，心里不慌。

以前總覺得，沒有老家、沒有土地，是人生里的一種缺失。可現在明白，正是這種“無地”的初始狀態，讓我讀懂了如何成為我自己。我終究成了淮海平原上一個不種麥子的人，不用守著土地綁定的既定根脈，不用困在人情賬本織就的網里，而是靠著在田埂邊學會的分寸、在城市里練就的獨立，還有自己學來的本事、攢下的底氣，努力在這個沒有老家可回的世界里，開墾出一片屬于自己的立足之地。

（作者系中山大學本科生，作者與文中人物均為化名。指導教師：肖鵬，中山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