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在太平天國里，最慘的不是戰死的士兵，而是這群人。

1851年到1864年，十四年間，中國江南地區的人口銳減了近七千萬。江蘇、浙江、安徽、江西四個核心省份的非正常死亡人數，遠遠超過了同時期交戰雙方軍隊的傷亡總數。這些消失的人口中，絕大部分沒有拿過刀槍，沒有上過戰場。他們是種地的農夫、街頭的鐵匠、操持家務的婦女。一份關于同治三年江寧府的戶籍統計顯示，城破后幸存的本地居民不足戰前的十分之一。這種極端的人口滅絕，并非單純的刀兵相見所能解釋。這中間，有著比戰死沙場更為嚴苛的生存絕境。

但實際情況與這種預設完全背離。隊伍在永安州建制后，確立了極其嚴格的“圣庫”制度。按照規定，所有人不得私藏任何財物。剛入營的平民必須將身上僅有的幾枚銅錢、幾口口糧全部上交，統一按編制配發飯食。基層實行嚴苛的連坐與舉報機制，一旦被查出私藏白銀超過五兩，或者隱瞞糧食不報，當事人會被直接斬首。這意味著，普通人一旦踏入這支隊伍，就徹底失去了對自己財產的支配權。他們不再是擁有獨立生產能力的農戶，而是被徹底編入軍事化機器的工具。

隨著大軍順著長江一路攻打到江南，被裹挾進來的平民遭遇了對家庭結構的強制拆解。在攻克江寧府并改名天京后，城內的數十萬平民迎來了社會結構的徹底重組：男婦分館。這座江南重鎮被切割成截然分開的兩個系統。不論老幼，所有的男性被編入男館，充當苦力、修筑城墻、搬運物資；所有的女性則被趕入女館，負責縫補軍服、打柴挑水。

結發夫妻被強制拆散，哪怕在街頭偶然相遇，也絕對不準交談。當時的律法極其明確，私下接觸、說話或者傳遞物品，一律按違犯天條論處，懲罰方式是梟首示眾。幾千年來維系基層社會運轉的家庭紐帶，在政令下被連根拔起。很多江南婦女原本習慣于居家生活，大多留有纏足，在女館的管理下，她們被迫從事極度繁重的體力勞動。大量體弱的婦女因為無法承受高強度的運磚、挑煤工作，在疾病和勞累中死亡。直到咸豐五年，由于基層管理系統瀕臨全面崩潰，分館制度才被迫進行調整，但已有無數普通家庭在這個強制隔離的過程中家破人亡。

除了人員被強制收編，城中的各類手工業者也遭遇了嚴酷的管控。管理層設立了諸匠營和百工衙，將木匠、鐵匠、泥水匠、織工等手藝人強行集中，剝奪了他們自由雇傭與交易的權利。這些工匠淪為了無償的勞動力，終日勞作卻連基本的溫飽都難以維持。凡是稍有懈怠或者私自逃跑者，一律處于極刑。天京城內廣泛適用包括點天燈、五馬分尸在內的重刑，普通百姓生活在連坐與相互告密的嚴密監視之中，連鄰里之間都不敢有多余的交談。

隨著戰事在長江中下游地區來回拉鋸，處于交戰區的普通百姓陷入了雙重壓榨的死局。天京的領導層為了維持龐大的軍政開銷，對占領區征收的賦稅極為沉重。地方鄉官下鄉強行征收糧食，將農戶留作來年播種的種子搜刮一空。而在拉鋸地帶，清軍同樣實行嚴厲的榨取。湘軍和淮軍為了籌措軍餉，在地方上大規模征收厘金。為了堅壁清野，交戰雙方都在廣泛使用破壞性戰術。村莊被反復摧毀，灌溉用的水渠和堤壩廢棄。失去土地和生計的江浙農民，只能在各省之間流亡。成群結隊的難民在荒野中聚集，霍亂和傷寒等瘟疫在大面積爆發。皖南和蘇南的許多縣城，在戰后幾十年里都無法恢復戰前十分之一的人口規模，大片良田徹底荒蕪。

到了同治三年，湘軍完成了對天京的最后合圍。城外的糧道被全數切斷，城內的物資儲備迅速耗盡。面對城內數十萬即將餓死的人口，最高掌權者洪秀全給出的指令是要求全城軍民食用“甜露”。這是一種由野草、青苔和樹皮熬制而成的替代品。平民在城墻根和廢棄的宅院里搜刮所有能吞咽的植物。嚴重的營養不良導致大面積浮腫和成批的非正常死亡，街道上隨處可見因饑餓倒斃的遺體。

當湘軍最終炸開城墻涌入天京時，幸存者并未等來生機。曾國藩與曾國荃的部隊在城內展開了不受限制的報復性屠戮。不管是高層將領，還是被迫留在城中茍延殘喘的普通老人和兒童，都在清軍的刀下迎來了同一種結局。大火在城中持續蔓延，數以萬計的平民在巷戰和隨后的搜捕中被殺。在這場持續了十四年的拉鋸戰中，雙方的掌權者在爭奪正統與權力的過程中，都將底層的生命視為維系系統運轉的燃料。

當城墻被炸開的那一刻，一個餓得全身浮腫、剛剛扒光了院子里最后一塊樹干表皮的江寧城鐵匠，看著沖進來見人就殺的官兵，再回想當初被迫砸掉自己的打鐵鋪子、上交全部家當換來的那紙分田告示。他那一刻到底在想什么？如果時間倒流十四年，再有人跟他說只要跟著走就能吃飽飯，他還會不會邁出那條門檻？